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庭玉的著作所代表的旗人对杭州产生的归属感很快就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就在他将要完成此书时, 江南因太平军的到来一变而为战场。由于太平军决意要消灭清妖, 他们成为江南驻防旗人群体及其所处城市的致命威胁。而19世纪中期太平军与清军之间的喋血厮杀, 更向我们揭示了民族身份认同 (ethnic identity) 和地方身份认同 (local identity) 之间的复杂性。对于分省驻防旗人来说, 认同一个具体城市常常变得与对朝廷的认同同样重要。与此同时, 在江南许多士绅和百姓眼里, 相比与他们世代共处的旗人来说, 太平军则显得在文化和习俗上极为陌生。阅读江南文人关于自己和太平军遭遇经过的记录时, 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许多对太平军所作的“人类学”式的描述。无论是这些造反者庆贺年节的礼仪, 还是他们的饮食和服装习惯都让江南人感到怪异。杭州居民认为太平军互相问候时蹲下身来的做法显得十分滑稽。同样的, 对他们来说, “长毛”们脚蹬花鞋、身穿长袍不系腰带、蹲在地上吃饭都是可笑的习惯。在江南这个十分注重血缘家庭的地区, 来自远方的造反者们把抢来的男孩认为义子的做法更是既不可理解又十分恐怖。相比之下, 那些已经在杭州居住了近二百年的旗人则在本地人眼中早已没有任何异国情调, 而常常被认为是与他们共命运的邻居。 1860年和1861年杭州两次受到了太平军的攻击, 旗人也两次行动起来保卫他们的城市。1860年三月, 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带领少数部队对杭州进行了突然袭击, 计划以此“围魏救赵”之计来解除当时清军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此时杭州城内仅有2800名募自外地的士兵担任守卫。这支弱小而又缺乏战斗经验的军队远非身经百战的李秀成部的对手。仅用8天时间, 太平军就攻破了杭州城, 只剩下旗营仍在抵抗。出于对太平军屠杀旗人的恐惧, 杭州驻防进行了决死的战斗, 甚至妇孺都到营墙上参战。有证据表明, 本地百姓曾帮助旗人抵抗被视为入侵者的太平军。当太平军挖掘地道以图炸开旗营城墙时, 一位锡箔匠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太平军营去向驻防将军瑞昌报信。31旗营的抵抗持续了3天, 直到清方援军赶到, 李秀成主动撤出杭州为止。 次年, 李秀成再次攻打杭州, 并且决意将这个城市作为其所控制的浙北地区的中心。这一次清方在杭州驻有大批士卒, 并做了相当准备, 故而在开始尚可抵制李秀成的攻击。然而, 李秀成得以切断杭州的粮食供应, 将城市围困起来慢慢消耗其防御力量。在被围数月、城中居民半数饿死之后, 杭州最终在1861年十二月落入太平军手中。旗人再一次退入驻防城中闭门拒守。李秀成并不想屠杀旗人, 他送信给将军瑞昌劝其投降, 并保证护送营中男女去北方。然而, 对杭州旗人来说, 在城市陷落之后偷生是不可接受的。当太平军强行攻破旗营时, 瑞昌投水自杀, 许多下级官员战死。八千多旗营居民举火自焚, 一把大火将旗营全部烧毁。32 太平天国战争曾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满汉关系的转折点, 认为自此汉人的反满情绪就日渐高涨。但是杭州的情况显然不支持这种说法。1860年和1861年的灾难性经历实际上有助于旗人为城中百姓所接受。不但本地文人在战后常常哀叹旗营的消亡是整个城市悲剧的顶点, 更有意思的是, 在文人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记忆中, 旗营被表述为杭州的“内城”或“子城”。33在这样的表述中旗营仍有其特殊性, 但它与杭州的关系明显不是隔离的, 而是从属的。 杭州旗营在太平天国战后的恢复期被重建。鉴于劫后余生的仅有46位旗人, 对这个“内城”的重建可以说是完全出于同治中兴时期恢复战前秩序的愿望, 而非出于当地旗人实际的需要。