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况
南宋六陵，位于今浙江省绍兴市区东南约18公里富盛镇赵家岙的宝山（雾连山）南麓，南宋时期，其地隶属于两浙东路绍兴府会稽县上亭乡上许里上皋村。
上皋村地方，北有宝山（雾连山），南有上皇山（新妇尖），二山草木葱茏，一低一高，蜿蜒连绵，遥遥相望，略呈合抱之势，一派典型的江南风光。两山之间，则是一片平旷的谷地，今为碧绿而弥望的茶园。
南宋有国一百多年间，这片茶园可是皇家之禁地，先后营建起七位皇帝、七位皇后（宋哲宗孟皇后、宋徽宗郑皇后、宋徽宗韦皇后、宋高宗前室邢皇后、宋高宗吴皇后、宋孝宗谢皇后、宋宁宗杨皇后）共14座“攒宫”——他们的灵柩埋葬于此，形成规模可观的陵区，总面积约在2.5万平方米左右。这七座皇帝攒宫，依年代次序，依次为宋徽宗的永祐陵、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和宋度宗永绍陵攒宫。
“七帝七后”陵墓，为何自称“攒宫”？这要从故事的源头说起，绍兴元年（1131）宋金战事方酣，宋哲宗皇帝的遗孀昭慈孟皇后，在流亡过程中，病故于绍兴，无法归葬中原故地，只好就近安厝于绍兴附近会稽山余脉的上皇山下，此乃宋六陵营建之始。
“攒宫”之名，也是戎马倥偬之际的变通说法，据王明清《挥麈录》记载，因为孟皇后在重新确立南宋政权合法性中的特殊地位（孟皇后故事稍后再说），当时朝论欲为她建造正式的“山陵”，但修奉官曾纡说：“帝后陵寝，今存伊洛，不日复中原，即归祔矣，宜以攒宫为名”。意思是，北宋的祖宗陵寝既然在今河南洛阳巩义县，将来“王师北定中原日”，应该迁葬回老家，所以不应该按照北宋皇陵制度径称“园陵”，宜以“攒宫”为名，意为“临时葬地”。曾纡的提议，入情入理，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孟皇后卒葬绍兴，是名副其实的“暂厝”，当时中原尚不绝于人望，朝廷以归葬中原为念，并无永久性陵园的规划。宋六陵称“攒宫”，与南宋都城临安城只称“行在所”而不称“京师”的情形类似，贯穿南宋一朝始末，尽管随着时间迁延，恢复中原的理想日渐渺茫，终至于化为泡影。
不知何故，后人习惯性地将宋徽宗永祐陵排除在外，只计算南宋六帝的攒宫，遂将“七帝七后”陵地笼统称为“南宋六陵”，约定俗成，至今通行。
上世纪六十年代兴建的平（水）陶（堰）公路，在谷地之间，横贯而过，将陵区分为南、北两区，今人常以南陵、北陵称之。南、北陵的区分，不见于南宋人的记载，但基本符合皇陵分布的实际状况。这种说法可能出现得也比较早，至少浙江省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时期“宋孝宗陵碑刻”拓本档案的说明文字中就有“南林”之名。
南宋六陵地理形势图
这片弥望的茶园谷地，地势南高北低，虽然屡经平整，依然呈现明显的“东南仰高、西北低垂”地势。南陵区的地形尤其明显，东南高山，西北流水，据说是赵姓“角音”所利之地。但在其西北部，逼近北边的宝山，地势转为北高南低，与“角音”的“大利向”地形相违。这段话有点费解，后文将详细阐述，因为这是理解南宋六陵关键的锁钥。
南宋时期，陵园松柏参天，禁卫森严，殿宇连绵，香烟缭绕，四时荐享不绝，是庄严肃穆的禁地。蒙元征服江南之初，“番僧”杨琏真迦盗发六陵，地表建筑和地下石藏毁坏殊甚。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归葬宋理宗头顶骨，并以浙江献上的《绍兴诸陵图》为本，各陵重新树立碑石。经过此番重建，《万历会稽县志》载“诸陵仅存封树，唯孝、理二陵献殿三间，缭以周垣，理宗陵有顶骨碑亭。宰牲房一所，斋宿房一所，其右为义士祠”。
