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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即摊子，是“设在路边、广场上的无铺面的售货处”，也就是没有或少有商业设施的摊市（贩），通常被称为集市、市合、墟集、庙市（明代乡村有许多将固定的寺观庙宇作为集市所在，即所谓庙市）。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地摊贸易，都是商业社会中最为初级的交易。但这种低等、简易、民间世俗的物质交流方式，关系到了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商贸面貌，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它们是商品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流通脉络中勃勃跳动、充满活力的微细血管。 
西湖景区游人如梭 何谓“地摊文化”？在我们看来，大致可以定义为：在特定地理、历史、经济与社会条件中形成的地摊组织方式，其主客体的经营和行为方式，以及渗透到生活实践中，世代累积起的、使这种交易方式得以成立并延续的习惯、主客体的信念和创造力。地摊贸易保留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史素材，体现出那个时代人们一种特殊思维、生活和经营方式的舒张。而且由于参与主客体的普遍、踊跃，它们对社会与民生产生了很大影响，故而成为当地文脉中一个 极为鲜活的组成部分。 杭州文化，也可称西湖文化，是一种皇家文化与文人雅士、市井和山乡民俗文化和谐结合的文化共同体。古代，许多文人墨客都对西湖文化有重笔彩描。现代学人对杭州城市、经济生活、文学艺术等，也有深研与论述，其中论及明代商业、市场经济、市井风俗及旅游文化者比比皆是，他们大多引用晚明文史学家张岱《西湖香市记》中文辞。正是西湖繁荣的地摊文化，成就了张岱脍炙人口的小品文《西湖香市记》。也因为张岱生动而韵味十足的香市描绘，才使杭州的地摊文化，浓郁地显示出它的价值和特色而名满天下，深深铭刻在历史的汗青上，留香在人们的口碑中，并在全国集市中确立了其精英地位。地摊文化，是杭州三位一体文化的显著标志之一。 一、设地 杭州城号武林，亦称钱塘。古人称，“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自隋朝创立郡城后，杭州在历代都有发展。 大运河的开通，给杭州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极大便利。唐代，杭州日趋繁荣，遂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国内三大通商口岸。五代时，杭州成为都城，终于傲踞东南。南宋定为行都后，使她的繁荣达至极点。元灭南宋，杭州虽遭战争浩劫，但其经济文化地位仍属东南之首。至明中后期，杭城并没有因政治地位的改变，而失去当日辉煌。相反，由于市场经济在江南的萌芽，西湖水患得到数次整治，杭城经济更加繁荣，商业更加发达。地摊贸易亦随之兴盛，并显出其独到而又灿烂的文化色彩。明中叶后，史载：“入钱塘境，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咫尺瓯脱，若穷天罄地，无不有也……五方辐凑，无窳不售。”杭州摊市遍布城内外。其摊场之大致位置，有设在坊市或水陆交通要冲者。据陈学文先生研究，嘉靖时，仅仁和县，城内之市主要有7个；城外镇市约有12个。万历《杭州府志》这样记载： 杭为水陆要冲，盖中外之走集而百货所辏会也。自宋南渡来，市镇繁饶，闻宇内近虽间有消歇，然此衰彼盛，以实计之倍蓰曩矣。 