在古代，发生在中原、长江流域与西北游牧民之间的战事，后人通常称为“农耕民族”与“马背民族”之间的碰撞。坦言之，这些战争多为狩猎民族凭借武力入侵农耕文化圈所造成的。一般来说，游牧民族远离农耕地区，生存条件相对恶劣，荒僻闭塞。游牧民为农耕区域的繁荣与财富所吸引，将抢劫作为生活来源。
两宋时，中原及南方地区已进入发达的“农业时代”，而蒙古以及东北的广袤地区依旧停留在游牧社会。宋元之战也就是先进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烈马、弓箭、奔驰、冲杀，要胜于中原王朝所采用的步兵方阵与城池的“守势”作战方式，这使得游牧民族总是处于军事领先地位，为其南侵创造了条件。在交战中，宋军只是消极防御，千城为战，兵力分散，而元军则集中优势兵力，以少胜多，使宋失去抗元有利形势，最终归于兵败如山倒。由于游牧民族大举入侵，抢掠杀戮，使得中原大地百姓陷入空前灾难。
南宋咸淳十年（1274）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布“平宋诏书”。七月，左丞相伯颜挥师大举南下，势如破竹，而宋廷一直处于“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伯颜兵到江南，分军三路，阿剌罕帅右军，自建康出广德，攻独松关；董文炳左师，出江入海，以范文虎为向导，攻澉浦；伯颜率军攻常州，相期“会猎”于临安（《宋史》卷四十七）。
南宋德祐二年（1276）初，元军成功突破宋军防线，接近临安的外围地区。正月初八，宋廷右丞相陈宜中与元军伯颜签订了一份协议（“刘察院廷瑞进称臣表”），表中包括了“称臣”“上尊号”“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乞存境土以奉蒸尝”等，约伯颜会面于长安镇“以输平”。但“宜中违约不往议事”，正月十八日，伯颜领兵进驻皋亭，距临安修门仅三十里。他派出使者约宋廷当政者会面，商议授降事宜。十九日，宋廷任命主战的文天祥为右丞相，都督诸路军马。二十日，谢太后临朝，派文天祥和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等4人出使元营。可以说，文天祥临危受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指南录·自序》），遂同意前往元营一行。
临行时，他辞右丞相不拜，以端明殿学士身份前往。在文天祥看来，元军虽兵临城下，但宋廷尚据有闽赣粤、两浙、两淮等大片国土，仍能继续与元军抗衡。
到了北营，初见伯颜，他想劝说伯颜商议岁金纳贡，然后全身退兵。他对伯颜说：“宋承帝王正统，非辽金比辀，将欲为与国乎？将欲毁其宗社乎？若以为与国，则宜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与金帛犒师。天祥躬督所议，悉输军前，北朝完师以还，此为不战而全胜，策之上也。若欲毁其宗社，则两淮、两浙、闽广尚多未下，穷兵取之，利钝未可知。假能尽取，豪杰并起，兵连祸结，必自此始。”意思是说，大宋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岂能与辽或金国这些游牧国家可比？你们是想和大宋成为友邦呢，还是要推翻大宋、取而代之呢？如果想成为友邦，元军就退兵嘉兴或平江，然后再商议大宋每年向北朝（元蒙）进贡金银帛缎。我文天祥一定遵守承诺，把岁贡悉数奉上，北朝（元蒙）不战而获全胜，这是上策。若想推翻大宋、取而代之，宋今仍踞有两淮、两浙、闽粤等大部分地方，胜负尚不得知。假若灭了大宋，各地豪杰揭竿而起，也会对蒙元统治造成无穷后患。
文中所说“帝王正统”，应视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代表。文天祥说：“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与知。”又说：“以予为相，予不敢拜，先来军前商量。”他虽受命为右丞相，但不敢拜，只是先行到军中商议。言下之意，刻下不能代替宰相出议投降之事。这就把太皇后命监察使奉表称臣，约伯颜与陈宜中（前丞相）会面于长安镇签订投降的事撇清。伯颜听了，摸不着头脑，说道：“丞相来勾当大事，说得是。”为骗取宋廷投降，伯颜引用忽必烈诏书，说道：“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其实，元廷是言而无信的，元军由襄樊起兵以后，凡宋军凭城抵抗者，伯颜一律屠城，无论顺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
伯颜既然引用世祖诏书，文天祥就有话说了：“尔前后约吾使，多失信。今两国丞相亲定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兴，俟讲解之说达北朝，看区处如何却续议之。”文天祥用意是，今元兵“时兵已临京城，纾急之策，惟有款北以为后图”。伯颜也知道，文天祥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开始没有动怒。未料，文天祥据理力争，说道：“能如予说，两国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祸未已，非尔利也！”伯颜听了，沉不住气了，心想，宋军一败涂地，还敢如此放肆说话，我便杀你，又怎样呢？因此“辞渐不逊”。文天祥无一丝恐惧，说道：“吾南朝状元宰相，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为？”文天祥一腔正气，视死如归。伯颜被他的正气所压倒，“为之辞屈而不敢怒”。在伯颜看来，大宋已到亡国边缘，官僚大多疲于逃命，不是临阵遁迹，就是俯首称臣，宋廷居然会有一位丞相，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倒是有了几分敬意。在座元军将领，“诸酋皆失色”，谓之：“真丈夫也！”
