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地区的秦县情况，虽然史料缺乏，但也可以做一些探讨。

马非百的《秦集史》中，考订秦代会稽郡下属二十六县：其中 在杭州地区的有钱唐、余杭、海盐。后晓荣的《秦代政区地理》中，作者认为秦代会稽郡属县除了前述马非百考证的钱唐等三县之外，还增加了浙江、富春等多个县级政权。其中，浙江、富春这两个县可能的所在地域都在杭州地区之内，所以需要做一番考察。

后晓荣的《秦代政区地理》在使用了很多新收集和新发现的金石史料，用他自己的话，是“地下文献”。这对于资料奇缺的秦代历史研究，是很可取的好方法。不过，在使用这些新材料的过程中，有可能是为了充分挖掘这些材料的价值的追求，所以在考证的过程中，该书都倾向于对这些新材料做正面的考证，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将每个新出现的“地名”，都倾向于认为是一个新的政区名，新的郡、县。所以，有时候在考证时，就未免会有穿凿附会之感。当然，从尽可能去寻找新郡县的角度来说，这么论证也无可厚非。不过，我们在接受这些论证成果的时候，尚需要进行一番仔细考察，作出自己的判断。

浙江县存在吗

后晓荣考证秦时可能在会稽郡下有一个浙江县，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他依据的金石材料是一枚官印“浙江都水”。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分析了文献材料中的“浙江”一词，认为很多场合中，浙江不是一个大地区名，而是指一个小地区名。既然“浙江”就是一个小地区名，那就可以容易推断为存在“浙江”这样先看第一个金石证据“浙江都水”的官印。这个材料引自罗福颐先生主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一书，编号为48的古印，归入第二卷《汉初期官印》之《田字格印》。根据其释文可知，此印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该印制作的时间，被定在了汉初。这大概是因为印的形式为“田字格”，这是秦和汉初印的特色之一。至于该印的性质，此书的释文提到：

浙江都水

说文：江水东至会稽阴为浙江。又汉书百官公卿表，水衡都尉属官有都水长丞，主爵中尉属官亦有都水。

这里，作者显然是认为：浙江还是为水名，指钱塘江。而这个都水，可能是中央属官，或为水衡都尉下属，或为主爵中尉下属。浙江既是水名，由中央派设一个对口的管理机构，这很合理。既是管理水事务的机构，以水命名，确实很合理。

后晓荣则认为，汉代的地方属官中，也有“都水”名称的机构。《汉书•百官公卿表》即有地方都水的官名，不仅仅只有中央有都水官名的。因此，这个“浙江”当是地名，是行政区划名。

从以上推断看，浙江可以是水名，也可以是地名，不妨两存之。 

另外，在文献方面的证据，后晓荣列举了三条：一是《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中“（楚）杀王无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这条资料时代似乎过早。如果说战国中期，就有了“浙江”这么一个小地区名，未见其他证据。而且从文意上理解，取地直到钱塘江而止，意思很顺畅很合理。强解为一个小地名，反而不易理解。二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过丹阳，至钱塘（唐），临浙江”。他认为“‘浙江’与‘钱塘’、‘丹阳’相并列，钱塘、丹阳都是地名，为会稽郡置县，这里所说的‘浙江’也应当是与之并列的县名”。但他没有接着因后面一句“水波恶”，明显是指浙江水波汹涌的意思。同样，这里将浙江理解为水名，是很合理的，理解为一个小地名就非常勉强。也不可取。三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陈婴属汉，定豫章、浙江”。关于这里的浙江，王国维在《浙江考》中有过分析： 

又《高祖功臣侯表》“堂邑侯陈婴”下云“定豫章、 浙江，都折”（《汉书•侯表》作“都渐”）。“费侯陈贺”下云“定会稽、浙江、湖阳”（汉表作“湖陵”）。 

盖汉之定江南也，陈婴之兵自豫章至浙江之上游，定太末、黟歙诸县；陈贺之兵自会稽（时会稽郡治吴），至浙江之下游，定钱唐、余暨、山阴诸县。陈婴所都之地，《史记》作“折”，《汉书》作“渐”，盖即《汉志》《说文》《水经》所谓蛮夷中地，非以水名地。即以地名水，尤“浙”“渐”为一之明证矣。