从空间上来看, 旗营的重建恢复了杭州在战前的城市空间格局。不过重建的旗营与杭州同样受到战乱之后财政窘迫的限制, 已不再拥有昔日雄壮的外观。新的旗营只有土墙, 并且其高度和宽度都比从前大打了折扣, 宽仅2米, 高仅3米。清廷从乍浦、福州、德州、荆州、青州和成都抽调了旗人来充实新建的旗营。至1869年, 有5330名旗丁登录在案。34与清初旗人来杭时祸害百姓形成鲜明对比, 这次调派来杭的旗人没有在当地造成什么骚扰。 杭州旗人在太平天国战后的著作中表现出更为明确的地方身份认同。1870年代, 一位当地文人用赞赏的口吻提到出身杭州驻防的蒙古旗籍官员瑞常在其诗集上的落款为“生长西湖芝生氏”, 并观察到作者在诗集中多处表达了他对故乡杭州的思念。35同样的, 另一位旗人金梁也在其著作中流露出对杭州的故乡情结。金梁出身于原驻乍浦水师的满洲瓜尔佳氏家族, 成长于太平天国战后的杭州旗营。36美国学者Pamela Kyle Crossley 曾注意到金梁对神异故事情有独钟。但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 金梁的神异故事并非随意编造, 而是通过它们把自己的家族与杭州地方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文化英雄”联系起来。金梁的父亲侥幸逃过太平军对乍浦水师的毁灭性攻击, 并最后在杭州致仕。他被金梁认作是18世纪出生于杭州的诗人和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转生。金梁进而认为他自己是明代出身杭州的忠臣于谦再世。37这些深深根植于杭州地方历史记忆的故事表明它们的作者已经把杭州认作了自己家族的文化家园。金梁还提到他的家族和旗营中其他许多家庭都已数代与汉人通婚。 除了表达对杭州的归属感, 旗营文人也和杭州劫后幸存的汉族文人同样在19世纪晚期深刻的变局之中孜孜于保存地方的历史。1889年, 一位蒙古佐领的儿子三多写作了一百首关于旗营的诗, 并将其命名为《柳营谣》。三多明白表示他创作这部诗史是因为“自经兵燮, 陵谷变迁, 老成凋谢, 欲求故实, 更无堪问”。38就像是在回应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庭玉的著作, 三多也选择了将旗营看作一个文化空间, 是杭州城的一部分。通过把旗营称作“柳营”, 三多将其浪漫化为一个充满古迹和旗人雅兴的地方。当时担任诂经书院山长的著名考据学者俞樾对他的创作给予了支持。他在为三多诗集所作的序中指出旗营对杭州的大都会文化形象有着重要贡献。5 俞樾的门生之一、仁和县秀才张大昌也对旗营的历史十分感兴趣。他的著作《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完成于1893年。与显然在写作中有所选择的诗人三多不同, 作为史家的张大昌似乎在提供关于旗营的全部历史。但是事实上他对清初旗—民之间的矛盾一笔轻轻带过, 也对太平天国战后旗营建筑的寒酸轻描淡写。其著作的着重点在于将旗营与文化中心杭州相配。俞樾在序言中对这部书进行了概括:“自设立满营, 休养生息二百余年, 生齿日繁。其中名臣名将以及文章经学之士后先相望。而其地居杭之西偏, 出城跬步即西湖也。山川秀丽, 仕女颁斌。寺观祠宇皆前代名迹……访古之士瞻望流连, 乔木世家望之起敬。”39这种试图忘记杭州旗人与百姓之间过去矛盾的倾向, 显示了汉人文化精英对旗营存在的接受。满—汉之别在19世纪下半期尚未成为与旗人共居一城的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时的人们仍然以文化作为判断标准, 他们愿意将旗营视为杭州的一部分是因为它与杭州的文化空间没有冲突。