明代宋六陵的形态大概如是：除却宋孝宗、宋理宗陵前设有献殿（享堂）、围墙等建筑设施，其余诸陵只有土冢前的一通石碑，以及土冢上的一围松柏，即所谓“仅存封树”而已。1936年5月，中国古陶瓷考古先驱陈万里先生前来考察，所见“孝宗陵，四周有矮墙，还有几楹享堂，壁间嵌上十余块的御祭文碑记，此外一无可观。出孝宗不多路，就到了高宗陵，更荒凉了，没有围墙，也没有殿堂，就是在一个阴森松林里面，一堆土，一块碑而已”，正是此番景象。
1949年后，因为农场、茶场的建设和破坏，明清享堂建筑也尽数毁去，唯余数丛古松树，散布于谷地之间。经测年，树龄约在距今120至180年之间，盖为清代晚期所植，作为诸攒宫地望所在仅有的标识。近年来，土地持续平整，茶园的不时施肥，松树的自然老化，松丛日渐凋蔽。
“自古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历代帝王陵墓，或多或少都有损毁，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但彻底毁坏如宋六陵者，则并不多见。
为什么？广袤的茶园，无言静默，只有松涛阵阵。
二 五音墓地与形法墓地
第一次来到宝山的人，一定会纳闷，宋六陵南北皆山，而南宋的皇帝皇后，竟然放弃自然的高地，将墓穴埋葬在两山之间的低洼谷地。
江南多雨，地下水位高，自古以来人们选择自然高地埋墓。史前的崧泽、良渚文化，太湖流域的水乡卑湿之地，人们营建高大的土墩，用以埋墓；汉六朝唐宋墓葬，均选择埋葬在丘陵高地的山麓至半山腰。这是江南通乎古今的惯例，倘若掩埋于平野，坟墓必将为雨水和地下水所吞噬，此与葬身水火无异。而宋六陵舍弃自然高地不用，将诸攒宫埋在平地，不合情理，一至于此！
要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须从河南巩义北宋皇陵说起。
北宋皇陵位于巩义市（原名巩县）的西南部，诸陵南依嵩山北麓，北傍伊洛河水的黄土岗地上，共有七座皇帝陵（宋太祖永昌陵、宋太宗永熙陵、宋真宗永定陵、宋仁宗永昭陵、宋英宗永厚陵、宋神宗永裕陵、宋哲宗永泰陵）以及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永安陵，并祔葬有22个皇后，以及上千座皇室成员的陪葬墓，习称“七帝八陵”。
北宋皇陵分布图
北宋皇陵的自然地势，就呈现“南高北低、东穹西垂”之状。这是宋金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五音姓利”堪舆术的择地要求。据北宋官修的堪舆书王洙等编撰《地理新书》，人们把姓氏分成宫、商、角、徵、羽五音，再将五音与五行（土、金、木、火、水）四方相联系，推断与其姓氏对应的阳宅、阴宅方位的吉凶，即所谓“大利向”“小利向”。北宋时期“五音姓利”是官方的堪舆术，为皇室、士大夫及富裕平民阶层所遵循。但自明清以来，该系统的堪舆术衰微不传，逐渐不为人知。宋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流行以五音姓利原则指导墓地的选址和规划，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种墓地称为“五音墓地”，例如北宋河南新郑吕夷简家族墓地、安阳韩琦家族墓地、巩县北宋皇陵，均为典型的“五音墓地”，而且是延续多代人、多房派、规划严谨的家族墓地。
