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同事何江对我说，他爬山时，在西湖里鸡笼山上，见到一排一排的石牌群，每块石牌上刻有左XXX号、右XXX号的标记，邀我陪他去看一看。

于是，我思索了一下，对何江说，这些石牌应该与战争有关，历史上杭州发生战争的情况不太多，一百多年前，最大的一次应该说是在太平军攻陷杭州作战时，死亡的兵士比较多，会不会是太平天国时期的？或许是清代杭州官府所立的，但因为没有根据，不能妄猜乱想。时隔一个月，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曾在杭州市建委工作过的、年已80高龄的陈洁行先生，我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他。他听了后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湖上进行过两次墓葬清理工作。据他了解，清理墓葬时，对无主坟墓做了深埋处理，而对有主坟墓，后来集中迁葬到一个地方，但具体迁葬到哪里，他也说不上来，但他知道给墓主后人是发过一块牌子的，上面写有左XXX号，右XXX号，可以让墓主后人到现场去辨认。听了陈先生的解释后，心中的疑惑便排除了，对山上石牌群来历的秘密也就解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又想，为了让后人知道西湖上曾有过迁墓的事情，最好能留点文字和照片下来，趁现在还走得动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做做好。

下得山来，里鸡笼山里有四五个村民在房前屋后聊天，于是我向他们请教有关山上石牌群的事来。一位年过花甲的陆姓村民说，有石牌群的这座山叫棋盘山，山上面的石牌群有多少数目，他看到有五百多个编号，究竟多少，他也没有数过。提起石牌群，他说他爷爷小的时候山上就有石牌群了。他爷爷要是能活到今天已是120多岁了。“这么说，石牌群至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当然啰！”这位陆姓村民是里鸡笼山长大的人，从小就听祖辈们说，山上的石牌群叫“野冢坟”，直到现在大家还是叫“野冢坟”。这时陆姓村民反问我，你怎么敢一个人上这座山，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村民，现在也不太上这座山了。近年来，这座山里生态环境不错，但夏天有蛇，冬天有野猪、野兽。他还说：“你今天没有穿红色的衣服，如果穿红衣服的话，说不定野猪、野兽都会出现的呢！你这么大岁数的人，一个人不要再上这山里去了！”陆姓村民似乎在好心好意地规劝我以后不要独自上山来。

稍后，我又对陆姓村民说，听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西湖上曾有过迁移墓葬的事，似乎是迁到这座山上的，矗起的石牌上刻有左XXX号，右XXX号的。陆姓村民说，没有这样的事。几十年来，市园林部门对西湖的山是管得很紧的，不可能在这座山上建造石牌群的。如果要建的话，他们村民首先会知道，他们都是劳动力。迁墓的事他们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到过，更不可能会在这座山上建造石牌群。

听着听着，反而使我搞不明白了。如果真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西湖上迁墓移过来的话，这石牌群的来历就很清楚了。若不是的话，那又是什么来历呢？于是我又想到与杭州有关的战争这方面来了。

 我曾在清代有关史料中，看到过太平军从杭州退出后，主政浙江的左宗棠，同治年间（1862—1874）在清理杭城遗骸时，曾建有“义烈遗阡”。再从《武林掌故丛编》得知，在西湖的南北两山都建有“义烈遗阡”，南山在净慈寺左松居庵，有三十六大冢；北山在岳王庙右仁寿山，有二十一大冢。其他江干、湖墅则就近掩埋，翻遍了《庚辛泣杭录》，对西湖山里的“冢”，却是无一文字记载。

我又从看管棋盘山、天马山、双峰这一带的年逾花甲的村民陆建华老人那里知道了一些情况。他说，小时候就从老辈人那里听说棋盘山上的石碑群是野冢地（坟），他的祖辈的上辈就有了。从山下到山上有三十多排，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排上去，大约有一千多块石碑，存在至少有一百多年了。他还说，六十多年前，村民盖房子石料不够，就拿下面的石碑去盖房，2002年这一带修建游步山道时，石料是用驴子背上山的，石碑群又损坏了不少。因为这些石碑群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历，谁也说不清楚，于是没有保护起来。但他在那些有牌号的石碑被挖出来的时候，看到了骨殖坛，里面是有遗骨的。

