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市建设陈列馆

庆春路与延安路交界，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在繁华街区，这里是杭州最为中心的地段。矗立在此若八爪鱼般的立交桥，有效地舒缓了拥堵的交通、减少了道路事故的发生。当人们登乘窄小深长的电梯徐徐而下时，很容易见到那座略微古老，如鹤立鸡群般仿西式风格红色砖房建筑。周围高楼林立，在它的东北角，巨大的良渚玉琮 Logo 告诉我们那里是浙商银行之所在。当你的目光投射到这座低矮的红楼，脑海中忽然升腾出一探究竟的好奇，它牵引着你的步伐踏进红楼，那深藏在城市记忆中曾经鲜活却已陌生的历史也就开始缓缓展露。

一

这座城市的过去和今天，就这样叠合交织，行走在街头巷尾，不经意的微小之处，稍作停留探寻，似乎它就能变成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带领你进入一个新世界。那座有着坡顶、巴洛克风格外立面的古老建筑，因其系用红色清水砖建造而成，俗称“红楼”，如今是杭州城市建设陈列馆之所在。假如时光倒流，医学院的药水味，法院的审判声，书院印刷书籍的油墨味儿纷至沓来，直至回到那个刚刚历经战火，大概可以由此眺望西湖的年代。

靖康之乱，宋室南渡，几番辗转，历经十余年，在绍兴八年（1138）将临安府升级为行在，宋高宗下诏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这座城市即将进行“都城”式改造。随着城墙、城门的修缮与改建，宫城、中央官署、宗庙等建筑大规模的营造，城市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变，临安城将从北宋州治变为实质意义上的帝所神都。从空中俯瞰，这座状如腰鼓的临安城，南北长，东西窄，南高北低，在这狭小、不规则、水网遍布的城市空间里安置堂皇的中央机构或礼制建筑并不容易。皇宫大内到这里也不得不改变坐北朝南的格局，而宫殿也因数量不够而“随事揭名”。

从吴越国到北宋，杭州最繁华的地带都集中于城南与城中一带，城北稍显宽闲。然而，靠近钱塘门的城北，不可不谓自然条件优渥的好地段。大量的北方移民涌入，开始迅速填满城市的空隙，此地人口密度日趋增高，权贵与皇室邸宅多占其地。南宋初年朝廷凭恃武人力量抵抗金兵、平定内乱，武人力量迅速崛起的同时获得朝廷恩赏与特权，广占宅邸与田产，也多集中于城北。明庆寺南就有刘光世赐第，韩世忠家占有新庄桥西赐第与清湖桥西赐第，前洋街有岳飞赐第等。南渡的士大夫也多寓居于此，如伊川之后程迥，也在临安府升级为行在的这一年，定居于纯礼坊的后洋街。

正是这一年，有官员提议行在所已定，应兴建太学，为国家培育人才，当时朝廷和战未决，未能施行。三年后，局势变化，宋金绍兴和议，国策“坚定”转向为偃武修文，高宗和秦桧一派为推行和议国策，组织了持续的歌功颂德文化运动，以增强“国是”的政治合法性。这些文化运动的开展实为和议甫定后朝野论议紧张下高宗与秦桧一派的应对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下，象征崇文偃武的兴学事再次迅疾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国子监、太学究竟安放在城市中的哪个位置，成为难题。

国子监、太学的选址最初并未考虑城北前洋街，而是城中，即涌金门南、凌家桥东的临安府学所在地。北宋时期的杭州府学原本设置在紧邻城南通越门处。临安升为行在后，宫城占用了城南凤凰山右原来临安府治的位置，临安府治搬迁到府学，以府学改充府治，府学只好北迁至凌家桥东，以慧安寺故基重建，即涌金门南之地。绍兴十二年（1142）四月秦桧干将起居舍人杨愿请以临安府学增修为太学，十二月下诏太学养士权于临安府学措置增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七），所有府学先次别选去处建置，其增展屋宇约可容生员三百人，斋舍并官吏直舍等并临安府措置修盖。（《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一六—一七）此时，临安府学自绍兴元年（1131）从城南丽正门（原通越门）搬迁到涌金门一带已 11 年。不过，以临安府学改建太学这一方案，在王㬇上任临安知府两月后就改变了。

