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陆游的“乡村世界”，指由陆游诗文所记述的、也就是他所感知的南宋时期乡村社会。
深入分析传统时期县级政权之下农村基层社会的生态，是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焦点。对于两宋时期也自应如此。生活在社会基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状况，本该是历史学最应该关注与研究的对象。但是存世历史资料的现状，则不免使他们无奈地沦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文献不足，目前讨论相对深入的部分，仍不免集中于基层国家制度等内容，其它方面则大多只得停留在泛泛而谈，难以真正深入，令人沮丧。无论由对于明清时期的许多研究发现的，还是当今现实生活向我们提示的，都可以推知两宋时期的乡村社会必然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但是现有的研究不得不满足于平面的笼统描述。学术史的积累，集中在国家对于乡里保甲等等农村基层管理组织的构建，以及宗族血缘组织的演化这两个方面。就目前可能性看，除了在乡里保甲组织等制度架构方面对旧说稍作验证，校正偏误之外，深入不易，研究明显陷入瓶颈。不过，如果我们将观察的视角稍作换易，不再执著于学界关注的各种社会科学式的“问题”，而是回归历史叙述的本义，至少在某些侧面，尽可能去复原中国近古时期乡村民众的各种生活场景，却有一定的可能性。在这一方面，宋代文人存留至今的海量的田园诗，能够为我们提供不少历史信息。当然，如何透过文人诗意的夸张与遐想，去发掘出可资利用的历史信息，进而将其拼凑成一幅幅鲜活的历史场景，也绝非是一件轻松的工作。本文试图集中解读南宋著名诗人陆游（1125-1210）的诗文，以个案的形式略作试探，借陆游的目光，来观察南宋时期浙东地区的农村社会。
陆游出身于官宦之家，以门荫入仕，后由宋孝宗（1162-1189在位）赐进士出身（1162）。他生长于浙东，除年幼时曾避兵于婺州东阳乡间，成年后偶居绍兴城区及短暂出仕，其它时间主要居住在绍兴府所辖山阴县农村。尤其是淳熙八年（1181）在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任上被臣僚论罢返里后，基本闲居于山阴的三山别业，时长近30年。陆游是中国历史上诗文创作量最大的一位文人，存世的诗作近万首，主要写于这一时期。乡村生活丰富多彩，乡居社会阶层复杂，闲休官宦散居于乡里，宋人多称之为寓公，他们本身即构成了当时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值得关注。学界此前讨论宋代乡村权势人物的社会角色，有将其归纳为豪横与长者两种形象者，当然这样的归纳不过是后人在历史观察中所作的概念式梳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性格往往有其多面性与复杂性[1]（P474-536）。此外，学者们更多关注的，还在于乡村社会如何具体运作，以及如何从宋代乡村权势人物的活动中去分析后世缙绅阶层的形成过程等等。可惜后人视野中这些重要的议题，能够在陆游的诗作中得到“回应”的却极少。大致讲，关于南宋时期的浙东农村，陆游“乡村世界”的个案可能比较集中地提供三个方面的信息：其一，浙东乡村一个中上水平乡居寓公的生活范本；其二，关于士人在乡村的社会角色的某些侧面；其三，由陆游所感知与描述的当时农村社会的一些其它生活场景。本文即主要从这三个方面，略作试探。其结果，估计也只能给出一些孤立的白描性质的历史画面，无法达到经过一定量的、相互间存在有机联系的个案研究的积累，并经抽象归纳，最终达到描绘出整体的“宋代农村”画面的目的。如果能够以历史叙述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想象“宋代农村”提供几个可以依凭的支点，本文的目的也就算是达到了。
