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两志为建德最早之方志，也就是地方文献中关于伍子胥（前六世纪 - 前484年）的记载，时间大致是淳熙年间，最早可到南宋初年，即1130年代，离伍子胥本人的时代1600多年了。
先看看伍子胥的基本史实。伍子胥(? –公元 前484) ,名员, 字子胥, 春秋时楚国人, 为楚大夫伍奢次子,《史记》有传。大致的故事情节如下：伍子胥父亲和兄长为楚平王所害，伍子胥出逃到吴国，此后率吴师侵楚，鞭尸楚平王，为父兄复仇。伍子胥快意恩仇，是春秋末年的报仇故事之一, 历来为人称颂，使其成为文学、戏曲中著名的题材, 脍炙人口，在民间广泛流传。 那么，伍子胥本人真的到过建德/乾潭吗? 不妨对照古代文献中关于伍子胥出奔路线的记录。
伍子胥的出奔路线 记载伍子胥的最早文献是《左传》，经《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加工，此后相对比较详细并奠定之后各种故事版本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左传》是关于伍子胥史迹的最早记载，大致是从鲁昭公20年 （公元前522年）至鲁哀公22年 （公元前473年）。既没有伍子胥由楚入吴期间惊险的叙述。《左传》的有关记录，分别见与昭公 19 年、20 年、30 年、31 年；定公 4 年；哀公元年,和11年，枝干简略，叙事平实，其中既没有记载伍子胥入楚之后的鞭尸复仇的事情，也没有甚至伍子胥死后悬目东门以及鸱夷沉江的记载，但包括了从“出亡”、“复仇”、“忠谏”到“殒身”的各个情节，成为《史记》中《伍子胥列传》以及后来各种文本的基础。比如，《左传》中关于伍子胥出奔的记载仅有三个字，“员如吴。” 这三个字，却给后来的史学家、文学家、说书人和大众留下了无限想象和创造的空间。 距《左传》不久的《吕氏春秋》就在《左传》的简本上添加了许多细节，不知是有本还是基于想象。《吕氏春秋》中的《孟冬季﹒异宝》一篇对伍子胥的行踪作过部分记载。“伍员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郑曰：‘盖是国也，地险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与举。’去郑而之许，见许公而问所之。许公不应，东南向而唾。五员载拜受赐，曰：‘知所之矣。’因如吴。”[1] 这样，伍子胥入吴是根据许公的建议。 春秋时期，既有楚、晋争霸的冲突，又有楚才晋用的典故。北方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都是春秋时期的大国，晋文公和楚庄王都是春秋五霸之一，因而两国是欢喜冤家，经常打打闹闹又互相帮忙。郑国是楚大夫出亡晋国时的第一站，而许正是位于楚郑交界的地方，因此，故事初始出现了“许公”正是题中之义。 吴国位于今天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部分以及环太湖的浙江北部，太湖流域是吴国的核心。从郑国到吴国必然要经过昭关，于是就有了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昭关在今天安徽省含山县城以北7.5公里处。其东有马山，其西有城山，整个山脉呈东西走向，连绵几十里，地势险要，周围湖泽大河，欲往吴国，必须从昭关过。因而昭关令要追捕伍子胥，所以伍子胥无法过关，不得不绕到旁边的大江，并得到一渔翁的帮助渡江而过。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过了昭关，就出现了长江。《左传》简约，没有江上丈人的故事；而《吕氏春秋•异宝》增加了这个情节，伍子胥“过于荆，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丈人度之，绝江。问其名族，则不肯告，解其剑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国之法，得伍员者，爵执圭，禄万担，金千镒。昔者子胥过，吾犹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到了昭关，《吕氏春秋》有记载了江上渔夫的情节。“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于是到了吴国。 