郡城内为寿安坊市（俗呼官巷口……郡市之盛惟此为最），为清河坊市……为文锦坊市……为塔儿头市……为东花园市（……凡诸物举货于此），为众安桥市……为 □□桥市（……一名盐桥），为褚堂市……为花市……为布市……为米市……为北瓦市…… 城外为旧嘉会门市……为沙田市……夹城巷市……为临平镇……为塘栖镇……为范村市（滨浙江，近年客商物货多于此居停，渐成巨镇）…… 海宁县为县市…… 富阳县为汤家埠…… 这些市镇中、店铺前，摊点都错落有致地分布其间。大凡在每个街区，“遇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或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显而易见，杭州的摊市，解决了人们日常生活所需，因此在户口密集、人流涌动，甚至隐僻却有空旷地处，均有地摊的设置。 
西湖香市记 明 张岱 杭州又被称为“东南佛国”。其梵刹，盛于南宋，至明中叶，既有残弃，又有重修者。据明人吴之鲸统计，杭地“分城内城外、南山北山，及诸属县，凡得寺院四百二十六所”。此外，杭州有秀美的山川，更有体现这方水土精灵的不老容颜——西湖。春去秋来，每年都有到杭礼佛、赏花、游湖、观（钱塘江）潮、休闲等的茫茫人群。杭州地摊，固然有许多设于城郭闹市，供给居人日常生活和享用，更有不少建于寺院、观庵和秀美的山水间。据明代小说家描绘，行人“先自昭庆过葛岭到岳王坟，然后往玉泉、雷院、灵隐、三竺”，沿途地摊集市历历可见。最突出的就是香市，除吴山庙会香市外，张岱盛赞的西湖香市，“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寺两廊无日不市”。 那些寺院、山湖间摊市的具体设点，多在“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也有摆于天竺寺边的空地上，“庐其堧为市肆者，百余楹……不数步即上天竺寺”。在湖心亭，摊位占满了整个台阶。灵隐山脉至仙姑山一带，少有起伏，若断实连。在古荡，烟波荡漾中的鱼庄蟹舍，在西溪，岭云竹霭中的村摊野市，也在在多有，林林可望。 此外，舟贩驾驶小船，在湖中荡漾，将花卉、菱藕、茭芡卖到了游湖人的手中；小商推车荷担，顶筐唤卖，走街串巷，给市民、香客带去了饼饵果蔬、木鱼经典、剪刀牙尺。他们的身影，不时在街头巷尾、湖畔山坡中出没；他们的生意，无论是晴雨雪霜、春夏秋冬，都不会无故中止。如此，人们所需的各色物品都可在最方便的地方买到，而不必再去远处寻觅了。这是杭城又一种摊式，即流动地摊。 杭州地摊的物色与选取，人们显然借鉴并得益于这个城市雄厚的物质与财富基础和便捷的交通。然，繁盛不息的寺观古刹香火，秀丽壮美的西湖景色，及由此带来的旺盛人气，也是支撑它们生生不息的动力。杭州地摊的建立与分布，跟寺院相匹配，与湖山相辉映，这就是杭州地摊文化特殊的品性与风格。 二、摊期 明代杭州地摊，定期和不定期的，每日经营与时开时歇的，与其他城镇，特别是江南其他城市一样，充斥里坊。它们供给着杭人的日常所需。当地的百姓一直指靠湖山生意养家糊口，也常年从湖山市肆购得生活用品，因此，杭州居民集中地的摊市长开常新。 
摆地摊（网络图） 由于杭州春夏四季都有不同的“境趣”，吸引了当时无数游人前去观赏。明中后期不少文人名士、商贾 市民有条件对自己的生活作出自适性选择。因此，流连于杭州的山水间，有人盘桓累月，有人消磨年余，更有文人名士在西湖景区筑起别墅等寓宅园林，而地摊交易一年到头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着这些外来客的生存和种种文化活动。史载，张岱在岣嵝山房生活“七阅月”，食物所需，有些就从山市取得。七月半西湖游人如织，是市摊的酒食、器具乃至玩物，滋养了人们的肠胃，丰富了他们的心田。高攀龙等学人在志满意得的秋天（八月）到达西湖，经历了“市声杂沓”，并在摊肆上觅得爱书。谭元春九月游杭，也在湖市获得物质资源。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但杭州的地摊又与别处不同，它旺季、淡季分明。一般逢年过节摊市喧哗，是为旺季。若将近年边，大街店面张灯结彩，赶趁年市、肩挑担负者亦“无不毕集者也”。