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60至80年代，东亚局势动荡不安，蒙古、南宋、高丽、日本诸国之间，因蒙古接连不断的征服战争而出现极度复杂的局面。在蒙古军队步步紧逼、南宋政权危如累卵的形势下，许多南宋禅僧相继东渡日本，如兀庵普宁、泉古涧、大休正念、西磵子昙、无学祖元等。他们到达日本后，在传播宋朝文化、巩固日本武家的社会地位、建立武家伦理及武家文化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尤其在忽必烈两次征日战争期间，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赴日宋僧，均以传授法语的形式，增强日本人护国胜敌的信心和勇气，最终帮助日本取得胜利，战后他们又在镰仓修寺建塔，供养死亡元军，对日本历史影响巨深。关于赴日宋僧的系统性研究，笔者寡见，在中国几乎为学术空白，尤其是关于赴日宋僧与忽必烈征日战争的关系的研究，目前尚付阙如。本文将根据中日两国的历史文献以及考古成果，初步探讨赴日宋僧在忽必烈征日战争时期的活动和矛盾心态，尽可能还原几乎被日本人“异化”的中国人的形象。

一

忽必烈迫使高丽臣服后，又将征服目标指向东亚另一国家——日本。自至元三年至十年，忽必烈先后五次派遣使臣赴日劝谕遣使来朝，但当权的日本镰仓幕府态度坚决，拒绝答复蒙古。于是，“朝廷以日本梗化不庭，出师征之”，被激怒的忽必烈决定发兵征服日本。至元七年（1274）十月，忻都率蒙古、汉军及高丽军二万五千人，侵至日本九州的松浦郡、博多等地时，结果遭遇台风而大败，日本史称“文永之役”。至元十二年，忽必烈派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但刚至日本，便被捕送镰仓杀害。四年后消息才传至大都，忽必烈闻此，侵日怒火重燃，至元年间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即日本行省），其目的之一便是为更方便地利用高丽的地理条件和人力、物力去攻打日本。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命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南宋新附军首领范文虎等统帅新附军及江南士卒十万人，行省右丞忻都等统帅蒙古、汉军、高丽军四万人，分东、西两路进发。由于两路军队缺乏协调配合，同时，由于日本守军已有充分准备，恰遇八月一日夜间“台风大作，波涛如山，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元军几乎全军覆没，仅有五分之一军士逃回，日本史称“弘安之役”。此后，忽必烈数次企图发动侵日战争，终因各地人民起义和元朝大臣们的激烈反对而使征日计划流产，如礼部尚书刘宣上疏谏侵交趾、日本：“近议复置征东行省，再兴日本之师，此役不息，安危系焉。……况日本海洋万里，疆土阔远，非二国可比。今次出师，动辄履险，纵不遇风，可到彼岸，倭国地广，徒党猥多，彼兵四集，我师无援，万一不利，欲发救兵，其能飞渡耶？……况日本僻在海隅，与中国相悬万里哉！”。

面对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外来入侵，引起日本国内的极大恐慌，在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主持下，祈降伏，筑石垒，固番役（幕府向九州御家人所课军役），修德政，强化危机管理政权，最后取得抗元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忽必烈征日战争，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对外关系、民族心理等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以，日本学界历来重视对“蒙古袭来”的研究，截至目前为止，已有众多研究成果问世，研究水平也极高。关于江户时代以来学术史回顾的论文为数不少，但许多研究者批评说，以前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日本一国的历史。因此，对蒙古入侵等问题的研究，有必要超越一国史范畴，从整个亚洲史角度来加以探讨，如韩国张东翼教授基于东亚诸国史料的综合研究。对于我国学者来说，借鉴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和独特见解，有助于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同时也应重视新观点和新史料的发掘。如近年来在日本鹰岛海底发现了蒙古第二次侵日时，遭遇台风破坏的元军（包括蒙古军、高丽军、南宋新附军等）相关遗物，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又注入新活力。对于忽必烈征日时期赴日宋僧这一特殊群体，也有必要从亚洲史的视角，结合中日文献和考古发现，重新深入探讨。