朝廷为何放弃以府学改建太学的方案，文献中并没有直接的答案，仅仅提到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十五日，临安知府王㬇言踏逐得钱塘县西岳飞宅子地步可造太学并国子监。（《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之一七）岳飞宅位于城北钱塘门附近，曾经因屋宇不足，在绍兴十一年（1141）秋由临安府负责扩建过，然而众所周知，在那一年的十二月，随着岳飞身陷牢狱被籍没。一年后，这个地方被王选中，上奏朝廷建国子监、太学。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当时以涌金门附近的临安府学改建太学的方案并不令人满意，所以才会重新“踏逐”更合适的地方。涌金门府学一带，环境逼仄，周围衙署、铺席甚多、屋宇密布，多年以后还有人吐槽该地“湫隘”，在这个地方营建中央最高官学确实不是上选，既不能彰显其威仪，又不能保证其作为学舍应有的宁静。如果再将视野放大，临安城河路并行，沿盐桥运河的御街当之无愧成为城市政治与实用意义兼具的主干道。考古发现的四段御街展现了从和宁门至景灵宫的一段纵横南北的道路，在这条城市的主动脉上分布着三省六部、太庙等重要的建筑群。相比位于涌金门和清波门中间的凌家桥府学之所在，毫无疑问，岳飞宅距离城市中轴更近、更容易到达，在此建设兼具礼制与官署、学舍性质的国子监、太学更符合皇权对都城营建的原则和期待。

二

绍兴十三年（1143）春，临安府开始以籍没的岳飞宅改造太学并国子监，半年后竣工。从时间上看，工期并不算短，《梦粱录》中说“规模宏阔，舍宇壮丽”，想必接近事实。但是，太学的内部空间格局如何呢？ 1936 年 10 月 12 日，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文学院长的张其昀在“总理纪念周”演讲“南宋杭州之国立大学”。后来，演讲稿发表于《史地杂志》（1937 年创刊号）。张其昀在杭州城市史研究方面，撰写过如《西湖风景史》《南宋都城之杭州》等具有开创意义的论述。张其昀在这篇演讲稿中，根据地方志和《梦粱录》中的记载，绘制了南宋太学的全貌平面图。

南宋太学校舍图，图上框线及文字为笔者标注，来自张其昀《南宋杭州之国立大学》第 29 页

张其昀依据建筑的不同功能，将太学分为三块区域：中部办公区（崇化堂、首善阁等，讲堂四所）、西部孔子庙（大成殿、石经阁）、东部学生宿舍区（二十斋 ；斋前射圃），东南隅有岳王庙，各斋学生常择前辈同学著有成绩者题名壁间。

林正秋先生和徐吉军先生大致都沿用了张其昀的分区，有所区别的是，林正秋认为射圃位置应在太学后，徐吉军认为是在斋舍后。（徐吉军： 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出版社，2008 年版）

