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国家发行过多种纸币。这些纸币流通于不同的地域，如四川地区使用钱引，京湖地区流通湖北会子，两淮地区也有淮南交子。而东南会子（也被称为“行在会子”）大量地被国家财政收支所用，流通的地域范围也最广，地位举足轻重。这就使得东南会子的发行和流通情况，可以作为我们观察南宋国家财政运作机制和状况的一条重要路径。

另一方面，铜钱不论在财政还是民间仍拥有颇为巨大的保有量。尽管以东南会子为代表的南宋纸币，在货币流通量中的占比日渐增加，但其与铜钱的此消彼长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①。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南会子需要与铜钱配合流通，二者之间并非只有简单的替代关系。由于东南会子与铜钱的币面价值不一，二者的配合便突出地体现在不同面额之间的搭配、找赎上。类似于今人在经济活动中复合使用人民币的各种面额，南宋人的货币使用情况也应相当复杂。但无论人们如何使用各个面额，均受到货币券别结构的制约。如我国于1999年发行第五套人民币时“根据市场流通中低面额主币实际大量承担找零角色”，增加了20圆面额而取消2圆面额，“使面额结构更加合理”^②。显然，因券别结构不同，人们使用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的方式也不可能一致。不同面额人民币的发行量，也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历年发布的《年报》等渠道获取。遗憾的是，史料中虽对于东南会子的面额种类略有介绍，却未直接说明各面额的配置比例，这对研究者展开进一步的分析造成了困扰。下文将根据一条关键史料提供的线索，对东南会子的券别结构加以计算，并以此为基础对东南会子和铜钱的搭配情况稍作分析，以求正于方家。

东南会子经历过一次重大的面额调整。在东南会子发行之初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其面额被设置为三贯、二贯、一贯，且“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③。赋税上供、军需购买为大额财政征调活动，使用的货币数量多、总额高，因此东南会子的面额被定得较大似乎是应有之义。隆兴元年（1163），宋廷调整了东南会子的面额，该配置被沿用到南宋灭亡。会子面额由三档改为四檔，且缩小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李心传认为此次面额调整使“民甚便之”^④。诚然，面额缩小使东南会子能够相对便利地参与额度较小的交易，但交易额究竟小至几何，也即李心传所谓“便”的程度，仍有待讨论。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引用程民生先生的统计，发现南宋普通劳动力每日的现钱报酬大约在数十至四五百文之间，其中一二百文的例子不少。这就决定了即便在隆兴元年之后，东南会子也不易渗透到二百文以下的交易中^⑤。毕竟二百文东南会子，也大约相当于时人一日的劳动所得，市面中当有许多价格远低于200文的商品，而铜钱找零似乎在所难免。问题是，铜钱的币值相较东南会子而言实在太小，多为一、二文（铜钱主要以小平钱、折二钱等形制流通），纸币兑换为铜钱因此成为复杂的难事。即便在东南会子已有所贬值的嘉定年间（1208—1224），时人葛洪也称： 

葛洪的文字描述了当时的经济活动如何因铜钱不足而陷入窘境，由此显示了不同货币面额之间合理配合的重要性。在铜钱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手持大面额纸币者无法在市场中购得商品，原因在于商贩“无钱变兑”，也即无法找零。商贩未必完全没有储备铜钱，更可能只是担心受到官府骚扰而不愿主动使用。而200文以下交易必须使用现钱，则应是主要受到东南会子面额设置的制约了。由此，200文以下的小额交易需要使用铜钱，更大额的交易中又无找零铜钱，纸币和铜钱的流动性都降至冰点。

总之，在当时的货币券别结构下，民众使用东南会子与铜钱的状态未必如李心传总结得那般便利。若要具体研究“便”的程度，也即纸币的流通性，就必须解决本文的核心问题：东南会子各面额的数量比例究竟如何？

令人遗憾的是，现存的文献没有记载相关统计数据。宋人和现代研究者在讨论东南会子的发行、流通状况时，大多以发行总量作为要点。一种常见的分析模式是，列举纸币发行数量、某些商品的价格、东南会子的币值，来说明当时纸币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这当然无可指摘。事实上东南会子的发行总量的确逐渐扩张，且以“开熙北伐”“端平入洛”等几次大型军事行动为节点快速增长^⑦，币值自然也随之下降。

但是，此种分析模式的盲点在于不自觉地将各种面额的东南会子视作整体，而忽视了一贯面额与小面额的差异。形成盲点的原因很简单：史书中记载的东南会子收支行为大多来自国家财政和财政主导下的大型物流活动，动用纸币的数量极为庞大，不同面额之间的差异在庞大的总量之下显得微不足道；而官府为了凑足巨额，也首选一贯面额，小面额纸币仅作为辅助。如魏了翁（1178—1237）曾于端平二年（1235）督视京湖、江淮军马，他为此向临安朝廷讨要军费，但并不顺利。魏氏称：“契勘到左帑已交百十六万外，见在楮券，尽以零会凑之，或可得五百万。”^⑧所谓“零会”，指五百、三百、二百文东南会子。宋人常用“零会”“小会”来指代面额不足一贯的小面额东南会子。从魏了翁的叙述中可知，凑足纸币500万贯并不容易，在用尽所有一贯面额后，再加上“零会”才勉强足额。小面额纸币在财政调拨中地位之低，可见一斑。

