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熙五年（1194）正月初一（癸亥），光宗循例诣重华宫祝贺。但是从本月十一日开始，孝宗得病，到了三月，病情加重，光宗却从不前往探视。

在绍熙五年（1194）四月群臣苦谏的浪潮中，陈傅良的活动特别令人瞩目。他在奏札中提到了宫廷内部存在着离间孝宗光宗父子的力量，但作为外臣难以窥伺大内，因此只能以怀疑的语气说：“若以前鉴观之，或者亦当有离间两宫者乎？”（《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四《入奏札子》）陈傅良试图表白自己没有受到任何外界流言蜚语的影响，而是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出这样一个推断。他建议，既然两宫的矛盾仅仅依赖宫廷内部的力量（“左右之人”、皇后、嘉王）已经无法解决，那么请光宗将这道札子宣示中外，化解父子之间的猜嫌，通过外廷的力量来解决宫廷的矛盾。

奇怪的是，光宗在这次奏对中当场命陈傅良指名参奏离间两宫之人，陈傅良下殿后遵旨复奏。陈傅良的这一奏札不见于今本《陈傅良先生文集》，内容当极为机密，陈傅良未敢留底。但光宗接阅后没有任何反应。等到四月十二日，陈傅良随侍从同班入见时，光宗告诉他，上次的奏札说得不详细。四月十四日，陈傅良再次请求皇帝单独接见。（《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四《乞对状》）应陈傅良之请，光宗于四月十八日接见了他。陈傅良再次痛陈，孝宗与光宗父子之间只是存在一些误会，特别强调皇帝与太上皇父子一体，群臣绝无厚此薄彼之情，有些人跑到重华宫奏事，那是出于对得罪陛下的恐惧，并无他意：究观前代，多是奸臣因怀反侧之心，遂行斗喋之计，为此向背，皆以自危。今天陛下的忠爱臣子，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呢？如果群臣不是得罪于陛下，则必不到太上皇那里哭诉，人情晓然，可以洞察。假使陛下身边的小人妄自区分党派，间或有闲言闲语，亦不过暂时欺蒙圣心，初非要害，可造事端。一旦发现有这种离间的举动，立刻明正典刑，何足尚烦圣虑？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为陛下误有所疑，而积忧成疾至此也。（《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五《直前札子》）在陈傅良看来，真正令满朝大臣无能为力的，是光宗自身的狐疑猜嫌。最后，陈傅良希望光宗能在本月内实现过宫，如果届时仍不过宫，那么他无颜立足朝班，唯有离开光宗：“为期若犹未也，则臣实负陛下，将退而就诛戮矣。”光宗对陈傅良说：“早来曾许丞相，以十九日命驾，退朝之后，便降指挥。”（《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五《直前札子》）同一天，太学生程肖说等以皇帝未朝重华宫，移书大臣。皇帝在陈傅良面前答应十九日过宫，但退朝后又改为癸丑日（二十二日）朝。到了二十二日那一天，丞相以下文武百官入宫门列队站班等候，一直等到太阳偏西，皇帝又称病临时取消过宫。侍从官、馆职、学官纷纷上疏，自请罢黜，居家待罪。职事官请去待罪者百余人，皇帝一律不许辞职。二十五日，侍讲黄裳、秘书少监孙逢吉等再上疏以请。

二十六日，陈傅良又一次请对：“然今日确许，明日中变，不惟中变，而又号召大众，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岂至此乎？”陈傅良说，光宗已经无人可以信任，更无一日神智清醒（“清明在躬”），才会有此颠倒错乱之举。陈傅良奏请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任命一位大臣为重华宫使，来往于两宫之间传话。接着，光宗与陈傅良有一段对话，陈傅良的记录如下：

皇帝说：“这个办法好。但朕宫里面的人不会说话，不能得体地向重华宫转达朕的心意。如果派遣文臣，又怕这帮人不肯担荷重任。如何则好？”我奏道：“陛下高爵重禄养了许多士大夫，就是要他们犯难赴死，亦应当一力向前，岂有逡巡退避之理！何况，这是诣重华宫传达您的圣意，会有什么不测危险吓得他们不肯担负呢？请陛下宣谕大臣如此处置，人选方面一定没有问题。”皇上听了极以为然，说：“好。待我向宰执传谕，让他们落实。”（《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五《奏事后申三省枢密院札子》）

此事《光宗纪》载：“（四月）丁巳，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陈傅良请以亲王、执政或近上宗戚一人充 重华宫使。”光宗当面表示赞同，但事后又成为一句空话。

进入五月，太上皇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皇帝仍然拒绝过宫探视，太上皇如风中蜡烛一般随时可能驾崩。

不可预知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群臣加紧向光宗施压，呼吁后者过宫探视。《光宗纪》云：（五月）甲子，侍从入对，未得见。

宰执诣重华宫问疾，不及引。陈傅良缴上告敕，出城待罪。

本月为辛酉朔，甲子日是五月四日。根据《光宗纪》的记载，陈傅良随侍从同班入对，光宗拒绝接见他们。可是根据陈傅良自己的记录，这一天他见到了光宗，并且面读了他呕心沥血的最后一篇奏札，历数了绍熙五年以来光宗种种颠倒混乱之举，指出，目前已经出现了“百官解体”的可怕局面，由于百官纷纷上奏辞职，因此每逢四参官常朝日，宰执而下无一人立班者，甚至有人伪造太上皇诏书，指斥皇帝不孝：

且举朝谏之而不听，举国非之而不恤， 陛下仍然怪太上皇猜忌自己。可是，很多军国重事积滞不行，难道也要怪太上皇吗？四川帅臣吴挺死了半年还没有替代人选，张孝芳被叛军杀死累月而不下令讨贼，内殿班直等待陛下在殿庭亲试弓马，辞职的侍从官待命于郊外，陛下往往邈然都不省记。是于寿皇何预焉？因为陛下经常不按时早朝，仪仗卫士每天苦等很久，等到传旨陛下上殿，卫士中有唾弃不顾者，臣不知道禁卫之士对陛下的忠心如何？宫中的长、御药，都到不了陛下身边，陛下甚至一天把几十人赶出大内，臣不知道近习对陛下的忠心还剩下多少？更可怕的是，嘉王有子后，陛下不将这一喜讯播告四方，臣又未知宫阃后妃对陛下的忠心如何？陛下试一念此，不觉得自己非常孤立吗？不觉得举国上下人人自危吗？（《陈傅良先生文集》卷二十五《奏事札子》）

朝廷解体、天下失望、臣民怨恨，这一切与孝宗无关，而由光宗一手造成！读完此札，陈傅良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希望得到光宗改弦易辙的承诺，而是径直提出休致的要求，光宗居然说：“甚好，甚好。”陈傅良下殿后直接向尚书省、枢密院“缴纳告札五件”，返回温州。对于陈傅良在过宫风潮中前后所奏言论，楼钥所撰《神道碑》说：“其余骨鲠之言，有敌己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终不加谴，而言亦不用。”（《陈傅良先生文集》附录）这一概括是十分精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