相较于先秦的文献，《史记卷六十六 · 伍子胥列传第六》关于伍子胥的记载就比较详细，或许司马迁本人得到了前任没有看过的文献，或者是司马迁本人的加工和想象。当楚王以“生汝父”为饵召其兄弟回楚都时，伍子胥和其兄伍尚意见分歧，伍尚要去郢都见父亲，伍子胥认为这是楚王的陷阱，劝说其兄，“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 伍尚不从，结果被捕杀；楚王也派遣使者前来追捕伍子胥。伍子胥 “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那么，伍子胥是逃往何处往哪个方向去的呢？《史记》中说，伍子胥 “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 太子建是楚国的太子，之前因为和其父楚王有矛盾，出走宋国。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曾经是太子的老师（太傅），其被楚王下狱也是和太子有关。之前因楚平王听信谗言，怀疑太子作乱，于是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 将其下狱，并派人前去杀太子建。太子闻听后，出奔宋国。有了这层渊源，伍子胥自然而然地奔向宋国去找楚太子建。宋国位于现在的河南商丘和安徽淮北一帶，位于楚国的东北方向，因而伍子胥出奔是逃向北方。 伍子胥到了宋国和太子建会合后，没想到宋国发生内乱，“乃与太子建俱奔於郑。郑人甚善之。”郑国位于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是宋国的西面邻国，所以伍子胥从宋国到郑国是向西行进。不久，太子建又到了北方的晋国， 大约是想游说晋顷公帮助自己回楚国。晋国是大国，野心不小，晋顷公就对太子建说，听说郑国很信任你，如果你作为我攻打郑国的内应，郑国一定被灭亡；到那时，我就把郑国封给你。太子建回到了郑国，结果被人告密，消息泄露，招来杀身之祸。 “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伍子胥只好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 再次出逃， “乃与胜俱奔吴。”要由郑往吴，对于逃亡中的伍子胥而言是相当危险的。伍子胥从郑去吴的路途要穿越楚境，也就使得他在这个途中还需要面对很多危险，而后世从中也就演绎出几个著名的故事。过江之后，“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也就是说，伍子胥一路乞讨从安徽到了吴国，也就是今天的苏州一带。 综上所述，伍子胥是个古代的移民， 生于楚国，出奔宋郑，移居吴国，死于吴国。记载伍子胥事迹最早的《左传》之简略说明伍子胥从楚国逃往了吴国，具体路线和过程均未记载；而稍后的《吕氏春秋》以及《史记》则都记载，伍子胥是从楚国北上宋国，再从宋国向西到郑国；然后从郑国向东南出奔到吴国。从郑国到吴国大约穿越了今天的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也就是说，伍子胥出奔不是从楚国向东逃到长江下游，更没有向东南到新安江流域。因此，伍子胥的出奔路线和浙江无关，伍子胥没有到过乾潭，没有到过建德。 可是，为什么位于浙江西南的建德早在宋代就有伍子胥的传说、伍子胥的祠庙以及以他命名的溪流、渡口和村落呢？简单的说，这是伍子胥崇祀习俗在吴越之地流传的结果。伍子胥不仅仅是移民，也是移神(移动的神灵）。
移神伍子胥 伍子胥帮助吴国称霸，同时报了杀父之仇，最后忠谏屈死，这都符合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标准。他慷慨激昂，为父兄报仇，得到了当时人民的普遍认可；他振兴吴国的贡献,深得吴国人民的尊崇；而此后的悲惨遭遇，则塑造了悲剧英雄的形象，更令人悲痛和哀悼。伍子胥从此和忠烈二字连在了一起，化身为忠烈的象征。传说他被赐自尽, 投尸江中,《史记》记载：临死前，伍子胥“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成书于东汉的《吴越春秋》之《夫差内传第五》记载，夫差逼迫伍子胥自杀后，盛怒未息，“弃其躯，投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这里，伍子胥成为潮神的形象呼之欲出。成书时代不明的，但多数认为在汉末之前的《越绝书》则说，伍子胥被投躯江中，“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这里则直接把伍子胥视为水神。