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忽然肆虐，危急关头危难时刻，各方力量源源不断驰援武汉，“火神”“雷神”“方舱”迅速崛起，全国各处厉行史上最严防控措施，战“疫”抗“疫”，无不体现了国家之力。 今年初，“杭州海塘遗址博物馆”在江干区建成开放。这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海塘建设，也是国家力量的一种体现。古代营造海塘这样规模超大、专业性和系统性极强的公共建筑，非常艰难。这就使得能够调动和集聚更多资源的以国家为背景、为依托的官方组织，成为海塘营造成功的决定性力量。美国学者魏特夫认为，在治水环境中，“国家比社会强有力”。 在一个千百年来狂澜巨涛无休无止的地区，杭州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成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为什么是杭州？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杭州？
▲ 今杭州转塘地区保留的一段海塘遗址，现已成为当地公园的一部分。姜青青 摄
个中原因诸多，著述丰厚，答案各异。而从杭州“因塘而存”背后官方主导海塘建设这一积极因素上去考察这个问题，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过去不曾留意到的解答。 一、早期海塘隐现的“官方色彩” 南宋《咸淳临安志》所绘《盐官县境图》中，在临江“捍海塘”以北内陆，又有“范蠡塘”的标示。这很有可能就是越王勾践时范蠡所主持修筑的。 “范蠡塘”的可能存在，是因为通晓“营造学”的范蠡，在越国重大工程的营建上，曾得到越王勾践的全权委托。另外，“范蠡塘”的地理位置向东已经接近吴越两国的交界处“御儿”（今嘉兴附近），这一带正是产粮的杭嘉湖平原核心区。当年越王勾践之所以最终能够逆转吴国，称霸一时，或许就与“范蠡塘”捍卫了这片“粮仓”之地有关。
▲ 宋版《咸淳临安志·盐官县境图》（局部）中的“范蠡塘”。国家图书馆藏
“范蠡塘”还只是一个图文记录，秦代官印“浙江都水”，则是一个实物例证。上海博物馆现藏一方铜印，称“浙江都水”。据上博馆介绍，此印年代为战国秦国时期，青铜质地，蛇钮，纵2.5厘米，横2.5厘米，高1.75厘米，为治水、收渔税之官印。 “浙江”是钱塘江的原名。战国时的秦国不可能来到当时楚国的地方，来设立“浙江都水”官职。而笔者把此印归入秦代，因为秦人特别重视水利建设，像“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等，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秦印“浙江都水”对于治水这一职责来说，主治就是“浙江”（“都水”可解释为水利主管），理所当然包括修建海塘，治潮之患等。 只是秦祚太短，此官未有施政的机会，但这方秦代官印，应该是最早的一件与治潮有关联的实物证明。 二、华信“私人定制”的海塘当是“半拉子工程” 纵观历史记载，由民间出资或组织的海塘建设非常少。而从寥寥几处记载来看，营建海塘成功者更少。 学术界通常把东汉华信修筑“防海大堤”一事，作为杭州地区最早的海塘营建时间。华信筑堤，几乎同时出现在北魏郦道元（约470－527）《水经注》和刘宋刘孝标（463－521）《世说新语注》中。
▲ 宋版《水经注》有关华信筑塘的记载。国家图书馆藏
《水经注》引用《钱塘记》记载说，为了抵御海潮侵袭，华信私人出资，招募挑夫修筑大堤，谁能挑土“一斛”（1石=约60公斤），给予报酬一千钱。结果十天、一个月时间里，来者云集。大堤还未垒成，华信却突然不要挑土了，于是，大量已经挑来的土石，都被原地抛弃，这海塘就这样筑成了。 可即使这一大堤最终因华信的狡黠而确实筑成，那也不过是一个粗糙的“毛坯”。相比后来官方主导的大型海塘工程，东汉“防海大塘”充其量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可将就于一时，难长治久安。 三、“四条汉子”：海塘史上一脉相承的“悲剧” 今杭州市下城区有路名“潮王路”，有桥名“潮王桥”。“潮王”即唐朝杭州的乡贤石瑰，因修海塘而死于潮水，杭州百姓感念他的功绩，建“潮王庙”以纪念他。
