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生计”，试图以陆游这位出身官宦的乡居寓公之例，用以反映当时浙东农村经济生活的一些侧面，大致涉及屋舍、田产、麦作、饮食等方面，具体可能展开的也只是其中极少的一些内容。 （一）屋舍 陆氏为绍兴大族，高祖陆轸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以进士起家”[2]（P2329），祖父陆佃（1042-1102）官至执政。据陆游说，“太傅出入朝廷四十余年，终身未尝为越产”，这当然是立足于执政官的层级而言，相比于一般仕宦之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又说：“余承先人遗业，家本不至甚乏，亦可为中人之产。” [2] (P150）陆游这份“中人之产”的具体内容，主要无非是屋舍与田产两项，但文献中留下来的信息相当有限。邹志方已对其屋舍有了比较全面的讨论，下文再作一些补充。 根据邹志方的归纳，陆游的三山别业南端有草舍，称南堂，南堂之后有居室。据陆游于庆元六年（1201）所撰之《居室记》：
陆子治室于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东西十有七尺，东西北皆为窗，窗皆设帘障，视晦明寒燠为舒卷启闭之节。南为大门，西南为小门，冬则析堂与室为二，而通其小门以为奥室。夏则合为一室而辟大门，以受凉风，岁莫必易腐瓦，补罅隙，以避霜露之气。[4]（P2159）
可见这是一座瓦房，并非草舍。按一宋尺大约合31厘米，则陆游所治之室大至为长8.68米、宽5.3之间，的确算不上宽敞。不过看来这个居室是陆游自己住的，只是三山别业中的一间建筑而已。其家眷数十人，自当另有屋舍，也就是三山别业的正室。正室有楼，规模肯定要比《居室记》所描述的陆游自己的居室大得多。陆游妻妾共为他生了七子一女，儿子们成家后，还有数量更多的孙辈。每个小家庭应该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居室，以及相配套的书室等建筑。庆元五年（1199），次子子龙在居室西侧建烟雨轩，陆游为之题诗：
规模正似钓鱼庵，把酒才容客二三。若比东偏参倚室，此中犹自觉躭躭。
诗末自注：“参倚：盖子聿书室名也。” [3]（P2571-2572）可见子龙的这个烟雨轩，与陆游小儿子子聿的参倚轩一样，都是他们读书的书室。此外还有中庭、小轩、庵室、龟堂、道室、山房等等配套屋舍，以及将这些建筑组合起来的栏、廊等等。所以，三山别业当然不止“败屋八九间”，或者“结庐十余间”而已，而是具有相当规模的一个建筑群，似乎不能说是“并不宽裕，亦不讲究” [2]（P87）。 屋宇之外，陆游诗句中更多提及的是别业的园林。园林的面积，陆游既称“病卧湖边五亩园，雪风一夜坼芦藩” [3] (P3471)，又称“舍外地十亩，不艺凡草木” [3]（P2881）。这些当然也只是出于意象之约数。邹志方归纳陆游的园林，指出其有东、南、西、北四个园圃。其中东、南是花圃，西为药圃，北为蔬圃。四个园圃之外，北侧山坡还有茶园。这样看来，东南西北四个园圃并不一定相互独立，很可能是连成一个整体的田园，陆游只是在不同地块种植不同的植物，因此才有花圃、药圃、蔬圃等不同名目，三山别业的建筑群则坐落在这片园林之中。 总之，不管陆游常抱怨自己的花圃“财”多少，三山别业有数亩园地专为植艺怡情之所，既反映了主人的雅趣，更透露了其相当的财力。东、南花圃之外，西、北侧的蔬圃与药圃，则更具有实用意义。其中“舍北作蔬圃” [3]（P2511），其面积陆游诗句中似乎讲得比较清楚。三山别业初建之时，只有三亩地：“山翁老学圃，自笑一何愚。硗瘠财三亩，勤劬赖两奴。” [3]（P1079）到庆元五年（1199），扩展了两亩：“二亩新蔬圃，三间旧草堂。” [3]（P2523）所以就成了“五亩畦蔬地，秋来日荷锄” [3]（P3806）。常常也“时分菜把饷比邻” [3]（P2243），新蔬当令，分赠邻里。倘若自食有余，偶尔更有出售的情况“：折花持博酒，种菜卖供家。” [3]（P2891）园西药圃的面积有多大，陆游诗中未见提及。“幸兹身少闲，治地开药圃。” [3]（P1775）药圃的收获，除自用外，看来主要就是出售以补家用了，详细见下文讨论。