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中期，文献中几无有关见钱关子的记载。或许是政局稳定，日常的税赋已能够维持日常的财政运作，宋廷无需倚仗此类票据筹资。随着绍兴末期时局再度紧张，宋廷开始大规模发行见钱关子。李心传称之为“绍兴末，颇举行焉”。[28]相较绍兴前期，此时的见钱关子渗透至专卖体系中，导致见钱关子丧失原有的优势，最终被东南会子取代。

绍兴二十九年、三十年（1159—1160），宋廷先后两次向淮东、淮西、湖广总领所等机构拨发见钱关子，相关记载如下：

（绍兴二十九年五月丁卯）户部侍郎赵令詪等言：“诸路屯驻大军，例当贴降钱应副，欲下榷货务场印给公据、关子，赴三路总领所，招诱客人等，请淮西、湖广各关子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作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依自来优润分数。”从之。[29]

（绍兴三十年六月）庚戌，用右文殿修撰、知临安府钱端礼议，复令榷货务给降诸军见钱公据、关子三百万缗，为楮币张本 。淮东总领所四十万缗，淮西、湖广总领所各百二十万缗，平江府、宣州各十万缗，听商人以钱、银中半请买。[30]

绍兴二十九年，宋廷向三总领所拨发关子（拨至淮东总领所者称“公据”）200万贯，一年之后又拨发280万贯，数量可谓庞大。上述见钱关子均由榷货务印发，商人以钱银中半请买，这与绍兴前期的模式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宋廷发行绍兴二十九年关子的目的在于“贴降钱应副”屯驻大军的开销；而绍兴三十年关子则是“为楮币张本”，作为发行楮币的准备。由东南会子设计者钱端礼主导的绍兴三十年关子，似乎具有浓厚的“货币实验”意味。[31]

根据周曲洋的研究，湖广总领所在绍兴二十九年得到是所谓一合同关子，在三十年得到三合同关子。[32]二者的区别在于一合同关子只能由临安榷货务兑换，三合同关子则对应临安、镇江、建康三个榷货务。湖广总领所于绍兴三十年八月向朝廷汇报了见钱关子的销售状况：

湖广总领所言：“节次降到临安府一合同关子共三十万贯余，已卖到钱一万九千贯外，其余并无客人请买。却有降到三合同关子八十万贯，令本所卖钱桩管，比之一合同颇为快便。”[33]

绍兴二十九年发行的一合同关子实际运达30万贯，却仅卖出1.9万贯，销售状况非常糟糕。为何三合同关子更受商人青睐？究其原因，当在于三合同关子的兑换路线符合商人的经营路线。湖广总领所所在的鄂州是南宋最主要的和籴场所之一，商贩云集。[34]商人在此出卖粮食、获得货币后，随即前往两淮地区购盐。[35]乾道七年（1171），由于客商集中在鄂州从事粮食贸易，建康榷货务的盐钞销售状况不佳，淮盐滞销。淮西总领所为此甚至直接请出盐钞，主动前往鄂州贩卖。[36]三合同关子适用于镇江、建康榷货务，又比见钱轻便，自然获得商人喜爱；一合同关子仅在临安兑换，偏离商人的经营路线，因而无人请买。

可见，三合同关子主要的购买者应是在鄂州与两淮之间从事粮食和专卖贸易的商人。对他们而言，以茶盐钞引兑换见钱关子更为合适，毕竟其更想获得专卖贸易的利润，以见钱兑现则意义不大。反过来说，钱端礼将一合同改为三合同，恐怕也在引导见钱关子的购买者向专卖体系靠拢。事实上，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此时见钱关子兑换为见钱的记载，这与绍兴前期明显不同。宋人反而详细说明了此后榷货务对以见钱、金银、见钱关子品搭购买钞引的规定，如乾道二年（1166）“行在榷货务都茶场算请，依自来指挥，茶、盐、矾见系六分轻赍，谓金银、关子；四分见钱，目今多用会子。乳香八分轻赍，谓金银、关子；二分见钱，目今多用会子”，建康榷货务则使用见钱、金银、公据、关子入纳，镇江榷货务亦类似。[37]“依自来指挥”说明此法使用已有一段时间，宋廷逐渐将兑换见钱关子的物品由见钱转移到钞引上来。另一方面，此类品搭规定也使兑换见钱关子的过程，萎缩为购买钞引的一部分。见钱关子实质上成为购买钞引的交易媒介之一。此举当然迎合了部分商人的兴趣，但也导致不希望获得钞引的购买者失去请买欲望。更重要的是，见钱关子因此出现了不可兑现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见钱”属性。这恐怕是钱端礼“货币实验”的重要环节，毕竟东南会子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也不可兑现。[38]