2017年4月19日上午，市园文局文物处郎旭峰副处长、灵隐管理处文物科王丽雅科长等同志与我一起到棋盘山。实地踏看后，郎副处长与王科长谈了几点：第一，在未确定是否是太平军的墓葬群武林探微前，先行把它列入2017年文保点保护起来；第二，安排市考古所对墓葬群现场进行清理，将墓葬群的保护范围确定下来；第三，再进一步查考棋盘山的相关资料，最好能查到有该墓葬群的文字资料，或者考古所清理后能有新的发现；第四，邀请几位专家学者能到现场踏看，征询他们的见解。

根据市园文局文物处郎旭峰副处长提出的建议，我们打算邀请几位专家学者到“野冢坟”现场踏看一下。5月11日上午，王丽雅科长约请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陈文锦、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王其煌先生和我一起与文物科全体同志来到棋盘山。陈文锦和王其煌两位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一口气从山下一直登到“野冢坟”的顶端，他们看了后认为这处“野冢坟”的规模不小，肯定是“政府”行为。据他们分析，距今150～160年是有的，应该说是属于太平天国时期。但最好能请市文物考古所对墓葬稍稍发掘一二，对陶罐内的骸骨做个年代测定。

通过实地踏看，陈、王两位先生认为：杭州历史上经历大的战争是不多的，一次是元末明初，张士诚陷杭州城，但说这“野冢坟”是明代的，根据遗存情况来看，不太可能。第二次是清代太平天国太平军陷杭，在九里松、西湖上都发生过战斗。尔后，太平军守杭两年三个月。在此期间，守杭的太平军在棋盘山上为阵亡兵士筑墓冢也是有时间的。棋盘山上的“野冢坟”左右两边石牌上都有编号，右边有五百多个编号，左边也有，而且是梯田般垒石叠筑而成的，这在杭州还是首次发现，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如果能考证确定为太平军的墓葬群，则更有文物价值。无论怎样，都是应该保护为好，不再使之遭受损坏，这样西湖的棋盘山上又可增加一处历史遗迹。

钱塘、仁和两县共筑义冢二十一处，共葬四千六百十六冢又六十一大冢。

应该说，当年左宗棠、胡雪岩、丁丙等收拾杭城遗骸，并筑西湖“南北两山义烈遗阡”和钱塘、仁和两县义冢的数量、所处地点，都记述得翔翔实实。唯独没有关于棋盘山上“野冢坟”片言只字的记载。由此反证：棋盘山上的“野冢坟”极有可能是葬太平军陷杭时阵亡兵士的冢墓。正是因为没有点滴的文字记载，清军克复杭州后，也不知晓棋盘山上有太平军阵亡兵士的冢墓。故所以没有遭到毁损。再则，要是棋盘山上的“野冢坟”为左宗棠克复杭州后所建，那么，丁丙编的《庚辛泣杭录》中应该有文字记载的。因为在他笔下，钱塘、仁和两县的“义冢”没有一处是遗漏的。

王其煌先生、陈文锦副局长看了上述文字记载和笔者的分析后，认为棋盘山上的野冢坟为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守杭时所筑的论断是有道理的，有关野冢坟的反证史料也是足够充分的。

太平天国是我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时间不长，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影响还是深远的。杭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太平天国在杭州留存的遗迹，仅有小营巷的一处听王府。如果棋盘山上太平军修建的“野冢坟”遗迹能得以保护性修复，那么，我们杭州又增加了太平天国的历史文化遗迹。这样，杭州有太平天国的墓葬群，辛亥革命的烈士陵园，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二十一师阵亡将士墓地，抗日战争时期八十八师抗战纪念牌坊……杭州在中国近代史上各个时期都有历史文化的遗存，这就是杭州这座城市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