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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登古城的演变
来源: 方志杭州微信公众号  作者:蒋虹瑶 刘文灿  日期:2020-04-30

新登历史悠久,自三国吴黄武五年(226)由富春县析出置新城县(属东安郡),至1958年并入桐庐县(1961年从桐庐划出,与富阳合并建富阳县),共历1732年。其间虽曾并入钱塘县、富阳县或桐庐县,但多数时间作为一个独立的建置县而存在。后梁开平元年(907),因避梁太祖父朱诚讳,改新城为新登。在历史的长河中,县名新登和新城数度更易,作为一地中心的县城,城址和布局、规模也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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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登古城墙


一、唐时筑城址已无考

有关新登县城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南宋《咸淳临安志》。《咸淳临安志》是杭州最有名的地方志之一,南宋咸淳四年(1268)由临安知府潜说友主持纂修而成。其卷十八云:“唐长寿中,建县厅及尉厅、仪门、大门,在县东三十步。”但此条记述仅表明唐长寿年间(692—694)建县衙,城址无法考证。又据宋祥符《州县图经》及南宋《咸淳临安志》记载,旧城在县东南三百步,周三百丈,唐徐敬业起兵时筑。这座传说中的古城,历史上称之为唐故城。但方志所记仅寥寥数语,作为参照物的“县东南”在哪里不得而知,因而城址在何处也已无法考证。清光绪年间(1875—1908),新登南津徐家文人徐时敦,对于地方掌故、山川形胜及地方文献都很有研究,著有《少庵笔记》《闲云自怡录》等书稿,民国六年(1917)编修的《新登县志》有大量内容取之于徐的书稿。他在《闲云自怡录》 中称:“今县东南并无古城遗址,耆老亦未闻发掘碣古砖事,徐敬业起兵去新城甚远,何以筑城于此?又不知何年毁?”又述说,“惟骆氏家谱云,宾王子华甫避难迁居新城南新乡。骆,义乌人,岂敬业起兵,骆应之耶?”徐时敦大致的意思是,徐敬业起兵扬州,战于润州和楚州,离新城很远,筑城一事缺乏佐证。上条记述可能与骆宾王响应徐敬业起兵失败后,其子避难迁居新登南新乡一事有关。但是,徐时敦这种猜测也无确凿证据。徐敬业起兵失败后,骆宾王的下落不明,一说被杀,一说自杀,一说为僧,也无其子华甫避难一说。

尽管唐故城存有许多疑问,但仍无碍这座城曾经的存在,最有力的佐证就是晚唐诗人方干的七律《登新城楼赠蔡明府》:

杨震东来是宦游,政成登此自消忧。

草中白道穿村去,树里清溪照郭流。

纵目四山宜永日,开襟五月似高秋。

不知县籍添新户,但见川原桑柘稠。

方干(?—约888)为晚唐著名诗人,生活的年代应在唐文宗至唐僖宗间,而此时离下文所述的杜稜筑东安城尚有一段时间,因而他诗中所登的新城城楼应是唐故城无疑。


二、杜稜筑东安城保一方乡民


唐末,天下大乱,天子威望扫地,也无暇顾及各地的治理,杭州由钱镠统领。乾符年间(874—879),新城人杜稜(棱古作稜)任东安都主将。所谓“东安都”为杭州“八都”之一,是当时杭州刺史的“别都”,级别比杭州低、比县城要高。因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部将屡次兴兵侵犯,为保境安民,钱镠命令杜稜兴建东安城。唐昭宗大顺二年(891)秋七月动工,次年夏四月竣工,筑城时间约十个月。景福二年(893),钱镠领镇海军节度使,杜稜任副使。

两年后,淮南军大举入侵两浙,围攻东安。杜稜凭城固守,而周边紫溪、堡城、建宁、静江(以上地区在今於潜、临安、昌化、安吉、富阳境内)等地的百姓,也都逃奔东安城。杨行密部将围攻东安时,杜稜凭城固守,时间一久,城中缺水,杜稜督众人凿井得水,军民大为振奋。敌军来犯时,杜稜指挥将士于城上,合力反攻,“楼橹翔空,矢石交迸……毙敌将于城下者盈千,濠塞堑堙。自是,群寇不复有图南之意”。杜稜也晋升为行军司马,后又官至润州刺史。杜稜死后,新城人为其立杜公祠纪念。其抗拒淮南军时所开之井,人称“杜公井”,今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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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新登县志》有关唐故城和东安镇故城的记载

古代城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军事设施,主要目的是防范敌人,保卫住民安全。“杜稜因山筑城,恃为保障,因谓之杜稜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可以说,这座集古人的智慧与力量的东安城建成后,对保境安民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乾宁五年(即光化元年,898)六月二十一日,晚唐著名诗人新登人罗隐(833—909)任钱镠秘书(掌书记,从八品),专门撰《东安镇新筑罗城记》一文,记述筑城始末,颂扬杜稜的筑城之功。

