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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杭州的娱乐活动 随着城市的发展，社会的安定，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需要一定的娱乐来充实生活。唐五代时期，杭州人的娱乐生活十分丰富。 歌舞音乐活动，与城市社会密切相关，是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歌舞音乐提供的是一种雅致的有修养的娱乐形式，充盈着文化气息，通过愉悦松弛的审美享受来积蓄精神的素养和活力。隋唐的南方城市，虽然远离北方的中央政治中心，受朝廷音乐的影响较小，不过宫中的音乐通过一些艺人或官员仍会传播开来，并在南方城市扎下根。白居易在杭州时曾作《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题中“协律”是校正乐律的官员，白居易与他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多首诗提到他。白有《醉戏诸妓》诗：“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不知明日休官后，逐我东山去是谁？”白居易肯定会大受这位协律的影响。这些足够说明北方音乐高手常会到南方活动，增加了南方城市见识同时代音乐最高演奏水平的机会。 西域传进来的许多音乐元素，从中原来到了南方。比如南方城市流行柘枝舞，这是一种西域传进的少数民族舞蹈，舞女跳时流波送盼，含情脉脉。舞至曲终，“例须半袒其衣”，唐人所谓的“罗衫半脱肩”，实际上是一种半脱衣舞。跳这种舞蹈的舞女，在南方很多城市中都有，杭州同样也存在。张祜谈到了杭州的柘枝舞，他有《观杭州柘枝》诗云：“舞停歌罢鼓连催，软骨仙蛾暂起来。红罨画衫缠腕出，碧排方胯背腰来。旁收拍拍金铃摆，却踏声声锦袎摧。看著遍头香袖褶，粉屏香帕又重隈。”张祜关于柘枝的诗有多首，如《周员外席上观柘枝》云：“画鼓拖环锦臂攘，小娥双换舞衣裳。金丝蹙雾红衫薄，银蔓垂花紫带长。鸾影乍回头并举，凤声初歇翅齐张。一时欻腕招残拍，斜敛轻身拜玉郎。”《观杨瑗柘枝》云：“促叠蛮鼍引柘枝，卷帘虚帽带交垂。紫罗衫宛蹲身处，红锦靴柔踏节时。微动翠蛾抛旧态，缓遮檀口唱新词。看看舞罢轻云起，却赴襄王梦里期。”从上述这些描写来看，柘枝舞女的姿态十分优美，矫健有力，节奏多变，大多以鼓伴奏，边舞边唱。舞女的服装很有特色，身穿紫罗衫，上镶有金丝，帽上有金铃，旋转时发出声音，脚穿红锦靴。一般这种舞是单人跳的，但有时也会出现双人共舞的现象，张祜的“小娥双换舞衣裳”，大概是指双人舞。这种从西域传进的舞蹈，不仅仅西域舞女在南方城市中表演，一些汉族舞女也有可能学习模仿。 在杭州还活跃着众多擅长歌舞演唱的妓女，在各种公私场合都能看到她们活动的身影。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有《醉歌示妓人商玲珑》诗：“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时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妓人专为刺史个人唱歌弹琴。官员的宴会聚集中，常有妓女相陪。白居易在杭州时，有《闻歌妓唱严郎中诗，因以绝句寄之》诗云：“已留旧政布中和，又付新词与艳歌。但是人家有遗爱，就中苏小感恩多。”《闲夜咏怀，因招周协律，刘、薛二秀才》云：“若厌雅吟须俗饮，妓筵勉力为君铺。”又《饮散夜归赠诸客》云：“回鞭招饮妓，分火送归人。”城市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刺激了城市娱乐、服务业的发展。杭州有酒楼、妓馆的存在，官僚士人、富商大贾出游聚会，往往通过观赏歌舞来助兴，因而歌舞活动十分盛行，“境牵吟咏真诗国，兴人笙歌好醉乡”，到处都是音乐歌舞之声。 唐末五代，历经短暂混乱之后，南方城市经济重又兴旺起来，城市里的歌声再次响起。建都在杭州的吴越国权贵们是不会放松对歌舞的追求。如文穆王钱元瓘就是喜欢音乐的，他的恭懿夫人吴氏“善鼓琴”，说明这种技能是在宫里是比较受欢迎的。吴越国的宫中有妓乐制度。钱元瓘仁惠夫人许氏，“雅善音律，文穆王后庭乐部悉命夫人掌焉”。钱元瓘第十一子钱弘仪，“晓音律，能造新声，尤工琵琶，妙绝当世。忠懿王常宴集兄弟，欲使仪弹，而难于面命，乃别设一榻，置七宝琵琶于上，覆以黄锦，酒酣，仪果白王曰：‘此非忽雷乎？愿奏一曲为王寿。’时王叔元璫亦知音，王命之拍，曲终，王大悦，赐仪北绫五千段”。