直到19世纪结束时旗人在杭州的存在仍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反清排满情绪要到清朝的最后数年才在杭州有明显的表现。通过以上各节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排满情绪高涨并非源于本地社会中民族矛盾的激化, 而是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汉族士人由于清廷无力抵御外辱而产生的日益深重的挫折感和危机意识。清廷的权威需要经过清朝在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引起的灾难才真正被质疑。需要指出的是, 即便在反满已成全国之势时, 杭州也很少有仇视旗人的事例。杭州人没有对旗营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与当地旗人善于顺应改革潮流并且主动参与城市社会有很大关系。杭州旗人远非一般人成见中那样陷于贫困和怀旧, 而是相当积极地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各种改革。杭州新政改革中最有成就的是新式学堂的设立, 而旗营在这一点上与城内其他社区相比毫不逊色。1904—1905年间, 旗营中创立了一所中学、三所小学和一所女子小学。 与杭州城总的情况相应, 新式学堂的兴办在旗营中也为社区领袖人物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积极参与学校兴办和管理的人物之一是满洲正黄旗佐领贵林。他是由旗营官佐捐款兴办的三年制中学清文学堂的校长, 该校至1911年已有40个毕业生。40在创办女学堂的惠兴自杀殉学以后, 贵林又担当起惠兴女学堂总办的责任。41贵林不但有八旗的官职, 也是一位举人, 他的诗文才能在杭城的文人中颇为有名。据一位亲历了杭州辛亥革命的旗人回忆, 贵林为人“好直言, 喜任事”, 对清末改革的参与远远超越了旗营内的事务。421908年, 他创办了《浙江日报》。这份报纸的政治立场是鼓励君主立宪, 并对杭城内各种社会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43尽管贵林并非旗营中官职最高的人, 但他在兴办学堂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在杭州城内的声望使他自然地成为旗营社区的领袖人物。更重要的是, 参与这些方面的活动让他与聚集在杭州的浙江立宪派实力人物建立了密切关系。贵林与他们的友谊, 特别是他与作为新派人物首领的浙江谘议局议长陈黻宸的情谊, 此后对杭州辛亥革命的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44 杭州旗人积极参与清末新政改革也表现在他们在地方自治运动中为旗营争取被承认为杭州社区之一的权利。早在1907年, 旗人就组织了一个由贵林担任主席的自治会。在1909年的省议会选举中, 旗营成功地取得了清廷的许可让下级旗人参加选举。结果在108个省议员中旗人获得了3个席位。45在1910年, 旗营本身被列为杭州的自治区域之一。相应的, 此时清廷也已完全把外省驻防旗人认作属于他们所住的城市。当钱塘—仁和两县自治会询问杭州旗营的自治是否应遵循为北京旗人所定的规则时, 朝廷的回答是将他们当作杭州平民对待。46同时, 杭州出版的地方乡土历史地理的教科书也把旗营当作虽然特殊但仍不失为是本地的一个社区。它再次被称为“子城”, 旗人不是在镇守杭州而被说成是在清初“迁居此地”。47 然而清末改革并没有能给旗人在城中的地位带来保障。汉族士人越来越把清廷看作是一个既无力也无心保护中国利益的政权, 而这种挫折感在诸如铁路筑路权之类与地方利益直接相关的方面表现得特别强烈。他们在对清朝的攻击中更是趋向于将旗人与朝廷等同起来。48而日益浓厚的反清排满氛围在鼓舞革命人士的同时, 也迫使驻防旗人采取守势, 对清朝统治的正当性进行辩护。正是在这个时期贵林参与了对杭州城内反满分子的镇压, 他的行动为其在辛亥革命中的悲剧性结局埋下了伏笔。贵林的目标是杭州最激进的反满分子孙翼中。孙氏早在1901年任求是书院的教师时, 就曾因让学生作文诟病辫子而被当局逮捕。获释后他东渡日本, 在那里参加光复会的活动, 1903年又参与创办编辑革命刊物《浙江潮》。同年他回到杭州, 成为《杭州白话报》主编。在他的主持下, 这份报纸以言论激进而著称。49孙于1906年离开《杭州白话报》, 担任城内一所小学的校长。次年, 一位店主控告孙氏猥亵学童, 而贵林支持这一指控。这个丑闻对孙氏在城内的声誉无疑是一个毁灭性打击。他因此不得不匆匆离开杭州。50 贵林卷入的另一事件与著名革命志士秋瑾有关。