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承继传统抑或新的变革？
作为自称中华正统的宋朝与“蛮夷之邦”签约、划界，傅海波、葛兆光等学者均赋予其变革意义，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为坐标，赋予宋辽划界以“近代性”意义。如傅海波、崔瑞德所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认为宋辽“两国从海边到黄河拐弯处的边界被清晰地划界并由双方警惕地守卫，这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国际边界，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也代表了西方一类学者的观点。中国学者也有持类似观点者。有人认为，宋代以前历代王朝的边界仅是实际军事控制线，不具有国界的意义，而宋与辽、金的“实际军事控制线就有了国家间边界的意义”，不过“各方的控制线在法理上仍是传统的政权界限而非国家边界”；近代清朝与沙俄进行边界谈判缔约，得到西方诸国的承认，是法理上认可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天下观才转变为国家观,“近代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才最终形成”。意即以西方民族国家理论考量，宋代是中国“天下观”下的有限变革。
另一类认为宋代疆界具有中国古代自身传统发展中的变革意义。有学者反对套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和欧洲的“近代”标准，认为在此问题上“中国历史不必按照欧洲历史来裁长补短”，不同意“古代中国主要就只有‘边疆’而没有‘边界’，现代中国才有‘领土’和‘国界’”的看法，认为“从宋代开始出现的有可能走向国境清晰，认同明确，民族同一的民族国家的趋势”，“呈现出与欧洲不相同的国家建构路径”。宋代“官方组织的‘勘界’其实已经开始表明有限的‘民族/国家’在意识中逐渐形成，明确的‘边界/国境’也在事实上呈现”，“这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国境’，也有了‘国’与‘国’对等外交的意识”，“这在唐代以前的中国是几乎没有的”。宋代出现的“国境的存在和国家主权意识”，“很清楚地形成了汉族中国自我确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还有学者认为就政治疆界划分而言并非宋辽划界方始产生，但宋代“各政权之间界至谈判、勘定等皆王朝政治地理的新因素”，而且这种新因素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政治史背景中看都是空前的。这虽未以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作为判断坐标，但也认为宋辽划界说明“当时出现了与近代民族国家相近的‘国家’意识”。
对于宋代划分清晰疆界具有变革性的判断，不论是将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作为参照，还是强调中国古代自身传统中的变革，都是以“近代性”作为标准。如果将欧洲兴起的近代边界理论作为参照，表面看来宋代疆界产生程序及疆界形态无疑具有了很强的“近代性因素”。维克多·普莱斯考特将陆地边界演变或形成分为四个阶段：分配、划界、勘界和管理，“分配指的是有关领土分配的政治决定，划界涉及具体边界地点的选择，勘界是在实地标示出边界，管理是指边界的维护”。划界与勘界的区别是前者指在语言或纸面划定国界线，后者是“确定边界的最后步骤，即现场标出边界”。边界产生过程也可以分为定界（即分配）、划界、勘界三个阶段。邵沙平主编的《国际法》认为边界形成主要基于两种事实：一是由传统习惯而形成，即传统边界线；二是依条约而划定。划分边界一般还包括绘制地图和标界等阶段，为边界管理和维护提供依据，还通过条约“规定双方有维护边界标志的责任，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边界标志被损毁或移动”。
关于边界标志的类型，《奥本海国际法》指出，“一般情况下可以将边界标志分为两类：一类是使用山脉、河流等自然标志的自然边界；另一类则是使用石头墙、栅栏等人为标志的人为边界”。近代“人为边界”也包括以弧线或直线确定的几何学界限或以经纬度确定的天文学界限。而陆地“自然边界”通常“沿分水岭、山脊这些明显的地貌划定，或以河流中心线或主航道中心线等为界限”。而河流划界有三种方法，即河流中间线、主航道中心线及河岸。
宋与辽、夏、交趾、金的议界基本上经历了定界（即分配）、划界、勘界三个阶段，也包括勘界后的边界管理。如宋辽河东划界就经过了双方派员商议、划定疆界、实地勘验、绘制图标等过程，并按协定维护勘定的疆界。宋代的疆界形态既包括山脊、分水岭、河流等按自然地形划定的自然边界，如宋辽界河以河岸为界、宋金则以淮水中流为界，也包括树界标、建界墙、掘界壕等人为疆界。但是，宋代疆界形态和产生程序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吗？如此相似的“近代性因素”就意味着变革吗?这样的疆界特征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才出现的新产物吗？
