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纸币东南会子始创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其面额为一贯、二贯、三贯。[1]隆兴元年（1163），东南会子的面额被重新设置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并沿用至南宋灭亡。[2] 因面额较小，后三种面额的东南会子也被宋人称为“小会子”或“零会子”。

学界对于东南会子的研究十分丰富，却多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而极少具体论及各个面额。[3]若只从宏观层面考察数万贯乃至数百万贯东南会子的支用情况，实质上不自觉地将研究对象简化为一贯面额东南会子。而不对小会子加以研究，东南会子的面额搭配状况、在不同交易层级和不同财政活动之中的使用情况就无法得到充分说明，这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南宋纸币与国家财政以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关系。因此，小会子仍是一个亟待深入讨论的对象。本文试图从小会子的发行、流通状况入手，探析其对于南宋货币流通格局的影响，以期从更细致地呈现东南会子在国家财政和经济运行中的面貌。

一、东南会子面额与南宋货币格局

在明代中后期白银大量流入之前，传统中国长期以铜钱作为主要货币。铜钱面额极小，故既可以参与小额交易，也能积累起来大量使用。不过大额用途需要集中极多的铜钱，运力和运费成为限制铜钱流动的重要因素。彭信威在讨论唐代“飞钱”产生的背景时曾指出这一点。[4]

财政收支是大额用钱的主要方式，官府在调拨实物和铸币时往往需要付出高额成本。此外，铜钱铸造量严重下滑也是困扰南宋财政的一大难题，宋廷陷入难以运钱甚至无钱可运的窘境。[5]为了缓解财政困局，南宋朝廷选择发行东南会子等纸币来弥补铸币量下滑所造成的财政短缺。[6]出于支出军费和限制铜钱外流等考虑，宋廷还在京湖和淮南分别发行湖北会子与淮南交子，[7]若再算上流通于四川的钱引，大约有四种纸币同时流通于南宋境内，这些纸币对于南宋财政的作用颇大。东南会子因被中央财政收支所使用，可流通的范围最广，在上述四种纸币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如以东南会子与铜钱为代表，南宋主要货币的面额为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文。这种面额结构无疑更有利于大额财政收支，也符合宋廷以纸币弥补财政不足的初衷，却可能使大小额交易产生脱节。事实上，在东南会子发行不久的宋孝宗时期，这种纸币主要用于专卖贸易、军费等大额财政活动，并不为民众纳税、民间小额交易所常用。主要原因是东南会子发行量尚少而面额过大。[8]即便是最小的二百文，与一枚铜钱之间也有相当大的面额差，对于小额零用而言并不方便。[9] 在东南会子发行前，有朝臣便以“人得交子，不可零细而用，或变转则又无人为售”等理由反对发行纸币。[10]

此种面额结构不均匀的货币格局，使铜钱仍在二百文以下的交易中占主体地位，而面额大、重量轻的东南会子则逐渐在大额交易和财政调拨中取代铜钱。在开禧年间（1205—1207）的军事行动之后，朝廷更频繁地以发行纸币来满足开销，东南会子从财政渠道溢出并大量充斥在流通领域，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11]从纸币流通角度看，东南会子反而因数量增长而逐渐将铜钱挤出流通领域，甚至使元人的纸币政策更易于在南宋故境推行。[12]

但东南会子不可能完整替代铜钱的功能，面额是主要的限制因素之一。举例而言，持铜钱者可轻易参与1—770文的交易，而因1张一贯面额东南会子等价于770文铜钱，[13]持会子者却需找零才能完成任何小于770文的交易。若商品价格较低，持会子交易对买卖双方都颇为不便。因此即便数额相等，以东南会子代替铜钱也可能造成货币流通格局和民众用钱方式的变异，这与二者面额差距过大密不可分。在开禧以前，民众或常在得到纸币之后兑换铜钱，或仅在需要时才将积蓄的铜钱换为纸币。[14]在大量铜钱被纸币挤出流通领域后，出现了因小额货币不足导致大额货币难以使用的现象，后文将详细论述。

尽管仍与铜钱面额差距较大，但小会子至少在理论上使找零与中小面额的交易有了铜钱之外的选择。那么，小会子究竟在流通领域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作为发行方的宋廷又在财政中如何定位小会子？在铜钱不断退出流通领域后，小会子是否能作为联通大小额货币的纽带呢？