1907年秋瑾在绍兴因反清活动被捕, 随即被杀。而在此之前秋瑾就已经预见到自己有生命危险, 她在被捕前一年曾与好友徐自华一同游览西湖, 并表示希望死后被葬于湖上。徐自华和秋瑾的另一位朋友吴芝瑛于1908年设法将秋瑾的遗体运到杭州, 并在西湖孤山为其建坟。她们还在杭州组织了秋社来纪念这位巾帼英雄。贵林出现在追悼秋瑾的集会上, 并站出来发言说:“我大清待汉人不薄。”徐自华的妹妹因此与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辩。51贵林并非旗人中唯一感到纪念秋瑾对清朝和旗人不利的人。当年稍晚些时, 一位满族御史常徽上奏, 指控徐、吴等人公然将由于反清而被处死的秋瑾葬在西湖畔, “几与岳武穆于忠恕墓并峙”。52的确, 秋瑾墓很容易被人与在其左近的岳飞墓和于谦墓相联系, 二者都是著名的抵抗“胡虏”的英雄。朝廷据此下令毁去秋墓, 并通缉主持造墓者。此时江浙精英已对清廷不愿实行立宪并和汉人分享权力十分反感, 清政府对秋瑾的镇压在他们中引发了许多抗议。各种绅民团体都向江浙两省的官员致电要求停止对参与建造秋瑾墓者的迫害。《杭州白话报》当时刊登文章强调满人与汉人之间的不平等, 指责清政府没有能力保护中国的利益。53 尽管杭州在1910年前后有不少批评清政府的舆论, 但辛亥革命在这个城市的发生形式不是一场当地民众的反清起义, 而实际上是由外来革命者密谋发动的军事政变。在这个事件中起关键作用的大多是来自浙江南部地区的青年军官。这些年轻人来到杭州的途径就是晚清改革促发革命的明证。54浙江于1903年开始训练新军, 而杭州作为省会成了这一晚清军事现代化的集中地点。1897—1909年间, 城内先后存在过五所军事学校。55杭州将军志瑞曾在1910年奏报说, 新军是浙省各类新政事务中最为有成就的一项。56到1911年, 浙江已经完成了新军一个镇的组建, 并且大部分驻扎在杭州地区。57这支新军的军官成了反清组织光复会争取的主要目标。一些军官加入了光复会, 并曾与秋瑾有联系。1911年秋, 他们虽受到武昌起义消息的鼓舞, 但因对徐锡麟和秋瑾被杀记忆犹新而不敢轻举妄动。上海同盟会领导者陈其美因此与他们联络, 希望杭州的起义能够和上海同步, 并在此后出兵协助拿下江苏重镇南京。参与杭州革命密谋的基本上不是杭州人。不但新军军官们多出生于远离杭州的地区, 而且从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回忆中也可看出他们当时极少与杭州城内百姓交往。58即便其中少数几位非军方的参与者也不是来自杭州。例如担任省谘议局副议长的褚辅成就是嘉兴人。虽然他是同盟会浙江分会的负责人, 但直到1910年他的主要活动都是在自己的家乡。591911年刚到杭州不久的褚氏成为革命密谋中同盟会的代表, 陈其美计划让褚与另外一位同盟会员主持革命政府中的民政部分。60对杭州革命领导者背景的考察让人不难理解, 缺少与当地人之间的联系和感情会使革命者更倾向于使用暴力而不顾忌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起义的计划是在九月陈其美攻打上海的同时夺取杭州城。但是新军军官在对杭州的兵力进行对比之后认为起义取得胜利将会相当困难。旗营是他们计划中最主要的障碍。61因为旗营拥有浙江新军一个营, 由毕业于杭州武备学堂的哈楚显指挥。此外, 当时的浙江巡抚增韫是一位旗人, 他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中对新军十分疑惧。他下令将大部分新军队伍驻扎在城墙之外, 并对每个士兵只发十颗子弹来限制其战斗力。同时, 他把大批军械, 包括1200支枪和8000发子弹都交给了旗营。结果旗营在原有的一个营之外又组织了一支有600多人的民兵队伍。在当时汉人排满情绪激昂的环境下, 有关革命者将屠杀旗营居民的谣言蜂起。据旗营的一位新军军官迎升回忆, 当时驻防中许多人听到旗人在武汉被屠杀的传闻感到十分绝望, 认为自己也会被汉人的革命洪流淹没。62 九月十四日夜, 驻扎在杭州城北郊的新军部队开始行动。向士兵下达的指令是:“敌人在杭城方向”, “本军有攻破杭城及占领各重要机关之任务”。7新军部队攻破了城北的艮山门与城南的凤山门, 一支敢死队烧毁了巡抚衙门并俘获了增韫。