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打开西夏文字之门》[1]，书中讲述了中国黑水城文献中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以下简称《掌中珠》）是怎样被发现、整理、刊布并催生了几与敦煌学齐名的西夏学，最后走向世界的故事。

又因为给“南宋皇城记忆”丛书中的《地名趣谈》配图，研读了南宋临安（今杭州）人刘松年著名的画作《撵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联想到北宋仁宗与西夏李元昊和约时，每年“恩赐”西夏的钱物中有茶叶三万斤，于是便对南宋时期的西夏茶文化忽然想有一个了解。不过，笔者查阅了 20 世纪直至 2016 年国内外有关西夏学研究论文论著的概述、综述或统计分析等 19 篇文章，未见有专门讨论西夏茶文化的著述。所以，本文根据《掌中珠》以及其他西夏字书，参考宋人画作，并结合现代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成果，通过对宋、夏两地茶文化的对比和讨论，为古丝绸之路上几已消逝的西夏一代茶文化留存些许印记，也算是一种新尝试。　　

先简要介绍有关文献概况以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党项人骨勒茂才在西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编写的《掌中珠》[2]仅有薄薄 37 页纸，却是现存最古老的双语教科书。1227 年西夏王朝灭亡，西夏文字随之逐渐成为一种“死文字”。直到 1909 年深秋，圣彼得堡大学汉学副教授伊凤阁在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黑水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遗址发掘的收集品中，发现了这本《掌中珠》，西夏文由此死而复生。中国从甲骨学、敦煌学大家罗振玉及其子罗福成，到后来的宁夏人民出版社，以及近年来的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对《掌中珠》的整理出版日臻完善。这促使了西夏学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课题。聂鸿音说，西夏学论著作者的籍贯“遍布十几个国家——俄罗斯、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爱尔兰、比利时、捷克、匈牙利、美国、新西兰——《番汉合时掌中珠》属于俄国，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3]。　　

西夏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是一个可以争取来牵制金朝的“盟友”。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二十一日，宋朝拟写了《代二府与夏国主书》。这封国书从宋、夏远祖结盟修好起笔，回避两国之间曾经的纷争纠葛，着重表明当今宋朝皇帝的结盟心意，并申以唇亡齿寒之理，动以邻国相依之情，言外之意就是请西夏相助宋朝以抗衡金朝。当然，正如信中所说的：中更变故，壤地阻绝，虽玉帛之聘弗克往来”。[4]南宋在地理空间上已与西夏隔绝，面对强大的金朝，两地结成军事同盟绝非易事，所谓的宋、夏“同心协虑”最终只能是不了了之。　　

宋朝对于西夏来说，也是一个在文化上不能割舍的国度。以历法而言，北宋多次向西夏“颁赐”历书。而到宋室南渡后，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曾下诏“夏国更不颁赐历日”[5]。于是西夏人仿造南宋历法自己刻印历书。黑水城曾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具注历》（淳熙九年壬寅岁为 1182 年），有学者依据避讳字断定该具注历并非宋代历书，而是西夏套用南宋孝宗《淳熙历》所作，实为西夏乾祐十三年（1182）具注历。[6]可见南宋文化对于西夏人的影响之大。　　

下面且看《掌中珠》等西夏文献对于茶文化的记录：

一　作为标志性建筑物的茶坊

茶坊，这是《掌中珠》给人的西夏茶文化的第一印象。这本书的封面上有汉文和西夏文并列的两行书题——“番汉合时掌中珠”，汉文下面又有残缺但尚可辨识的双行小字：茶坊角面西张□□□□”[7]（相对的西夏文已残损）。南宋临安城有很多书籍铺，比如在书上留下牌记的睦亲坊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所以《掌中珠》封面记录的应该是一家位于某城茶坊西侧的张姓刻书铺的名称，有学者称它是“西北地区罕见的私家‘坊刻本’”[8]。

茶叶对于西夏人来说，是完全的输入品，同时西夏人以牛羊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决定了茶叶是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消费品。《掌中珠》没有单独收录“茶”或“茶叶”，但西夏文辞书《文海》中却收录了这两个字词。《文海》对“茶”字的释义是“此者茶叶，饮料之谓”[9]。

