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4年是一个看起来特别有趣的年份，下一次出现类似数字排列大概得等到公元2345年。1234年也是南宋理宗端平元年。这一年正月，宋人与蒙古人联手灭亡了金国，金国最后一个皇帝金哀宗在蔡州（今河南汝南）上吊自杀。宋军与元军各得其一半尸骨，并将这一半尸骨与部分玉带、印信带回临安城。

靖康耻、臣子恨算是了结了。但理宗皇帝并不满足。作为南宋皇帝，他自然希望乘胜追击以收复祖宗故土，尤其是收回位于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北宋皇陵。五月，南宋大军开往河南，史称“端平入洛”。

理宗皇帝高估了宋军的实力，加之将领内讧、补给困难、兵源不足等劣势，宋军惨败，还给了蒙古人南侵的理由。此后，南宋的军事部署转向全面防御，开始了与蒙古人长达近50年的对峙。

长期用兵让南宋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皇帝与庙堂之上的大臣们都在绞尽脑汁地寻找开源节流之法。

可外有强敌，军费不应该缩减；内有民变，税赋不可能增长，内忧外患之下，开源节流谈何容易？君臣们暂时想不到别的好方法，只能将目光聚焦到“印钞机”上。官员吴潜描述这一时期的财政状况称：“现在国家用度极为紧张，用纸币和籴，用纸币饷军，一切用度都以纸币开支。万一碰到水旱灾害、镇压盗贼、军队出征还得用纸币。这样看来，纸币真的是国家命脉。”吴潜指出的几项均为财政支出大头，其中和籴更是重中之重。所谓和籴，指官府向民间购买粮食。宋代税收中的粮食无法完全满足财政开支，尤其是军事开支的需要，官府常常以购买方式再从民间获得粮食。不论南北宋，和籴支出都是一笔十分巨大的开销，在用兵之时则变得更为庞大。

景定四年（1263），距离南宋行在临安城被蒙古人攻破还剩13年。一位名叫贾似道的宰相试图改变大量印刷纸币的现象，他决定先从减少和籴支出入手。

贾似道认为提高纸币币值的根本方法在于不增印纸币，不增印纸币的方法便是不再和籴，无须和籴的方法则是官府自己掌握农田。如何掌握农田？向民间购买！这就是所谓的“公田法”。贾似道的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如果官府掌握相当数量的农田，自己经营而从中获得粮食，那么就无须过度依赖和籴，纸币开支也能相应减少。

但大规模购买土地是一件突发的大事，朝中有不少反对和质疑声。拥有众多田产的高官、地主更是觉得朝廷在强行摊派，他们不满也在情理之中。为了减少阻力，贾似道带头捐出自己在浙西的万亩田产，“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发一语”，反对者敢怒不敢言。尽管如此，公田法的推行效果很差，不久便破产了。

来自上下的阻力是导致公田法失败的重要因素，但奇怪的支付方式可能是造成该法无法达成预期效果的直接原因。贾似道用如下支付手段购买土地：数量较少者全部支付纸币，稍多者纸币、白银各半，再多者加上度牒，最多者则再给予告身（授官的文凭）。

可见纸币是基础而重要的支付手段。问题是，实施公田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减少纸币支出，而购买田产本身却要花费巨额纸币？笔者怎么想都觉得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悖论。

贾似道

也许贾似道觉得购买公田所支出的纸币是“一锤子买卖”，尽管短时间内输出大量纸币，但既然财政因公田而无须依赖纸币，纸币的未来流通量肯定相应减少。可是留给贾似道、留给南宋朝廷的时间不多了。民众对于纸币的信心在一次次的贬值中消散殆尽，他们没有耐心陪贾似道等到公田法奏效、纸币价值回升的那一天。另一方面，蒙古铁骑步步紧逼，丝毫不给南宋朝廷减少财政开支的机会。内忧外患之下，公田法失败。不久，南宋灭亡。

公田法大概是南宋高级官员为挽回纸币币值所做的最后一次综合性尝试。相比从纸币本身出发的传统政策，如回收、提价等，公田法无疑展现出贾似道的创造力和他对于财政问题的洞察力。无奈当时纸币制度混乱至极，无论什么官员开出什么药方都已经无济于事、无力回天。