按照五音的分法，皇室赵姓，属于“角音”，赵是国姓，也称“国音”。角音与木行对应，木主东方，阳气在东，阴宅地形宜“东南仰高、西北低垂”，这就是角音墓地的“大利向”。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只需“知其然”就够了，未必需要“知其所以然”，至于北宋的风水术士为何如此主张，大概也没有道理可讲。葬师术士将风水与子孙的贫富贵贱、愚贤寿夭联系起来。我们受过近代科学洗礼的人，知道这是种胡乱联系的巫术。风水先生的说法和原理，自然流派众多，各执一词，并没有真正的逻辑和道理可讲。大凡属于迷信的领域都难以讨论，总之，人们按照《地理新书》的主张执行就是。
绍兴元年，为孟皇后选定会稽县上皇山葬地，就因为太史局官员（朝廷职掌堪舆风水的技术官僚）认为其地势与巩县相仿，是他们赵家人墓地的“大利向”。这在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中，说得更明白：“永安诸陵（即北宋皇陵），皆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虽有冈阜，不甚髙，互为形势。自永安县西坡上观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柏林如织，万安山来朝，遥揖嵩少。三陵柏林相接，地平如掌，计一百一十三顷，方二十里云。今绍兴攒宫朝向，正与永安诸陵相似，盖取其协于音利。有上皇山新妇尖，隆祐（孟皇后）攒宫正在其下。”
坟墓坐落在“东南高、西北低”的地方，自无高地可以倚靠，坟墓的正前方反而是块高地，在今天的人看来，当然极其古怪，简直不可理喻。这是因为现代人的风水观念，经过长期耳濡目染，受到了主流的“形势派”堪舆风水观念的影响——此与宋元时期中原“五音姓利”属于完全不同的风水体系。同样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以“形势派”原则指导选址的墓地，称为“形法墓地”。
在南方典型的“形法墓地”中，墓葬坐北朝南，或坐西北朝东南，藏风纳气的“怀抱之地”，墓穴在高处，后头有靠山，前瞰开阔的前方。人们前来墓地祭奠，自前而后，由南向北，犹如我们今天前往南京瞻仰中山陵，拾阶而上，逐级抬升，陵园的非凡气势，让人肃然起敬。而宋代皇陵坐落于平地之上，既无逐级抬升的形势，不足以壮观瞻，沿着神道向前，往献殿、陵台（封土）瞻礼，自南而北，反而越走越低。于今看来，极不合理，这就是宋陵拘忌于“角音大利向”之故。
中原大地，一马平川，气候干燥，地下水位深，将墓穴埋于平地，无论是土洞墓，还是平面呈多边形、仿木构的、穹窿顶砖室墓，均采取“深埋”的模式。“五音姓利”的阴宅择地与其自然环境是相适应的，何况平地埋墓，犹如在一张白纸上谋划，相对于南方地形破碎的山地，更能规划出尊卑有序的家族墓地，故而为皇家和上层士大夫、富裕平民家族所乐意采纳。这么说吧，像北宋皇陵、韩琦家族墓、吕夷简家族这样的“五音墓地”，在思想观念上，都是堪舆风水的祸福观念与“聚族而葬”的儒家伦理观念的混合体。
而江南多雨、多水、多山，自然条件、人文传统与中原地区迥异。“五音姓利”堪舆术，自不适用于江南地区。而在南方地区流行的，主要为江西、福建流派的风水术.