这里，两处“浙江”，是与豫章、会稽等大地区名相并列的概念，正如王国维的解释，分别为“浙江之上游”和“浙江之下游”。所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区域概念，即浙江流域，似乎更为合适。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堂邑侯陈婴”条全文为：以自定东阳，为将，属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为王，壮息。侯。千八百户。复相楚元王十二年。

值得注意的是“都浙，自立为王”的说法，此处的“都浙”，可以理解为当时有一个“壮息王”，自立为王的时候，是以浙江为都城的。既然是都城，那就会是一个聚落点，而不是一条江水。其实， 这倒是一个可以支持后晓荣观点的证据。不知为何，他没有就此发挥。但考虑到前文的浙江，应理解为区域名，所以此处“浙江”，则亦不宜当小地名解。分析以上的证据，金石证据可以两解，而文献证据基本都不能很好支持其论点。因此，浙江县之说，当存疑，不可取。

秦代是否有富春县

后晓荣认为：“秦或设富春县，其故址在今浙江省富阳市。”他的金石史料，是根据西安文物保护考古所所藏之战国楚系青铜器“富春大夫”甑，有“富春大夫”铭文。楚国的县出现确 实很早，且长官多称“大夫”。不过，此“富春大夫”能否就说明楚国有设置过“富春县”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存疑的问题。况且，就算楚国已经有了富春县的设置，不等于秦朝就有富春县。

《汉书•地理志》是有富春县的。但有学者认为秦朝没有富春县。如谭其骧认为，秦朝是没有富春县的。他的大作《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一文中认为：“汉分余杭南境立富春县。”在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朝会稽郡的属县中，也不见富春县。马非百的《秦集史》中，会稽郡属县中也不见富春县。

汉分余杭立富春一事，并没有见于史料记载，当是考证推理得出的结论。因为《史记》中记载秦始皇下会稽时渡江，是“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裴骃集解引“徐广曰：‘盖在余杭也。’”又引“顾夷曰：‘余杭者，秦始皇至会稽经此，立为县。’”另外，《水经注•浙江水》提到：“浙江又东迳余杭故县南，新县北。秦始皇南游会稽，途出是地，因立为县。”这种说法是主流观点，即秦始皇渡钱塘江的时候，立余杭为县。至于那种因秦始皇渡江之“航”，而为“余杭”得名之由来的说法，自然不可靠。地名来源中，很多人都提到是因为秦始皇在此渡江。但是以今天的余杭之地，并不临钱塘江。所以这个渡江之地，应该是富春县境内。所以，刘昭在《续汉书•郡国志》的余杭条注中提出了质疑：“始皇所过乃在钱唐、富春，岂近余杭之界乎？”这两个记载其实是有明显矛盾的。如果以“汉分余杭南境立富春县”来解释，就很顺畅了。当时记载秦始皇在余杭渡江，是正确的。西汉时，余杭南部被分割出，为富春县，则秦始皇渡江之地又成了富春境内，也是正确的。

根据以上的文献分析，对于后晓荣提出的“浙江”“富春”两县，秦朝是否已存，是很值得可疑的。除了文献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地理分析的角度来增加说服力。

秦朝时设置郡县，基本原则当是以人口分布的密度来布局的，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也就是说，人口密集之处，则县分布较多；相反，则分布较少。我们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会稽郡的属县的空间布局。可以看到，其分布密度差不多类似今天的地区级市的密度分布。而在钱塘江以北区域内，分布的密度已经相对比较高（比钱塘江以南要高一些）。如果加上富春县，则这一小块地区内，集中了三个县，密度已经远超其他地区了。如果秦朝设浙江县，则浙江县必然就在钱塘江边，甚至就在钱唐县附近。那钱塘江附近的秦县密度，几乎可以等同于今天的县级分布密度了。以常理推测，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也就是说，就秦朝情况看，所谓的“浙江县”并没有存在的空间。结合文献分析，我们应该可以断定，秦朝并无浙江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地区的西部，秦朝时属于鄣郡属地。鄣郡的治所在故鄣县，今安吉西北。只不过，属于杭州地区的范围之内，尚未出现县级政区设置，也就是说，这部分地区属于故鄣县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