然而，国家财政大额支出的货币，最终大多流动至市场的终端，即民间日常交易。如军费将以军俸等形式发放给士兵，士兵再使用这些货币去消费；和籴、和买的支出也将部分地进入农民的腰包。这不仅是上游大额支出逐渐转化为下游零散交易的过程，也是大额货币分散为小额货币的过程。而纸币面额的大小和各面额的配置比例，决定了纸币能够渗透的交易层级。易言之，在大额财政支用中作用不大的小面额东南会子，可能在以中小额交易为主的民间低层级交易中拥有很重要的意义。尽管或许如葛洪所言，东南会子难以渗透至200文之下的交易，但小面额东南会子毕竟也在一定程度上架设起了沟通一贯面额纸币和铜钱的桥梁。如果二百、三百、五百文面额的发行量多一些、流通面广一些，便利程度应当可以稍稍提高。反之，若一贯以下面额很少，那么东南会子和铜钱的兑换就会更为困难，纸币在遭遇大幅贬值之前的流通性也将被打上问号。

所幸，一条东南会子发行初期的史料或许能够为我们计算券别结构，提供些许线索。

    宋廷在乾道二年（1166）与三年（1167）展开了一次大规模回收东南会子的活动，并为此投入了巨额白银和其他实物、票据，如在乾道二年出内库及左藏南库白银100万两^⑨。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发行的东南会子因而大部分被回收了。宋廷展开此次回收，一方面因东南会子推行不太顺利。另一方面，绍兴三十一年至此时发行的东南会子在理论上可兑现，而乾道四年（1168）之后发行的东南会子则不可兑现^⑩，或许宋廷在设计此次回收活动之前已有不兑现会子的考虑，因而不遗余力、尽力收全。乾道三年，时任度支郎唐瑑对东南会子的发行、回收状况做了一番统计：

这段文字使用了“道”“贯”等两种单位承接数字。“道”是纸张的数量单位，一道即是一张^⑫，至于面额如何则不确定。“贯”用于描述货币数额，1贯可以是一张一贯面额的东南会子，也可以由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面额各一张或其他组合形式构成。唐瑑在汇报时皆用“道”作为东南会子印刷、发行时的单位，而全用“贯”作为回收时的单位，这或由相关官司在印发和回收东南会子时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所致。单位混用或许导致上段文字的叙述略显混乱，却恰好形成了东南会子印刷数量与发行总额之间的交汇点。

    根据唐瑑的统计，流通于民间的东南会子为980万道，其中已回收118.9余万贯、剩余800余万贯，可知发行总值约为918.9万贯。因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东南会子各一道相加之和恰为1贯，假设小面额会子成套发行，每道的面额可平均计为1/3贯。另设一贯面额东南会子的数量为x万道，小面额会子的总数为y万道，可设联立方程

求得x为888.35万道，y为91.65万道。流通于民间的小面额东南会子数量约占总数的9.35%，币值则仅占比3.3%。该比例或适用于全部2800余万道东南会子。因宋廷在隆兴元年之前曾发行过面额为三贯、二贯的东南会子，小面额纸币的实际数量可能还要略多一些。必须说明：东南会子的真实发行状况定当更为复杂，尤其是五百、三百、二百文面额不一定按照1:1:1的比例发行。本计算并无严格的正确性，仅对考察一贯面额与小面额之间的数量比具有一定的提示意义。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上述计算结果呢？

小面额东南会子在当时的货币总量中的占比很小。在东南会子之外，当时最主要的流通货币是铜钱。史料中没有留下关于同时期铜钱流通量的记载，但我们可以根据北宋的铸钱量稍加估计。据高聪明、宫泽知之等学者估算，北宋王朝的铸钱量约为2.6—3亿贯^⑬。假设其中的一半留存在南宋统治区域内，则大约也有1.3—1.5亿贯^⑭。以1560万道已使用的东南会子，和上文得到的券别结构计算，东南会子的币值约为1462.76万贯，约占当时货币总币值的8.9%—10.1%，小面额东南会子大约有145.86万张，币值约占比0.29%—0.33%。上述比例只是大概的估计，但也可知东南会子在当时并非主要的流通货币，小面额会子在流通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事实上，宋廷发行东南会子的目的虽在于弥补国家财政中铜钱的不足，但在发行之初，会子更多地与白银等并属轻赍。如隆兴二年（1164）十月，榷货务称：“镇江府卖临安、平江、绍兴府钞，并许用轻赍，系是金银、会子之类。比之见钱，大段省便。”^⑮由此可见，东南会子的用途本就与铜钱不同，小面额的发行数量不多也就可以理解了^⑯。

此外，本文计算得出的结果，仅能呈现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的状况。目前暂未发现可用于计算此后券别结构的类似史料，着实遗憾。这里仅稍加推测。随着发行数量增多，东南会子亦逐渐贬值。贬值的结果是，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良币”铜钱则日渐被挤出流通领域，或被作为财产保藏，或被销融来制作铜器，也有流出海外的。学界对此讨论众多，故不再赘述。然而因面额大小不同，东南会子不可能完全代替铜钱的功能，找零愈发成为民间市场交易的大问题。地方官府和民众开始自发地制作一些零钱的替代品，如嘉熙二年（1238）吕午称：

    在东南会子在货币领域中的占比上升之后，找零不便的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为严重。我们不知此时小面额东南会子的发行比例是否变化，即便保持了早期9.35%的比例，似乎也不足以满足流通领域的需求。而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宋廷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财政开支，在印刷过程中更加侧重于一贯面额的东南会子，小面额纸币的配置比例随之降低。货币流通领域既充斥着一贯面额的纸币，又缺乏铜钱与小面额纸币，民间自发地找寻零钱替代品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