我们不妨还是回到文献，看看南宋初期建设太学的细节。众所周知，徽宗时代极力崇儒，对于高宗而言，接续宋朝命脉，讲徽宗崇儒之故事就成为论证其合法性的手段。国子司业高闶在高宗绍兴兴学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他不仅在学规、科考内容等方面积极建言，对于太学的营建也出谋划策。唐代以来，有以大门立戟数量彰显门内主人的等级和地位的规定。宋太祖建隆年间，诏用“正一品”礼立十六戟于文宣王庙。徽宗时继续提升孔子地位，于大观四年（1110）诏先圣庙用二十四戟。高闶建议高宗依照徽宗时的做法，诏文宣王庙门立二十四戟。绍兴十三年（1143）七月，国子监、太学甫一落成，高宗便委派秦桧奉安至圣文宣王像于国子监大成殿。高闶对此不乏溢美之词，说孔子像“美哉轮奂之工，俨若励温之气”。其实，更重要的是孔子塑像，乃是戴冕十二旒，服九章，执镇圭。真宗过曲阜时曾加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大中祥符二年（1009）正月又加冕九旒，服九章，从上公制。徽宗崇宁四年（1105）从司业蒋静请，诏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庙像冠服制度，最终升级文宣王服为王者之服即冕十二旒、服九章，又图绘颁之天下郡邑。此前，依真宗时期行上公制，文宣王执桓圭。《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徽宗大观四年（1110）升文宣王执镇圭。在此南渡复建之际，仍然依照徽宗时的做法，即文宣王服王者之服、执镇圭。其间，有司曾请以药玉或珉石作镇圭以奉文宣王，高宗以“崇奉先圣岂可用假玉”为由坚拒，这都是表达对孔子及儒学极为尊崇之意。高宗在兴建国子监、太学的过程中参与度很高，如为首善阁榜题词，在视学礼结束后又作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赞，冠以序文，亲自书写，以隆重的仪式，沿巡幸原路，送达学宫，并揭之大成殿上及二庑。庙学毗邻而建，《梦粱录》中说“学之西偏建大成殿”，殿内除至圣文宣王像之外，十哲配享。两庑彩画七十二贤，另有诸像从祀。

高宗绍兴年间，国子监、太学初具规模，后累朝陆续扩建增修。功能分区固然能帮助我们迅速了解国子监、太学的内部建筑布局，但是并不足以反映当时的人对这些建筑布局的认知。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回到《咸淳临安志》，跟随知府潜说友的眼光来看看太学。潜说友带着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太学门口理宗题“太学”牌匾。随后，沿着大成殿—大成殿门—首善阁—光尧石经之阁—崇化堂—监学官题名—学官位—前庑—斋舍—后土氏之神。先庙后学，在“庙”之后紧接着讲述的是御书所在的“首善阁”“光尧石经之阁”，“首善阁”有高宗皇帝御书三匾之石刻，与累朝御札、御制，包括皇帝幸学诏等；光尧石经之阁”由孝宗皇帝御书匾，以及高宗及皇后手书《易经》《诗》《尚书》《左氏春秋》《礼记》等石经，高宗皇帝所制宣圣七十二贤赞并序；“崇化堂”，理宗皇帝御书，存景定元年更学令、御书朱熹白鹿洞学规等。这些保存着御书、御札的地方，成为太学中至为神圣的地方，也塑造着这里作为中央最高官学的政治形象。

太学讲堂“崇化堂”之左右为“监学官题名”。崇化堂后，东西为祭酒、司业位，两庑则国子、太、武学博士，国子、太学正录，武谕位凡十，登科题名列于楹间”。（《咸淳临安志》）崇化堂前为“前庑”，举录直学位各二，学谕位八，教谕位一。“网必有纲，丝必有纪，太学群天下之英，而前廊帅之，亦纲纪之意”。（《咸淳临安志》）至行程的末尾，才介绍学生重要的生活区——“斋舍”。

南宋太学营建之初，设置十斋，分别是服膺、禔身、习是、守约、存心、允蹈、养正、持志、率履、诚意（后改为“明善”）。后又续增七斋：观化、贯道、务木、果行、崇信（后改为“笃信”）、时中、循理。绍兴二十七年（1157），周绾为祭酒，又请增置三斋：节性、经德、立礼。学生犯了学规，严重者要被责令“搬到别的斋舍”即“迁斋”，如果此人“果不肖”，所迁之斋也可以不接受。如果再严重些，还有一类“自讼斋”，说起来像是相对独立的居处，自宿自处，但恐怕条件是很差的，以一种“隔离群体”的方式来对违规的学生实施惩罚。斋舍，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类似宿舍、自修室、食堂、浴室、休闲娱乐区的综合体。各斋皆有楼，揭题名于东西壁，东西序对列位次。郭黛姮推测说，每斋呈小型三合院，主房下是厅堂，上为楼。而在厅的左右是东序、西序，有的斋有小亭。（《南宋建筑史》）她所说的小亭，多称为“炉亭”，炉亭也揭以嘉名。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学录乔夙所记录的翻修立礼斋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斋舍空间结构的参照：