四月初八“放生”，水物摊场最为兴盛。八月桂花盛开，满市的金桂银桂在街坊里叫卖，花市热闹非凡。十月白菜刈起，菜市生意又红火起来……杭州地摊活动，开展得可谓声色俱全。 再就是香火、道场繁盛时，同属地摊性质的香市，更将地摊贸易推向高潮，将这种文化演绎得如火如荼。天竺寺观音圣诞，有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日三期，二月十九日尚是春寒料峭，那里的香市已经兴起，成为香市中的“开路先锋”。同时，观音大士有三个生日，所以，春、夏、秋三季天竺讲寺，或别的寺观，都有香市开设。只因春天香火最旺，香客云集，同时季节宜人，宾旅沓来，摊市遂“绝盛一时”。张岱说“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也是指香市最盛时节，而且他这里仅着意于昭庆律寺大型集市，并非说杭州所有香市都只限于春天一季。杭州的香市几乎长年都有，因而，它们各季都有零星摊位，只是“春间尤盛”。总体来说，杭州地摊一年到头都在装点着杭城湖山，但其文化受到宗教、旅游文化提携和制约。 杭城的地摊长年开办，不过上天竺讲寺、吴山庙会、昭庆寺等大型香市神会，铺设点缀，此强彼胜；总体布局，城里城外的摊点，因人流的变动，此起彼伏，此衰彼盛，一边曲终人散，另一边又粉墨登场。全市的摊子交相辉映。这种情形，正反映了明代杭州特有的摊市文化：因势利导，争奇斗妍。然而，它的经济创造力也很可观，据万历《杭州府志》记载，明中后期的市集，几乎“倍蓰曩矣”（此“曩”应该指南宋，抑或明初），这里所比，应该包括摊市的经济收入。 
《海内奇观》中明代杭州北关夜市 杭州的摊贩，大多“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但在这片土地上，三教九流，工商百业，文化活动也名目繁多，人们的作息，不能完全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旧规。因此，如城中热闹之处，尤是城门外北关等水陆辐辏之所，商贾云集，夜市兴隆。其市声隐振，往往漏尽仍旧喧闹。北关之上关、下关门处，“每至夕阳在山，则樯帆卸泊，百货登市。故市不于日中，而常至夜分，且在城之外，无金吾之禁，篝火烛如同白日。凡自西湖归者多集于此，熙熙攘攘，人影杂沓，不减元宵灯市洵熙时之景象”。 时人有《北关夜市诗》：北城晚集市如林，上国流传直到今。青苎受风摇月影，绛纱笼火照春阴。楼前饮伴联游袂，湖上归人散醉襟。阛阓喧阗如昼日，禁钟未动夜将深。 形象、真实地记录了繁华的夜市景象，以及明代杭州地摊文化的斑斓色彩。 明中后期，从杭州地摊摊期之设置，可见杭地风俗和摊主等行为方式与经营观念之点滴。 三、商贩 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王士性认为：“杭为六省通衢，九达孔道，花锦为城，货泉为薮，万宝之所辐辏，百工之所攒集。”此话并非虚语。杭州出商贾，早有历史渊源，方志记载：“杭州 都会之地……其民四之一为商贾。宋地里志曰：人性敏柔，而慧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为贾。”明中后期，杭州人更是“止以商而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因而，杭州商贩，是以自产自销、自运自卖的本地人居多。其中不少人做的就是地摊生意。地摊买卖，虽没有华丽、招人的商业设施，甚至没有固定的生意场所，经营也只能完全依靠对消费者需求的直觉，所获大多是蝇头小利，但这种生意毕竟成本低廉，交易便捷，连当地山民也“缚帚扫花（也）售市上”，每担可获“脱粟之半”。这样的生意，杭州人都要去尝试一把。而且杭州商贩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与经济环境，往往收入比他地的“里巷贩鬻之徒”丰厚得多，时人称：“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显然，担当地摊主角，杭州市民、乡民乃至寺僧们都是当仁不让的。