陆游晚年虽然常常自嘲为老农，自诩躬耕，事实上不太可能亲自参加大田劳作，平时不过“倚杖看农耕”而已[3]（P3303）。当然在园林中帮着仆人搭把手，干点活，浇水采苗等等，以作为日常读书之余的生活调剂，则偶尔有之。 总之，陆游三山别业的园林，既为怡情之所，更是其家庭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综合起来看，陆游的三山别业是一所占地颇广，有着数十间屋宇，外围还有十多亩园林地的乡间庄园。 （二）田产 屋宇园林之外，重要的就是他的田产了。 陆游究竟占有多少田产，在其存世的文字中并未透露准确的信息。嘉泰元年（1201）冬，陆游曾有诗句提到：“陆子壮已穷，百计不救口。蜀道如上天，十年厌奔走。还乡困犹昨，负郭无百亩，虽云饥欲死，亦未丧所守。” [3]（P2935）这大概是因为从这一年起他不再请领半俸，感到生计困顿，因此才有“饥欲死”之叹。所谓“百亩”，不过是时人表示田产丰裕的一般性概念。陆游即有“安得生世当成周，一家百亩长无愁”之语[3]（P1621）。所以“无百亩”，无非是在表示其家产不广之意。而且这里应该是专指负郭膏腴之田。事实上，如果按陆游一家数十口开支所需来观察，百亩之田不过收租米百余石，生活水平就可能还不及一般贫苦佃农了，实际上当然不至于此，陆游拥有田产应该远超过百亩。至于陆游那些田产所处位置，他在诗句中偶尔透露出了一点信息。嘉定二年《病中杂咏十首》（第五首）曾经提到：“身是人间一老樵，城南烟水寄迢迢。寻人偶到金家畯，取米时经杜浦桥。” [3]（P4536）这里的杜浦桥今存，位于三山别业之西二里。所谓“取米”，当指到佃农那儿收取租米。陆游早年的家产主要来自“先人遗业”，他自称“少不治生事”[4]（P2159），中年以后，以俸禄等收入有余，不免买田问舍。三山别业之外，后来又营建石帆别业，一个重要原因，估计就是在石帆村一带新置了田产。所以后来又添置耕牛，“老子倾囊得万钱，石帆山下买乌犍” [3]（P2356）。在他的诗句中，常常提到在石帆别业一带采药，“昨暮钓鱼天镜北，今朝采药石帆东” [3]（P4237），是否另有山田则未可知。不过拥有一定的水荡田产，可以肯定，所以有“石帆山脚下，菱三亩”之句[4]（P2463）。 陆游经营田产的主要方式，当然与同时代其他人一样，是出租收取租米。庆元五年（1199），山阴地区发生虫灾，秋收之季，他的四子子坦、七子子遹前去向佃农敛租，“鸡初鸣而行，甲夜始归”，陆游作诗表示慰劳：
仲秋谷方登，螟生忽告饥。艰难冀一饱，俯仰事已非。贷粮助耕耘，客主更相依。一旦忽如此，欲语涕屡挥。共歛螟之余，存者牛毛稀。吾儿废书出，辛苦幸庶几。夜半闻具舟，怜汝露湿衣；既夕不能食，念汝戴星归。手持一杯酒，老意不可违。秫瘦酒味薄，食少鸡不肥。颇闻吴中熟，多稼彻王畿；亦欲就饱处，无羽能奋飞？官富哀我民，榜笞方甚威；渠亦岂得已，抚事增歔欷！[3]（P2564）
子坦、子聿们作为官宦之后，自以读书应举为天命，不可能参加田间劳作，所以陆游对他们不得不“废书出”，辛苦地前去收取租谷，大表歉意。更何况二子夜半具舟出发，戴星而归，“既夕不能食”，可见这份田产距离三山别业不近，的确辛苦。这也反映了两宋时期田权集中而田产分布零散化的趋势，不少田主甚至“别业乎旁州” [2]（P218）。 陆游的田产在出租之余，看来仍有相当一部分留由自耕，也就是雇人佣耕，需要备置耕牛农具。因此在他的诗作中有不少写到了租牛与买牛的事务。早在绍熙五年（1194）秋，陆游就有《雨夕排闷》一诗，写到自己“买牛耕剡曲”，被人笑为“迂疏”[3]（P2042）。购置耕牛是一项大开支，陆游晚年生计相对困难，一时无法重新购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家庭经济的状况。也因此，陆游有时还会直接到田头督责雇农的劳动。淳熙八年（1181）九月，陆游到田间“督下麦”，即种麦，作诗以叹自己的辛劳：
力作不知劳，归路忽已夜。犬吠闯篱隙，灯光出门罅。岂惟露沾衣，乃有泥没胯。谁怜甫里翁，白首学耕稼。未言得一饱，此段已可画。[3]（P1072）
