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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仁和朱氏结一庐
仁和朱氏结一庐主人为朱学勤。朱学勤（1823-1875），字修伯，号复庐，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咸丰三年（1853）进士，后官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少卿、大理寺卿等职。同治十年（1871）九月十八日，设计生擒制造“亚罗号”事件、挑起战争的英人巴夏礼。
▲朱学勤结一庐藏书印朱学勤性喜藏书，所藏宋元明刊本及精抄本即达数百种之多。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怡亲王府乐善堂藏书散出，朱学勤购得大宗。怡亲王府乐善堂藏书集明清江南藏书楼精华，乾隆朝编《四库全书》，各地藏书家多有献书，惟怡亲王弘晓未献，故所藏极富。朱学勤购得乐善堂藏书，兼之历年所购江浙藏书家如长洲顾沅艺海楼及仁和劳权、劳格丹铅精舍等藏书，遂为全国一大藏书家，与湖南袁芳瑛、广东丁日昌并称为咸丰时东南三大士大夫藏书家。
丁丙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时，朱学勤已卒，曾就其子朱澂商借结一庐藏书以作底本。 ▲《困学纪闻》.朱学勤结一庐旧藏. 清乾隆三年马曰璐丛书楼刻本
湖州陆氏皕宋楼主人为陆心源。陆心源（1834-1894），字刚父，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清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遵例以知府分发广东。后官广东南韶兵备道、高廉道。同治十一年（1872）经福建总督李鹤年奏调赴闽，总办税厘、善后诸局并海防事宜，署粮盐道。自广东任上至丁忧回里，携回书籍百椟，人皆以为迂。太平军撤兵江浙后，因经兵燹，故家藏书纷纷在上海等地求售，陆心源十余年收书达十五万卷，江浙藏书家之精华多为其所得，其中尤以上海宜稼堂郁氏藏书为多。有皕宋楼专藏宋元旧本，又有十万卷楼及守先阁藏书。以其所藏之精、之富，与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同列清末全国四大藏书楼。陆氏刻书亦多，有《十万卷楼丛书》、《湖州丛书》、《潜园总集》等。
▲《皕宋楼藏书志》（120卷）.陆心源编.清光绪八年（1882）十万卷楼刻本
陆心源皕宋楼、十万卷楼等所藏精本古籍十余万卷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其长子陆树藩经手全部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消息传出，学界震惊，舆论哗然，喻之为中国文化史之惨祸。对陆树藩售书颇多指责，鄙薄其为人。后笔者于1996年作《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及建言》（载《天一阁论丛》），2003年又作《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原因再探索》（载《中国藏书文化研究》），指出陆树藩售书原因，主要是为营救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攻京津时滞留于北方的南方籍官商平民，亏空达白银十余万两，后又因陆氏在沪所设工厂、钱庄破产，为偿债而不得已售书。百年售书秘事，至此真相白于天下。
丁丙补抄文澜阁库书时，陆心源尚在世，丁丙曾向陆氏皕宋楼商借藏书，以供补抄。
金华胡氏退补斋主人为胡凤丹。胡凤丹（1823-1890），字枫江，改字月樵，号桃溪渔隐，浙江永康人。曾官兵部员外郎，同治五年（1866）官湖北候补道，加盐运使衔，曾主持湖北崇文书局。▲《西汉年纪》（30卷）.宋王益之撰.清同治年退补斋刻本胡凤丹性喜藏书，每见善本必倾囊以购，后又购得金华先贤遗书四万余卷。归田后在永康筑十万卷楼以藏书，退补斋即其藏书处。胡凤丹藏书精且富，刻书亦勤。曾在杭州设局刻书，亦称退补斋，所刻有《金华丛书》等。丁丙与胡凤丹交谊颇深，补抄库书时曾就其商借底本。
丰顺丁氏持静斋主人为丁日昌。丁日昌（1823-1882），字禹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曾官苏松太道，两淮盐运使、布政使，江苏、福建巡抚。丁日昌性嗜藏书。官江苏时值太平军退兵后，故家藏书尽出，所购甚多；官上海时适逢郁松年宜稼堂藏书散出，曾与陆心源争购精本，为中国藏书史上有名之公案；太平军撤离苏州后，又得顾沅艺海楼藏书精华，所藏遂达十万卷以上。
归田后，侨居广东揭阳，以图书自娱。藏书处先后有实事求是斋、百兰山馆、持静斋、五千卷书室等。
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堂主人为孔广陶。孔广陶（1832-1890），字鸿昌，号少唐，广东南海（今广州）人。国学生，曾官郎中、编修。其父孔炽庭性喜藏书，有岳雪楼藏书楼。孔广陶继父所藏，又创三十三万卷堂藏书楼。以家富有，恣意购藏，所藏多宋元刻本，清殿本亦富。曾用巨资购清内府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为其购书豪举之一。所藏书画亦富，多唐宋人所绘精品真迹。孔氏所藏抄本甚多，有《永乐大典》佚书百余种，尚有抄本文澜阁佚书三百六十五种，此数恰好与文澜阁库书劫后丁氏抢救出的“全存”者相若，以情度之，当是丁丙商借孔氏三十三万卷堂底本时或应孔广陶之请求代抄，或孔氏派人至杭州求抄。惜乎史料无征，但这决非一个偶然巧合，有待进一步发掘。如前述，文澜阁库书抄补所用底本，除丁丙八千卷楼提供大宗外，余则为丁丙通过他的影响向其时全国十余家藏书楼商借而来。可以说当时凡能借到底本的藏书楼都商借到了。从当时的文化背景看，在太平军兵燹后，藏书毁损十分严重，尤其是江浙两地藏书楼毁于兵火的甚多，即使存者，损失亦多，能商借到库书底本的四分之三，其间困难重重，断非人们所能想像。
从借书的地域看，除浙江宁波、金华、绍兴、海宁、湖州而外，还远涉江苏常熟、安徽宣城、湖南长沙、广东揭阳与广州；从借书的手段看，或酬以杭产织锦绸缎，或以丁丙家藏琅函相交换，“或裹粮而往僦屋佣抄，或航海而归频年借补”，在交通与经济不发达的当时，要以何等坚强的毅力，对祖国文化何等的热爱始能行其事、毕其功，这是值得后人牢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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