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城区学士路思鑫坊直弄2号，有一幢西式洋楼，是1947年轰动上海滩“十老上书”之一的胡藻青的旧居。

旧居建于1930年，坐北朝南，占地面积将近一亩，建筑面积400平方米，青砖实砌，三开间，假三层，坡顶式，进深三室，一楼是客厅、客房和书房，二楼是主卧室带书房，上有阁楼，即假三层，上下都是红漆地板，灰墁吊顶，有大小房间14个。另有配套用房和门房。胡藻青移居上海后，此屋曾多次易主。

接盘做大信源金铺

胡藻青又叫胡趾祥，是胡雪岩的侄儿。1865年，上海一位姓方的商人来杭，在清泰街珠宝巷口开设信源银楼（金铺），经营金银饰物为主，并兼营参燕业务。方姓商人虽然投资大，备货足，但经营却不善，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信源金铺已经无法维持。随后，由胡雪岩的外甥范越丰接办。范以十足赤金，十足纹银，夸张标榜，招徕顾客，一时生意兴隆。但好景不长，后来由于质量偷偷下降，业务渐见衰退。

1890年，胡雪岩的侄儿胡藻青继盘。他为显示质量大有改观，采用民间传统工艺，以黄金十两手工打成长3寸、阔2寸的金叶96张，用泥巴和盐将金叶一层一层隔开来，泄出杂质，用以确证信源金铺生产的金饰品均系赤金，不含杂质。

当时，信源金铺除在首饰背面加盖自己的牌号外，又盖上“叶金”硬印，取信于民，并在分量上加放3‰，使顾客感到在这里买东西不吃亏。凡是外地顾客来店买首饰，信源还招待一宿一餐；如果顾客是代为他人购买首饰，还赠以千分之一的代购回扣。

为了招徕顾客，信源金铺加大宣传力度，在首饰包纸上刊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本楼开张百有余年，自炼十足条银、金叶，自制金银首饰，经营珠宝玉器，精工镶嵌饰品。顾客售去，如发现成色不足情况，请到本楼调换，退货还洋，来往费用由本楼负责。”

由于重视经营管理，注重商品质量，信源金铺的信誉日增，生意兴隆，经久不衰。据金铺原经理黄文灿回忆，信源金铺，业务最好大概是在1917年前后，每天生产首饰300两左右，规模相当可观。当时，是按工人或职员的技术水平、产品数量支付工资，一个中级职员的年工资（包括其他辅助收入在内）约1000银元，工人约500银元，学徒200银元，上海聘请来的镶嵌工人，年工资1200银元，还供给膳宿。而附近乾源金铺、义源金铺的业务，只占信源的一半，职工的收入也只有信源的一半。

胡藻青经营的信源金铺是当时杭城最著名的金铺之一。

热心地方文化事业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经好友邵伯炯、陈叔通的力劝，胡藻青拨出8000元资金准备开办学堂，并以6万元的储息为学堂的经常费。当时，择定葵巷原敷文书院旧址加以改建，因自己姓胡，而“胡”又出自安定郡，加上宋名儒胡瑗亦称安定先生，乃将学堂定名为“安定学堂”。

安定学堂先是由陈叔通先生筹建，后来选项兰生先生为学堂监督，负责规划校名、建造教室、添置设备、制订章程、延聘教师。次年，学堂正式招生开学。

进入民国，陈柏园任校长时，改为新制初中，学程3年，建立教职工年功家俸制，并制订了校训“诚、勤、爱”，确定5月5日为校庆日，是当时国庆10月10日的一半。[SITESERVER_PAGE]

1919年5月，美国教育家杜威来杭时，特地参观了安定中学，称这是“最经济的学校”。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侵占杭州。学校被迫迁往诸暨次坞，再迁象山樯头，三迁缙云壶镇，但一直坚持办学。抗战胜利后，学校才得以迁回杭州。今天的杭州市第七中学，其前身就是安定中学。

1900年11月，胡藻青与曾任翰林院编修的邵伯炯创办了浙江图书馆的前身——杭州藏书楼。据1902年第一次刊行的《杭州藏书楼书目》揭示，当时该楼的藏书718种，9499册；报章14种。1903年，杭州藏书楼扩充为浙江藏书楼，《浙江藏书楼章程》规定：“书楼之设，原以广开民智，造就人才，无论进士举人、贡监生童，但志在通知古今中外者，均准入楼阅书借书。”可见，胡藻青等人所办的藏书楼已具备公共图书馆的必要条件，并履行公共图书馆的职能。浙江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由此起步。

“十老上书”

抗战期间，胡藻青移居上海。1947年5月，上海学生举行反内战宣传示威，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党阴谋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大批学生。胡藻青与陈叔通、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10位老人共同具名，分别致函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十老在上书中说：学潮汹汹之原因完全由内战所造成。反对内战，“要为尽人所同情。政府不知自责而调兵派警，如临大敌，更有非兵非警参谋其间。忽而殴打，忽而逮捕”，“外间纷纷传说，以前失踪之人，实已置之死地”，“纲纪荡然，万口皆同”。

十老在上书中强烈呼吁：政府应“先将被捕学生速行释放，由各校自行开导”，凡学生提出的合理意见，政府“亦应虚衷采纳”。

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最后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老上书”之事。

胡藻青移居上海后，杭州的这座旧居转给他人。此后，这座房屋曾多次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