所谓居处，主要讨论陆游乡居生活的社会环境，大致在聚落、乡都与邻里三个侧面，略可展开。
（一）聚落
前人的研究中，以邹志方的《陆游研究》讨论最为详尽[1]，下文在此基础之上稍作补充拓展。
根据邹志方的研究，除了绍兴城区旧居外，陆游还分别在乡村的云门、梅山、石帆、三山等处居住过。其中云门精舍与石帆别业地处会稽县，梅山寓所与三山别业则地处山阴县。他在云门与梅山都是依佛寺而居，在云门寺边上曾建有自己的屋宇，在梅山估计则只是借居于当地的本觉寺，为寄寓之所。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陆游开始在镜湖边营建三山别业，并于第二年“卜居”即定居于此[2]（P2465）。大约十五六年后，陆游又在绍兴府城东南的石帆山下的石帆村，营建自己的另一个别业。这个别业距离禹庙不远，其规模应该比三山的为小。陆游后来不时在石帆别业居住，但大多仍定居于三山[2]（P55-126）。因此他的诗作主要也是在三山别业写成的。
三山别业聚落位于绍兴城西，镜湖北岸，所处为山阴县的河网平原地区，向南隔着镜湖靠近山区。其与府城的距离“舟车皆十里，来往道岂长”[3]（P3242-3243）。又有诗称“穷途敢恃舌犹存，小筑城西十里村”[3]（P1842）。具体村名未见著录，陆游有时谦称其为“三家村”：“老病与世绝，屏迹三家村”[3]（P1922）。那自然并非村名，只不过是比喻其小，自嘲而已。所谓“三山”，指其别业所在之地夹在东山（韩家山）、西山（行宫山）与石堰山这三个小山丘之间。三个山丘相互间距离不远，韩家山距行宫山不过约一华里，到石堰山大致两华里。地志称“三山在县西九里，地理家以为与卧龙冈势相连[2]（P6867）。所以陆游有时在诗中自称山翁，称别业所在的村落为山村[3]（P4138-4139）。从诗句分析，别业的具体位置略偏西，距行宫山稍近。山会平原的聚落形态看来与其他江南农村相去不远，很难说有什么规律，随着人口繁衍按地形自然扩散分布。山会平原开发甚早，南宋时期的发展水平不在苏南平原之下。从陆游诗作中可以感知，当地乡村聚落是比较密集的。陆游平居无事，常常外出闲游，“耳目康宁手足轻，村墟草市徧经行”[3]（P3318-3319）。足迹所至，有近有远。例如紧邻三山别业聚落的东侧，就有一个在其诗作中称为“东村”的小村，即塘湾村，稍远一些，陆游经常或跨驴或泛舟，甚或徒步而至的几个村落，大多也在十来华里之内。而且那几个村落的规模都相对较大，才成为陆游诗作中集中描绘的对象。路途间一些小村落，有些“村墟频过不知名”[3]（P4313），并未成为他记述的对象，也有一些则是他闲游常去之所。例如他多次写入诗作的湖桑埭。更多的时候，他还称此地为西村，以对应于东村。估计此村的规模也不大，陆游有时也称其为三家村，“人情简朴古风存，暮过三家水际村”[3]（P2507）。西村比东村还要近，距离三山别业“里许”º，所以陆游不时“散步”前去。“十日苦雨一日晴，拂拭拄杖西村行。”[3]（P104）在其《散步至三家村》诗中还有自注，曰“湖桑埭，西村名”。湖桑埭，即今壶觞村，距现今复建的陆游故里大致一华里。
在湖桑埭更往西行，则有湖塘村。“湖塘西去两三家，杖履经行日欲斜”[3]（P1065），村名今存，距离三山别业约十华里。“遥望湖塘炬火迎，才归村舍雨如倾。”[3]（P1182）前去湖塘，基本上就得泛舟了。由此可知，从东村（塘湾）、三山别业聚落、湖桑埭，到湖塘村，沿镜湖北岸一线，差不多每二三华里就有一个规模或大或小的乡村聚落，分布不可不谓之相当密集。所以到了晚间，陆游在家里就可以看到邻村的灯光º。从三山别业向北，村落也很密集。陆游在诗作中经常提到的还有一个“北村”，可以从其寓所放眼相望，应该不远[3]（P2908），不过看来是隔着河港，交通不便，所以未见有他闲步前去的描述º。再向北数里，差不多与镜湖北岸平行的另一条重要水道，就是东北走向的浙东运河（漕河）。其与镜湖两者之间相连河汊颇多，从湖塘北向就有一条，在其折入浙东运河的河口处，就是著名的梅市村。梅市村之东、西，则有鲁墟（今鲁东村）、柯桥等规模较大的聚落。从三山别业经运河东北行，渡过钱塘江，就是行都临安了。“法云古兰若，西走钱塘路。帆影梅市桥，人语柯山聚。”[3]（P4034）所以陆游诗作中凡涉及迎来送往的，不少都提到了梅市。绍熙四年（1193），长子子虡出仕淮南，陆游作诗相寄“，吾儿适淮壖，送之梅市桥”[3]（P1943）。开禧二年（1206），七子子遹调官得永平钱监，陆游也出门送行，作《送子遹至梅市而归》诗：“梅市长堤怆别情，鲁垆归路当闲行。”[3]（P3764-3765）从梅市回到三山别业，得经过鲁墟。