和临安城一样，西夏某城也有茶坊，而且这个茶坊一定是城内的一处标志性建筑，以至于可以用来作为这家书籍铺卖书“广告词”中的唯一地理坐标，可见这处茶坊在当地的重要性，基本上属于有规模、有年份的一个家喻户晓的营业场所，说不定还是一家有传统的老店呢。只是缺了名号，不像宋人茶坊那样有内涵。至于这座茶坊的营生，卖茶叶为主是肯定的，也有可能兼卖茶食、茶具等。

茶坊也称为茶楼、茶肆、茶寮、茶馆等。北宋汴京茶坊如“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10]。南宋《梦粱录》有专门一节记述当时临安城的“茶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更丰富的内涵，例如，“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11]，这是茶坊内部的装潢，既有时令鲜花、老树盆景，也有名人字画，是一个极具文化品位的休闲场所。临安茶坊也不仅仅是只卖茶水：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今之茶肆……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可见临安茶坊除了供应茶水，还根据不同时令添卖多种饮品，且根据饮品特点，伴以相应的器乐声乐来叫卖，显示了浓郁的文化氛围。还有：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谓之‘挂牌儿’……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更有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12]这里又将临安城的茶馆作了细分，各类阶层、各类人群，地位不同、文化不同，相应去的茶馆品位也不同。

西夏的茶坊当然不具有南宋的繁华景象（缺乏文献记载也是一个原因），是否像临安茶坊那样是一种人们休闲、娱乐、聚会的场所，也不甚明了。但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中国大西北，能有一处可以作为一城之内标志性建筑的茶坊，这样的茶文化现象足可称道。

二　茶铫、茶臼和茶盏所反映的饮茶方式

《掌中珠》一书中的日用器皿类词语，收集了与茶文化相关的几种茶具，如茶铫、茶臼和茶盏。[13]以下略作释读。

1. 茶铫。茶铫就是带柄有流的煮茶锅子。唐代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上已有茶铫的描绘，但此画太为模糊，不好细辨。我们看刘松年《撵茶图》，则可以看到较为清晰的茶铫图像：架在风炉上有三叉提梁、一流嘴、一横柄并加盖的锅子，便是茶铫。

《文海》也收有“铫”字，释义为“此者煮茶用之谓，汉语‘铫子’谓”[14]。《掌中珠》和《文海》对茶铫的质地并无记载，但西夏文《谚语集》中有“红铜铫能打破，婆婆红嘴打不破”[15]的说法，可见当时茶铫在西夏普遍是铜制或金属质地的。

跟西夏人不同的是，宋人煮茶的茶铫在材质上较为“挑剔”，喜用石制茶铫。

苏轼的诗说：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16]他的另一首诗也说：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17]南宋诗人章甫也有诗说到石铫：广文唤客作妙供，石铫风炉皆手亲。”[18]这不是说宋代茶铫都是石铫，苏轼等人的诗恰好反映了茶铫材质是多种多样的，有铜也有铁，只不过文人们更偏好石铫，认为铜铫煮茶有腥味，铁铫又有涩味，都不如石铫最宜煮茶。元代还出现了银铫，明代紫砂壶兴起，又流行“砂铫”煎茶了。

2. 茶臼。茶臼就是用以舂捣茶叶的盛器。将茶饼放入茶臼用木杵舂捣，只是将茶叶初步捣碎，后面还要用茶碾、茶磨进一步碾磨成细末以待煎煮。有臼必有杵，《掌中珠》未收“杵”字，但在西夏文《杂字》（此书另有汉文本）上有记录，被释为“茶杵”[19]。《掌中珠》收有“车碾”和“碾场”[20]二词，后者明显是名词，只不过其碾磨的对象指向了谷物。《掌中珠》未收“磨”字，但收有“碓硙”[21]一词。“碓”指的是舂米器具， 硙”就是磨子，只是这个磨子也多用以碾磨“谷物为面”[22]。《文海》收有“磨”和“研磨”等字词，对“磨”的释义为“研磨也，以研有刃也”[23]。“研磨”的释义为“研也，磨上令出刃也；又牙研磨，等之谓也”[24]。说明这个研磨上有类似刀口或排牙一样的凿痕。由此可见，西夏人磨具并未指向茶叶，也就是说，在茶叶的碾磨方面只有一个粗加工的碎茶茶臼，尚未看到有精加工的细磨工具出现。