不但建起了宫廷乐部，而且常常与大臣一起欣赏乐曲。 唐五代杭州百姓对节日十分重视。节日都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反映出了杭州城市内的社会生活和民情风俗。 唐代城市正月十五日晚上一般都有放灯、观灯的习俗，杭州也十分流行。白居易《正月十五日夜月》云：“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无妨思帝里，不合厌杭州。”描写的是唐中期杭州的节日情景。从元宵节“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来看，这天晚上城内十分热闹，人来人往，使家在北方的白居易特别想念自己的家乡。唐代寒食、清明期间盛行斗鸡、击鞠、拔河、荡秋千、踏青、放风筝等活动，杭州也大体相仿。罗隐《寒食日时出城东》云：“青门欲曙天，车马已暄阗。禁柳疏风细，墙花拆露鲜。向谁夸丽景，只是叹流年。不得高飞便，回头望纸鸢。”这是寒食节人们争相踏青放风筝的情景，从“车马已暄阗”来看，进出杭州城的百姓数量较大。吴淑《江淮异人录》“洪州将校”条谈到一洪州衙中将校晏某使于浙中，他到杭州时，“时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阗委，晏亦出观之。见翁妪二人，对饮于野中……”城市内的人一般都是到城外祭烧，然后坐着吃喝一番。 五月的端午，南方城市中一般有竞渡游戏，杭州也不例外。大中间，崔涓为杭州刺史，“其俗端午习竞渡于钱塘湖。每先数日即于湖泮排列舟舸，结络彩槛，东西延袤，皆高数丈，为湖亭之轩饰”。不料前一天北风大作，“彩船汹涌”，等到第二天看时，船全漂到了南岸。等到崔涓与众官吏来到湖亭，“见其陈设，皆遥指于层波之外”。崔涓“令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只船，齐力一时鼓棹，倏忽而至”，可以重新回到北岸，再开始比赛。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到，杭州比赛的彩舫规模比较大，不是很小的龙舟，要靠三五只船才能拖得动。唐人已注意到花草环境和中秋之间的关系，发现中秋夜常常是桂花飘香时节。《南部新书》谈到：“杭州灵隐山多桂，寺僧云：‘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坠，寺僧亦尝拾得。而岩顶崖根后产奇花，气香而色紫，芳丽可爱，而人无知其名者。招贤寺僧取而植之，郡守白公尤爱赏，因名曰‘紫阳花’。”紫阳花或许与中秋没有关系，但桂花飘香常在中秋，灵隐寺僧自然是十分明白的。 冬至日的习俗活动，还往往与食品有关。《荆楚岁时记》：“十一月冬至日，作赤豆粥。”这时指的是六朝江南的情况。到了唐代，赤豆粥是否食用不得而知，但民间已有冬至吃馄饨的习惯。《太平广记》卷340引《通幽记》“卢顼”条云：“顼家贫，假食于郡内郭西堰……是夕冬至除夜，卢家方备粢盛之具……妇人怒曰：‘作饼子何不啖我？’家人惊起。……冬至方旦，有女巫来坐，话其事未毕，而妇人来，小金即瞑然。其女巫甚惧，方食，遂筴一枚馄饨，置户限上祝之，于时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吃馄饨。’以两手拒地，合而于馄饨上吸之。卢生以古镜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盐官县，若得一顿馄饨及雇船钱，则不复来。’卢生如言，遂决别而去。”冬至前夜，民间有做饼的习俗。到了冬至日早晨，要吃馄饨。这则故事里的小金是卢家的奴婢，她为主人讨要饭吃。从所谈的地点来看，指的是杭州。杭州除夕习俗更为丰富。罗隐《岁除夜》云：“官历行将尽，村醪强自倾。厌寒思暖律，畏老惜残更。岁月已如此，寇戎犹未平。儿童不愔事，歌吹待天明。”除夕夜，全家老少相聚守岁，畅饮美酒，辞旧迎新。 除了节日有众多的文娱活动，平常时日里，也是有很多文娱、体育活动，城市居民的生活比较丰富多彩。这些文娱、体育活动，有的是代代相传的，有的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 杭州较有地方特色的文娱活动是钱塘观潮、弄潮。随着杭州城市的不断发展，经多次修治后城区面积有了扩大，城市与钱塘江口日益接近，杭州人发现钱塘观潮是十分有意义的一项活动。李吉甫曾说：“江涛每日昼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极大，小则水涨不过数尺，大则涛涌高至数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他对钱塘江的潮汐规律已有十分精确的认识，知道每月钱塘江有两次大潮，其中每年的八月十八日会出现最大的潮汐。