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589年杭州建州以后，历经隋、唐、吴越国和北宋，五百余年间，人口繁衍，田畴加辟，社会经济和文化逐渐获得发展。吴越国建都于斯，使杭州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后，经历一二百年时间的太平岁月，到了北宋中期，杭州便超越扬州、建康（江苏南京）、益州（四川成都）等唐时的大都市，一跃而成为“东南第一州”。

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杭州前受方腊起义的影响，后受陈通兵变的破坏，接着又遭到南下金兵的蹂躏，一度陷入萧条。但是，随着南宋定都临安（杭州）以后，迅速恢复了生气，仅过了短短的二十年余时间，迁入杭州的人口就“数倍土著”，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里商业兴盛，人文荟萃，风景秀丽，集中了全国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各类能工巧匠、富商巨贾。一百五十年间，杭州不仅进入到了它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但是，公元1276年元军占领杭州以后，随着三宫北迁和南宋的灭亡，杭州的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宫殿被毁，富室逃散，人才外流，昔日有“销金锅儿”之称的杭州，转向萧条。虽然元军是和平入城，对城市的破坏甚微，更无杀戮之事发生，但入元以后的杭州，毕竟今非昔比。为此，本文拟对元灭南宋对杭州的影响作些论述，不当之处，祈请大家指正。

由于元军统帅伯颜的周密部署，元军在占领临安时，真正做到了“农不释耒，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秋毫弗惊”。元世祖要伯颜学习北宋初年下江南的统帅曹彬，实际上伯颜做得比曹彬要好得多。大约南宋灭亡后十年左右，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杭州，他对杭州的繁华和美丽赞叹备至，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元代杭州繁荣的证明，这种看法显然不够科学，但元左丞相伯颜在攻占杭州时，对它作了精心保护，使城市免遭战火破坏，百万生灵免遭涂炭，确实有惠于杭州百姓。为此，元军占领临安城当月，人们就在杭州官署竖立了一块“丞相伯颜公勋德碑”，以行表彰。元仁宗至大四年（1311）二月，又在杭州原南宋武学故基、武成王庙之东，建立伯颜祠，“仍给田以供祀事”。使往来之人，“得瞻庙貌，皆发忠义之心”。上述碑、祠今天虽早已不存，但笔者认为，如果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而不是站在亡宋的立场上，我们在西湖边重立一个纪念伯颜的碑、祠之类，恐怕仍有其必要。

当然，南宋的灭亡，对曾经作为都城的杭州，影响毕竟巨大，而且大多是消极的，对此，学者邹身城等先生有一个扼要的论述：

一旦南宋王朝覆灭，（南宋临安作为）全国性大都市的繁荣立即烟消云散，皇室贵胄和中央政府军政人员全部被驱往北方后，剩下的地方政府消费能力势必大幅下降。于是杭州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其集聚功能、工贸功能、旅游功能，全面削弱，城市化之路就立即逆转了。最具体的表现是这个世界最大城市的人口遽降；手工业品产量下降；商贸衰退；市场趋于冷落。旅游业的主要游客赶考的学子没有了朝山进香的香客明显减少；来京述职的官员没有了；外国来的外交使节也不来杭州了；随着商业中心地位的衰落商贾稀少。当年首都的繁盛景象一去不复返了！此后700多年，杭城再没有恢复到南破碎城市化的高水平。

上述论断，虽然说得比较笼统，且多侧重于杭州的旅游功能，但基本观点笔者还是表示赞同。下面就元灭南宋对杭州的主要影响具体分述于下。

一、政治上的影响——元灭南宋后，使杭州从一个国家的都城，降为一个行省的省会，最高统治集团和中央政府从此北移，对外交往不再以杭州为出发地和目的地，科举的省试和殿试再也不在杭州举行，著名士大夫和学者来杭州的人数也相对减少，杭州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对全国的影响力从此大为削弱。

二、经济上的影响——元灭南宋前后，大批人口离开杭州：一批是以三宫和宰执大臣、皇亲国戚为主的原南宋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和部分太学生，被元朝俘虏后驱赶到了北方。更多的官僚士大夫和地主、富商为躲避战火，早在元军入城前已向乡间和其他城市逃跑。如左丞相留梦炎、右丞相陈宜中、参知政事常楙、签书枢密院夏士林、左司谏陈孟虎、监察御史孔应得等，就是率先逃跑的典型。此外，知临安府曽渊子，两浙转运副使兼浙东提举王霖龙，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及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台谏潘文卿、季可、陈过、徐卿孙，侍从以下陈坚、何梦桂、曾希颜等数十人，也不知去向。德祐二年（1276）正月初五日午朝，文班仅有五人，由此可见官员逃离临安城之众。民间富室更是逃跑一空。昔日每隔三年，此地即举行科举的省、殿试和太学补试，应试士子偕陪同人员，往往达数万人之众，“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俗语云赶试官生活”，也是一大商机。南宋临安，本是一座消费性的城市，现在失去了如此众多的消费群体，经济萧条可已想见。

三、文化上的影响——南宋临安，不仅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武学、宗学的所在地，而且也是众多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聚集之地，更有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等机构丰富的藏书，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人文渊薮。元灭南宋后，三学和藏书已经不存。众多的文化人也纷纷出走。如著名学者胡三省，本受贾似道之邀，在贾府著述《资治通鉴音注》，似道破败，胡三省不得不逃往故乡天台（浙江临海，其所居地今属宁海）。著名经学家、理学家黄震，本为浙东提举，德祐元年十二月应召赴临安奏事，旋除侍左郎官，但人未到京，临安已为元军攻占，他只得退隐故乡慈溪（今属浙江）等地。同为慈溪人的著名学者王应麟，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他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著作甚丰，元军破独松关，王应麟也离开临安逃往故乡躲避。著名书法家、画家赵孟頫，本为赵宋宗室，入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湖山类稿》作者汪元量，本是度宗朝宫中琴师，南宋灭亡后，随三宫入燕京，后来做了道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大批文人学士的离去，彻底动摇了杭州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

