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城区大学路场官弄63号，是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旧居，叫“风雨茅庐”。风雨茅庐占地1.1亩，分正屋和后院两个单元。进大门，左侧是五开间平屋，称厢房，右侧是几株高大芭蕉。穿过天井，有一平台，上建一座三开间正屋，坐北朝南，正中一间是客厅，客厅两侧都是卧室，每间各有后轩。正屋外为回廊，墙体用清水砖垒砌，屋顶呈四坡形，覆以灰色洋瓦。正屋与后院用影墙相隔，有月洞门可通。后院为一独立庭院，内有两开间朝南称“滴落轩”的大花厅，西侧一间是书房，东侧一间隔成前后两室，前为书房，后为客房。院内还有数间用作洗盥、厨房和仓库的小屋。此外尚有水井、假山、花木。

求学生涯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生在杭州富阳县城满舟弄（今达夫弄）。对故乡，他一往情深，曾有一段令海内外所有富阳人共同振奋的描述：

富春江的山水，实在是天下无双的妙景。要是中国人能够稍微有点气魄，不是年年争赃互杀，那么恐怕瑞士一国的买卖，要被这杭州一带的居民夺尽。大家只知道西湖的风景好，殊不知去杭州几十里，逆流而上的钱塘江富春江上的风光，才是天下的绝景哩！严子陵所以不出来做官的原因，一半虽因为他的夫人比阴丽华还要美些，然而一大半也许因为这富春江的山水，够使他看不起富贵神仙的缘故。

郁达夫6岁入亲友罗氏所设的私塾，塾师葛宝哉。7岁改入附设在富阳孔庙的魁星阁书塾，塾师张惠卿。8岁入春江书院，他读书认真，绝不调皮，因平均每门功课的分数超过80分，获得跳级。同时，开始学习写诗，据说写得相当不错，有“九岁题诗四座惊”之称。毕业后，又先后就读嘉兴、杭州府学。

1912年春，郁达夫转入之江大学预科。这是一所由基督教美国长老会办的学校，目的是培养牧师，起床、吃饭、上课都要做祷告，礼拜天更如此，他很讨厌。后来为了一场“吃饭风波”，厨师打了学生，爆发了罢课风潮。郁达夫等十几名“闹事”学生中的“强硬者”，全被校方开除。被开除的学生并没有退却，反而到学校附近海月桥某同学家里继续斗争，“印发传单，走访报社，向社会呼吁，并打听到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来到了杭州，又集队到孙中山的住地去请愿告状。孙中山自然没有见到，告状也没有个结果。闹了几个月，还是闹不出名堂”。

1913年10月，郁达夫随长兄郁华（郁曼陀）赴日本，第二年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郭沫若同班。后转读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继又入东京帝国大学。

名噪文坛

郁达夫一生写了大量的文章，有48篇小说，170多篇散文、随笔，数百篇论文、报告文学、诗词，共300多万字，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

早在1921年，郁达夫患病，在医院写完了他的“处女作”《银灰色的死》，寄往国内希望发表。几个月后，改定中篇小说《沉沦》。《沉沦》的主人公“他”，是与郁达夫一样的一位中国留日学生。小说细致地刻画了“他”在日本的种种“性苦闷”，21岁的“他”在日记中狂热地呼唤：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所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而由“性苦闷”联系到中国的积贫积弱：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被日本女子看不起，是因为祖国的不富强。在投海自杀前“他”说：“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沉沦》因“黄色”而屡受攻讦，郁达夫说：“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群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过后两三年，《沉沦》竟受了一班青年病者的热爱，销行到了两万余册。”而于今天看来，它在思想史上的价值远远大于艺术上的价值，郭沫若说：“他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SITESERVER_PAGE]

民族良心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郁达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中国军队获台儿庄大捷，他受政治部派遣前往台儿庄慰问抗日将士，在徐州相遇了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史迪威，他们都住在“花园饭店”，不过史迪威被国民党军拒绝到台儿庄战场视察，理由是当时有几个意大利记者到前线窃取情报，政治部就密令各大战区严禁外国人到前线活动。郁达夫觉得史迪威的请求很不一般，便去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宗仁说：“我们正需要美国人，你们赶快去约他来！”下午便在长官公署宴请史迪威。史迪威提出要去台儿庄，李宗仁一口答应。“因为政治部代表达夫在场，达夫不表示反对，就等于代表政治部破例同意了。所以，史迪威能到台儿庄，达夫之功实不可没”。郁达夫无意中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通过史迪威的眼睛，改变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军队的印象，从此，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华活动。

1938年底，郁达夫去新加坡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宣传抗日救国。1941年，兼任《华侨周报》主编，“希望与祖国取得联系，在星洲建树一文化站，作为抗战建国的一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干部训练班主任，培养抗日干部。新加坡沦陷后，他与胡愈之、王任叔等流亡到苏门答腊，化名赵廉，以开设酒厂作为掩护，坚持地下抗日活动。他有4首七律《无题》，其中一首：

赘秦原不为身谋，揽辔犹思定十州。

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

弯弓有待山南虎，拔剑宁惭带上钩。

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

无论言情言志都堪称佳作，也是一生才华的绝唱。后因奸细告密，郁达夫被捕。1945年9月17日，他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度尼西亚的丹戎革岱，年仅48岁。死前，曾有一篇遗言：“余年50，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之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国内财产，有杭州场官弄一所，藏书50万卷，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国内有三子：飞、云、荀。虽无遗产，料已长大成人，地隔数千里，欲问询，亦未由及也。……乙酉年元旦赵廉。”

郭沫若获悉噩耗后，愤然撰文说：“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可失掉印度，不想失掉莎士比亚’。我们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偿命！”

风雨茅庐

郁达夫热爱杭州，迷恋西湖的山山水水，写下了不少有关杭州、有关西湖的小说、游记和旧体诗，如《迟桂花》、《碧浪湖的秋夜》、《杭州》、《城里的吴山》、《临平登山记》、《煜岭关记》、《东梓关》等，或以杭州为背景，或直接描写杭州的山水景色和风土人情。七律《迟桂花》说：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

这些作品，后来以《屐痕处处》、《闲书》为名结集出版。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因国民党当局在上海严厉查禁书刊，封闭出版社和书局，迫害爱国文化人士，一些进步文化人士纷纷离开上海，外出躲避。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一家清早起来，到上海北站坐火车，午后1点雨正盛时，到达杭州城站。刚到杭州，住的是三间租来的旧屋，就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大学路场官弄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碰到浙江省立救济院的沈先生，从他那儿，了解到场官弄租来的旧屋旁边，有块东西略长南北较短的长方形地块，是省立救济院院产，就化1700元购入玉皇山背后的一片山地，和省立救济院交换了这地块，并向浙江省政府办妥了产权转移手续。于是，郁达夫有了一块能造房子的土地。

1935年下半年，郁达夫先请人看了风水，然后在这地块上动工造屋。懂建筑的朋友，帮他设计布局，钱不够了，也有朋友帮忙借给他。建房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其中负债四千。等房子落成后，他觉得与原先“只打算建避避风雨的茅庐一所”已相去甚远，想了几天，以“西湖上的那间巍巍乎有点像先施永安的堆栈似的高大洋楼之以××草舍（即“孤云草舍”，笔者注）作名称，也不曾听见说有人去干涉过”为理由，仍把新居称作风雨茅庐。不过，郁达夫一生在此仅住过3次，前后加起来不足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