葛兆光指出，宋代“勘界”显示的中国古代开始出现的国境和民族国家意识及其至清代的演进，呈现出与欧洲不同的建构路径。这提示我们不能机械地套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将宋朝通过双方共同勘定、载之盟约或文案的“国界”仍视为非法理上的国界。陶晋生指出，宋人已经有了“多元国际系统”的两个重要观念：“一是认知中原是一个‘国’，辽朝也是一‘国’；二是认知国界的存在”，“宋人对国界的重视，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认为传统中国与外夷之间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权力的界限’的看法”。宋朝与辽、夏、金、交趾的勘界就是双方议定，载之盟约的“法律和权力的界限”。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的。
那么，宋代勘界是否在中国“路径”中堪称一次变革呢?显然也不是。宋代疆界形态和产生程序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出现，而是前已有之。长城是一个初显的案例。作为边界，长城是一个复合的边界，“代表统一的华夏帝国的北方资源边界，也是华夏的北方族群边界”，同时也是“标识本国的政治边疆”。秦朝长城主要还是单方设定的疆界，汉代则得到匈奴等北方民族的承认。汉文帝致匈奴书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约定“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而且当时双方是对等关系，国书称“二国”、“两主”、“邻敌之国”，甚至称“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互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长城成为两国共同认定的疆界。
唐代与吐蕃的议界则具备了上述宋代所有的程序。唐蕃间最重要的会盟议界是建中会盟。该次议界，“二国将相受辞而会”。在建中四年（783）正月第一次会盟中，唐朝派中书侍郎张镒与吐蕃相尚结赞盟于清水，议定两国疆界，即“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并相约“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双方疆界除了黄河、大渡河等自然山川为线状疆界外，其他地区为“唐界+闲田+蕃界”的带状疆界，但唐界和蕃界是相对清晰的，这个带状疆界因而也是相对清晰的。清水之盟后，双方在议定的边界沿线树立界碑，并作为双方疆界不可侵犯的标志。如其后吐蕃宰相尚结赞曾说到“本以定界碑被牵倒，恐二国背盟相侵”。“疆场既定”后，唐朝宰相李忠臣与吐蕃相曲颊赞等在长安设坛盟誓，宣读盟文，并将“盟文藏于宗庙，副在有司，二国之成，其永保之”。建中会盟划界经过了议界、划界、勘界等程序，并载之文字。
边界具有两个核心功能：区别“我者”与“他者”，即区隔的功能；保障本国安全，即防卫的功能。这也是一个政权或民族基本和本能的生存需求，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在遇到很强的对抗性外力时，就会产生更明确地区隔彼此的需要，当势均力敌的双方都具有这一愿望时，和议勘界及明确边界就自然出现。其本身并不都代表从传统到近代的变革。现代国际法界定疆界“是地图上想象的界线，分隔着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是一条划分一国领土与他国领土或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区域的界线，其作用在于确定各国之间领土范围”。维克多·普莱斯考特还指出“历史上，边界具有重要的防卫功能，外国入侵者一旦越过边界，将承担相应的后果”。古代和现代疆界都具有区隔和防卫功能。
维克多·普莱斯考特等认为“中国的长城不仅旨在防范游牧民族侵扰，还旨在防止本国人外逃”，具有防卫功能。拉铁摩尔指出，“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一个固定的边疆，包括一切真正适宜中国的东西，隔绝一切不能适合中国的事物。长城就是这种信念的表现”。汉朝与匈奴约定的“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唐人说缘边关塞的功能是“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禁者也”，唐蕃会盟也有约定双方遵守划定的“汉界”与“蕃界”，“不得侵越”。这些都表明疆界具有区隔和防卫的功能。宋代也是将疆界作为区隔版籍与非版籍，以及守国的界限。从历史关系看，中国“‘有限国家’的意识大概从宋代就开始形成了”，“中国渐渐从无边无际的‘华夷’与‘天下’的想象中走出来，进入‘万国并峙’的现实世界，开始设定边界，区分你我”，也不能说是对宋朝的准确定位。
事实上，宋代以前的王朝也要采用应对复杂多样的现实困境的弹性做法。当中原王朝强大，足以维持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时，便不存在与“四夷”勘定疆界的需要，自然疆界足以区隔华夷，保障安全，且无损于“华夏”尊严。如邢义田阐述长城两方面的象征意义：“从理想的一面看，修筑长城意味着中国的天子德威不足，不能于一统海内之余兼服八荒之外，成为真正的普天之下之主，象征了无奈与羞辱；从现实的一面看，它的修筑隔绝了北方草原和南方农业地带，象征着一道文明与野蛮、中国与非中国、人与禽兽、农业与游牧之间不可跨越的天限。”古人喜用“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之类不失华夏尊严的表述。宋朝对辽、西夏、交趾、金均不能取得优势而不得不承认他们为“国”，并与之勘定疆界。宋人曾一再感叹“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燕山“岂天设此限华夷”，“天限华夷”的自然疆界越来越不能发挥作用。势均力敌，甚至被动屈辱的对抗成为宋朝周边关系的常态，且强烈的外来压力如此深刻持久地影响着朝运是前所未有的，因而与辽、夏、交趾和金的全面划界成为保障安全不得不做的选择。