……杭之别郡,旧有八都之目,其所以破山偷旌,八将之功所致也。而东安主领太师杜公,寻以擒逆贼薛朗于京口,破丁从实于毗陵,天子宠之,拜常州刺史,遂属其兵于子弟焉。抚于内者曰建思,御于外而弭寇摧凶者曰建徽,经度于季孟之间者曰建威。洎太师解印而归,淮叛淝偷,连压封部,元帅大丞相彭城王,始授君以板筑之要。濠堑之广袤,地里之横亘,皆取则于大丞相。一之日,鸠其民人,相其险易,惟师有令,众克从之。二之日,度其资费,卜其力用,经之营之,厥画惟禀。三之日,命其将李可球、胡仅等曰:“汝常从役于杭,必能识大丞相意,善匠事,勿令不如丞相。”指挥曰:“侔,汝工。”曰:“温,汝率铎令等二十一将,翼侔以进。”曰:“受、洎俨,汝督防遏备,御二都之士卒,以介于侔之左右。”曰:“勋,汝司吾储廪,谨吾出入城者,若有坠,惟汝之咎。”起大顺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讫于明年夏四月庚寅,蟠东矗西,离连坎接,隆者就之,洼者盈之,民不弛担,时不妨农。夏五月甲辰,太师犒群帅于城下,若杵若畚者皆与焉。

不三四年,淮南节度杨氏行密以称盗豕突猘冲,扰我疆境,而东安尤为其所忌。行密减安仁义之精锐,分田頵、陶雅、金威之敢勇,以攻东安城。楼橹翔空,矢石交迸。翊日,我军凭其城,毙贼将于城下者,其数盈千,濠塞堑堙,自是群寇不复有图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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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新登城池图


罗隐《东安镇新筑罗城记》的大致意思是:东安城的规模与位置由钱镠确定,杜稜负责落实。杜稜将筑城工程一一分工落实到东安军下属诸将。经发动群众,军民共建,在短短十个月内就完成筑城。东安军凭借坚固的东安城,毙敌于城下,从此之后,敌军再也不敢来犯。

关于东安城规模的大小,据《咸淳临安志》记述:“(新城)县因山为城,周二千五百七十一步,高二丈三尺,杜太师筑。”旧制五尺为步,则可推算出该城的周长约为4200余米。城内主要公共建筑除了县治、城隍庙、多福院、县学等,在城西还有一处“杜太师堂”。又据清《道光新登县志》记载:“城周长七百五十四丈二尺,高一丈四、五尺不等。”民国十一年(1922)《新登县志》记载:“测量城长五百七十六丈五尺,高一丈四、五尺不等。说明这座城的规模(周长、城高)越来越小。而今尚存的杜公井遗址位于城东南隅,原城隍庙的正殿前左侧,也可佐证现存古城应是东安旧城的一部分。

《咸淳临安志》还提到,宋天禧五年(1021),新城县曾“筑新城,知杭州王随撰记”一事,应是对东安旧城的一次大规模修葺。元初,古城仍存,有诗为证。元至元间(1264—1294),有宪长(古代中央监察机关的首长,朝廷委驻各省的高级官吏)雷膺作《登新城楼二首》,其中写道:“满衣尘土到山城,残暑熏人尚未平。斜日云烟供晚眺,西风稌黍望秋成。题诗聊纪当时事,勒石谁期后世名。记得坡仙曾有语,乱山深处长官清。”同来的宪副(官名)张云鹏、赵文昌,也分别有和诗。另一位同行的宪佥(官名)郦居敬的和诗更点明有城的存在,其诗《和雷赵二公韵赠新城尹刘汉臣》云:“行李匆匆迫县庭,一川麻麦晚烟平。百年楼观情何在?四面山峰画不成。”

又据万历《新城县志·水利篇》记载:“新堰,旧志在县北八里金井潭,……至元二十四年,邑令刘公弼度地之宜,编木垒石,高塍坚坝,依山开渠,疏通水道。”县尹刘汉臣主持进行大规模筑堰抗旱,这是一项水利大工程,故而引来这么多的宪长、宪副等长官到新城视察慰问。


三、松江知府方廉助新城县令范永龄筑城

到了明代,“杜稜城”历经六百多年沧桑后,已是“砖石无存,土淤平坦,曾不足以限出入”(方廉《筑城记》)。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大举骚扰我国东南沿海,江、浙、闽三省的祸害尤其严重,朝廷下令各郡县筑城防卫。新城县令范永龄作为地方官,视筑城防卫为当务之急,但新城地广土薄,财政收入差,修城费用毫无着落。范县令请求上级拨款,但是上级回复,连兵饷都缺,哪有下拨之款。范县令便手书一信,加急送往时任松江知府的邑人方廉,请求他伸出援手帮助筑城。