总之，对于夫差逼迫伍子胥自尽，吴民愤愤不平 , 知与不知， 莫不哀之，为之立庙。不久，伍子胥就成为吴国百姓崇祀的英雄和神灵。 越国虽是吴国的敌对之方，而且伍子胥还直谏、苦劝吴王夫差不要中了越国的计策， 但越国君臣对雄才大略、刚烈忠贞的伍子胥十分钦佩。《史记》之《伍子胥列传》引《吴地记》，“越军于苏州东南三十里三江口, 又向下三里, 临江北岸立坛, 杀白马祭子胥 ,杯动酒尽, 后因立庙于此江上, 今其侧有浦名上坛浦, 至晋会稽太守糜豹, 移庙吴郭东门内道南。”可见，大约是越人为伍子胥立庙。《吴越春秋》中《勾践伐吴外传第十》记载，越国大夫文种说：“吴之所以强者,为有子胥，今伍子胥忠谏而死 , 是天气前见，亡国之证也。”《越绝书》卷十五在讨论吴越两国的谋臣伍子胥和范蠡时总结说，“伍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贤人。”可见，在汉末之前，吴越两国的对手和忠臣伍子胥和范蠡二人均得到了高度赞赏。《吴越春秋》中《勾践伐吴外传第十》记载， 越王勾践灭吴后诛杀功臣, 大夫文种被赐死, 文种“葬七年, 伍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 与之俱浮于海, 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也。”这样，伍子胥作为潮神和文种作为水神，两个忠臣惺惺相惜，生前敌手，死后相伴，均留在吴越人民的记忆当中。 这样，伍子胥不仅是忠烈英灵，还成为吴越之地的水神潮神。因为吴越处于低洼之地，境内有长江大河，又有湖泊无数，更因临海而受潮水之苦，因而吴越地区早就有崇祀水神的习俗。《后汉书》之《列女传》记载“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因此，在汉代吴越地区就有端午祭祀波神（水神、潮神）的传统。至于水神、潮神是谁，习俗从何而来？现在大家都以为是始于屈原投水自杀，其实在古代就有争论。可能这一风俗在各地各有起源。 南朝的《荆楚岁时记》曾经辨析此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载”, 也就是大家以为端午竞渡是由于屈原投江而来；但《荆楚岁时记》对这个当时流行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它引邯郸淳《曹娥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因而指出“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也就是说，《荆楚岁时记》认为吴地端午崇祀水神起于伍子胥，和屈原无关。那么，吴地端午崇祀伍子胥的风俗从何时开始呢？它认为是从勾践开始，可是也不能确定。可见，伍子胥作为潮神、水神崇拜在南朝时期已经确定无疑了。 宋代《太平广记》卷 2 9 1 引《钱塘志 》描述了伍子胥成仁后转为潮神的过程。“伍子胥累谏吴王，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门，以观越兵来。以鮧鱼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高数百尺，越钱塘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祠焉。庐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庙。每朝暮潮时，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庙前。高一二尺，广十余丈，食顷乃定。俗云：与钱塘江水相应焉！”这段话摘引自《钱塘志》，表明了钱塘江一带的浙江百姓是如何借用了吴地的潮神伍子胥来迎合本地信仰的需要，因为浙江人民千百年来深受钱塘江潮水的威胁和灾害。淝河之水与钱塘江水相应焉，隐喻了崇祀潮神伍子胥从北到南的迁徙！这种模式，在乾潭本地伍子胥崇祀也得到了映证。因为宋代方志中提到了位于山岭之中（而非溪流江流之畔）子胥庙与钱塘江候相应，仅仅因为前者庙旁有一小小的池塘！ 此外，水神伍子胥的崇祀风俗也向北传到了淮河流域等地。宋陆游《入蜀记》载：“ 大抵自荆以西, 子胥庙甚多。”因此，早在宋代，伍子胥的祭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