勘定疆界成为宋朝与对抗的相邻诸国都具有的发展正常关系的需求，或者说疆界的功能是势均力敌的任何两国都希望的。陶晋生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家都了解对外族维持和平为首要，朝贡在其次，“和平既属首要，则对外政策的运用，必需具有弹性”。除了华夷秩序外，对外族的平等关系“时常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发生”。这是当理想的世界秩序不能实现时，不得不发展成的“实质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到唐代莫不如此。“传统中国固然具有一个很强的传统来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要求邻国称臣进贡，但是另一个传统也不可以忽视，那就是与邻国实际维持的对等关系”。如上文所论，划定疆界对宋朝与辽、金等国都有现实需要，都是应对现实需要的手段。
如果说宋代勘界形式并非变革，那么宋代出现的“国境的存在和国家主权意识”是否在观念上代表了“很清楚地形成了汉族中国自我确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或华夷、内外观念的变革呢？也不是。宋代的勘界反映了“理想”解说和“现实”应对的交织。对“理想”的解说需要坚守绝对理念，即华夷之辨，出于“现实”应对又需要采取弹性标准。不同形态的疆界，不论是模糊的省熟之界，还是清晰的“国”界，其功能都是区隔华夷，即“中国”与非“中国”。从地理概念而言，宋朝人所称“中国”就是直辖郡县和版籍人口。邢义田曾说“从秦一统天下，在现实的世界里，真正听命于始皇的不过是设有郡县的地方”。直辖郡县就是秦朝现实的地理“中国”。宋朝也是如此。
北宋的政治话语认为辽、夏和周边诸族都不是“中国”。贾昌朝说，“西戎诸国，如沙州、唃厮啰、明珠、灭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丽、新罗等处，皆旧通中国。今为二虏隔绝，可募人往使，诱之来朝。如此，则二虏必憾于诸国矣。憾则为备，为备则势分，此中国之利也”。“二虏”指辽、夏。羁縻各族也不是“中国”。西南诸夷“唐末，王建据西川，由是不通中国”，溪州蛮“不知中国礼”，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广西诸蛮“宋兴，始通中国”等等。可见北宋人所称地理“中国”仅指其直辖郡县。南宋君臣在国内议事时也称金为夷狄。宋孝宗曾说金朝，“夷狄虽强，不可有加于中国”，而称金为“虏”、“丑虏”、“金虏”、“夷狄”等词更是常见于臣僚话语。南宋禁铜法令有“铜钱出中国界条约”，此“中国”就是指直辖郡县。从宋朝对“中国”与四夷大的区隔来说，区隔周边政权的“国”界与区隔熟蛮（蕃）的省熟之界并无本质的区别，而且不同形态疆界的功能是相同的。
宋朝与华夷之辨并用的另一个解说工具是“夷夏之变”。宋人称契丹和西夏“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所为皆与中国等”，“岂可以上古之夷狄视彼也？”辽朝更是“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非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处，与中国好尚之异也”。他们已经是近于“中国”的夷狄了。南宋也用“夷夏之变”解释宋金关系。朱熹的弟子说金世宗“专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为‘小尧舜’”，朱熹回答：“他能尊行尧舜之道，要做大尧舜也由他。”就是认为金朝皇帝是行尧舜之道、近于华夏的夷狄。与这样的夷狄议界划界、对等并立无损于华夏的尊严，从而为划界作了合理解说。
结语
宋代没有统一的疆界形态和划界原则，因关系形态的不同和变化而形成多样的疆界形态，既有模糊疆界，也有清晰疆界。影响疆界形态的主要因素是关系的可控和对抗。疆界的清晰程度与对抗性呈正比。点状模糊疆界主要存在于宋朝省地与可控且能为其所用的熟蛮之间，片状模糊疆界主要存在于与对抗性不强或尚未表现出强烈对抗性的政权之间，带状清晰疆界和线状清晰疆界则是宋朝与境外政权对抗冲突的结果。对疆界形态的梳理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宋朝的疆域范围和层次。
宋朝划分疆界的主要目的是现实的安全应对，其核心是区隔版籍与非版籍的民和地，保护赋役来源和“中国”即直辖郡县的安全，显示了宋朝对待周边关系时除构建华夷秩序之外的实用主义面向。从疆界的区隔和防卫功能，即划分“中国”与四夷，版籍与非版籍，保护直辖郡县安全的角度而言，省熟之界与诸“国”之界，有宋朝优势可控和均衡对抗之别，但都是此疆彼界，而无“天下之界”、“诸国之界”或羁縻之界的区别。
宋代疆界的产生程序、形式及其体现的观念，总体上仍是对中国古代天下理想与现实应对、华夷之辨与夷夏之变、消解模糊疆界与发展清晰疆界等不同传统的承继和延续，只是宋朝周边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不同现象、传统和观念等在宋代同时并存，因而在具体做法有其时代的特殊性，但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变革，更不具有所谓西方历史路径意义上的“近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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