由此，绍兴末期的见钱关子呈现出向货币过渡的态势。然而其究竟尚未成为货币，上述过渡性反倒让其成为便钱与货币之间的尴尬形态，并失去原有的特点与优势。理由如下：

第一，以钞引兑换见钱关子，使发行见钱关子同多发钞引的性质趋近。理论上，如果见钱关子能以钞引全额兑换，发行见钱关子即等于多发钞引。二者的发行数量必须趋同，且以专卖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为基础。如果见钱关子持有者无法顺利兑换，将造成钞引发行和销售的混乱。无论如何，宋廷对绍兴末期见钱关子的运作措施已经背离了绍兴元年的初衷，见钱关子不再是一种能够独立筹款的财政票据，而是作为购买茶盐钞引的支付工具，直接参与到专卖体系的运作中。

第二，此时的见钱关子仍需事先向商人出卖，从本质上说其仍属便钱。商人持关子至榷货务请买钞引的行为也属兑换，这部分见钱关子并不能计入榷货务收入。[39]但见钱关子却在用于购买钞引的各种票据、货币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榷货务得到的见钱关子越多，其实际获得的专卖收入就越少。乾道中，时任监行在榷货务都茶场陈从古便向宰臣虞允文抱怨:“国家利源鹾茗居半，自合同关子行，遂亏常额。”[40]而榷货务也日益减少关子可用的数量，[41]颇为类似绍兴前期拖延兑现、以分数兑现等做法，目的在于减少榷货务的收入损失。不同之处在于，此时见钱关子挂钩钞引，榷货务的限制措施会直接影响专卖体系的运转。

第三，见钱关子贬值。乾道中，因“关子折阅”，四川每年调拨价值300万贯的钱、帛交与湖广总领所，以补足因见钱关子贬值而减少的财政收入。[42]前文所引史料曾述及见钱关子如何在兑现时遭到榷货务贬值，而在绍兴末期，其在发行地如“折阅”呢？以下文字或能提供一个可能的回答：

（乾道）四年二月六日，诏令户部支降三合同五分优润关子三十万贯、旧会子三十万贯，付郭振充修盖营寨等使用。[43]

由“三合同五分优润关子”可知，合同关子从出售时便贬值50%，如此才能影响到发行地的财政收入。50%的贬值既然是给商人的“优润”，榷货务在兑换时应还是基本依照关子的票面价。若见钱关子在兑换钞引时也同样贬值50%，优润便无从谈起。贬值的合同关子能按足值使用，专卖收入将愈发减少；商人则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钞引，进而间接拉低了钞引价格。如果说乾道四年（1168）一例为朝廷主动贬值，那么调拨至湖广总领所的见钱关子贬值，则造成了双输后果：湖广总领所无法足额获得朝廷拨款，必须另寻财源；商人以低价购得见钱关子而至榷货务兑换钞引，进一步减少了专卖收入。这说明以钞引兑换见钱关子后，国家将专卖体系捆绑于见钱关子这一极易超额发行的票据之上，造成了更高的财政风险。

总之，宋廷以钞引代替见钱来兑换见钱关子，既使见钱关子逐渐不可兑现，又使其直接参与专卖体系。由此，商人向榷货务兑换见钱关子与购买茶盐钞引合为一体。这令发行见钱关子可能出现的风险与专卖体系相关联，事实上也确实造成了专卖收入的下降。见钱关子贬值后，商人却可以按原价兑换钞引，这既使拨款无法足额发放，又造成专卖收入亏损。钱端礼等人主导的“货币实验”让见钱关子不再独立于专卖体系的运作，使其失去绍兴前期的优点，并逐渐蜕变为购买茶盐钞引的支付工具。此后，他修正了绍兴末期见钱关子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推出南宋最重要的纸币——东南会子。

通过不兑现与品搭政策，绍兴末年的财政官员们拉近了见钱关子与纸币的距离。商人们也日渐习惯以纸质票据品搭其他货币来购买专卖钞引。但由于仍需先经商人购买，见钱关子本质上还属便钱，且因处于便钱与纸币的过渡阶段引发诸多问题。绍兴三十一年，钱端礼干脆主动推进，跨越二者之间的界限，主持大规模发行东南会子，首要之务便是拉开纸币与便钱的距离：

丙辰，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44]

按照四川钱法发行会子，直接体现在无需商人事先购买，这是便钱转向纸币的标志。由此，即使东南会子可兑现，但也无需立即落实至每一张纸币上。毕竟纸币可以自由流通，而作为财政票据的见钱关子只能等待榷货务兑现或兑换。

如何准备东南会子的本钱可由官府较为独立地控制。户部在10万贯左藏库钱的基础之上发行东南会子，不过我们并不知道此时实际的纸币印造数量。根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乾道初，“户部以财匮”增印会子200万贯，[45]东南会子的发行量应大于本钱的数。当然，因东南会子尚可兑换见钱，[46]宋廷为了维持纸币币值稳定，曾试图通过出卖度牒等方式筹集本钱。[47]无论如何，发行会子的本钱均出自国家财政，受宋廷强制力的控制，这就规避了见钱关子需要预先出售给商人才能起效的缺陷。