二

古代的中日关系，经历了复杂多变的过程，隋唐时期的“蜜月期”之后，因国际国内的因素，在唐末、五代十国、北宋时期，中日官方来往中断，代之而起的是民间交往，僧侣和商人成为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主力军，尤其是来宋日僧和赴日宋僧对宋日文化交流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所论：“宋朝的新文化由于入宋僧和来日宋僧的陆续传入，对于日本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到宋元易代之际，来往于中日间的僧侣，不仅从事两国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承久之乱（1221年）后，日本天皇政权受到致命打击，镰仓幕府取得政权，把持日本朝政，天皇成为傀儡。幕府执权北条时赖在取得实权后，为打击位于京畿地区的旧佛教，极力宣扬与日本关联不大、纯中国式的禅宗，以便控制教权。于是，时赖先后向兰溪道隆、兀庵普宁、泉古涧等赴日宋僧参禅究道，甚至临死亦身著袈裟，口述遗偈，俨然高僧圆寂，兀庵普宁曾赞曰：“末后一机，超佛越祖”。因深受北条时赖的影响，从今存日本的禅僧语录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武士向宋僧参谒的记载。在忽必烈征日战争前后，对日本人抵抗蒙元军队产生重大影响的赴日宋僧主要有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三人。

（一）兀庵普宁

兀庵普宁书法

兀庵普宁（1197-1276），南宋西蜀人，自幼出家。据日本佛教史籍《元亨释书》卷六记载，普宁先到建康（今南京）参禅，后到四明（今宁波）阿育王山师事对日本佛教产生极大影响的宋僧无准师范，在四明期间，与圆尔辩圆等日僧过从甚密，因而对当时的日本佛教已有初步了解。南宋端平年间，蒙古灭金后又紧逼南宋，江浙一带的许多寺院毁于战火。在这种情况下，普宁于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应圆尔辩圆之邀东渡日本，先居博多的圣福寺，后被圆尔辩圆迎至京都东福寺。在京都期间，“京师缁素，奔波瞻仰”，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赖闻讯，盛邀普宁到镰仓建长寺。时赖以弟子之礼向普宁请教禅法时，普宁道：“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若识得圣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自性”，时赖因此而开悟。普宁的说法中处处体现了禅宗的佛法不离日用、佛与众生本性无别等思想，对时赖坚强的执政信念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赖死后，文永二年（1265），因建长寺众中有人反对他，普宁鸣鼓集众，宣布退院，说“无心游此国，有心复宋国。有心无心中，通天路头活”，执意返回宋朝。新执权北条时宗无奈只好派人送他到博多回国。在回国前，他在致崇福寺僧敬念的信中，批评一些日本僧人不懂“教外别传之旨”，却“虚言僻语，惑乱此国”，实在忍无可忍，所以决定回国。普宁在日本不足六年，回国九年后，便发生了“文永之役”。他回国时，正值蒙古图谋入侵日本之际，所以许多日本学者怀疑他是蒙古人的间谍。普宁的日本弟子中，最有名的是东严慧安（1225－1277），他创立京都正传寺，在忽必烈两次征日战役中，均向石清水八幡宫奉上祈愿文，乞求降伏蒙古。

（二）大休正念

大休正念雕像

大休正念住持过的日本圆觉寺今貌

大休正念（1215－1289），南宋永嘉（今浙江温州永嘉）人，先后师事东谷明光、石溪新月，学习曹洞、临济禅法，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东渡日本，先至博多，后到镰仓建长寺，受到赴日宋僧兰溪道隆的热情接待，先后受到执权时宗、贞时的皈依，后圆寂于博多寿福寺。正念极力赞扬北条氏兴禅护国之功，借法语树立武家风范。当元军即将入侵九州时，他祝愿“股纮忠亮，致四海之升平……秉忠上扶于皇化，施仁下抚于生灵”，他还作法语阐释禅法：“击碎生死牢关，便见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谓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可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场。纵夺卷舒，常自泰然安静。胸中不挂寸丝，然立处既真，用处得力。凡总领百万貔貅之士，如躯一夫，攘巨敌，安社稷，立万世不拔之基”。他极力引导镰仓武士通过深奥的禅学修养而突破生死牢关，临危不惧，泰然自若，增强了作为日本抗元斗争总指挥执权北条时宗的必胜信念，对日本后世武士道的影响也极其深远。正念对时宗弟宗政的影响也非常大。