由此也可知，尽管当时平原地区村落分布，受开发先后、人口自然繁衍过程与地形地势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很难说有什么特定的规律，不过浙东山会平原属于水网地带，乡间聚落大多沿河道分布，以取交通之便，是可以肯定的。尤其是那些规模稍大、属于中间市场的聚落，更是非据交通干道之利不可。从陆游闲游的行踪可知，镜湖北岸一线，从东村到西村，再远行则有湖塘等村，无疑是陆游闲游光顾最多之所。跨过镜湖，南岸则有新塘等村。“西村渐过新塘近，宿鸟归飞已满枝。”[3]（P3469）再从镜湖靠北，沿漕河即浙东运河一侧，则有柯桥、梅市、鲁墟等大村落。越过镜湖，向南进入会稽山区，陆游诗作中多所提及的几个重要聚落，基本也是沿若耶溪即平水江及其支流分布的，无论兰亭、平水，还是项里，都是如此。所以陆游说“兰亭之北是茶市，柯桥以西多橹声”[3]（P2648）。这其中多数都是中间市场，构成了三山别业周围聚落群的重要节点。
乡村聚落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区位的影响，从其发育的过程来看也是如此，人们总是首先聚居于交通便利之所，随着区域开发，人口繁衍，再慢慢扩大并扩散开去。及至南宋时期，山会平原位于交通节点之上的那些聚落，人户聚集，规模较大，“深巷人归有犬随”[3]（P3307-3308）；有一些僻远，或者区位不利的，聚落的发展不免受影响。例如绍兴府城郊广宁桥之侧，“漕河至此颇广”，但正因为河道过宽，反而不利于沟通两岸，使得人们生活不便，聚落规模难以拓展。总之，从聚落分布的情况看，南宋山会平原人口密集，农业经济发展成熟。
（二）乡都
凌驾于这些聚落之上，代表皇权国家管理乡间的，是基层乡都组织。学界关于宋代乡都组织的讨论，已经比较深入。所谓乡都，指从北宋前期以来的乡管等乡役体系，经与在熙宁年间建立起来的保甲等组织相结合，逐步形成的乡村基层管理架构。大致而言，一县之辖境，承前代以来旧制，分为乡。但是乡制的实质，已经从前代的基层管理组织，演变成了一种税率基本概算单位，即在一乡范围之内执行统一税率的地域单位[2]（P121-148）真正承担起乡村基层管理事务的，是从保甲等演化而来的都保组织。
陆游三山别业所在的村落，他虽然常常自谦称为三家村，但也多次在诗作中提到聚落有“村巷”，“东巷南巷新月明，南村北村戏鼓声”[3]（P3891），并明言“村北村南数十家，陂池重复谷谽谺”[3]（P3426-3427）。有时甚至明言“三山百家聚”，不过那是他在夸耀三山聚落人户虽多，“齐民让畔不争桑，和气横流岁自穰”[3]（P4296），所以“百家聚”者不一定是数量上的实指，只表明聚落有一定规模而已。总之，比 “独士人数家在焉”那样的小聚要大不少，是肯定的。
陆游对南宋乡村职役人员的描述，值得关注。庆元六年（1201）冬，陆游曾作《小舟白竹篷盖保长所乘也偶借至近村戏作》诗。题中所言“保长”，层级未明。有意思的是，借乡邻之船出游本是常事，在这里，他并未用在其诗文常见的野人、农家、邻翁、父老等等称呼，却特意拿这位乡邻临时的社会性身份“保长”来指称他。这也许表明，在陆游看来，这位“保长”的社会性身份值得重视，体现了某种重要的地位。诗中有言：“茅檐细雨湿炊烟，江路清寒欲雪天。不爱相公金络马，羡他亭长白篷船。”[3]（P2758）他还以“亭长”这一前代旧名来指称这位“保长”。在作于绍熙三年（1092）的《戏咏村居》诗中，陆游曾自嘲久居乡里，“衣裁大布如亭长，船设低篷学钓徒”[3]（P1757）。“大布”本义粗布，应该是当时农民阶层常见的衣料。但是陆游特别说明自己“衣裁大布如亭长”，可见要点并非衣料质地，而在于它的款式。