关于南方的堪舆术，后人多引明代义乌人王祎《青岩丛录》的说法：“堪舆家之说，原于古阴阳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择地者。而择地以葬，其术则本于晋郭璞所著《葬书》二十篇……后世之为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闽传之，而今用之者甚鲜；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人杨筠松、曾文迪，及赖大有、谢世南之逸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沙、水之相配，而他拘忌，在所不论。其学盛行于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
福建“理气派”，江西“形势派”（或称“形法派”“峦头派”），几乎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术语，二者均本于东晋时期风水先生的“祖师爷”郭璞《葬书》，其中，尤以“形势派”为择地的主流。
“葬必择地”，郭璞《葬书》倡导“遗体受荫”说，死者的遗骸若得“地气”，则会福荫子孙，子孙后代的富贵贫贱，莫不与此相关。如何使遗骸得气呢？《葬书》认为“葬者，乘生气”，墓穴应卜址于“生气之地”。生气在地下流动，枝枝杈杈，在某些地点，汇聚起来。“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风一吹，气就散了，遇到水，则气聚而不流失。
所以，形势派风水，讲求“龙、砂、水、穴”四大要素。墓穴所在，后背有靠山，即来龙之山，是为“龙”；左右有山峦回护，前方是片相对开阔的旷地，远处又有案山照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有案，是为“砂”；墓地像一把安稳的太师椅，而前方有河水迤逦而去，是为长流“水”。
在江南的堪舆家看来，背风、向阳、面水、藏风、纳气的“怀抱之地”，最宜建墓。江南地区的“形法墓地”与宋金时期中原地区的“五音墓地”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墓地形态。
“五音墓地”与“形法墓地”，分属不同的风水系统，无论理论体系、流派传承、择址标准、墓穴位次安排，均格格不入。在形态的差异上，简单来说，“五音墓地”多择址于平野，故可与多代人聚葬的家族墓地兼容；而“形法墓地”，各自追求独立、封闭的怀抱之地，则与家族墓地不能兼容，元末明初大儒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三○《赵氏族葬兆域碑铭》说：“盖大江以南拘泥于堪舆家，谓其水土浅薄，无有族葬之者”。以朱熹为例，朱熹的祖父朱森，墓在福建政和县莲花峰下，祖母程氏墓在政和溪铁炉岭；朱熹的父亲朱松，初葬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后改葬崇安上梅里，朱熹生母祝氏墓，在建阳县天湖之阳；朱熹夫妇墓，在建阳九峰山；朱熹长子朱塾，葬于建阳县另一个地方；次子朱埜，又埋在建阳别的地方；三子朱在，墓在建安县永安寺后。更有甚者，朱熹的祖父母、父母，居然均未完成夫妻合葬。
朱熹家族墓地，如此分散，就因为他们“多占风水”。时人方大琮《铁庵集》指出：“惟朱文公最喜风水，韦斋（朱松）、祝氏皆别葬，文公又自葬唐石，门人执绋者数日乃至，水心（叶适）笑之，谓其多占风水。”
“理气派”风水与“形势派”的说法固然有异，但落实到具体选址，墓地形态与“形法墓地”接近。绍熙五年（1194）因为绍兴陵地的地势卑下，宋孝宗永阜陵的择址引发朝廷上下的巨大争议，朱熹奏上《山陵议状》说“臣窃见近年地理之学，出于江西、福建者为尤盛”，就是建议以南方的“形法墓地”以取代两宋皇陵固有的“五音墓地”。
朱熹的建议，当然未被朝廷采纳，因为对南宋皇陵而言，“国音”是皇室承袭了两百多年的传统，即便身处卑湿的南方，也必须照搬北宋皇陵的“祖宗故事”，毕竟这可能象征着南渡政权和皇统上的合法性。
而其他南渡的第一代移民，并无这种包袱，甫至南方，无不入乡随俗，采取“在地化”的丧葬方式。1967年发掘的杭州半山钢铁厂南宋韦谦夫妇墓，采取石椁石顶的墓室形式，葬于山麓高地，随葬有绍兴十九年文思院铸“建宁军节度使之印”官印。韦谦，韦渊次子，是高宗生母韦皇后的侄子，是地位尊崇的外戚，也是南宋的第一代移民，因为南方的自然条件与中原迥异，南渡之初，其下葬就已完全采用江南的形式；“东莱吕氏”的吕夷简家族，北宋时期在河南新郑神崧里已有多代人聚葬的“五音墓地”，靖康亡国后，子孙南渡，吕祖谦的曾祖父吕好问，祖父吕弸中、叔祖吕用中、吕忱中，也是“第一代移民”，他们的墓地在婺州武义县明招山的山坡上，均采用南方的“砖椁石板顶”墓室，各墓因地制宜，随形就势，各墓朝向不一，均视具体地形而定，而在“五音墓地”中墓向是统一的。
唯独南宋皇陵（可能还有极少数人，如暂厝于杭州的皇子、后妃，也许还有极个别的南渡人士，我的朋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未先生认为南宋湖州风车口墓地或为五音墓地）是例外，因为它象征南渡政权的正统性——河南北宋皇陵的传统，对南渡的皇位继承者而言，就是他们的“祖宗故事”，除非万不得已，不可变更。尽管在朱熹等南方人看来，这种做法，悖理殊甚。
——注释略。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