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夏，杭州发生了一场引人关注的学术“激辩”。是年 7 月 10 日，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文史专家陈珲女士向杭城媒体公布了她潜心多年对现藏于美国华盛顿福瑞尔（Freer）美术馆的一幅“明画”《西湖清趣图》的研究成果，她认为：“这是一幅真实记录当时（南宋末年）实景面貌的画卷。”之后，浙江省社科院原研究员罗以民列举了他发现的大量“证据”，指斥《西湖清趣图》为清人伪造。一时间，这幅画的真伪之争成为当时一个学术辩论的“热点”。本文依据宋代文本和图籍，针对罗以民先生列举的种种清人作伪“证据”，逐一进行剖析和辨析，指出其因错读、误读和漏读相关文献，反乱了宋朝“故事”。文章采取图文并举的方式，澄清了涉及南宋西湖真相的李嵩《西湖图》《咸淳临安志》所载《西湖图》《京城图》、苏公堤以及宋代“伞禁”等诸多历史事实。 （接上篇）
（10）接下来罗先生又出现了一个严重“误读”。罗以民认为，南图藏本的《西湖图》上“最特别的是它在今昭庆寺广场的位置上标注了‘王子乔旧居’。这个西湖边的‘王子乔旧居’是唐代以来任何典籍都没有记载过的，他是汉朝刘向《列仙传》中东周的人物。那时西湖还是海湾，那个位置还在海水里，不可能住人。突然标注一个神仙，在古代叫‘赝记’。古人迷信，作伪怕遭神灵报应，便留赝记告知，您若眼拙看不出来，就休怪我了”。 
图 14 国图所藏宋版《西湖图》上的王子高旧居 罗先生似乎抓住了《西湖图》作伪的“死穴”，由此可一举胜出。可惜，差了一点点——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罗先生，您没有看对书，南图藏本《西湖图》本就属于清人摹绘，做不来证据的。请您看清楚图 14 国图所藏这张宋版原图《西湖图》上的字迹（虽然仍旧有点儿模糊，但没办法，作为学者在事关历史真相的要紧时刻，就是要瞪大眼睛仔细仔细再仔细地辨识）。 很显然，这张宋版的《西湖图》上绝对没有“王子乔旧居”，只有“王子高旧居”。 王子高是与苏轼同时期的人物，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记有“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为北宋一则“举世皆知之”的神怪故事。除了钱塘门外的王子高旧居， 余杭门外也有王子高遗迹，如《淳祐临安志》记载：“王子高石，在北郭税务侧，今不存。” 《潜志》也说：“王子高石，在北郭税务侧驿亭上。”《西湖游览志余》说：“王迥，字子高，钱塘人……子高故居，后为钱塘尉司，而北郭税务侧有片石，周益公题曰 ：‘奇俊’，相传为王子高石也。”所以，无论如何，《潜志》所载《西湖图》上这个王子高绝非是罗先生走眼看错的那个东周时期的神仙。事实上，后人依照《潜志》重绘的南宋《西湖图》上，绝大多数印着“王子高旧居”，罗先生即使未见宋版原图，但假如能多看几种后人的摹绘图，并稍稍考证一下，就不会身陷这样的“误区”了。同样，像宋人《玉照新志》这本书想看也并不难找的。在此只想说，拿“王子乔”这样的“乌龙”来显摆，还要说人家“眼拙”，还要让人家“休怪我”，让人情何以堪！ 三、以北宋苏堤来定义南宋新堤，是刻舟求剑 苏堤的迄止点是罗以民立论的一个重点，但凡是处在孤山以西的、“自雷峰塔西侧起至岳坟”的，就可以不问不审，一律“枪毙”，哪怕是南宋传为李嵩《西湖图》，罗先生认为“画中苏堤自雷峰塔西侧起至岳坟，仅此就可断代为明正德后”。 罗先生在此犯的最大错误，不在考证失当，而在于经验主义加机械主义，完全是以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在看待和解释世界。