方廉(1514—1583),新城坊郭人。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出任松江知府,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松江府所属县,地处沿海,商贸繁荣,殷实富户众多。但上海自元代建县后一直未筑城垣,因而多次受倭寇骚扰,老百姓的财物被抢,官舍民屋也被焚毁。方廉任松江知府后,力主保境抗倭,他亲至大户人家劝募,告诉他们:如果倭寇再度侵袭,你们的身家性命都将不保,何况器用财物呢?在方廉的劝说、感召下,富户纷纷出粮出钱,普通百姓也根据实际能力,捐助砖石或义务劳动。方廉日夜督工筑城。不久,倭寇又来袭,军民凭城固守,只要倭寇一到城下,就擂木滚石齐下击敌,最终倭寇败退。次年,败寇中的一部分入浙骚扰。方廉接到家乡范县令来信,连忙回信将上海筑城经验一一相告。范县令看后,依计而行,劝富户募捐,劝百姓做义务工,并拿出积余公款用于修城。嘉靖三十五年(1556)秋动工,四个月后便告完成。一年后,方廉撰《筑城记》一文以颂其功。其实嘉靖间重修的这座城池,不仅县令范永龄有功,邑人方廉也功不可没。

范县令主持修筑的这座城,长一千二百十三步,城高一丈六尺,筑有雉堞五百七十堵。初设城门四处,万历元年(1573)方廉又出资开旧东门,城门增至五,门上有楼,沿城有濠,距门有桥。城濠系凿引新堰水注入,但堰去城远,水不易达。天顺六年(1462),郡守胡浚主持筑塔山堰(俗称横坝),凿沟引水入城濠,南门设闸放水,至县东鸡鸣山下入溪,全长3700米,其中护城河部分为2300米,兼有护城、洗涤、饮用、灌溉之利,如今新登护城河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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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新登县志》记载的城池图

嘉靖之后,新登城墙又数度修缮:明万历三年(1575),知县温朝祚增作女墙,高三尺五寸,池环如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知县叶和春修城垣。道光十九年(1839),知县方联孚修筑城垣,补元始、嘉会、利遂、贞成四门额。同治二年(1863),知县姚原焯请帑(指上级拨款)修筑前被兵轰毁的城隅数丈。光绪二十五年(1899),知县关钟衡修筑城北隅。经此多次修筑,城和濠均已异于明代。清代至民国,亦有部分差异。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飞机多次轰炸新登,城墙和城内大批古建筑被炸毁。特别是1940年日军的一次“十月流窜”,使这座千年古城几乎化为一片白地。今仅存古城墙一千余米,五处门楼均已拆除。先人智慧与汗血筑就的巨大建筑,至今仅留寥寥数处遗址、遗迹,甚足珍惜。 

附:



筑城记

明·方廉

吾邑因山为城,唐大顺中杜刺史稜所筑。年久倾圮,砖石无存,土淤平坦,曾不足以限出入,况防守哉!此承平无事之时,苟且相安,非御暴保民之道也。

嘉靖癸丑春,岛夷犯沿海。予出守松江,首撄其锋。属邑上海无城,官民屋庐半为煨烬。郡有城,亦卑隘不可以守。予始至,建议修筑。甲寅春,贼至城下,赖以保全。贼亦败走,余党入浙,分遁山泽中,吾邑为之惊扰。时当道以筑城为急,下郡邑议。邑令范侯素有才名,自书生时即建议城沿江诸邑,以防未然。兹有专城之责,毅然以修筑为己任。度周城六百丈有奇,而费万计。邑甚贫薄,财用无所出。请助于当道,适兵饷诎乏,势不遐及。侯则默有所图,尚未敢与民虑。始密走书云间,言邑之当城与其区划经理之略。时予劳瘁遘疾,方以官不能守、家无以存为念,得书,喜吾邑之有主,遂以城上海故事备陈于侯。侯志益坚,乃劝谕邑士民量助砖石,多寡各有差。又富民田宅利饶而赋薄,侯计其余利,以城工十之四责成焉,十之六委诸里户益之。以士民所输与公庭所积,遂始事于丙辰之秋。不数月,而四门鼎新,百雉完固。夫蕞尔小邑兴此大役,上不烦费,下不告劳,岂易致哉!侯下车三载,羡余赎锾,毫无私入。且民有贫弱,惜如婴儿,富室豪强,法不少贷。故恩义深结于民,而佚道之,使宜其令从而事有终也。邑士子重侯之功,嘱予致书江阴张太史,为文以记之矣。夫史氏文也而实,或未详予邑人也。且亲与经始,又子孙世享其成。敢叙述始末,命弟炬辈偕诸士民勒石,使后人知得固之所自。

噫,杜刺史筑城于数百载之上,迄今犹有专祀,而颂其功德日不衰。侯之修筑,坚厚久远,数倍于昔,则将来崇祀报功,当有盛于今者,予言亦因之以久传也!

侯讳永龄,字德徵,靖江人。暨诸董事、捐财姓名,皆刻之碑阴,以见一时好义者之众,莫非侯之倡也。嘉靖三十七年秋。




刘文灿为富阳区史志办主任,蒋虹瑶为富阳区史志办党史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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