将田间督工说成是“白首学耕稼”，无疑反映了陆游作为士大夫阶层成员的立场与情感。至于陆游这些雇农自耕的田产有多少以及为什么留以自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个话题，正因为田产对于时人的重要意义，陆游在求田问舍之余，更关心到了涉及山会地区农业的一个重大问题——镜湖的围垦与湖田的兴废。对于废湖为田，他是比较坚决地反对的。早在淳熙十三年（1186），他就曾有诗句，谴责废湖为田之举：“湖三百里汉讫唐，千载未尝废陂防，屹如长城限胡羌，啬夫有秩走且僵，旱有灌注水何伤，越民岁岁常丰穰。泆湖谁始谋不臧？使我妇子餍糟糠。” [3]（P1380）多年以后，他在《题道傍壁》一诗中，仍对“湖废财存十二三”一事耿耿于怀[3]（P3988）。不过以陆游的身份地位，他对此看来也无能为力。 （三）麦作 山会地区北侧为河网平原，靠南则为会稽山区，平原与丘陵相兼，农业生产有一些特点，这也在陆游的乡居生活中有充分的体现。 陆游平日起居所及，渔泽之便可以想见，“江上秋风芦荻声，鱼虾日日厌煎烹” [3]（P4496）。此外就是山货之利了。重要的其一是茶。陆游自己就有茶园，日过中午，豆饭已熟，于是“呼童拾涧薪，试我家山茶” [3]（P3006）。自产之外，门外还常有“溪姑负笼卖秋茶” [3]（P4466），或者邻里、僧人也常有赠茶。这些自产自用，或者仅仅零售于村市的，与专业茶户所产者不同º，并未受到官府专卖制度的限制。其二就是各类山货了。“行携驯鹿寄消揺，共饱山蔬与药苗。” [3]（P4496）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竹笋。“出山茶笋村墟闹，上市莼鲈七筋新。” [3]（P3007-3008）不过，在陆游的诗句中描绘最多，略可展开讨论的，是关于麦作。宋代南方的麦作，主要是与稻麦复种、即“稻麦二熟”问题联系起来，而受到学界的关注，以往的讨论已经相当深入。根据梁庚尧、李根蟠等人的研究，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稻麦复种制已有了较大的发展。江南平原在这一发展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当时稻麦复种中与麦作搭配的主要应该是晚稻[5]（P3-28）。曾雄生则对宋代江南稻麦复种制发展水平，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稻麦复种在宋代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存在，但不普遍。它们在多数情况下还只是异地而植，一般为高田种麦，低田种稻。最初的稻麦复种可能出现在麦田上，这是宋代稻作由低田向高田发展的产物[2]（P86-106）。下文仅就几个侧面，稍作补充。 首先，至少在陆游生活的时代，麦作对于浙东山会地区农村经济已经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农户无不“且祈麦熟得饱飰” [3]（P18-19），“辛勤蓺宿麦，所望明年熟” [3]（P2735），所以冬天常常祈求天降瑞雪。春天麦作丰收，甚至会造成米价的下降[3]（P2162），反之，“去秋宿麦不入土，今年米贵如黄金” [3]（P2117），农家的日子就难过了。所以麦子种植已经相当普遍。尽管诗人的描述有时不免失于夸张，但是我们细心体会诗句所传递的信息，无疑可以想见一种田野间麦苗连天的景象。如庆元元年（1195），陆游颂吟三山别业聚落一带的晚春景色：“海棠已成雪，桃李不足言。纤纤麦被野。郁郁桑连村。稚蚕细如蚁，杜宇号朝昏……”[3]（P2129-2130）。总之，从这些信息分析起来，对于当时浙东山会地区的农村经济来说，麦作不是可有可无的配角，而是已经跻身于主要的农作物了。所以农户经常将春麦与蚕桑经济对等起来，合称“蚕麦”，甚至将它与某种自然现象——杜鹃鸟的鸣叫时间联系在一起，将后者视为一种物候。“乡中以杜宇早鸣为蚕麦不登之候。”这当然只是一种超自然的信仰，并不一定“灵验”。当然，由于山会地区的地理特征，麦作的这种重要地位是否在整个江南地区具有普遍性，仍需要进一步观察。 其次，在这些盛赞麦作遍野的略带夸张的描述之中，诗人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信息：麦子大多数是种植在高亢山地的。前引“山垄离离大麦黄”就是一例。