乾道三年（1167），宋廷出内藏库、左藏南库银回收980万贯东南会子，[48]并未直接牵动专卖体系。四年，宋廷开始发行不兑现的新会子。[49]此后至南宋末，官方在一般情况下均不兑现东南会子，这使得衡量东南会子的价值的标准变为其能否较好地执行货币职能。而宋廷允许东南会子参与专卖贸易，对大商人是个积极的信号。隆兴二年（1164），榷货务报告当时商人购钞所使用的轻赍“系是金银、会子之类，比之见钱，大段省便”。[50]因此，东南会子能购买茶盐钞引，不仅不会像见钱关子那般信用度受损，反而保证了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会子是货币，榷货务能够将其计入收入而循环使用。

南宋中后期，东南会子也因多发而贬值。那么专卖收入是否因此减少？事实上当会子贬值时，官府便要求商人“贴纳”方可购得茶盐钞引。如嘉定三年（1210），宋廷令商人买盐一袋增缴会子20贯，场务售及100万袋方可恢复原价。[51]东南会子是宋廷发行的货币，商人纵使对涨价千般不愿，却也必须遵循，否则手中的贬值会子便难以在财政交易中找到出口。而如果朝廷命令持有者须付出超出原价的见钱关子才能兑换钞引或兑现，见钱关子或将少人购买，起不到筹资效果。

总之，发行东南会子不需兑换任何专卖钞引，却又能起到筹资效果，宋廷找到了见钱关子的最好替代品。乾道四年（1168），户部言：“朝廷每给降见钱关子、末茶引、度牒、乳香，品搭钱银下江浙州军和籴米斛，访闻多不遵元降指挥置场和籴，却于民间科敷收籴，实为骚扰，理合别行措置。今更不给降度牒、关、引，欲改除新印会子品搭钱银。”[52]经过绍兴末期开始的数年摸索，宋廷终于决定让东南会子大规模取代见钱关子等需要出售或兑现的票据、身份性证书。这其中，见钱关子作为东南会子的前身，自然被替代得最为彻底。建康场务甚至还桩管有“减使关子窠名兑下会子”。[53]

宋廷向民间出售身份性证书与财政票据，目的在于吸纳民间财富以筹得资金。大量销售身份性证书，不利于朝廷长期的财政、社会利益，一度停罢。茶盐钞引需兑换为专卖产品，超额发行的做法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影响专卖体系的运作。绍兴初，宋廷发行见钱关子代替茶盐钞引筹资，目的在于拉开筹资票据同专卖体系的距离，减少专卖收入的损失。该目的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以见钱兑现见钱关子的政策。绍兴末，钱端礼等财政官员开始以见钱关子为对象，举行“货币实验”，试图改造见钱关子而为发行纸币做准备。见钱关子逐渐不再兑现，而改由茶盐钞引兑换。兑换过程也与购买茶盐钞引合为一体，商人向榷货务兑换见钱关子的过程，也同时是以见钱关子购买茶盐钞引的过程。由此，见钱关子进入专卖体系，其发行和流通上的波动将直接影响茶盐钞引的价值和专卖收入。此时的见钱关子失去了始发时的优势，便钱与纸币性质的过渡反而促使其退出历史舞台。此后，脱胎于见钱关子，但规避其缺陷的东南会子开始流通，彻底代替了见钱关子。以上即是李心传所谓“东南会子法盖张本于此”的过程。

也就是说，当宋廷发行一种票据筹资时，总是希望尽量不影响原有收入，这点在专卖这一极为重要的财政收入项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绍兴前期以见钱关子代替茶盐钞引，到绍兴末期以合同关子作为纸币的实验品，再到最终发行东南会子，宋廷摸索了三十余年。无论绍兴前期或后期的见钱关子，宋廷终归要兑现或兑换，其发行量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但东南会子并不直接对应某种货币或专卖产品，无需即时兑现。从出售—兑现（换）见钱关子到发行东南会子，有质的变化。前者仍带有相当浓厚的商业气息，后者则由行政强制力主导。易言之，从便钱到纸币的过程，也是以货币发行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市场中不断扩张的过程。宋廷在专卖贸易中大量使用会子，实质是国家利用行政权力和对专卖产品的垄断，强制性地借商人之手流通东南会子。

随着榷货务岁额在乾道六年（1170）被确定为2400万贯并长期未变，[54]印行东南会子成为宋廷抽取民间财富、扩大财政支出最有力的途径。南宋中后期，东南会子动辄一界一亿贯、数亿贯的发行量可谓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