（三）无学祖元

日本圆觉寺的无学祖元雕像

无学祖元（1226－1286），法名祖元，号无学，字子元，俗姓许，南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鄞州区）人。祖元年幼丧父，随兄至杭州净慈寺北磵居简禅师门下出家，不久受具足戒。祖元后入径山寺，师事无准师范禅师，十七岁时从无准师范参究“狗子无佛性”话，连续五、六年不出堂，得临济禅法之真谛，成为无准的嗣法弟子。祖元在径山寺时，结识了前来学禅的日本僧，如圆尔辨圆等。无准去世后，祖元遍参当时临济名僧如灵隐寺石溪心月、阿育王寺偃溪广闻、鹫峰庵虚堂智愚、教忠报国寺（即大慈寺）物初大观等，其间曾在两浙诸寺历任藏主、净头、首座等僧职。自1263年始，应鄞县县令罗季庄盛邀，在白云寺驻锡七年。1269年，祖元应邀去灵隐寺任第二座，不久被宰相贾似道举任为台州真如禅寺住持，在该寺传法七年。时蒙古军队进逼江南，南宋王朝岌岌可危，祖元为了逃避蒙古军队锋芒而进入雁荡山能仁寺。蒙古军队进入能仁寺，白刃加颈，祖元却“神色不少变”，并诵偈：“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这就是著名的“临刀偈”。据说，蒙古军队因信奉佛教，“作礼而去”。翌年，祖元回到天童山景德禅寺，任首座，为众僧说法。

1279年，元军大败宋军于崖山，陆秀夫背负卫王投海自尽，宋亡。该年，兰溪道隆死后，执权北条时宗派遣道隆弟子“德诠藏主（无及德诠）、宗英典座（杰翁宗英）迎师”，入宋邀请祖元赴日任建长寺住持，祖元带领弟子梵光一镜、镜堂觉圆等四人从庆元（今浙江宁波）三江口乘船，东渡日本。祖元临行前，曾吟诵与天童寺僧众、故土父老的一首《离别诗》：“世路艰危别故人，相看握手不知频。今朝宿露亭前客，明日扶桑国里云。”同年6月，祖元一行抵达日本九州， 8月至镰仓，先住建长寺，时宗以“执弟子礼”接待祖元。

到达日本后的祖元，一直受到时宗的尊崇和隆遇，在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热心传授禅法，培养日本弟子。祖元赴日之际，正是元朝与日本关系交恶之时，祖元出于对宋朝亡国之痛以及元军野蛮杀掠之恨，站在中原汉民族的思想立场上，反对蒙古军队入侵日本。他在入建长寺的法语中，为日本天皇、将军、执权等祈祝福寿，其中祝愿执权时宗“长为佛法金汤，永作竽家（即皇室）柱石”。因了解东亚局势，祖元抵达日本后不久，便预言蒙古军队即将入侵日本，在《锁口诀》中，他描述“箭掷空鸣，风行尘起”的战争景象，为日本镰仓幕府提前作战争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元朝、日本、高丽之间的弘安之役爆发前夕，时宗拜谒祖元，祖元预见元军将“万舰扫荡”，书赠“莫烦恼”三字以激励时宗。祖元高度赞扬时宗“我此日本国主帅平朝臣，深心学般若，为保亿兆民，外魔四来侵，举国生怖畏，朝臣发勇猛，出血书大经，……一句与一偈，一字与一画，悉化为神兵，犹如天帝释与彼修罗战，念此般若力，皆获于胜捷。今此日本国亦愿佛加被，诸圣神武威，彼魔悉降伏，生灵皆得安，皆佛神力故。”此外，他在法语中还暗示，“佛力与天力共运，圣力与凡力齐新”，“万人齐仰处，一箭定天山”，“若能空一念，一切皆无恼，一切皆无怖，犹如著重甲入诸魔贼阵，魔贼虽众多，不被魔贼害。掉臂魔贼中，魔贼皆降伏。……一朝功用足，百战而百胜。大法震旗鼓，天魔皆脑裂。”只要全民团结起来，一定能够降服外敌，取得胜利。正是在祖元的极力鼓励和号召下，北条时宗在战争中泰然自若，有效地进行战争总动员：“弘安四年，虏兵百万，在博多，略不经意。但每月请老僧与诸僧下语，以法喜禅悦自乐，后果佛天响应，家国贴然，奇哉有此力量。此亦佛法中再来人也。”