您知否，从北宋元祐五年（1090）苏堤开建，到南宋末年（1279 年前），已穿越了多少年？近两个世纪啊！这两百年间西湖会有多大变化？ 罗以民引述了《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三的一段记载：苏堤“乾道中，孝宗命作新堤，自南山净慈寺前新路口，直抵北山。湖分为二，游人大舟往来，第能循新堤之东崖，而不能至北山。绍兴中，始造二高桥，出北山达大佛，而舟行往来始无碍”。罗先生指出这段文字应是明朝永乐修大典时“《杭州府志》引《旧志》”所得，并指出：“元代杭州未修志，此‘旧志’当推为宋志。” 那么，这个“宋志”究竟是什么志书？而罗先生认为很重要的这段文字，在文义上又解释清楚了吗？大典引述的这段话不太好理解，孝宗乾道中修的新堤，怎么可能时光回转到前朝高宗绍兴时再造出两座高桥？新堤建造高桥后，这“出北山达大佛，而舟行往来始无碍”，又如何理解？既然罗先生说苏堤以及这新堤的一头连着的是孤山，还说断桥直对大佛寺，那时又没有白堤，游船只要沿着新堤东边行驶就是了，却为何“循新堤之东崖”行驶，还到不了在孤山东北边的大佛寺和北山（按照罗先生说法，大佛头一带的“北山是定指，连偏西一点都不是，称葛岭了”，参见罗先生发表的下图），而非要建两座高桥不可？逻辑不通，不好理解。所以，明朝人写的宋朝那些事儿，不靠谱，哪怕是皇家修的，以后还请慎用。 宋人的问题最好还是以宋人自己的记载来解释，拿后人的传抄来解释会搅浑水的。我们的认知是，大典这段话确实如罗先生所说，来自“宋志”，具体是来自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或祝穆《方舆胜览》。 《舆地纪胜》记载说：“元祐间苏轼重开，因筑堤其上，自孤山抵北山，夹道植柳，林希榜曰苏公堤。其后禁苏氏学，士大夫多趋时好，郡守吕惠卿奏毁之。乾道中，孝宗命作新堤，自南山净慈寺门前新路口，直抵北山。湖分为两，游人大舟往来，第能循新堤之东岸，而不能达于北山。至绍熙中，光宗始命京尹造二高桥，出北山达于大拂（佛）头，而舟行往来始无所碍云。” 《方舆胜览》记载说：“苏公堤：元祐间，苏子瞻筑堤湖上，自孤山抵北山，夹道植柳，林子中榜曰苏公堤。章子厚诗：‘天面长虹一线痕，直通南北两山春。’后吕惠卿奏毁之。乾道作新堤，自南山净慈寺前直抵北山。湖分为两，游人大舟不能达于北山。绍兴中始造二高桥，出北山达于大佛头，舟行往来始无碍。” 两相对照，看得出来，《舆地纪胜》的记载比较完整而清楚，南宋两朝皇帝孝宗和光宗时的新堤建设，交待得一清二楚。《方舆胜览》尽管添加了章惇的两句诗，但还是有错漏。 由《舆地纪胜》《方舆胜览》记载可见如下事实： （1）苏堤在南宋孝宗时有新的修筑，这意味着北宋原苏堤的迄止点决不能套用在新堤身上，否则就是刻舟求剑！北宋苏堤“自孤山抵北山”这句话，恐怕罗先生也会觉得其中有误。您看，南宋人记载北宋事，也未必能说得准确，更何况尚未建立科学的考据学的明人。 （2）新堤的迄止点非常明晰，“自南山净慈寺门前新路口，直抵北山”。请注意，“净慈寺门前新路口”并不等于“净慈寺门前”。新路在此指的是“南新路”。另外董嗣杲《西湖百咏》写道：“苏公堤，在兴教寺相对。”《潜志》所载《西湖图》上标示的苏堤南端结点，正是这个南新路和兴教寺。 （3）北山的范围，恰恰与罗先生的说法相反，不局限在孤山以东方向大佛头一带，而百分之一百包含新堤最北端口的左侧西边一带，否则，为何后来还需再建两座高桥，才能解决南北向的新堤两侧船只交通不便的问题？新堤上有了高桥后，游船才能“出北山达于大佛头”，对此，罗先生还能作何解？ 《舆地纪胜》这段“新堤”记载还可以用来解释南宋晚期西湖出现的“小新堤”。小新堤筑于理宗淳祐二年（1242），“与苏堤同通”。