茶臼是唐宋时期煎茶前的重要器具。唐代柳宗元的诗说到：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25]南宋诗人也屡用这种意境，譬如：午杵谁敲臼，山童髻两髽。偶因声隔竹，不觉意思茶。”[26]又如：说真辩假无时了，山童隔竹敲茶臼。”[27]又如：隔竹一敲茶臼雪，不知何日又清斋。”[28] 所以，茶臼在南宋审安老人董真卿《茶具图赞》[29]中，也被称作“隔竹居人”。

展示宋人饮茶品位生活的《茶具图赞》集宋代点茶用具之大成，描画了十二件茶具，称“十二先生”，并以茶具名称谐音或质地形制冠以官职、字号等：韦鸿胪即烘茶用的茶焙笼，木待制即捣茶用的茶臼，金法曹即碾茶用的茶碾（也叫茶槽），石转运即磨茶用的茶磨，陶宝文即茶盏，汤提点即注汤用的汤瓶，胡员外即量水用的水杓（葫芦制成），罗枢密即筛茶用的茶箩，宗从事即碾茶后清理茶末用的茶帚（鬃刷），漆雕秘阁即盏托（漆雕既是复姓，也指这个带托茶盏的漆雕工艺和质地）, 竺副师即调沸茶汤用的茶筅（竹制），司职方即清洁茶具用的茶巾（丝织方巾）。

刘松年《撵茶图》细腻直观地表现了宋人的磨茶点茶雅事。两名备茶的侍者，一位跨坐于矮凳上手转“石转运”，茶磨边上放有一“宗从事”和一长柄茶匙；另一侍者站在黑色方桌旁（桌上叠放“漆雕秘阁”，桌档挂有“司职方”），左手端持“陶宝文”，右手执“汤提点”注汤，正在点茶。画上展现的各类精美茶具多与《茶具图赞》所绘相合。

3. 茶盏。《掌中珠》未见“茶盏”，却收有“瓶盏”一词。《文海》“盏”字的释义为“此者瓶盏也，杯盏，饮茶酒用也”[30]。也有学者的研究说：盏：从碗，银。”[31]综合这些情况，似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结论：一、西夏这种跟碗一样的器皿不少都是银盏；二、喝茶饮酒的杯盏在西夏叫瓶盏。瓶盏可能与汉人将茶盏称作为陶宝文有点相似，指的是其质地为陶瓷类（如瓷瓶）。

从茶具的完整性来看，一般有茶盏就有茶托（也叫茶船）。尽管《掌中珠》并未收录“茶托”一词，但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旁证在西夏人的茶具中，也是有茶托的。西夏汉文本《杂字》中记录与茶具相关的器物中，就收有瓶盏、托子等茶具。[32]有学者经对西夏遗址出土的陶瓷残片调查统计，西夏陶瓷器的造型多达数百个品种，其中“最常见的有碗、盘、碟、洗、砚滴、盏、托、瓶、壶、罐、钵……”[33]可见在西夏人的茶具中，有盏也有托。西夏茶托中还有一个“极端”案例，有学者引用媒体报道说：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县西夏域址中出土的一批金器，制作十分精细。高约 5 厘米的莲华盏托，上部为宽唇狭边平底浅盘，盘中间是十瓣空心莲华托，盘边、盘底及盏托外沿均刻有西番莲花纹，圈足为喇叭形。”[34]这个金质的盏托，相配的显然应该是一个金盏，前述那个银盏还无法与它贵重的身份相匹配。相似的金盏在武威博物馆也藏有两件（另藏有金碗一件）：形制尺寸都一样，皆通高 4.5 厘米，口径 9 厘米，底径 3 厘米。侈口，唇内卷，深直腹，圆底，盏口内沿捶楪连续的缠枝菊花图案，上、下各一圈弦纹。底内三道弦纹，中间两枝左右交错的牡丹团花。唯重量不一样，一件 140 克，一件 200克，重的一件，口沿饰花纹的外壁，光滑无痕；轻的一件，口沿饰花纹的外壁有捶楪的痕迹，显示它较之于前一件盏壁略薄。”[35]工艺精致的金盏的出现，可以推断西夏人的饮茶生活已进入一个品鉴、休闲的阶段，饮茶并不局限于帮助消化这一生理需要，也是一种精神需要。