军人杀死了几个偶然留在旗营外的旗人, 但除此之外并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他们仅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控制了杭州, 很快军事学堂的学生就取代警察把守城内各处。到十五日清晨, 唯有旗营仍在抵抗。革命军将其团团包围, 在旗营通往杭州闹市区的官巷口埋下了地雷, 并以架在城北城隍山上的大炮轰击将军府。8旗人也用他们自己的武器还击。由于感到自己被反满革命者锁定为敌人而毫无出路, 一些愤怒的旗人要向城中汉人开火。哈楚显下令准备好大炮要轰击城内各要点。9一场血腥的战斗即将爆发。此时, 先前并未被邀参与起义密谋的立宪派人物急忙介入以求避免战争。陈黻宸与旗营实际上的领袖贵林之间的友谊在这一关键时刻变得极有价值。陈氏告诉起义军指挥者他能够对贵林施加影响, 而一旦贵林放弃抵抗, 旗人就不会再战。鉴于以武力攻取旗营的实际困难, 革命军领导人同意让谘议局成员联系谈判。两位谘议员进入旗营, 要求将军德济派代表前去谈判, 而贵林是唯一愿意前往的人。贵林愿意前去谈判是因为他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天。武昌起义爆发后, 陈黻宸曾与他谈过恐怕杭州也不免于革命的风暴。陈氏以太平天国期间旗营和杭州城在战争中同遭浩劫的历史来劝说贵林到时候不要抵抗革命。他也向贵林许诺要与浙江的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共同努力, 把杭州塑造成一个和平解决满—汉矛盾的典范。据说贵林流着眼泪对陈黻宸说他也预感到朝廷不久将亡, 遗憾自己只有随之而死。最终, 陈黻宸和他在谘议局的同道说服了贵林寻求一个和平的结局。因此, 贵林在革命军攻入杭州时显得非常谨慎, 避免冲突升级。他建议将军德济不要派兵增援巡抚衙门, 以免在旗营外与革命军发生冲突。据迎升的回忆, 贵林还曾这样责骂那些想把愤怒发泄在城内居民头上的旗营军人:“尔知文明国之战斗公例乎?非战斗者, 在保护之例。况吾营与居民相亲爱数十年, 忍一旦仇之乎?”63 然而, 贵林与革命军总指挥周承菼会见后, 两人无法就停火达成协议, 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贵林警告周说杀害旗人会有损于他和革命军的名誉。2此时, 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数人争夺都督位置的危急局面。褚辅成急忙到上海向陈其美报告。陈其美既急于看到革命军能尽快控制杭州以便出兵协助攻打南京, 也被在上海的浙江精英提醒必须取得温和派的支持。故陈氏写信给正住在上海的汤寿潜, 邀请这位浙江保路运动的名人和立宪派领袖出任都督。64褚辅成被派去做说客。汤氏起初以其政见与革命派不同而拒绝出任都督。但是他被告知旗人与革命军之间危险的武装对峙, 并被说服也许他能够阻止一触即发的战事。65汤寿潜来到杭州, 并的确达到了调解双方的目的。他与贵林在当晚签署了一份协议, 其中规定旗人在三小时内放弃武装, 而革命军政府将向他们发放三个月的饷银, 并在此后对其就业进行帮助。贵林将一个协议文本带回旗营, 而正如陈黻宸所预言的, 旗人听从了贵林的命令放下了他们的武器。66 可是停火并没有给旗人带来和平。对一些本指望以武力攻占旗营立功的革命军人来说, 武装起义以和平为结局显得虎头蛇尾。就在旗营武器被收去的当夜, 控制旗营各门的新军开枪并将枪支扔在营门外, 以此来指控旗人谋反。陈黻宸发现了新军的阴谋, 并且向汤寿潜解释旗人没有理由在放下武器之后才反叛。陈氏的做法显然触怒了革命者, 他和一些同道被褚辅成的手下指为汉奸。陈的一位朋友几乎为此遭到军警杀害。其后陈黻宸推辞了出任都督府民政长的邀请, 马上离开杭州出走上海。在军方的支持下, 褚辅成获得了民政长这一职位。具有强烈反满情绪的褚辅成显然不愿兑现汤寿潜向旗人发放三个月饷银的诺言。贵林曾凭据停火协议代表旗人向褚氏争取, 但是此时陈黻宸及其他汉人中有影响的盟友已经离去, 贵林失去了支持者。据说有一位汉人曾劝说贵林避居上海, 不过他还是决定留下来继续为旗营的数千口人争取。6可是贵林没想到的是, 一旦革命者取得了政权他们就要对他此前参与镇压反清活动进行报复。