《梦粱录》记载：“北山第二桥，名东浦桥，西建一小矮桥过水，名小新堤，于淳祐年赵节斋尹京之时，筑此堤至曲院，接灵隐三竺梵宫。”此堤终点曲院在今曲院风荷公园更西的洪春桥附近。《潜志》卷三十二以及《西湖百咏》卷下均对小新堤有类似的叙述，修建的位置、方向和规模，基本相似。但倘若按照罗先生的说法，孝宗时新修的苏堤北端是在孤山，这北山第二桥是否当在湖中央了？由湖中央建一座“小矮桥”，有无可能往西跨过差不多要从孤山到西山这一大段水面？仅仅建这一座“小矮桥”，加上一条东西横截湖面的新堤，那不是断绝了湖上游船要来往于今岳庙至西泠桥一带的可能了吗？假如小新堤是从罗先生所谓的苏堤的第二桥出发，往西横截半个西湖水面，延伸到今天的洪春桥，这还算是个小堤吗？ 
图 15 罗以民先生发表的“宋代苏堤与今苏堤的位置图” 图 15 是罗先生发表的“宋代苏堤与今苏堤的位置图”，红色字体和虚线是罗先生原来的标示，黑色字体和小新堤的大致位置是本文作者依据罗先生观点添加标示的。如果南宋西湖真是这样的格局，那怎一个怪字了得！因为罗先生此图如果对照南宋官志《淳祐临安志》的记载就凸显“比例失调”和不合情理了：淳祐九年（1249）重修的苏堤长 699 丈，小新堤长197 丈。也就是说，小新堤长度只有苏堤的三分之一多一点。但以罗先生的观点来绘这张图，这个小新堤至少是苏堤的一半与今苏堤的位置图”长，且为何小新堤不走近路直接和孤山西端相接，而硬要绕过整个孤山去和远在东端您所说的那个“苏堤”勾手？事实明摆着，罗先生的“苏堤”行不通！ 本节最后再澄清一个事实。罗以民认为，潜说友修《咸淳临安志》时苏堤上已经没有任何一座桥，只能从“京城小说”中抄来（还以《潜志》书影为证明）。事实上，《潜志》并无苏堤已无一座桥的叙述，而南宋多部文献除了《梦粱录》点明六桥桥名之外，其他书上都是以排序“第几桥”作称呼的，也根本没说堤上不见一座桥，宋末元初文人诗词中提到“六桥”一词的更多。钱塘十景中的“六桥烟柳”景目，就是对西湖纹丝未动的元朝时候产生的，倘若堤上一桥没有，又何来这“六桥烟柳”？ 四、两宋“伞禁”宽严不一，南宋“伞禁”未被冲破 罗以民认为《西湖清趣图》是清代伪作的一大证据，是图上出现大量的“高伞”。然而，这个仿佛是“作伪者”的“死穴”，恰成了罗先生的反证，原因是罗先生对相关史料未能细察，严重误读，把事实搞错、搞反了。 罗先生认为，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讲到京城临安的一场“伞禁”风波， 最后“伞禁”依然没有被冲破，连作者叶绍翁也认为不得不“议诸生罪”。事实果真如此吗？且看原文： “（郑昭先）奏疏请京辇下勿用青盖，惟大臣用以引车，旨从之。太学诸生以为既不许用青盖，则用皂绢为短檐伞，如都下卖冰水担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逻者犹以为首犯禁条，用绳系持盖仆，并盖赴京兆。时程覃实尹京，遂杖持盖仆……诸生至诣阙诉覃。覃亦白堂及台自辨。诸生攻之愈急……上即御批令学官宣谕诸生，亟就斋事，免覃所居官，仍为农卿，诸生奉诏唯唯。”接下来叶绍翁对程覃处置这一事件点评道：“皂盖一事合申庙堂，当来台臣只乞禁青盖，今诸生用短檐皂伞，未知合与不合，更乞朝廷明降指挥，以凭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许用皂盖，而诸生犹故用之，则宜移文司成议诸生罪，则为善于处置矣。” 此事发生于史弥远当权的宋宁宗嘉定年间，从中可见宋时“伞禁”宽严不一、没有章法的事实。对于太学生这次集体闹事，最终皇帝也不得不亲自“御批”请诸生赶紧回校舍，并撤了太学生对头“市长”程覃的官职，而对太学生打“擦边球”用“皂盖”一事听之任之不了了之，这才平息了一场时称“百年所未尝有”的闹剧。