地摊买卖，成为杭人的一种生活、行为方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但是，明中叶后，江南乃至全国的商路不断拓展，长途贩运愈发活跃，外地商贩大量进入杭州。如山东、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的香客日至，他们不光朝拜游览，也加入买卖行列，也即从事地摊贸易。这是明代社会商业经济发展、流动人口遽增、全国民俗世风流变，给当地商贩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既然身处名山群寺之中，杭地的商贩们除了借地营生以外，都注重宗教信仰，他们敬奉观音大士，祈求神佛感应，苦苦寻觅一条由信仰到钱财的通道。他们也充分利用宗教文化。其中有一段杭州商贩供神借本之举的故事，非常有趣。史载：“五云山去城南二十里……山顶有真际寺，供五福神，贸易者必到神前借本，持其所挂楮镪去，获利则加倍还之。”然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借乞甚多，楮镪恒缺”。时人打趣说，“即尊神放债，亦未免穷愁”。该事例反映的是商业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嫁接，但结果却是尊神的血本少归，多数商贩的借本无回。这大概说明了大多借本商人，并未因供神而获倍蓰之利，回报之积极性遂大减矣。更重要的是地摊商贩，原来就以小本经营，挣来的只是一份养家活命的度日钱，回偿、回愿的自觉性也就微乎其微了。这当是杭州地摊商贩，对近边宗教文化真实的认知态度与行为方式。 杭州的摊市之所以那样普及，那样繁盛，其原因自然是它予人便利。更重要的是，摊贩们出身多是再普通不过的下层劳动者，因此，他们绝无大商贾持财傲人的趾高气扬，待人亲切无间（反倒顾客中有人鄙薄他们，对其恶言相加）。客至拉扯家常，在一买一卖中，贴近顾客，并很快与之建立良好和自然的人际交流。他们周到热情的服务，给杭州地摊带来了兴旺发达，给杭城塑造了一道悦人耳目的风景线。 地摊也因为是小本经营，其商贩大多比较精明，更懂得薄利多销。他们盯着顾客的钱袋不假，斤斤计较也在所难免。虽不少人坚守生财有道，不过，外方人仍嘲杭人，称其为“杭州风”，说“杭俗浮诞，轻誉而苟毁……”制造谚语云：“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还说：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如酒搀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自宋时已然，载于《癸辛杂识》者可考也。 当然，传统意义上“无商不奸”的说法，的确在杭州摊贩中也能找到事实依据。杭州摊贩们的欺诈行为由来已久，到明代，依然被继承并演绎出来。尽管这些掺假作伪、缺斤短两行为并不少见，然，比起大商人的巧取豪夺，也只能算“小儿科”而已，但它们毕竟还是影响了杭州人和杭州地摊之声誉。杭州商贩中还有“坐山老虎者”，他们穷凶极恶在店铺前、摊场上强占摊位，凡他占有了，别人就不敢稍有冒犯。他卖物“价既昂，口又凶，惯欺生客”，故以“坐山老虎”名之。他们是杭州地摊上的地痞流氓、恶霸败类，这类人的行为，同样妨碍了有序的交易，甚至引起争端、斗殴，破坏了市场规则和杭城正常的社会秩序。 四、设施与商品 既为地摊，杭州地摊与全国各地基本相似，当然大多是席地而设，还有车推肩担，或在舟船铺展，等等。年节时分，店铺张灯结彩，地摊就有神旗张挂。而香市的设置，张岱描述得很是详细，其形式多样：“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 或在寺边的“两廊”进行。