而南宋人的茶盏则是另一个境界，比如对于釉色窑变的追求，一个天目釉茶盏就变化出“兔毫”“油滴”“曜变”等等巧夺天工的绚烂之色。至今我们还可以在中国茶叶博物馆中欣赏到兔毫盏的精美与神奇。流传东瀛现存静嘉堂的一件曜变天目茶碗还被列为日本国宝。

由上所述可见西夏茶文化在茶具上的表现，由此也可以推想西夏人的饮茶方式，与宋人相比并无太大差异，在贵重茶具上甚至不缺可与宋人相提并论的金银器。所不同的是宋人在茶具的材质、烧造工艺、器物命名上，以及茶叶碾磨工序上更为讲究，以致最后的茶汤呈现和饮茶体验当然也超乎口腹之欲而更具精神上的追求。这种差异性也客观反映了宋、夏两地在同一生活方式上所表现的文化区别。

三　《掌中珠》以外的西夏茶文化遗痕

西夏茶文化至今已是一种难以寻觅的雪泥鸿爪，仅仅依赖于薄薄的一本《掌中珠》，是无法勾勒西夏茶文化的概况的。前面在讨论《掌中珠》有关茶文化的记载时，我们已经引用了不少其他的西夏文献、现代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成果。下面我们就从这些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成果中，再作进一步的探寻。

1. 茶桌和茶几。茶几未必一定用作饮茶，但却是因茶而来的家具。而茶桌则基本上指专为饮茶品茗而设计的桌子，兼具实用性和欣赏性。俄罗斯学者的《西夏文词汇索引——小辞典》引用西夏《杂字》一书，收录了“茶桌、茶几”[36]等词语。

在此，“茶桌”这一物质形态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出现了专用的茶桌，说明西夏人的饮茶已经不局限于浅层次的只为了餐食后的帮助消化，而是有更多时间花费在茶桌上，具有了“休闲”消遣”的特点。参考前面讨论的“茶坊”一事，可见西夏人日常的饮茶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到了“精神生活”层面。

2. 茶壶和茶杯。《夏汉字典》收录了一个两字的西夏文词语，第一个字比较多见，就是“茶”字，但第二个字比较少见，对此作者未及细察而将其释为“茶叶”[37]。现在经学者研究，这个词在西夏翻译的汉文古书里出现过，意思是“茶壶”[38]。

《西夏文词汇索引——小辞典》提到在宁夏省嵬城西夏遗址以及甘肃等地的西夏遗址中，发现有茶壶、茶杯等茶具。[39]该书还引用《文海》一书，收录了“茶杯、茶碗、茶壶”[40]等词语。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此还引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此“茶壶”称作“金属茶壶”。这与前面提到的铜铫、银盏和金盏托相联系，可见西夏人的茶具多有金属制品。茶具形制和材质的多样性，也表明了西夏茶文化的一种兴盛。

3. 拂拭和筛子。西夏汉文本《杂字》中记录与茶具相关的器物除了前文提到过的瓶盏、托子之外，还有拂拭、筛子等。[41]这里的“拂拭”一词为动词，但在《杂字》一书中将这个词与“注碗”（温酒器）“筛子”等器物放在一起，表明这应该也是一个名词，当是《茶具图赞》中提到的“宗从事”，一种鬃刷。“筛子”就是《茶具图赞》中的“罗枢密”，也即茶箩。应该说，《茶具图赞》记载的这套完整的点茶器物，展示了宋人饮茶文化的一种高峰，而在西夏境内也能发现不少与《茶具图赞》记载相同的茶具器物，可见西夏茶文化的发展与宋人依然保持着“紧跟”的步态，并未落后太多。

结　语

我们现在大致可以对西夏茶文化作一简单概括 ：一、从茶坊到各式茶具，相比同时期南宋社会所拥有的饮茶设施和器具，西夏人大致也都具备。二、从茶饼到茶末，从煮茶到上茶，西夏人的饮茶方式和宋人也基本相同。三、西夏人的饮茶生活至少已开始改变最初的饮茶只是为了消解油腻帮助消化，而出现了“休闲”“消遣”等精神层面的内涵。四、宋人点茶的必备器具中也有若干在西夏出现，这证明了西夏人的饮茶生活也有很具体明确的精神追求，同时也反映了西夏茶文化相随宋人亦步亦趋的足印，未有超越，也不落伍。当然，西夏人留下的遗产中，也实在没有更好或更多的东西可以拿来与宋人茶文化的繁荣、品位、风采和影响力等相提并论，而作为茶文化最根本的茶叶品质方面，更是不见一字。