而叶绍翁在指出程覃处置不当的同时，对太学生用短檐皂伞是否违法，朝廷缺乏明文规定，委婉地提出了批评。这一事件中连执行“伞禁”的“市长”都被撤职了，哪有“伞禁”依然没有被冲破？哪有不得不“议诸生罪”云云？ 南宋京城临安街市上，有一种从北宋延续而来的以赌博买卖物品的公开营生叫关扑，又称关赌、扑卖，简称“扑”。《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的十多种扑卖物品中，就有黑伞（类似太学生打出的皂盖）、凉伞、荷叶伞儿等。这种曾引起硕大风波的伞可见在京城是不禁的。 古时候伞有两种，民间用具叫“伞”，长期存在且形制与今天差不多，只是用材和工艺有区别。古时官家权贵的用具叫“繖”，俗称“罗伞”（繖是伞的古字）。繖在古代列为官仪之一，视官阶不同，罗伞的大小、颜色也各异，有严格区别，不能乱用。帝王或贵族所用还有一种华盖，制作华丽精美，代表极高等级和身份。罗伞和民伞有何区别？罗伞外观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撑开后，伞面边缘有伞檐或有流苏下垂，且以不同颜色和伞檐层数显示用伞人地位的高下。 以宋代而论，民间用伞像《清明上河图》中比比皆是的那些大凉伞，毫无疑问是没人来喝止禁用的。另一幅有名的宋画《金明池争标图》，尺幅不大，但图上仍可细点出各色“高伞”十多把。宋朝的“伞禁”主要是针对容易与朝廷礼仪伞具相混淆的“青罗伞”（或叫“清凉伞”），而且，“伞禁”似乎并不严格，多次出现反复。如《宋史》卷一百五十记载：“伞。人臣通用，以青绢为之。宋初，京城内独亲王得用。太宗太平兴国中，宰相、枢密使始用之。其后，近臣及内命妇出入皆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诏除宗室外，其余悉禁。明年，复许中书、枢密院用焉。京城外，则庶官通用。神宗熙宁之制，非品官禁用青盖，京城惟执政官及宗室许用……徽宗政和三年，以燕、越二王出入，百官不避，乃赐三接青罗伞一……建炎中，初驻跸杭州，执政张澂言：‘群臣扈从兵间，权免张盖，俟回銮仍旧。’诏前宰相到阙，许张盖。”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情况变得很严重了，临安城“豪贵竞为小青盖，饰赤油火珠于盖之顶，出都门外，传呼于道。珠者，乘舆服御饰升龙用焉，臣庶以加于小盖，近服妖，亦僭咎也”。这种明目张胆的僭越 之罪，却没见朝廷严令禁止，难道是因为事发京城，大家睁眼闭眼“灯下黑”了吗？ 由此可见，宋代“伞禁”宽严不一，并无一以贯之严格执行的明确法令。 为了说明两宋“伞禁”的松弛，特选用《宋画全集》中的三幅宋人绘画为证： （1）罗以民认为，《清明上河图》画有伞 30 余，但均为街头摆摊的固定伞，路上行人及骑马官员，有热得摇扇者，但绝无打伞者。事实是，行进中的伞不但有，而且还是一顶高规格的罗伞（作者张择端可是宫廷画师，有关罗伞的规矩他懂的）：图 16 是虹桥至城楼一段主干道上一顶在牛车前的罗伞。对此，街上行人视而不见，没有任何人回避躲闪，根本没当它一回事（我们的学者请勿视而不见）。 
图 16 《清明上河图》上的罗伞 
图 17 宋画《耕获图》上的罗伞 （2）图 17 为入选过中学历史课本的宋画《耕获图》（局部），田埂上有一举罗伞的男子。城里有罗伞，咱乡下也不落后，田野耕作照 样打出高端罗伞，与你城里人有得一拼。 