就是说，杭州的地摊，尤其是香市，又不完全像乡村或北方集市那样，尽在露天或空旷毫无遮蔽的广场之上，而是大多设置“屋、棚”，或者靠近店面，一旦天不作美，刮风下雨，可以有所避挡。在大的聚集点，即每年固定的香市上的摊位丛中，也不乏“市廛精肆”点缀，以对奇货精品的凸显，对购物环境的营造。这样的设施，无论对于商贩和顾客，明显都比简易摊点多了一些人文关怀。 较大的摊市（有些当是批发市场）之中，商货密布，所谓“节节寸寸”。摊上商品，琳琅满目，然各市也不尽相同。杭州有许多专业摊市，如药市、花市、米市、珠子市、肉市、菜市、布市、鲜鱼行、南猪行、蟹行、马市、驴市、书房等等，它们各司其业，经营着本行当的物品与牲畜、家禽、鲜货等。小摊市上，主要是卖吃食。城内外一般的摊子，大多出售农副产品、小手工业产品，总之，多为大众日常生活用品。香市庙会，大致香烛、纸箔、黄白布匹、素食等与进香有关的物品应有尽有。还有许多传统售品及旅游商品，如“果蔬、羹酒、关扑、宜男、戏具、闹竿、花篮、画扇、彩旗、糖鱼、粉饵、时花、泥婴等，谓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销金、彩段、犀、髹漆、织藤、窑器、玩具等物，无不罗列”。明中后期，杭城水陆交通便利，“四近物产殷充”，地摊上商品真是五花八门。倘一定要分门别类，则无论以哪个标准区分，都难以门清类明，概括周全，无所漏缺。总而言之，这些商品，适应了杭民、香客和游人的生活需要，照顾到了他们的各种喜好与情趣。 与前代不尽相同的是，摊子上更多了湖州的米珠、严州的薪桂、嘉兴的绢、绍兴的酒与茶、温州的漆器，及外省市如淮阴之粮、维扬之盐、浮梁之瓷器，等等。即便是“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它们中有的也许是百姓与游客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之物，此时必定是凭借了强劲的长途贩运之风，千里迢迢聚合到这低级的摊贩市场上。这些外来商品，虽然还不足以导致杭州集市商品结构质的变化，但它们的多彩、奇异却使这绚丽的西湖地摊文化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时代变迁、商路开拓和杭州商品物质文化兴盛给地摊带来的新气象。 杭州地摊上还有一种特殊产品。清代的史料记载更为明晰、具体，说杭州的地摊上，“有以说笑话，唱东乡调，借此号召买主而卖糖者，其人混名为“小热昏”，一时颇负盛名……唱卖时，不论何处空场中，己则立于一长凳上，旁置糖若干，先鸣小戏锣一次，听者云集；然后说唱一次，卖糖一次。有欲听其再唱者，遂连购其糖，因而糖之生涯鼎盛”。 商贩们就是这样以“小热昏”表演来辅助梨膏糖买卖。明代中后期显然尚未有“小热昏”的说唱文艺形式，但从张岱所写到的香市上有“丝竹管弦”“摇鼓笙之聒帐”等文字可见，明代的地摊，必定同样有各种文艺演出。 由于地摊是一种流动、随意性很强的交易方式，尤其对游客的生意，多半是一锤子买卖，因而“信义”两字在有些摊主那里常常得到漠视。 杭州地摊，也有些想牟取高利的小贩，不顾朝廷律令，玩起造假骗秤的伎俩。此种弊端，其实历代都有，在杭州的地摊贸易中更不少见。因而，在当时杭州茂盛的地摊市场上，要觅得和选到货真价实的中意商品，也唯有靠那个时代人们自己的经验与慧眼，再就是市场本身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了。 五、顾客与受众 杭州摊市的常客，无疑是杭州的长住居民和乡民。但也不尽然。明中后时期，号称商业社会。苏州、嘉兴、湖州、南海、天竺、山东的香客大批来到杭地。他们中成千上万是长年劳作，积聚了一些资财的农民、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等。他们相信杭州佛刹道观里的神佛们能“慈悲救济，随感即应”，冀望在仙人大士的帮助下，逃脱大自然赋予的劳苦命运，因此而来到西湖，祈晴祷雨，乞子求财。正如当年文学家王稚登所描绘的：“艳质如花祈早嫁， 衰颜半槁愿年丰。欲将仁遍河沙界，尽在慈悲一念中。”也如小说《型世言》中所讲述的：准备了七年的苏州昆山周氏一家，终于“私己攒下得两匹布、五七百铜钱”，行舟过山地到杭州寺院，来还生女之愿。 此外，平日生活枯燥乏味的香客们，既来到桃柳舟航、缥缈欲仙的湖山之中，也会游览一下闻名于世的西湖美景，所谓“因求福而畅逸豫之情，因逸乐而益坚求福之念。故不特富贵、贤智归之，而贫贱、愚、不肖，莫不兴起以此也”，说的即是，此乃人之常情。 