如果其款式与一般的农家父老无异，并无须言明“如亭长”。由此看来，在当时的山阴乡村，亭长——即“保长”，甚至连衣着都已向上层社会靠拢。陆游在另一首诗《白发》诗中对自己的衣着也有描写，“大布缝长衫，东阡复南陌”，可见大布长衫，不似一般农民为了方便农作而短衣短打，正是乡居士人以及其他相对富庶的上层人士衣着的一般特征。如此看来，陆游向其借用白竹篷盖小舟的“保长”，恐怕不是每二三十家人户派充一名以“主科赋”的大保长，应该是指管理数百家人户的都保正无疑。所以，才可能出现一般农户对他们“亭长闻名不识面，岂知明府是何人”的现象[3]（P4259）。如果只是一般的大保长，二三十户人家，邻里之间，竟然闻名而不识面，就难以想象了。
这些穿着大布长衫，一般农户可能闻名不识面的亭长——都保正们，之所以能够让陆游另眼相看，其原因无非有二：其一，例如在南宋江西抚州，据记载“况今之为保正副、户长者，皆非其亲身，逐都各有无赖恶少，习知乡闾之事，为之充身代名，执役之亲身虽屡易，而代役之充身者数十年不易也”[2]（P770）。看来当时浙东农村与之相类似，保正长任役人员已经出现固定化、甚至胥吏化的趋势，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其二，这些习知乡闾的无赖恶少们，在其长期充代的役名之上集聚的权力不小，以致每当他们上门，农户们不得不以酒食打点，“催科醉亭长，聚学老书生”[3]（P2583）。这种权力的源头，主要当然是来自于其委派方：官府。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也可以说他们与普通村民在身份地位以及心理立场上已经明显拉开了距离，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官府权力在乡村的代理人。
所以，在陆游的诗作中，每写到穷凶极恶地向农户催科，谴责官府催科之严酷，除了偶尔提及“亭长”，如前面提到的“催科醉亭长”，在更多的情况下，几乎全都是“县吏”“督租吏”：“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3]（P2140）如果农作年成大好，家家能够及时完租纳税，使得“常年县符闹如雨，道上即今无吏行”[3]（P3791），那就真的是人人笑逐颜开了。
按理讲，宋廷对于县吏公人、巡检司兵卒下乡，有严格的限定，所以刘克庄（1187-1269）说：“通天下使都保耆长催科，岂有须用吏卒下乡之理！”[2]（P66）一般情况下，如果底层的大保长们催发不行，真正到农户门前剥啄征租的，应该就是那些“都保耆长”。即便需要将那些逋负税赋未交的农户押解县衙，大多也应该是由保正副们率领着其辖下的壮丁们前来行事，以至“常年征科烦棰楚，县家血湿庭前土”[3]（P2403）。看来，在陆游的笔下，有着明显的将“亭长”与“县吏”等同化的倾向。之所以如此，无疑是因为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已经将“亭长”们归入胥吏者流了。虽然也不能排除为了催科县衙偶尔遣吏下乡的情况，但估计不应该是常态。
（三）邻里
南宋绍兴府附郭有会稽与山阴两个县，其辖境大致以府城中分，东境属会稽，西境属山阴。陆游三山别业所处为山阴县的河网平原地区，向南靠近山区，平居也常见其与山民多有交往。他不仅时常从山市采购茶叶、竹笋等商品，“出山茶笋村墟闹”[3]（P3007-3008），还有木柴燃料：“乡市小把柴谓之溪柴，盖自若耶来也。”[3]（P1601）柴把负重，所以得靠水运，从若耶溪运载而下销售。他家里的奴婢，“纫缝一獠婢，樵汲两蛮奴”[3]（P70-71）。从“獠”“蛮”的用词看，估计也是从山区雇佣来的。陆游闲居，不时出游，有时走得距离略远，例如他在诗中常常提及的平水市，为位于若耶溪边的一个山区村市，“蓐食草庵中，肩舆小市东”[3]（P1224），则已是向南进入会稽山区了。他又有《寒食日九里平水道中》一诗，说走了九里就到了平水道上，估计是从其位于会稽县的石帆别业出游时所作，若从城西山阴县的三山别业计之，两地距离则不下三四十里。