二、小会子的数量与财政用途

在统计工具与信息获取能力远不及今日的南宋，朝廷很难根据流通领域的实际需求来计算各种面额的发行数量比，纸币发行状况更多地反映朝廷和皇帝本人的主观设想。南宋史料几乎没有留下有关东南会子各面额发行比例的记载，所幸《文献通考》保留了一段乾道三年（1167）度支郎唐瑑对于早期东南会子发行状况的统计：

自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1166）七月，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余万道，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余万道，除在官司桩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自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措置收换，截至三年正月六日，共缴进过一百一十八万九千余贯，尚有八百余万贯未收，大约每月收换不过六七十万。[15]

“道”是纸张的数量单位，“贯”为货币单位，上述文字在描述收兑民间东南会子时混用“道”“贯”，可知当时发行的东南会子基本为一贯面额，小会子数量不多。此外，这一时期的纸币问题主要集中于民众、军人怀疑新纸币的可信度，[16]小会子没有获得多少关注。

推行东南会子是渐进的过程。就史料记载来看，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应当是东南会子推行的“黄金时期”。皇帝甚至在发行新一界会子之前说“闻此间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朕闻之甚喜”，[17]当时东南会子的流通状况应比较好。但若以后见之明分析上述话语，则可知大量铜钱在推行东南会子的过程中退出流通，南宋后期的诸种货币乱象亦以此为始。物极必反，此后东南会子数量渐超流通之需而逐渐贬值，并在“开禧北伐”之后迫使宋廷展开大规模称提活动。

在邻近开禧的嘉泰年间（1201—1204），东南会子与铜钱的配合已出裂痕。袁说友曾向宋宁宗梳理当时两浙各州的币价，称：“官会日轻，铜钱日少，欲重官会，而民间兑易不能及所兑之数，官会何由而可重？欲易铜钱，而民间见钱收拾日难，不能为称提之用，铜钱何由而可易？”[18]这段文字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东南会子数量过多而贬值，将铜钱挤出流通领域；二、铜钱数量过少，反而促使大面额纸币减值使用，二种货币难以互相兑换。袁氏所称的“官会”应指一贯面额，他专门指出“零会则折阅又甚矣”，[19]小会子的贬值幅度甚至更大。这表明小会子尚未取得与铜钱、一贯面额会子接近的地位，并不被时人急需。

由于存世史料极为零散，关于同时期史事的记载难以直接回应袁说友的论述。不过随着南宋晚期铜钱短缺程度加剧，以小会子填补铜钱“真空”的意义更大，我们或可在考察南宋晚期小会子流通状况的基础上，反推袁氏说法的背景。景定五年（1264）南宋最后一种纸币金银见钱关子发行后，赵顺孙向皇帝阐明了小会子难以推广的理由：“关子既出，又制芝楮零百以便瓜贴。累年以来已科支二千余万。今京城之日拨分兑，制、总之品搭科降，诸郡之解至换易，又不与焉，其零百非不出也。”[20]“芝楮”为第18界东南会子，因印有灵芝图案得名。赵氏指出此时小会子的印数虽不少，却被各级官府弃而不用，无从推广。财政用途决定了小会子的流通状况。

而稍晚于袁说友上言，四川总领所于开禧三年（1207）发行流通于本地的四川小会子。此事由四川总领陈咸主导，制置使吴猎力推，“下令官民悉许流转，然州县务场赋输悉不肯受，由是不能行”，[21]四川小会子也因财政用途受限而遭停用。

这样看来，造成小会子弱势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财政用途上的限制。在大约同时期的四川和铜钱短缺更为严重的晚宋，小额纸币的财政用途甚弱，致使其流通困难。作为宋廷主导发行的纸币却无法在财政中顺利使用，小会子在民间遭受流通挫折乃至更大幅度的贬值也就并不意外了。

当大额财政开支更为依赖东南会子时，小会子在财政用途中的弱势地位愈发明确。如端平二年（1235）魏了翁就任督视京湖军马，后又兼督视江淮军马，他向皇帝请求拨款以满足督府开支，说：“照得京湖元拨官会五百万贯，今既兼督江淮，更合用五百万贯，共计壹千万贯。然不敢尽如元数支请，若得七百万贯，臣亦且前去。今库中附以零会，仅可得五百万贯……”[22]在上述文字中，魏了翁以其不得不“附以零会”勉强凑够500万贯来描述筹款之窘迫。当原定款项难以足额，小会子才被搜刮以凑数。