九月十六日, 贵林父子和哈楚显被以汤寿潜的名义邀请到谘议局办公处商议旗人生计。但是他们一到就被扣上谋反的罪名, 被枪杀于谘议局门外。虽然革命军向贵林宣称处决他们是汤寿潜的决定, 但汤寿潜当时正在上海, 对此并不知情。据说当汤氏回到杭州得知贵林已死, 立即去杀人地点痛哭, 忏悔未能保护贵林。此事证明汤寿潜完全无法控制褚辅成和其他革命派, 汤表示要辞去都督一职。虽然他被说服暂留数月, 最终还是离开去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任职。67 贵林之死是旗人不受新政权保护的信号。据迎升的指控, 以军纪松懈著称的新军士兵进入旗营抢掠奸淫。不少手无寸铁的旗人被迫自杀。在承认是旗人就会遭至侮辱和伤害的情况下, 许多人不得不逃离旗营以“消失”来掩盖自己的旗人身份。一些人投奔了他们在郊区的汉人亲戚, 另一些则远走他乡。68正是通过以暴力驱逐旗人, 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紧靠西湖的一块宝地。褚辅成很快就将这个地区规划改造成一个名为新市场的商业中心, 这也就是今天人们游览杭州必到的湖滨。这个以旧旗营变新市场为关键的城市空间变化不仅把20世纪杭州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引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也使清代杭州驻防的物质遗存消灭殆尽。
以上各节对杭州驻防与当地社会关系变化的详细考察, 应该有助于修正将清末反满革命归结为清代长期的满汉矛盾的目的论 (teleological) 看法。尽管满—汉民族差别和旗人的特权在清代一直存在, 但这些并不是晚清反满浪潮的直接诱发因素。驻防旗人在杭州的角色经历了从清初的占领者, 到清中期的定居者, 到清末成为革命排斥对象的变化。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清代民族关系简单化为直线发展的满汉矛盾与冲突。更重要的是, 旗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变化不仅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来考察, 而且必须将其与地方身份认同联系起来看。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具有多重而部分相互重叠的身份认同。在清代这样的大一统帝国中, 地方性可说是人们最重要的身份之一。69本文指出旗人在杭州所经历的就是一个地方化的过程, 由最初的征服集团演变为这个城市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旗人对杭州逐渐产生的归属感既有别于朝廷对驻防制度的设想, 又与他们对八旗的认同没有矛盾。在很长时间内, 旗人和杭州人是同时并存的身份。只是到了清代的最后数年, 在汉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形势下, “满族问题”才被抽象到全国的层面。真正促使反满情绪高涨的是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汉族士人由于清廷无力抵御外辱而日益深重的挫折感和危机意识。反清人士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异族统治, 并因此呼唤建立一个由汉人支配的政权。这种激烈的民族情绪使得驻防旗人群体同时面临民族和地方身份认同的危机。而杭州旗营社区在辛亥革命后的骤然消失证明这个革命远非只是推翻了帝制, 它实际上造成了非常剧烈的社会变动。是排满革命者将旗人锁定在与清廷的关系中, 并剥夺了其城市社区成员的资格。杭州旗人最终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狭隘民族主义的牺牲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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