最具概括性的是他撰于庆元元年（1195）春天的《农家叹》一诗：“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 [3]（P2140）按秔同粳，指晚稻，是当时江南水田主要的粮食作物，陆游将麦作与其相对等，也从某种角度印证了当地麦作普及的程度。不过，细心体会诗人的咏吟之作，似乎也透露出某些信息，平原地区并非全无麦作。陆游三山别业所在的地势，无论是韩家山、行宫山，还是石堰山，都是突兀地拔地而起、周边不过数百米、高不超过二三十米的小山丘，其四周都是平地，与带有大片坡地的丘陵山地截然有别。所以其别业虽说是在“三山”之间，总体讲属于南傍镜湖的平原水乡。所以陆游说自己的三山别业“南并镜湖，北则陂泽” [3]（P1678），“出门十步即烟波” [3]（P2819）。又称“舍外弥望皆青秧白水” [3]（P3025）。由此可知，前引“纤纤麦被野。郁郁桑连村“”小麦绕村苗郁郁，柔桑满陌椹累累”等句，都是诗人从他在三山别业居舍的视角所作的观察，围绕村落的那些麦作，应该是种植于平原低地的。至于他从别业出游，沿“湖上路”西行不远，来到同样位于镜湖北岸的湖桑埭村“，麦苖极目无闲土，塘水平堤失旧痕”，更是明确无疑的水田景观了。估计“绕村”种植于低田的当以小麦为主，大麦更多种植于山垄之间“，山垄离离大麦黄”。至于荞麦，种植也相当普遍“，下麦种荞无旷土，压桑接果有新园” [3]（P3638），而且似乎不同地貌均有种植。 这些史实提示我们，学界讨论南宋时期麦作的发展，一向重视西北流寓人口喜面食对麦作的促进作用，所谓“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以及当时租佃制度中种麦之利独归客户等因素，以致“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2]（P36），包括官府与士人在某些地区推广麦作的行为，这些对“非常态”社会现象的记述，有时不免比日常潜移默化式的社会演进——因此也常常失载于历史文献——更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从而使我们将麦作发展更多地归诸某种特定的外因，却忽略了尤其在江南地区，随着人口密度不断增大，农业生产必须不断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以应对之，推广麦作以提高复种指数，无论在传统、技术还是效率等各方面，都是最为符合现实需求的一种选择，这应该是麦作推广的核心内因。 （四）饮食 随着麦作的推广，至少从陆游的“乡村世界”我们可以看到，面食在浙东地区已经相当普遍，为社会各阶层人们所接受，并非局限于“西北流寓之人”。这自然是人们主动调整饮食结构以适应麦作的推广。至少，南方地区人们饮食习惯对于麦作推广的不利影响，不如论者所估计的那么明显。 一般讲，山会地区人们制作面食有几种相对固定的做法。小麦主要用以做面，“八月黍可炊，五月麦可磨” [3]（P1714）。其时已经到了江南梅雨季节，所以才有陆游的《入梅》诗：“今年入梅日，云脚垂到地。芬香小麦面，展转北窗睡。” [3]（P3749-3750）而且随着天气转热，新面凉拌，也很愜意：“试笔书盈纸，烹茶睡解围。新蔬供冷面，熟练制单衣。” [3]（P3946）当然，除了做面以外，小麦也可以煎饼，“连村麦熟饼饵香，我母九泉那得尝” [3]（P4570）。或者做糕，“旋压麦糕邀父老，时分菜把饷比邻” [3]（P2243）。相对而言，大麦纤维素含量高，比小麦粗糙，人们大多直接以大麦粒煮饭，所以大麦又俗称饭麦。大麦收获在四月初，陆游《初夏》一诗有曰：“翦韭腌荠粟作浆，新炊麦饭满村香。先生醉后骑黄犊，北陌东阡看戏场。” [3]（P2146）但大麦口感差，多为下层民众所食用，陆游写他的农家邻居，就是“相对篱数掩，各有茆三间。芹羹与麦饭，日不废往还” [3]（P2389）。不过他也常常以吃大麦饭来表示自己的安贫乐道，“安贫炊麦饭，省事嚼茶芽” [3]（P2257）。这当然更说明对于作为乡间寓公的陆游一家而言，大麦饭也是其主食之一，印证了大麦食品在山会地区的普遍性。相对而言，荞麦的面食制作形式似乎更多样化一点，既有荞麦面，更有荞麦糕、荞麦饼等等。“荞熟山僧分餺飥，船来溪友饷薪樗。” [3]（P2203）馎饦，就是以荞麦煮菜蔬的汤饼，又称齑面。又荞饼：“荞饼新油香，黍酒瓮面浓。” [3]（P2189）类似的描写不少。