三、宋人对小会子财政用途的探索

小会子因财政用途受限而难以推广；另一方面，开禧以后铜钱愈发大量地随东南会子数量增长而退出流通。流通领域逐渐呈现大额货币增加、小额货币不足，会子贬值、铜钱升值等现象，这对货币流通无疑是不利的。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小会子的纽带作用，向朝廷建言献策。

嘉定年间，陈淳提出应该采取强硬措施推行东南会子以提高币值。他建议无论官户、吏户及其余民户，均以五家为一甲彼此纠察，称：“凡会子之所以不行，非与者之不肯用，由受者之不肯用也。五家相纠察，则凡有用财与者不容于不与，而受者亦不容于不受矣。又奏请小会以济之，使零碎皆有得用之便。”[23]官府既要用大力推行东南会子，则需要多发行小会子以便零用。毕竟在大量的民间小额日常交易中，一贯面额会子难以行用。总之，陈淳指出应当充分利用小会子来丰富货币面额搭配，增加纸币的可用性。他还特别说明需确保纸币切实流通到民众手中，不可让官员独占并限制纸币的财政用途。[24]

汪元春则提供了将小会子与盐法结合起来的思路。咸淳二年（1266）宗学博士汪元春改知兴化军。临行前，他与黄震作别浙江亭上，并告知黄震使用小会子的重要举措：

公之出守兴化，送别浙江亭上，语震：“以得朝廷科借零会，即行，将藉以兑便，流通一郡钱、楮。且将减官盐价以收零会，使常不出郡境。某所预计者仅此耳，余事临期未前知也。”[25]

汪氏认为通过发行小会子增加货币兑换的便利性，兴化军境内的铜钱和大面额东南会子均能够更好地流通。他主动引入盐这一官府掌握的专卖品，凭借盐的价值来增加小会子的信用，又以降低盐价为手段来促进小会子的使用与回笼。由此，大面额东南会子将流通顺畅，币值也自然得到保障。

在货币流通不畅的压力下，陈淳与汪元春都提示小会子或能发挥纽带作用而取得奇效。也即，以小会子填补铜钱退出所造成的空缺，先增加其流动性而取得民众信赖，进而稳定一贯面额会子的币值。这些意见可视为对朝廷不重视小会子、限制其财政用途的反思，毕竟单凭一贯面额东南会子和铜钱的确无法构成稳定的货币格局。

四、流通领域中的小会子

那么，增发小会子真的能够起到陈淳和汪元春所设想的效果吗？小会子能否满足流通领域的需求呢？

葛洪描述了嘉定年间东南会子的流通窘境：

京都之钱不许出关，州郡之钱不许下县，而收解官钱，必欲钱会对半。向犹许会子贴解，今则例不受矣。发下换易，无所从出，未免敷于铺户卓铺。铺户卓铺不堪其扰，则闭肆矣。追断示众，其术易穷，无钱变兑，其势难强，于是行者持券入市，自朝抵暮，欲得一饱计而不可得。居者自二百以下交易，必须见钱。小民日仰些小日给贩买，持物空归，无所转易，市井荒凉，田里愁叹……[26]

葛洪生动地勾勒出财政至民间货币流通的“死循环”：各级官府以钱会中半的比例收入铜钱，却并不支出。这使铺户完全承担了兑换钱、会的压力，终因不堪其扰而闭门谢客。官府与铺户均不向市场投放铜钱，纸币便愈发难以兑换为铜钱，最终造成持东南会子者无法完成“一饱计”等小额交易，小民也无法售出低价商品，基层商业流通陷入停滞。

所谓“二百以下交易，必须见钱”，当是葛洪针对东南会子的面额所言。在民间基层交易极度匮乏铜钱的情况下，小会子的面额依然不足以用于小额交易，“一饱计”和“小日给”的买卖需铜钱方能完成。这样看来，陈淳和汪元春的设想只能解决小会子面额左右的货币问题，而无法触及200文之下的“铜钱世界”。

既然宋廷未在小额交易中发挥作用，民间与地方官府开始自发地制作区域性小额货币。嘉熙二年（1238）四月二十四日，吕午向皇帝报告称：“会子本以便民之用，而今反不便者，以铜镪日寖稀少，而无以为之贴凑也。近来州县权时施宜，或为纸帖子，或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一百文。虽不可以通行，而各处行之为便。”[27]因缺乏铜钱而“无以为之贴凑”，外地州县出现了木牌或纸贴等区域性代币，以便于50文、100文左右的小额交易。行在界内也同时出现了似由临安府发行的一百文、五十文会子。据方大琮介绍，这种会子仅“三指大”，在临安府广泛流通，他痛心地说：“自都城之楮既多而钱渐少，然有零钱也；今又作零楮之俑，则钱愈不可见，遂使辇毂之下而为纸钱世界，此识者所痛。”[28]虽然方氏对流通中的纸币过多持负面态度，但临安府小会子至少暂时填补了小额货币的空缺，满足了流通领域的需求。

