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正值壮年时，宋金已签订绍兴和议，两国的边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割唐州、邓州、商州、秦州土地予金。
辛弃疾为官时，山东，河南，河北地区还有大片义军可以配合作战。而到了陆游入蜀为官的时候，金国已经整合了北方，南宋失去了南阳和徐州等战略要地，北方义军相继被消灭，南宋整体国防形势完全处于劣势，不被再次大规模侵犯已是不易。
北方此时正在有着“小尧舜”美名的金世宗的精心治理下繁荣富足，金国从官僚体制、官员选拔、地方管理已经有了很深的汉化程度。对于这些占领区的普通百姓来讲，生活在这里既感觉不到陌生感，也不会不适应，大部分人对南宋也没有那么深的情怀。
金世宗时代的金国虽然仍有一些陋俗，但确实也改善了不少
对社会底层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饭问题而非民族矛盾，北方百姓在时局终于太平之后，最关心的并不是国家认同，而是如何活下去。
辛弃疾、陈亮倡言北伐时，距离北宋亡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北方百姓对于宋朝的认同就更加淡泊了。当年亲身经受过金人蹂躏痛苦的原宋朝遗民已大都作古，新出生的两代人并没有经历战争的痛苦。相反，他们在金国皇帝的统治下过着还算太平的日子，没有多少人盼着南宋朝廷再启战端，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北方的汉人并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反抗金朝的活动，更别说一呼百应和宋军一起抗金。
政治是经济的延续。从经济方面来讲，自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不断发展，靖康之耻以后，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为南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使南方自然资源继续得以开发利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稳定地形成了南方经济领先于北方的经济格局。
据《两宋财政史》记载：“孝宗一朝经济最发达时，南宋一年财政收入约6000万贯，而养兵的开销也达到3744万贯”。一旦北伐各种赋税徭、兵役会成倍地降临，势必影响到南方人民生活，而且即便收复了中原，朝廷也必然会转移财政支付“损有余而补不足”，从富裕的地方征收重税，然后用这些钱来救济遭受兵灾破坏的北方地区，南方百姓当然不希望自己被征以重税。
南宋建都临安，南宋统治区域的重心都在淮南江北，执政核心也主要来源于长江中下游人员。江南的声音是当局不容疏忽的，更何况他们利用财富同当局官僚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局的施政方针。
如果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要求北伐的人要么是军方，军队将领只有在战争中才能获得升迁，体现出他们的价值；要么是丧失中原故土的北方人，受到金人的迫害比较深，强烈要求收复家园，一雪前耻。而这些大部分的南方人士很难感同身受。
南宋廷臣态度纷争可以从完颜亮入侵南宋失败后看出来。
采石矶之战后老臣张浚对宋高宗赵构上了密折：“愿遣军渡淮赴之，此恢复之机也。”张浚认为可以趁机恢复故土。虞允文任川陕宣谕使，临行前向高宗谏言：“金亮既诛，新主初立，彼国方乱，天相我恢复也。和则海内气沮，战则海内气伸。”虞允文认为这是天助宋朝恢复江山。
宋高宗议和令南方士人彻底放弃北伐，虞允文其实孤掌难鸣
而时任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说：“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为实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虚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则国威强，岁币可损。”陈俊卿认为得到故土也守不住，不如先把名分争过来、减少岁币就行。平江签判梁克家写信给陈俊卿说：“敌虽退，吾兵力未振，不量力而动，将有后悔”，还有礼部侍郎金安节，给赵构呈上了进取、招纳、备守三种策略，而以备守为进取、招纳之本。金安节的意思是保守一点好，不认为这是进取恢复的好时机。