陆游作为出身官宦的寓公，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自然远比一般农户为频繁。平居闲行，诗句咏吟者颇多。因此，他比较关注乡村的交通状况，经常抱怨村路泥淖之不便。“放翁愁坐茆斋里，泥潦连村不得行。” [3]（P1794）以及河网地区对船只的需求，“今朝出送张夫子，借得南邻放鸭船” [3]（P129）。后来他干脆“千钱买轻舟，不复从人借”了[3]（P2519）。绍兴为近畿大郡，三山别业距郡城也不远，到了晚年，虽有“足迹不至城市者率累年”之叹，但或者“遣奴入城市”，或有友人来访，陆游的乡村世界并不闭塞。
在陆游的笔下，乡村世界是平静温和的。诗作所传递的信息，零碎且曲折，大致梳理，可以略作归纳的有如下几个方面。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限，多数农户甚至“生不识官府” [3]（P3211），因此他们的社交圈基本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成的。学界以往主要依据明清时期资料的讨论，常常强调基本市场圈对农民社交圈的影响。乡村社会的婚姻关系基本上也在市场圈的范围之内展开º。以理揆之，南宋时期浙东地区的情况应该与之相去不远。不过囿于诗作所传递信息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感知的山会地区农民的婚姻圈则更为狭小，有时甚至不出村落的范围：“世通婚姻对门扉，祸福饥饱常相依。” [3]（P3568）又如“樵牧相谙欲争席，比邻渐熟约论婚” [3]（P64）。“一村婚娉皆邻里，妇姑孝慈均母子。” [3]（P3891）有时，陆游甚至还点明了具体某一村落的婚姻圈状况。例如他经常散步闲游所至的西村湖桑埭：“人情简朴古风存，暮过三家水际村。见说终年常闭户，仍闻累世自通婚。” [3]（P2507）在他泛舟游东泾村的诗作中，也提到此村“耕犁无易业，邻曲有通婚” [3]（P1657）。这种情形，或者并非局限于浙东农村而已。他在蜀地所作的乡村诗作中，也曾有类似的描述：“江头女儿双髻丫，常随阿母供桑麻。当户夜织声咿哑，地炉豆䕸煎土茶。长成嫁与东西家，柴门相对不上车。” [3]（P657）当然，这些诗句并不必然排除村姑们外嫁邻村、甚至更远一点聚落的可能性。不过从“一村婚娉皆邻里”“仍闻累世自通婚”这样的描述看来，村落内婚姻的比例当是不小。有的时候，陆游的措辞相对含糊，例如“从来婚聘不出乡，长自东家适西舍” [3]（P3791）。所谓“不出乡”，看来也并非特指一县数乡之乡区，而是泛指乡村，所以才“长自东家适西舍”。因此，陆游排遣自己的心情，强调归耕乡间的一个令人称心宽慰之处，就在于“归家力农桑，慎莫怨贫贱，婚嫁就比邻，死生长相见” [3]（P4570）。这无疑是在对乡村社会婚姻状况作一般性归纳。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乡村是温情脉脉的人情社会，村舍邻里之间在生产与生活等多方面互帮互助，有许多表现。或者在生产劳动中结伴协作，如《村居》：“馈浆怜道喝，裹饭助邻耕。” [3]（P3049）《祠禄满不敢复请作口号》（第二首）：“赖有东皋堪肆力，比邻相唤事冬耕。” [3]（P2435）以及《邻饷》：“结队同秋获，连穑听夜舂。” [3]（P3010）道路桥梁井泉河堤等等公共设施，有待于邻里间的共同维护。如《古井》：“道傍有古井，久废无与汲。邻里共浚之，寒泉稍来集。” [3]（P3779）农户个体经济的维持，有时也需要邻里间的相互帮助，“比邻通有无，井税先期足” [3]（P2517）。同时，陆游也对“骨肉团栾无远别，比邻假贷不相违”的“村老”，表示“可羡”[3]（P4235）。在日常生活中，邻里间的友情在许多细节中表现出来。开禧二年（1206），已是82岁高龄的陆游作《新晴》诗，有“市垆分熟通赊酒，邻舍情深许借驴”之句[3]（P3685）。第二年，他又作《题门壁》一诗，更感慨自己在三山别业“四十年来住此村，胜衣拜起有曾孙。市垆分熟容赊酒，邻舍情亲每馈餐” [3]（P3944），表达了对于邻舍亲情的眷恋与感激。