有鉴于此，吕午提出朝廷不仅要多发行小会子，还要进一步降低小会子的面额，使官方纸币进入到小额交易中。他建议尽收二百文、三百文破旧会子，而多造二百文与一百文新会子，“则自百文以上，皆无所事于镪，而贴凑之数，特百文以下而已。由是人之仰于镪者少，而镪可以渐轻矣”。[29]这个办法既让小会子渗透进200文以下的“铜钱世界”，又实质上缩小了铜钱的行用范围，集中有限的铜钱于100文之内的交易中。

吕午在五月二十五日进一步申述对发行一百文面额会子的看法。[30]他自称“熟观市井之交易，素习道路之往来，而知民俗贴凑之艰，莫如小会日用之便”，极力宣传小会子对于解决零用问题的重要性。吕氏认为新造一百文会子的优势有五，“人便贴凑，不甚仰钱；人既便用，必是爱惜；为钱无多，必无伪造；破旧小会，以此收换；无妨秤提，反可为助”，最终落脚于皇帝最关心的称提纸币币值问题。与陈淳、汪元春一样，吕午也认为小会子若活跃于小额交易中，成为大小额货币之间的纽带，可以提高一贯面额会子的币值。他还指出三百文面额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应取消。

问题是，根据吕午和方大琮的观察，民间代币的面额已低至五十文、一百文，将小会子面额改为一百文、二百文并不能完全满足流通领域的需求。那么吕午和宋廷为什么没有进一步缩减小会子面额呢？

第一，如上文所述，小会子本就因财政用途上的弱势而难以推广，才会出现陈淳、吕午等反思小会子作用的官员。而正如前文所引赵顺孙一例，该问题直到景定五年也未解决。第二，成本问题。吕午在五月二十五日的上言中自问自答：“或者必以券直百文，徒费工本，臣以为不然。不有小费，莫救大患。”他也承认变更纸币面额破费工本，但为解决大问题可以有“小费”。第三，难以掌控小面额纸币的发行量。终南宋一朝，宋廷也未曾计划以纸币取代铜钱，这就限制了东南会子的最低面额。官员们只是在大小额货币难以配合的背景下，才提出增发小会子的建议。作为对照，元人试图以纸币基本代替铜钱，发行了低至十文的中统钞、二文的厘钞和五文的至元钞。[31]但小额纸币的发行量仍难以被元廷准确掌握，事实上发行至元钞的重要理由之一正是“民间缺少零钞，难为贴兑”。[32]一旦控制不好小额纸币的数量，“零钞销磨尽绝，至于百文者，亦绝无而仅有，所以元直十文五文之微，增价数倍，交易之间不能割绝，以致即当寄留，欺谩涩滞”的状况便会产生。[33]受造纸技术局限，若发行量不能跟进，流转次数更多的零钞容易“销磨尽绝”，致使基层小额交易难以完成。不过合适的发行量究竟为何，在当时可能是无解之题。

五、宋廷对小会子的调整

宋廷既未缩小纸币面额，也没有听从吕午等人的建议直接增发小会子。在吕午上言两年后的嘉熙四年（1240），宋理宗因时制宜，利用现有货币而极快速、极大量地增加了流通中的小会子。此后，反映货币面额配合问题的意见大幅减少。

这个方法便是发行第18界会子，并将17、18界会子的比价定为5:1。[34]也即17界会子1贯相当于18界会子200文，而二百文正是东南会子的最小面额。当年闰十二月，宋理宗宣布赋税中的东南会子部分，一半以18界会子“直纳”，一半则按照上述比价以17界会子“纽纳”，[35]由此推行新比价。

根据汪圣铎的统计，嘉熙四年前后17界会子的发行量约为3.7亿贯。[36]新比价使流通领域瞬间增加了数亿贯二百文小会子，小额货币不足的困境至少在形式上得以缓解。

5:1比价并非巧合。时人认为该比价表明，宋廷确已将一贯面额17界会子视作小会子。如徐鹿卿曾上言称：

两月以来，江西旧楮收拾几尽，价增至百九十矣，新亦与之俱增。此浮盐之功，而大丞相救内弊第一事也。楮于是可扶持矣，存旧所以扶新，减旧所以扶旧。旧于何而减？曰：当取十七界腐烂甚者，揉而为纸，而存其坚完者以当小会。迟之数月，二百之价可以次增，旧之增即新之增也。[37]