向之砖者易以石，向之壁者易以板，窗塞者通，渠淤者决，位序厨湢，开豁爽垲。东窗后为航斋，循栏接武，斯须身在百尺楼上。湖山地涌，图画天开，一览无际。下则炉亭，方广周密，横斜疏影，妙入生绡。锦褥细毡，铺设左右。摩光黟黑，其泽可鉴。夜坐灯烛交辉，瓶炉香满，郁然潭府。琴书诗酒之娱，非移于宛转蹁跹者所可比拟也。况乃所赖而用，若几案，若床笫，若食饮器皿，靡不坚好。又台榭新成，花木繁植，斋旁旧有亭池，筑之益高，绿竹环焉。凿之益深，清泉冽焉。池旁古柳披拂云雾，楼台侧畔杨花过，正诸生春风得意秋也。

屋宇坚实洁净，环境清幽雅致，令人神往！这次新修立礼斋也惹来非议，说环境好得过分了，“非士之常”。这位乔学录倒是要好好和他掰扯掰扯，他义正辞严地说，天子之学，培养的都是未来的国之栋梁，“虽周公不能辞其富”，难道一定要作困窘寒苦状，才是应有的常态？

三

国子监、太学作为中央最高官学的形象在城市中“符号化”，要经过皇权的“确认”。前面说到，皇帝亲书匾额等，既是皇帝彰显皇权，也是中央最高官学在全国民众，尤其是“都人”群体前“刷存在感”的途径。更何况，宋金和议之后，国是转向偃武修文，异论并非戛然而止，此时举行隆重的视学典礼，正是国是坚定的宣称。这多重的意义，我们从绍兴十三年（1143）秋国子司业高闶、太学录祖逢清等先后上的请幸学表中能读出一二。绍兴十四年（1144）三月，临安城举行了盛大的皇帝视学典礼，高宗绍兴视学礼的仪式流程被孝、宁、理、度宗沿用。

车驾幸学当日，皇帝出宫城北和宁门，穿过朝天门鼓楼，经御街北上，至御街与纯礼坊（位于国子监、太学之东）的交界，由此转向太学所在的东西向的前洋街。皇帝浩浩荡荡的车驾卤簿，其人、声、物、色的整严组合，营造出至尊、隆重的氛围，民众亲迎粹容、明感天威，借此直观感知临安作为“行在所”的政治文化空间，以及皇帝崇儒隆学、偃武修文的政治意图，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庙学内的仪式。皇帝视学遵循由西向东、先庙后学的路线。高宗绍兴视学礼，服靴袍、乘辇进入国子监，然后止辇于大成门外，这是高宗的特别“发明”，秉承儒家“优尊之道”，以屈尊的形式表示不敢居于孔子之先，免鸣鞭以彰显至敬之心，由礼官引导进入之前在殿外东南方向预设的御幄，进而举行大成殿内的祭奠仪式。在大成殿的仪式完成之后，皇帝再次乘辇，幸太学，与先前止辇于大成门外以显示对孔子的至敬不同，依照“优尊之道”，这次是在敦化堂（崇化堂）内降辇，以彰显皇帝的权威。

皇帝在敦化堂内行颁诏示乐育之意，听讲经、赐茶等，据说还曾观徽宗大晟乐。（陈镐《阙里志》卷六“礼乐志”）大晟乐，是徽宗积极谋划的乐制改革的重大成果，为此徽宗还专门成立了大晟府，负责乐器制造、调音等工作。靖康之乱，宫廷书籍、器物流散，这一次的视学礼是否有能力演奏大晟乐，不免令人怀疑。敦化堂内的讲经，篇目是高宗亲自指定，他命高闶讲《周易》“泰卦”，泰卦为 64 卦之第 11 卦，上乾下坤。小往大来，吉亨。《象》曰： 天地交，泰。