当时山会农村的这些麦食，不仅仅是农家的日常饮食，更列入了村市小餐馆的菜单，“夕阳下平野，落叶满荒街。村店卖荞面，人家烧豆秸” [3]（P1929）。尤其是，面食还深深地融入节庆习俗之中。据陆游的记载，山会地区民众有在新年佳节吃“年馎饦”也就是面片汤之俗：“乡俗以夜分毕祭享，长幼共饭其余，又岁日必用汤饼，谓之冬馄饨、年馎饦。” [3]（P2468）形成这种节庆习俗的前提，当然是因为面食在当地民众的饮食结构中已经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并且在各不同社会阶层人们食单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总之，我们在这些诗作的描写中非但未看到江南人们传统饮食习惯对面食的排斥，而是相反。米面之外，豆芋之类也常常被作为主食的补充。豆的吃法比较多，既可以直接煮熟了充饭，也可以制成豆团来吃，陆游家里也一样，“年迈狐装帽，时新豆捣团” [3]（P3639）。不过更多时候是与大米混在一起煮饭熬粥。“藜羹阙盐酪，豆饭杂沙墋。偶然饿不死，得酒犹痛饮” [3]（P2700-2701）。芋头常见的似乎是煮羹充食，“羹芋一杯吾自饱，诸儿强为置盘餮” [3]（P2808）。 除此之外，陆游尤其在意的就是肉食了。山会平原河网密布，水产丰富，鱼虾蟹蛤相对便宜，人们不少还自主捕捞，“浦溆家家钓，村墟点点烟” [3]（P3801）。所以陆游说“鱼虾虽琐细，亦足赡吾州” [3]（P2713）。平时偶得鱼虾，可能是当地贫民下户饮食中主要的动物脂肪来源了。他自己也时常泛舟河港，把钓消遣。“昨日客招东浦钓，今朝僧约北轩棋。” [3]（P3539）嘉定元年（1208），他更专门购买了一条钓鱼船，“卖丝粜麦偿逋负，犹有余钱买钓船”º。以至有时“鱼虾日日厌煎烹”了[3]（P4496）。所以他似乎并未怎么将鱼虾水产视为佳肴，而对于肉食的有无则在兹念兹。陆游在青年与中年时期，诗文中谈论饮食的相对为少，淳熙八年（1181），陆游时年57岁，居三山，偶尔无肉，不得不以菜蔬佐酒，放言“丈夫穷达皆常事，富贵何妨食万羊” [3]（P1080），还颇有豪气。进入晚年，尤其自从绍熙元年（1190）被何澹（1146-1219）弹劾，从临安府回家乡投闲以后，他似乎就更在意饮食起居了。同年所作《山居食每不肉戏作》诗，“溪友留鱼不忍烹，直将蔬粝送余生；二升畲粟香炊饭，一把畦菘淡煮羹” [3]（P1619），心境就与此前大不相同。绍熙三年，他在《蔬食戏书》诗中，先是回忆此前在行都的美味佳肴：“新津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东门彘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羊酥。贵珍讵敢杂常馔，桂炊薏米圆比珠。”可见陆游心目中，羊肉猪肉等等，才是“贵珍”的肉食。但是“还吴此味那复有，日饭脱粟焚枯鱼”，于是就不得不“膻荤从今一扫除，夜煮白石笺阴符”了[3]（P1737-1738）。在他看来，“枯鱼”也就是鱼鼃鲞干之类，实在算不得荤腥。在此之后，他对于不得肉食的抱怨日多，庆元四年（1198）秋，又有一诗，标题特别写明 《食新有感贫居久蔬食至是方稍得肉》[3]（P2387-2388）。那可能是因为到庆元四年年底，他自绍熙元年起已经三次请领的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祠禄被停止，一时家庭经济状况比较拮据之故。庆元六年（1200），他还在诗作中数起了自己吃不上肉的天数，“忍穷端已惯，蔬食又经旬” [3]（P2672）。此后，类此的诗作时常可见。 看起来，能否保证食有肉，“煌煌肉食有高冠，附者如驰顺坂丸” [2]（P62），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的一个身份标志，也是现实生活中他们在饮食上的一种心理依赖了。在此之外，陆游诗作中咏吟最多的自然还是美酒，容待下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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