朝野意见不一致，各方面人才保障、后勤供应、诸军策应必然跟不上，北伐也就难免失败。
想当年东晋桓温数次大力北伐，然而当时执政的王谢（此为太原王氏而非真·王谢中的琅琊王氏）等大族担忧桓温北伐成功的权势，故而多方掣肘，横加牵制，导致桓温虽然攻入关中，最终仍不免失利而还。而刘裕北伐时虽说只是东晋的太尉，但基本上掌握朝中大权，本质上他是以皇帝的身份御驾亲征，可调用一切可用资源。
再者南宋文臣意见不一，武将也多有不睦之处。1163年，宋孝宗一掌权就重用主战派人士，诏令邵宏渊和李显忠二人领军北伐。但二人的内讧导致符离兵败，主和派更是利用这一次失败大做文章。
当时南宋军队受到的限制主要有以下几点。
缺将少帅。
南军北伐，需要多个战略方向的同时出兵作战，这需要有一个强力统帅，有效地协调各个战区的部队有序展开进攻。
依照赵宋防备武将力量的传统，是不会授予某个武将这么大的权柄，若需要君王御驾亲征，亲自策划指挥，南宋历届君王又普遍缺乏军事战略细胞。完颜亮伐宋时，南宋依然靠老将刘锜、张浚，扭转战局的采石之战依靠的是文臣虞允文，从宋高宗败坏国防以后实在是人才匮乏。
宋高宗经历了“苗刘兵变”后，他对武将深有所忌，决意回归“崇文抑武”。中兴四将被剥夺兵权后，他们的军队或被肢解，或被缩编，经过裁军，南宋大军由三十五万的总兵力，减至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余人；
这二十余万人的军队被宋高宗拆成十支，部署在长江沿岸和川陕交界处，比如川西战区军队分三地驻屯，隶属不同的机构，兴州军属右护军，兴元府属宣抚司，金州军属枢密院，三地守将职级权责相当，互不隶属，起到了相互制衡的作用。
影视剧中的宋高宗
战斗力羸弱。
南宋朝廷又坚持“任将帅，必选驽才”，虽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将。随着兵力规模的锐减，将帅能力水平的下降，直接影响着南宋军队的战斗力。
金军的战斗力虽说也有下滑，当初吞辽灭宋的完颜部名将的时代已经过去，金章宗继位后对宋的态度也一直都是鸽派作风从不主动挑衅，但宋军战斗力下滑的更明显。这从开禧北伐的过程就可见一斑，宋军不宣而战迅速攻占河南、淮北一些州县，但金军调整好部署后宋军就只能一路撤退。
兵种劣势。
自古以来南方因缺少战马，部队习水战和步战，尤其是绍兴和议将陕西割让给金朝，更丧失仅存的产马区。
在北方的平原与金军铁骑对战不占优势，南方要想赢需借助北方政权的分裂，或者中央政权权威的丧失，刘裕北伐、朱元璋伐元以及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莫不如此，只可惜此时的大金根基已稳。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江淮地区无论是人口规模和粮食供应都远远超过南宋其他地区，接近甚至超过中原地区。
虽说两淮资源较为集中，可以迅速出兵，两淮战区与京湖战区也可以遥相呼应，部队就近作战，无后顾之忧。但若将战线继续向北推进，攻进中原或者过了黄河再往北打，进入新占领区，补给线拉长，民众又不支持，宋军后方远，而金军后方近，长期作战，必定是利金不利宋。
川陕战区战情紧迫性倒是最低的，原因在于地形导致进攻难度远大于防守难度。这也意味着同样的成本投入，花十分力可能只有一分结果。完全可以在其他地区形成更大规模更有效的攻势。
若从四川进攻陕西，四周皆为险要山脉，长江中下游的物资很难及时供应，可用资源只有四川一地，川西集团需要面对孤军作战的处境，而且四川盆地入汉中，孔明已经证明了人不能胜天，秦岭严重影响了兵力投送和粮草押运。若效仿前朝行屯田之策，则天长地久，非短期可积累起大军所需的巨额粮草。
一切的一切都是理论，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只要南宋的国策是防御，而且是被动防御，北伐就绝对不可能真正实行，更何况天时地利人和都已不站在主战派一边。
绍兴和议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消磨中，南宋实质上已经放弃了北伐。南宋后期龙图阁学士刘克庄就说：“盖自南渡以来，国家畏敌之病，何其深入骨髓也。昔也，畏敌之新焰；今也，畏敌之余威。有可强之势而自贬以趋弱，有可胜之理而预忧其必败。”更是最好的对南宋北伐无力的大总结。
在此情形下，陆游、辛弃疾纵然有好的战略思想，也只能是“耿耿一寸心，思与穷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