上文指出当时江西的1贯17界会子大约相当于铜钱200文。徐鹿卿认为以17界会子作为“小会”并稳定价值，能够“存旧扶新”以保证18界会价。而随着5:1比例的推行，官员除了以“旧会”“新会”等时间性代词来称呼17、18界会子之外，也开始如徐鹿卿一般在财政领域中使用“小交”“大交”等区分面额大小的词汇。[38]甚至有如陈庆勉者，认为以17界作为“小交”名实不符，建议朝廷回收17界会子而印造18界小会子。[39]宋廷有意识地将一贯面额17界会子作为小会子，可以肯定。

200文左右的交易中小额货币不足的现象得以大幅缓解。严州学教授反映“物价顿增，如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正是物价改以18界会子为基准，而仍以17界会子当作手交货币的结果。只是宋廷实施5:1比例过于雷厉风行，物价骤然变化，以至于“养士之费太窘支吾，公厨萧然，每食不饱”。[40]当时大量存在17界、18界会子在地方财政中混杂行用的状况，宋代地方志对此多有记载。具体使用方式容待另文讨论。

虽然徐鹿卿认为新旧会子之间可以“存旧扶新”，但因宋廷继续大量发行纸币，二者均大幅贬值，18界币值反被17界牵制。事实上，袁甫在18界会子发行之前便预测：“旧会一价也，新会又一价也。价既二三，则新会之价为旧会所牵，恐不可以守七百七十陌之数。”他与陈庆勉一样建议只流通一界会子，但宋廷并未听取袁甫的意见。[41]不过，贬值却使得各界、各面额东南会子能够渗透至更小面额的交易中。方回描述17界会子1贯贬值至铜钱58文，18界1贯值250文，一贯面额18界会子已基本能作为小会子使用，而17界会子更是能被用于百文以下的交易。[42]贬值扩大了东南会子的使用范围，缓和了小额货币不足的问题，因而方回虽陈述了会子贬值现象，却也感叹“庚子（嘉熙四年）至甲子（景定五年），岁越二十五，民颇安之”。[43]

不同于吕午的建议，宋理宗没有专门增发小会子，而是充分利用17、18界会子的比值，将数亿贯流通中的一贯面额17界会子作为小会子，使200文左右的交易能够顺利使用纸币开展。而会子贬值这一看似影响货币流通秩序的现象，反过来加深了各界、各面额东南会子渗透小额交易的程度。南宋后期几乎不存在小面额货币不足的现象了。

六、结语

以上便是小面额东南会子影响南宋货币流通的过程。东南会子具有强烈的财政性质，朝廷着力推动其流通。在推行过程中，铜钱逐渐被纸币挤出流通领域。而因东南会子的面额设置、小会子的财政用途等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加之纸币发行量激增，流通中出现了严重的大小额货币配合问题。这说明南宋纸币体系仍不完整、不成熟，其承担财政功能的意义远大于民间日常使用。实质上增加小会子数量的17、18界会子并行政策，也并非由市场自律形成，而是宋理宗政令所致。从财政史研究的主要线索看，宋理宗时期纸币滥发，对当时的财政、民间交易都造成了非常有害的影响，一贯面额17界会子在此时可以作为小额货币使用，无疑是贬值带来的副产品。

此外，与小会子有关的史实无疑提示我们：在大额用途中发挥功能之外，南宋纸币还有其他细碎、丰富且颇为重要的作用，也是真正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的作用。而看似与财政调拨无关的侧面，其实也掣肘宋廷开展财政活动。宋代民间货币流通的实际情况，应该远比现有研究呈现的面貌更为复杂。

从上文论述可知，南宋纸币与今日纸币在功能上大有区别。今日的人民币具有较为完善的发行机制和面额结构，加之造纸技术进步，小面额纸币能较好地用于频繁的日常交易中。而受到观念和技术限制，宋人很难真正让纸币顺利地参与日常小额交易。当时的流通领域呈现多元货币并存的局面，深刻影响了财政与民间交易的展开方式。厘清相关问题，对长期处于单一货币环境下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是艰巨却颇有价值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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