事实上，宋廷在新会子发行的第一天起就在提升发行量。只是在前期，主要是宋孝宗在位期间，发行与流通数量增加有利于扩大会子的流通范围，并与社会经济所需要的货币数量相适应。此时行在会子流通状况良好，也易于被人接受。中后期，尤其是“开禧北伐”（1206）之后，日趋严峻的军事形势使得行在会子的发行量不受控制，“纸币财政”大行其道。有人一针见血地评论道：“现在财用匮乏。仓库里的积蓄已经花完，可花钱却正红火。国家根本已经掏空，无意义的开销倒是越来越多。朝堂上的人也提不出其他意见，只是增加一个造纸厂作为生财之地而已。”

为了挽回会子币值，朝廷试图用值钱的物品、票据或铜钱来回收行在会子，给人以行在会子尚有许多购买力的感觉，此举名为“称提”。临安府在多次称提活动中承担了重要角色，如：绍定六年（1233），会子发行量超过2亿贯，严重影响会子价值。当年十月，宋理宗下诏出铜钱20万贯，令临安府组织兑换。淳祐十年（1250），宋理宗下诏支出千道度牒，交由临安府兑换民间的十七、十八界破旧会子。宝祐三年（1255）二月，宋理宗将告身、祠牒、新会子、香料、盐交由临安府，命临安府守臣马光祖收兑十七、十八界旧弊会子。宝祐三年（1255）九月，宋理宗问应该如何挽救纸币？有官员称，不如命令临安府的酒税与商税专门用会子上交。朝廷在得到这笔会子税赋后立即焚毁。人们可以用会子在临安府交税，觉得官府没有轻视会子，民间会价也就自然恢复。

平心而论，宋廷在称提会子上确实花费了很多心力，至少在态度上是十分重视的。然而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称提回收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会子增发的速度。称提活动不但白白耗费了大量钱财，让府库积蓄濒临枯竭，对会价的长期稳定也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可以想见，在会价根本不可能仅靠称提就恢复的背景下，那些拿会子去称提处交换值钱物件的人，只是想狠狠捞官府一笔。回来以后，会子该值多少钱还值多少钱。这些人赚得盆满钵满，官府的努力却如杯水车薪。

有时，朝廷还根据每家每户田产的数量，强行征收会子。这一行为的出发点是强制让民众将手中的铜钱或其他资产换成行在会子，从而让行在会子就值那些铜钱或资产的价值。官府再强制回收，又减少了民间的会子数量。理论上会子价格应该有所提升。但是，宋廷却忽视了强行征收会子可能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对该政策非常不满。绝大数人不会体谅所谓称提会价的用心，只会把该政策看作赤裸裸的掠夺。有官员直接对皇帝说：“惟履亩事，人心最不悦。”另一方面，富家大户往往动用自己的势力作弊，平民百姓则吃亏最多。时人称：“避贵虐贱，有力者顽未应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荡产，悲痛无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户。”

不管如何称提、如何摊派，若不停下高速运转的“印钞机”，行在会子的价值永不可能回升。屡次折腾，劳民伤财，人们对会子的信任几乎降到冰点。像“楮币轻如毛”“楮贱如粪土”“市井视之，粪土不如”的话语屡屡出现，“民旅持券，有终日不获一钱一物者”等惨象也时常发生。据说在贬值最严重时，十八界会子二百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宋末高斯得曾写下《物贵》一诗，描绘当时会子贬值、物价飞涨的悲惨状况：

一从泉法乱，都野咸荒荒。

片楮母偏重，无子相低昂。

奸人窃其权，百物因大翔。

握薪重寻桂，尺鱼贵河鲂。

我闻辇毂下，鞅法牛毛详。

物物揭成价，大字悬康庄。

膴鲍榷公肆，饼师聚官场。

市易祖嘉问，均输肖弘羊。

罻罗四面布，摇手触刑章。

哀哉今之人，逢时何不祥。

谷斛八钱汉，米斗三钱唐。

安得生其时，鼓腹咏太康。

钱端礼设计的行在会子，在南宋后期变得面目全非。会子从人见人爱、轻薄方便的纸币，变成了人见人嫌、百无一用的废纸，令人唏嘘不已。再伟大的发明也抗不过违反经济规律的滥用。使用行在会子后，南宋朝廷在填补财政不足时似乎失去了北宋人“开源节流”的创造性，转而一味地依赖纸币。最终，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纸币贬值愈演愈烈。

南宋会子钞版拓本

南宋纸币的故事仍未落幕，最后一幕大戏即将上演。虽然公田法效果不佳，贾似道仍希望从纸币本身出发，以改革币制为契机做最后一搏；临安城的居民和官员则开始想办法放弃这种曾由他们创造、经他们试验、被他们喜爱的纸币。两线交织，行在会子将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文章原名《行在会子轻贱如鸿毛》，内容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