近年吴山庙会情形 在浩浩荡荡的进香、旅游队伍里，最活跃、最显眼的一群是妇女。她们人数之众，“多于堤畔之草”，而且把自己打理得“艳冶极矣”。能够走出家门，摆脱杂务与非议，堂而皇之来到杭州进香、游览、购物，对于那个时代一向处于封闭状态的她们来说，实属不易。她们不仅给杭州山水增光添色，给自身注入了融进大自然的愉悦、轻松和亮丽，也给集市带来了主顾与生意。杭州地摊上的脂粉、时花、珠翠等等，无不都是为她们所备！ 杭州是历代文人学士的向往之地，即便在经济文化并不处于鼎盛的元代，仍出现“山川风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过也……（而出现）朔方奇俊之士风致，自必乐居之”的现象。明代中后期，由于经济的上升，风尚的变迁，文人雅士（包括一些士大夫）的信仰与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愈发注重生活情趣，崇尚自然。他们热衷于山水之游，也致力于寻求佛道真谛。这几乎成为当时士人的时代精神与文化性格。杭州被文人雅士看成为适意尽兴的理想之地。他们入杭进行了踏青、朝拜、消夏、探秋、看潮、眺雪、登高、读书、酬酢、交友等文化活动。这些人也是杭州地摊的主顾。他们的到来与需求，提高了杭地摊市的文化容量，使摊主重视起商货的文化品味和摊场上的交易技巧。 另外，摊市文化刺激了灵人韵士的好奇心，并得到了他们文化上创造性的回应，在他们的小品文、游记、小说中开始将地摊贸易情景——这种从不太登大雅之堂的低等文化，惟妙惟肖地勾画并流淌出来。其中的代表作即是张岱的《西湖香市记》。据张岱自叙，他从小就跟着出生于世家望族的母亲，到西湖高丽寺烧香拜佛，幼年时，对香市已经有了初步的观察和感受。成年后又在西湖生活了一段时间，对香市有了更细微、切身的体味。过后才能以追忆沧桑的情怀，生动形象地把这种盛况写在纸上，流传天下。从张岱的这篇小文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一种文人学者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它使这篇作品，成为杭州地摊真实的写照和杭州风情彩画之一页，其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堪称一绝。文人学士的介入，使西湖地摊文化之地位、格调，得到了充分提升。 通过以上写照看来，在杭州这块土地上，士人对平民的认同，地摊文化可称一条纽带。然而，文人雅士光顾摊场，毕竟仍是少数，高雅文化在那里处于弱势地位。地摊文化通常属于平民百姓。杭州地摊文化的大众性、平民性在这里表现得一清二楚，发挥得淋漓尽致。 杭州的地摊文化，无疑是大众、初级和本色的商业文化，但它又有别于其他城镇的集市、庙会之文化，完全从属于社会的农耕文化。它是大都市——杭州城乡、山水、寺院、香客烘托下的产物，它与杭州的商业、旅游文化、社会宗教意识相济互补。尤其是当进入那个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人们宗教意识世俗化的时代，它引出了一种新的文化因素的萌动，这就是商业实践对大众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和贴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史研究》杂志社编审 文章内容有删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