所以，他也十分在意维护邻里之间的这种亲情关系：“东邻稻上场，劳之以一壶。西邻女受聘，贺之以一襦。诚知物寡薄，且用交里闾。” [3]（P1695）当然，作为一个“酒仙”，陆游在诗作中描绘最多的是他与村邻聚饮的欢悦之情。如《与村邻聚饮》（第二首）：“交好贫尤笃，乡情老更亲。鯗香红糁熟，炙美绿椒新。俗似山川古，人如酒醴醇。一杯相属罢，吾亦爱吾邻。” [3]（P3447）陆游还在一首诗中特别描述了自己寓所周围的三位邻居，北邻“韩翁生不识官府”，估计是一家农户；西邻因庵主又称“因师”，而且“老乃学长斋”，或者是一位宗教人士；南邻章老秀才，大概是一位潦倒于科场的士人。陆游称赞他们“未尝一语欺其邻”，可见邻里之间关系相当融洽[3]（P3841）。
在与邻里这种亲情互动之中，有一个因素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乡村社会传统节俗的促进作用。庆元五年（1199）农历十二月二十三小年夜，陆游一家祭灶之礼完毕后，按习俗请邻舍聚饮，第二天酒醒，他有诗吟之：“卜日家祭灶，牲肥酒香清。分胙虽薄少，要是邻里情。众起寿主人，一觥潋灩倾。气衰易成醉，睡觉窗已明。” [3]（P2603）聚饮之余还请邻舍们分享了祭肉。这样的祭灶分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岁时风俗相传久，宾主欢娱一笑新” [3]（P2606），所以应该是每年行礼如仪的。两年后的嘉泰元年（1201），陆游复吟《辛酉除夕》诗，也写到了分胙之俗：“登梯挂锺馗，祭灶分其余；僮奴叹我健，却立不敢扶。” [3]（P2976）这当然并非是陆游一家的行为，而是一种普遍性的礼俗。所以也在同一年，陆游在其《冬至》诗中，更有“邻家祭彻初分胙，贺客泥深不到门”之句[3]（P3459）。
实际上，这样促进乡邻间亲情关系的因素，差不多融入了当时农村其它所有的节俗之中。陆游诗作中就多有咏吟。如春社，“社肉如林社酒浓，乡邻罗拜祝年丰” [3]（P1883），乡邻们共饮社酒，互祝年成丰收。如祈蚕，“户户祈蚕喧鼓笛，村村乘雨筑陂塘” [3]（P2138）。“偶携儿女祈蚕去，又逐乡邻赛麦回。” [3]（P2655-2656）如祈雨雪“，老巫祈社雨，小妇饷春耕” [3]（P4315）“。丛祠祈腊雪，小市试春灯。” [3]（P244）似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陆游才有“祭多巫得职，税足吏无权”之叹[3]（P3801）。如果农事年成较好，村落邻里间还会集资凑钱，乘节日请伶人前来作场唱戏。“单衣初著下湖天，飞盖相随出郭船。得雨人人喜秧信，祈蚕户户敛神钱。” [3]（P2136）“敛神钱”，每家每户凑钱集资，自然也并非限于祈蚕一俗而已。于是就有了“比邻毕出观夜场，老稚相呼作春社”的热闹场景[3]（P2465）。绍熙四年（1193）那一年，可能年景较好，据陆游的描述，山阴农村“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且看参军唤苍鹘，京都新禁舞斋郎” [3]（P1883）。甚至那些在行都被禁止上演的曲目，在乡间百无禁忌，照唱不误。乡间伶人作场唱戏，不少都在夜间举行。所以说“野寺无晨粥，村伶有夜场” [3]（P3303）。不过这种乡间艺人，估计多数仍然是某些农民的业余兼职。
当然，邻里之间，家长里短，有时也不免有唇齿之争，陆游以长者的身份，常常出面当和事佬，也常有诗作劝喻邻里，“乡邻皆世旧，何至誓弗过” [3]（P3911）。开禧元年（1205）秋，他为此还专门写有《谕邻人》组诗三首，“邻曲有米当共舂，何至一旦不相容”，“忿争得直义愈非，不如一醉怀牒归” [3]（P3567-3568），殷切之意，溢于言表。
总之，以上的信息仍嫌零散，近乎白描，据此抽象归纳可以进一步展开分析的要点，并不容易。今后可能还得在南宋浙东地区经济地理、文化传统以及一些国家制度特征等方面多作努力，才有可能拼凑出更为完整的“乡村”形象来。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