▲ 潮王桥下潮王铜像。郑承锋 摄
“潮王庙”原在朝晖新村北端，最初叫“石姥庙”。石瑰生于唐长庆三年（823）。因为民苦潮害，石瑰出资奋力筑堤，寒暑不辍。但大堤未成，竟死于潮。石瑰修塘与东汉华信修塘有相似之处，即自己出钱组织营建工程。但石瑰修塘的结局却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元代海宁教场有“彭乌庙”，祀奉的两位是因修筑海塘而惨死的当地人彭文骥、乌守忠。元泰定三年（1326），海宁一带潮患深重。彭文骥、乌守忠两人都是海宁富户，朝廷下令由他俩承担这次筑塘大任，但又一毛不拔。于是，尽管他俩和石瑰不同的是奉命筑塘，但落得的下场和石瑰完全一样，任凭家资耗尽，海塘依然不修，最终“陷于海”而死。 明代永乐间，因为仁和县沿江七十里，北至皋亭山，屡受潮患。富阳新城茶商陈旭慷慨解囊，承担新塘修筑。永乐十三年（1315），皋亭山洪水与江潮相接，沿江正在修建的海塘全部被冲毁。而此时的陈旭因修海塘，资财全部耗尽，绝望的他纵身跳入了滔滔江潮中。 陈旭之死和石瑰又有不同，石瑰属于“过劳死”，陈旭当是绝望而死。而彭文骥、乌守忠的“陷于海”，更像是修塘不成而杀身成仁。这四位筑塘英雄的亡故虽然各不相同，但其悲壮之色一脉相承！ 四、“国家意识”：历代海塘不断进步的基础和关键 官方主导的海塘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大规模调集人力物力财力，体现海塘规模化、系统化建设的能力，体现当时的“国家意识”。
▲ 《钱氏家乘》中的版画“钱王射潮”
从“范蠡塘”中观察到越国君臣“伐吴”“劝农桑”的思虑，这其实就是越国当时最核心的战略方针“复仇争霸”的体现。五代吴越王钱镠修筑捍海塘时，曾经祈祷上天“愿退一两月之怒涛，以建数百年之厚业。”由此才有这次调集20万民工大筑海塘，并一举奠定两宋时期杭州城市规模的壮举。 北宋景祐四年（1037），工部郎中张夏在杭州第一次修筑石砌海塘，并建立了常设专职机构“捍江营”，这也是自秦代设立“浙江都水”职官一千多年之后，第一次出现由国家设立的专责海塘事务的机构。
▲ 张夏后成为钱塘江两岸的民间崇拜，图为《（康熙）萧山县志》上位于西兴镇海楼永兴闸附近的张神庙
南宋因为建都临安（杭州），又设立了“修江司营”，其职责是“究利病而后兴工”——这是海塘建设史上的一大进步。如果“捍江兵”是职业海塘“工程兵”，那么“修江司”的人员就是职业海塘“工程师”了。
▲ 宋版《咸淳临安志·浙江图》上的海塘与“捍江营”“修江司营”。姜青青复原
今天在《咸淳临安志》的《浙江图》上仍可看到，一条非常完整的海塘从地图的右端横跨至左端，与“捍江营”“修江司营”等一起构成了确保整个临安城安全的防护系统，这也是南宋政权最为根本的生存底线。
▲ 《四库全书》中的明代“鱼鳞石塘”图
明代官员黄光升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创建了“鱼鳞石塘”。而且，明代海塘修建中的专业分工，比宋代“捍江兵”与“修江司”的分工要细致得多。入清以后，海塘建设更为中央朝廷乃至皇帝所重视，从而在投入、规模、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海塘工程不但由国家投入巨资，工程的策划与组织甚至得到皇帝亲自主抓，从中央到地方，上下一体担负这一“国家工程”。
▲ 《南巡盛典》中的清代“鱼鳞石塘”图
清代对“鱼鳞石塘”还在国家层面上规定了营造法式（官制）以供遵循。海塘施工标准的“国标”制订，也是清代海塘工程规模和质量均超越前代的一个重要举措。 历代官方在主导海塘建设中，当然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譬如，在传承前朝的良策举措上明显缺乏连续性和主动性，很多海塘虽为官修，却弊端丛生，备受诟病。
▲ 今余杭乔司的海塘遗存，上面用于固定塘石的铁锭痕迹仍清晰可辨。姜青青 摄
但是总体而言，为了确保“国脉”和“命脉”而生发的“国家意识”，却是历代海塘不断进步的基础和关键，这也直接提升了杭州以至杭嘉湖平原地区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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