四、对西湖和钱塘江等江河湖泊的影响——西湖作为杭州的一颗明珠，在南宋时候备受朝廷和地方政府的保护和治理，自孝宗乾道五年（1169）起，增撩湖军兵至百人，“专一开撩，或有种植茭菱，因而包占，増迭堤岸，坐以违制”。理宗淳祐七年（1247）大旱，诏郡守赵与开浚，自六井至钱塘上船亭、西林桥、北山第一桥、苏堤、三塔、南新路、长桥、柳洲寺前等处，凡种菱荷茭荡，一切薙去，方得湖水如旧”。因而环湖景色优美，“西湖十景”之名即始于此时。入元，西湖却长期得不到治理，逐渐淤塞，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它竟然成了一个“放生池”。另据明成化《杭州府志》记载：“元时不事浚湖，沿边泥淤之处，没为茭田荷荡，属于豪民。湖西一带，葑草蔓合，侵塞湖面，如野陂。”到元朝末年，西湖不是为豪民侵占成茭田荷荡，便为葑泥覆盖成了平地，西湖内景的遭到破坏也就可想而知。

钱塘江同样受到严重淤塞。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据江浙行省令史裴坚言：“杭州钱塘江近年以来，为沙涂壅涨，潮水远去，离北岸十五里，舟楫不能到岸，商旅往来，募夫搬运十七八里，使诸物翔涌，生民失所……”城内河道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据裴坚同时言：“访问宋时并江岸有南北古河一道，名龙山河，今浙江亭南至龙山闸约一十五里，粪壤填塞，两岸居民间有侵占。”后来，这两条江河虽经治理，但仅仅化了四十余天时间便草草收工。

五、对原南宋皇宫的影响——元灭南宋后，对杭城建筑影响最为惨重的当属凤凰山麓的原南宋皇宫。据元末明初学者徐一夔谓：至元十四年（1277）,“民间失火，飞烬及其宫室，焚毁殆尽。”不过，笔者对徐一夔之言的正确性尚有怀疑：杭州火事虽多，但民居与宫室毕竟有很大一段距离，因何会遭到波及？原南宋宫殿有多处，且地势高低参差，相互间并不完全联成一片，因何一场大火能将它们“焚毁殆尽”？依笔者愚见，认为很可能是元统治者为了彻底抹去杭州百姓对故国的记忆，有意纵火的结果。十四年后，西域僧杨琏真伽向朝廷建议，在原宫殿遗址造佛寺五座：曰兴元寺、报国寺、白塔寺、般若寺、小仙林寺。又造塔一座：曰尊胜塔。元末张士诚据杭州，毁寺、塔为城，除报国寺外，其它五座寺、塔全部被毁。大约到明末清初，报国寺也废而不存。至此，凤凰山麓的原南宋皇宫，完全成了一堆废墟，直到今天。

六，对杭州百姓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杭州在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后，经济转向萧条，茶店、酒楼、娱乐场所便少有人问津，至于高档消费肯定也大不如前，这样势必造成许多店铺关闭和众多的人失业，从而使许多市民的生计发生困难。其次，杭州百姓的生活待遇，也开始一落千丈。众所周知，南宋政府比较关心民生，社会救济做得较好，元代史臣对此也不加否认，其谓：

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恵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无分于主客户。不足，则遣使驰传发省仓，或转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钱粟，酬以官爵，劝谕官吏，许书历为课；若举放以济贫乏者，秋成，官为理偿。又不足，则出内藏或奉宸库金帛，鬻祠部度僧牒；东南则留发运司岁漕米，或数十万石，或百万石济之。赋租之未入，入未备者，或纵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阁以须丰年……

这样高的评价，在历史上可谓仅见。南宋政府对生活于辇轂之下的百姓，更是照顾有加，如高宗于绍兴十四年（1144）十二月，“命诸郡收养老疾贫乏之民，复置漏泽园，葬死而无归者”。这种专门安葬死而无归者的尸体和骸骨的漏泽园，后来在南宋各州郡普遍都有设立。早在南宋绍兴五年，即在临安府置“惠民和剂局”和“太平惠民局”，免费为百姓诊治，并赐药给患病贫民。绍兴二十八年六月，时值盛暑，高宗“恐细民阙药服饵，令翰林院差医官四员，遍诣临安府城内外看诊，合用药，令户部于和剂局支拨应付，候秋凉日罢”。此后，对市民的照顾更是加厚，宋末学者周密对此颇有感叹地说：

都民素骄，非惟风俗所致，盖生长辇下，势使之然。若住屋则动蠲公私房赁，或终岁不偿一镮。诸务税息，亦多蠲放，有连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认。诸项窠名，恩赏则有黄榜钱，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大家富室则又随时有所资给，大官拜命，则有所谓抢节钱。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民生何其幸欤。

入元，杭州百姓屡遭水灾、旱灾和火灾的折磨，元政府虽然也时有救济，但与南宋相比，无论广度和深度却都要小得多。

以上事实表明，元代杭州城内百姓的生活，与南宋时候相比，确实恶劣了许多。

当然，元灭南宋以后，对于杭州来说，也存在着某些积极的因素，特别是元代版图辽阔，对外交往便利，为今后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另一种生机。因受日力所限，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容笔者今后作出进一步研究后，再予论述。

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