根据他的描述，我们知道其时人们都已知道观潮是十分享受的一项活动，所以到了大潮的日子，纷纷前来观看，甚至有一些胆大者还驾了小船弄潮，与大浪作亲密的接触。杜光庭谈到：“钱塘江潮头……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涌高数百尺，越钱唐，过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激，闻百余里。”唐代诗人有许多观潮诗，都是写樟亭观潮的，说明人们认为樟亭是最合适观潮的地点。如孟浩然《与颜钱塘登樟楼望潮作》云：“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诗中写出杭州城中官员是骑着马匹前来观潮，看到了惊天动地的大浪。白居易《潮》云：“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唐代诗人有很多描写钱塘大潮的诗歌，如姚合《杭州观潮》云：“势连沧海阔，色比白云深。怒雪驱寒气，狂雷散大音。浪高风更起，波急石难沈。鸟惧多遥过，龙惊不敢吟。”朱庆馀《观涛》云：“木落霜飞天地清，空江百里见潮生。鲜机出海鱼龙气，晴雪喷山雷鼓声。”此外，如宋昱有《樟亭观潮》、罗隐有《钱塘江潮》等诗。 观钱塘潮是杭州人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路过杭州的官员都是以一睹钱塘潮为幸事。如婺州参军杜暹，与王贾“同列，相得甚欢。与暹同部领，使于洛阳。过钱塘江，登罗刹山，观钱江潮”。刺史白居易在东楼宴客，主要是登高后可以赏月、看潮。他的《郡楼夜宴留客》云：“北客劳相访，东楼为一开。褰帘待月出，把火看潮来。艳听竹枝曲，香传莲子杯。寒天殊未晓，归骑且迟回。”白居易提到了杭州民间观潮已蔚然成风：“春雨星攒寻蟹火，秋风霞飐弄涛旗。”他自注云：“余杭风俗，每寒食雨后夜凉，家家持烛寻蟹，动盈万人。每岁八月，迎涛弄水者，悉举旗帜焉”。元镇《和乐天重题别东楼》诗亦云：“鼓催潮户凌晨击，笛赛婆官彻夜吹。唤客潜挥远红袖，卖炉高挂小青旗。剩铺床席春眠处，高卷帘帷月上时。”观潮时人群鼎盛，人们久观不厌，“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宋调露子《角力记》中谈到吴越武肃王钱氏，每年八月十八日钱塘大潮时，带了众大臣一起看潮。是日，“必命僚属登楼而宴，及潮流头已过，即斗牛，然后相扑”。如一位姓蒙的角力士，懿宗咸通中“选隶小儿园，蹴鞠、步打球子。过驾幸处，拳球弹鸟，以此应奉。寻入相扑朋中。方年十四五，时辈皆惮其拳力轻捷。及长，擅长多生”。此人历经僖、昭两朝，没有对手，被人称为“蒙万赢”。后入吴越，虽然已经年老，武肃王钱鏐“令指教数人”。可知相扑、斗牛等和观潮一样，成为民间喜欢的娱乐活动。 击鞠，亦就是击球，是城市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中十分流行的一项体育活动。这种活动是人骑在马上持杖击球，以将球击进对方球门为胜，有许多具体的规则。唐代中后期的多位皇帝都喜欢打马球，地方藩镇也十分热衷。这项活动传到了吴越地区，钱镠就特别喜欢。后梁开平二年（908），钱镠遣王景仁前去大梁，朱温问曰：“钱王平生有所好乎？”对曰：“好玉带、名马。”朱温就以玉带一匣，打球御马10匹赐钱镠。钱镠孙子钱文奉也喜欢打球，击鞠技艺“冠绝一时”。新城人杜建徽在吴越国历仕四王，官至丞相兼中书令，“至老不废骑射，常击球广场”。说明击鞠活动至少在社会上层中是十分流行的。 以上，我们分几个方面粗略地对唐五代时期杭州城内的吃喝玩乐活动进行了描述。由于史料记载的详略不均，相关的内容还不是十分完整，总体上显得有些零乱。但透过这些资料，我们还是能简单构勒出杭州的社会生活风尚。北宋欧阳修谈到吴越国灭亡后，杭州城仍然十分富足，“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柳永《望海潮》谈到宋朝的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矶，户盈罗绮，竞豪奢。”在这样一个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城内的吃喝玩乐必然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希望能从上述这些研究中由一个侧面反映出杭州发展的历史进程。
原文刊发于《浙江学刊》2016年第1期，注释从略。作者张剑光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