西夏人因为日常饮食习惯而高度依赖于茶叶。这种现象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应该有助于茶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但如今我们对西夏茶文化的探讨又因为相关文献和材料的极度缺乏，而困难重重。西夏人丰富多彩的饮茶生活画卷早已被历史的烽烟摧毁殆尽，我们在此能够捕捉和看到的仅剩下这几抹遗痕、一点勾勒，远不足以还原历史的丰富性和生动性，遑论得其全景“拼图”。虽然如此，我们在讨论南宋和西夏两地茶文化的相似与不同中，还是有所感悟和启发的。

北宋仁宗时，大臣富弼上《河北守御十二策》，其中有言：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42]这段话既反映了党项民族深知自己文化的不足，而身体力行向先进的中原文化看齐和学习，同时也证明了相对较为先进的宋文化对于其他民族政权和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从古到今，大凡具有应用性、科学性、艺术性的先进文化，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具备一种不可抵御的融合力量。

（作者系杭州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1]聂鸿音 ：《打开西夏文字之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年版。

[2]骨勒茂才 ： 番汉合时掌中珠》（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之分），《俄藏黑水城文献》⑩，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3] 《打开西夏文字之门》，第 37 页。

[4]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三《代二府与夏国主书》，中华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 年版。

[5]李埴、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二五，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721 页。

[6]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86 页。

[7]《掌中珠》（甲种本）封面，《俄藏黑水城文献》⑩，第 1 页。

[8] 《打开西夏文字之门》，第 6 页。

[9]史金波等著：《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06 页。

[10]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潘楼东街巷”条，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5 页。

[11]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茶肆”条，《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 262 页。

[12] 《梦粱录》卷一六“茶肆”条，第 262 页。

[13] 《掌中珠》（甲种本），《俄藏黑水城文献》⑩，第 12 页。

[14] 《文海研究》，第 405 页。

[15]李范文编著：《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08 页。

[16]苏轼撰，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四《次韵周穜惠石铫》，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275 页。

[17] 《苏轼诗集》卷八《试院煎茶》，第 371 页。

[18]章甫：《自鸣集》卷三《叶子逸以惠山泉瀹日铸新茶饷予与常郑卿》，《豫章丛书》本。

[19] 《夏汉字典》，第 143 页。

[20] 《掌中珠》（乙种本），《俄藏黑水城文献》⑩，第 32 页。

[21] 《掌中珠》（乙种本），《俄藏黑水城文献》⑩，第 32 页。

[22] 《夏汉字典》，第 189 页。

[23] 《文海研究》，第 421 页。

[24] 《文海研究》，第 456 页。

[25]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卷四三《夏昼偶作》，中华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3年版。

[26]刘克庄撰，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二八《隔竹敲茶臼》，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541 页。

[27]吴泳：《鹤林集》卷二《游大玲珑小玲珑》，宋集珍本丛刊第 74 册，线装书局 2004 年版，第 290 页。

[28]方岳撰，秦效成校注：《秋崖诗词校注》卷五《次韵牟监簿》，黄山书社 1998 年版，第75 页。“一”又作“已”。

[29]日本天保十五年（1844）刻本《茶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影印本。

[30] 《文海研究》，第 465 页。

[31] 《夏汉字典》，第 777 页。

[32]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白滨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2 页。

[33]李进兴：《尘封的文明 ：西夏瓷器》，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5 页。

[34]吴峰云：《西夏文物综述》引《内蒙古日报》1981 年 8 月 4 日《西夏的珍贵文物》，《中国民族史研究（二）》，第 209 页。

[35]俄军、赵天英：《甘肃藏西夏文物述略》，俄军主编：《丝绸之路文物考古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4 页。

[36] 〔俄〕A•П•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西夏物质文化》，崔红芬、文志勇译，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9 页。

[37]《夏汉字典》，第 784 页。

[38] 《打开西夏文字之门》，第 57 页。

[39] 《西夏物质文化》，第 178 页。

[40] 《西夏物质文化》，第 260 页。

[41] 《西夏汉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