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卦，天地相互交合，象征亨通太平，君王应效法此道，掌握天地化生的规律，管理天下。《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周易正义》卷二“泰卦”）泰卦象征天地阴阳交合，君臣上下交相沟通，志同道合。高闶应大致围绕颂太平、君臣在既定国是面前应保持统一的政治立场等阐发其意。在当时的政局之下，对于亟须平息众议、使人心转向思安的高宗来说，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皇帝视学，对于太学生来说，能一睹天颜自是幸事，然而最令学生们期待的还是皇帝能临幸斋舍。宋徽宗视学就曾临幸精微、造士二斋，高宗视学每每效仿徽宗，幸斋舍也不例外。高宗原本仅临幸养正斋，但是因为养正斋与持志斋相邻，受不住持志斋的学生力邀而驾幸。皇帝临幸斋舍，除了斋舍可以获至上荣光之外，所幸斋舍的学生往往还能得到恩赏。因此，养正、持志二斋，因为得皇帝临幸，二斋长谕，已免解人特与免省，未免解人与免解，其学生并与免将来文解一次。不过，为了避免之后再出现这种临时“邀驾觊恩”的行为，后来采取“未幸学之先”“必预敕斋名”，提先指定斋舍的办法解决。（《四朝闻见录》卷一甲集“高宗幸太学”）养正、持志二斋由于得高宗幸斋，幸学诏得记于斋壁，时时令人观瞻，皇权潜在地塑造着太学诸生各斋舍不成文的“等级”序列，皇帝暂时放下“威严”，通过与学生的亲切接触，获得其拥护、认同与支持。

学成早日出仕，是学子们共同的愿望，那些本斋走出去、“成功”的前辈学人自是成为学子们追捧的对象，各祠祭本斋有德行的人，比如循理斋祠祭杨简，观化斋祠祭王十朋、崔与之等。斋舍本身也连带着成为名斋，例如郑清之求学时住过的持正斋，何澹求学时住过的经德斋都被视为名斋。说起这个经德斋的由来，也充满了戏剧性。据说在绍兴年间，临安相传有梦见经德生员为省试第一，后来就增创经德斋。何澹由经德冠南宫，有诗刻石纪其事，还写在斋壁上，倪思和“经德名斋久历年，名斋之意至今传。不回非以干荣禄，欲使瞻之在目前”。时中斋，因人才辈出，“中兴建学，垂四十年，由时中仕者，凡二百人，而魁天下士者，于今有四”，本斋学生多引以为傲。同舍生若有擢第归斋，在斋内则会举办“光斋”之礼。如淳熙八年（1181）时中斋曾举行盛大的光斋宴会，“设席于风云庆会之阁，三大魁实与焉”。

为了达成自己的愿望，学子们也常行祝祷之事，例如炉亭行祭。岳珂在《桯史•太学祭斋碑》中说“国学以古者五祀之义，凡列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为炉亭守岁之酌，祝辞惟祈速化而已”，祈祷能尽快入仕。所以，炉亭的命名也切合学子的愿望。例如，笃信斋就有状元、宰相二亭，观化斋有伦魁、宰辅二亭。有时，学生甚至到钱塘门外的寺庙祈福，期望能高中。文、武两学邻近钱塘门，跨纪家桥继续西行便可出城门，太学生与西湖有关的轶事也常见于史籍。据说，一次高宗乘御舟经断桥， 有小酒肆颇雅洁，中饰素屏，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得知是太学生俞国宝醉笔，高宗嫌末句“明日再携残酒”酸腐，改“明日重扶残醉”。后来，俞国宝竟因此而得解褐。（《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蒙元的铁蹄踏碎临安旧梦，那个曾经规模宏阔的太学去而不返，存放在杭州孔庙内的太学石经，文字斑驳，裂痕犹新，也许是当年兵燹之祸最直接的见证。

过去的历史似乎都被掩藏在这座红楼及其相连的往西一带的地面之下。当你的眼睛触碰科学的考古地层，从唐宋到民国，所看到的似乎不是一条条生硬的分界线，而是那些蠢蠢欲动，等待被揭开、讲述的鲜活历史。好像唯有如此，踏在这座城市之上的步伐才足够坚实。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