可见，祖元对以时宗为代表的日本武士的教化活动，对镰仓时代武家文化的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起到了稳定局面、树立信心的重要精神支柱作用，为日本抗元战争的最后顺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忽必烈第二次征日失败后，北条时宗于1282年建成圆觉寺，祖元被任命为开山住持，他按照四明天童寺模式修建舍利殿等殿堂，并修建专门设施纪念弘安战役中的死者。圆觉寺不分日本武士和元军，一起供奉亡灵。尽管祖元支持日本的抗元战争，但对于战争中的死亡将士，则从怨亲平等的立场，祈求他们的灵魂早获解脱。如他在圆觉寺为阵亡者祈求冥福的法语中，强调“前岁及往古，此军与他军，战死与溺水，万众无归魂，唯愿速救拔，皆将超苦海。法界了无差，怨亲悉平等”，表达了祖元坚定的信念和宽广的胸怀。

祖元原打算在日本传法“三两年便回”，但因中国大陆政治局势极不稳定，同时由于镰仓幕府执权的再三挽留，祖元最终留居日本，客死异乡。尽管祖元身在日本，但仍思恋海天茫茫的故土，盼望埋骨于天童太白，他曾在一首《思乡诗》中吟道：“故园望断碧天长，那更衰龄近夕阳。补报大朝心已毕，送归太白了残生”，反映了无学祖元思念祖国的强烈愿望。1286年，61岁的祖元圆寂。祖元卒后，被日本幕府追谥为佛光禅师，光严天皇又追号圆满常照国师，并请工匠依据祖元生前面容，雕刻了一座高1.5米的坐像，至今仍保存在圆觉寺内。祖元卒前三个月，曾赠送日本钦禅者一幅墨宝，颇具黄庭坚书风，今收藏在日本五岛美术馆。祖元法系在日本古代禅宗二十四派中被称为佛光派，在近代以后日本临济宗的十四派中，圆觉寺派奉祖元为开山祖师。佛光派是日本镰仓末期和室町时期最有影响的禅宗派别之一，高峰显日、云屋慧伦、规庵祖圆、梦窗疏石等禅僧均出自佛光派，是日本五山禅林的主流派别，祖元对日本临济宗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对忽必烈征日战争时期镰仓幕府的内外政策产生重大的精神影响。

綜上所述，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赴日宋僧是在蒙元帝国兴起、东亚诸国关系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出于躲避国内战乱，同时也是应日本僧俗势力之邀而东渡日本的。作为僧侣，他们极力宣扬纯粹的宋朝禅思想（尤其是临济禅和曹洞禅），为中日佛教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对日本镰仓新佛教产生重大影响。在宋元之际，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期间，这些赴日宋僧在客观上激励了日本人抗元卫国战争的决心和信心，因而广为日本人所称道。事实上，这些赴日宋僧支持日本人抗元的言行，既是临济禅僧“刚勇”“护国”观念的具体体现，也是站在中原汉民族立场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自然流露，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心情异常矛盾，既痛恨暴虐的蒙古军队，又时刻怀念自己的祖国，他们并非是投敌卖国的的“汉奸”，前文所引中日文献可以充分地证实这一点。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