元《平宋录》载：“丞相（伯颜）温语慰之，遂遣吴坚、邓惟善、谢堂、贾庆余还临安。丞相顾文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惟留文天祥于军中。”文天祥坚请归国，伯颜不同意。文天祥怒目曰：“吾此来为两国大事，实是好意，况彼各男子（吴坚等）已各释之，何故将我释留？”伯颜答道：“君勿怒，汝为宋室大臣，责任非轻，此来既是好意，今日之事，正当与我共之，愿为数日之留。”由此，吴坚等四人被放回去了，独有文天祥被拘留了。不久，谢太后率群臣献城投降。
文天祥被囚后，元将张弘范（1238—1280）劝降，说道：“国亡矣，忠存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丞相其改心易虑，以事大宋者事无大元。大元贤相，非丞相而谁？”大意是说，大宋已亡，文天祥你为大宋也算尽忠了。如果你改弦易辙，以对大宋的忠心来为大元做事，元廷丞相这个位置，非你莫属了。
文天祥义正词严地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殷之亡也，夷齐不食周粟，亦自尽其义耳，未闻以存亡易心也。”张弘范见他如此忠义，甚为敬佩，关照看守，以礼相待。未久，张弘范患病，病重时向忽必烈上奏，文天祥忠君，应释放，不可杀，以收买人心而稳天下也。文天祥被虏，沿着运河押解北上。
时值深秋，国破河山在，满目萧瑟，一片凄凉，“荒草中原路，斜阳故国情”。国破家碎，兵败被俘，故国沉沦，回天乏力。文天祥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千古名句。
另一个劝降文天祥的人是九岁的大宋皇帝赵㬎。此时，文天祥虽身陷大牢，仍有“君臣之分”，国仇家恨，百感交集，竟然悲声号啕，长跪不起，边哭边喊：“圣驾请回！”
忽必烈劝降文天祥，报国？国在何处？忠君？君在眼前？
只有中华文化的熏陶，才能把文天祥造就成大义凛然、“九死不悔”的英雄。上苍把富饶文明的中华大地赠给了忽必烈，可偏偏有文天祥，一个中华文化巨人，蜗居大牢，犹能顶天立地，令胡人深感大汉文化，虽土地沦亡，然精神不灭！
元至元十八年（1281）八月，忽必烈问群臣：“南北宰相何人为贤？”众臣异口同声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忽必烈对文天祥心仪已久，表示将付以大任。有人将忽必烈的话转告文天祥，文曰：“诸公义同鲍叔，天祥异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显天下，天祥不死，而尽弃其平生，遗臭万年，将焉用之？”十二月初八，忽必烈召见文天祥，文巍然站立，长揖不拜。文道：“宋无不道之君，无可吊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权臣误国，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将、叛臣，入其国都，毁其宗社。天祥相宋于再造之时，宋亡矣，天祥当速死，不当久生。”忽必烈说：“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文曰：“天祥为大宋状元丞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愿一死足矣。”忽必烈又说：“汝不为相，则为枢密。”文答：“一死之外，无可为者。”在狱中，文天祥书绝笔书，曰：“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其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忽必烈准奏：“文天祥既不愿附，不若如其请，赐之死。”文天祥押赴刑场，神色自若，意气扬扬，金鼓导行过市。观者如堵，悲歌慷慨，有置酒酹丞相者，有慰贺勉丞相者。刑前，文向南再拜就死，时年47岁。
▲“皋亭之桃”“西溪之梅”和“河渚之芦”，曾被合称为“杭城三胜”
中国人自古有“天下观”，可以说，文天祥忠君爱国，所维护的大宋江山并非实指赵氏天下，而是指天下人心目中的华夏文化。唐宋时，中国的政经、文化、科技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尤其是唐宋所建立的文官体制、开放政策，在当时世界中无可比拟，一直到今天都被人仿效。大宋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千年的中华文化。后续的元朝则是一个文化倒退、停滞不前的时期，在元军的蹂躏下，繁荣的工商业荡然无存，汉法（中华文化）推行迟滞，草原旧制被顽固推行，治者嗜利黩武，实施严酷的民族压制。
宋元之战，乃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较量，落后文明用武力征服了先进文明。文天祥作为中原先进文化的中流砥柱，不愿意为野蛮落后文明的政权背书。文天祥忠君、爱国，所捍卫的不仅是赵氏王朝，或者说那一伙人，面对着野蛮与杀戮，义无反顾地捍卫中华文化。早在唐宋之前，先人就建立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为重；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这样的普世价值。
宋元时期的欧洲正陷于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元朝的统治方实际上还处于文明发展比较落后的状态，可是中国已建立了世上最先进的社会体制。难怪研究中国史的外国学者惊叹地说：“今天世人所积极寻求的‘普世价值’，其实，中国人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经广泛传播了。”
至于说文天祥之后，元建立的等级制度，疯狂的压榨、掠夺与屠杀，以及后来清创立的“文字狱”，与传统中国人文价值规律背道而驰。难怪有人说，“南宋之后无中国”了。
皋亭山确实应该利用“皋亭抗辩”，打造成一个弘扬爱国主义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