图 18 宋代民俗画《百子图》中的罗伞 （3）图 18 就更热闹了，宋代民俗画《百子图》中一下出现了被孩子们恣意耍弄的三把高柄罗伞，这场面成何体统？这里见到的还只是局部，画面另外地方还有罗伞。 五、南宋临安城筑城绝无效仿德安城的可能和必要 罗以民以宋金战争中德安守城之战为例，以德安守臣陈规《德安守城录》为依据，说明京城临安的筑城是向德安城看齐的，并认为在南宋乾道八年孝宗下诏刻印陈规此书颁行天下，要求各地效仿，杭州作为当时首都，肯定模范执行。 罗先生想当然了。事实上，《宋史》陈规本传说，孝宗“诏刻规《德安守城录》颁天下，为诸守将法”。并没要求将此书作为临安城的筑城法。而且，临安城城墙在高宗时就已定型。绍兴十二年（1142）冬，有人议论说：“钱塘驻跸之地，而城壁摧剥，傥不加饰，何以肃远近之瞻？”高宗对此认可，“诏临安府措置”。此前在绍兴二年，因金兵攻占杭州时大肆毁城，高宗诏令征调役卒数千人，突击修筑临时性的泥墙作为防护。十年后宋金已达成“绍兴和议”，在此形势下的临安城修复工程仅仅为了“肃远近之瞻”，形象工程的成分很大。绍兴二十八年（1158）又“诏筑皇城东南之外城……计用三十余万工”，方建新先生认为，临安城城墙规模由此定局。因此，哪里还需要延后到孝宗时再来向德安城看齐？孝宗“隆兴元年（1163）三月，霖雨，行都坏城三百三十余丈”，直到淳熙五年（1178）才“修临安府城”，并将泥墙内外夹筑砖墙的范围（原先只有靠近皇城一段），扩展到临安城全部城墙。这就是当时临安城筑城的基本情况，无一字涉及军事上的需要，又何来要效仿德安筑城经验，并充当什么先进模范？ 在此也揭示一下清波门的实际情况。《梦粱录》在介绍京城临安城东和城北十多座城门后，又叙述了城西钱塘门、丰豫门（即涌金门）、清波门（俗呼暗门）、钱湖门等四座门，随后说道：“其诸门内便门、东青、艮山皆瓮城。水门皆平屋。其余旱门，皆造楼阁。”说得很清楚，清波门属于旱门，不但有门，而且还有楼阁。清波门如果真如罗先生所说的是军事用途的暗门，那一定会根据军事需要外覆假砖，不但看不到城门（看到了就没有军事机密可言了），而且根本无法通行，那罗先生说的陆游“细雨骑驴出暗门”，究竟该怎么个出法？“俗呼”的名称也许是“已往”的事实，但并不能因此而胶柱鼓瑟去定义“当时”的事实。一个城池在兴建之初，为了御敌之需而设计了军事用途的暗门，但太平日久，当局为了进出交通的方便而开启原先隐秘的暗门，也不是没有可能。这种“暗门不暗”的现象还见于临安府的近邻建德府城，也设有暗门，但南宋淳熙年间重修的《严州图经•建德府内外城图》（图 19 为局部），将这个暗门标示得明明白白，而且和清波门一样，有城楼，门大开，这等于失去了暗门原本在军事上需要隐秘才能达到突袭来犯之敌的作用。 
图19 南宋《严州图经•建德府内外城图》（清代仿刻）上的暗门 至于罗以民说《西湖清趣图》上钱塘门外“居民住宅居然紧挨城墙，也不怕杀头？”罗先生着实担心错了。绍兴二十八年这次拓建皇城东南之外城，建筑时迁移了不少民居，但户部和临安府官员最后奏报整个工程情况时说：“今来所展城阔一十三丈，内二丈充城基，中间五丈充御路，两壁各三丈充民居，所展民屋六丈，基址内有可以就便居住之家，更不拆移……其新城内外不碍道路屋宇，依旧存留。”新建这部分外城毗邻皇城，其城墙两壁各三丈、合计六丈的区域，都允许有民居（只要不妨碍交通），相对远得多的钱塘门外的城墙下，就更不在话下了，罗先生想象的杀头之罪恐怕连“莫须有”都沾不上。 六、500 米长桥，那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罗以民引用明朝万历《净慈寺志》（即《南屏净慈寺志》，为最早的净慈寺志）说，宋代的长桥“父老相传旧在白莲洲，横截湖面水口甚阔，桥分三门，长亘里许，有亭临之，壮丽特甚”，并据此确认宋代西湖长桥长达 500 米以上，桥上还有三座门，但《西湖清趣图》没有 500 米长桥，因此可将此画定为伪作。 其实这个“长亘里许”的长桥，就和梁祝故事中的“十八相送”相仿，只是个传说，也正如罗先生所引的这部明版志书所说的，仅仅是“父老相传”。 事实上，长桥在两宋时期一直未见一定的长度，北宋诗人郭祥正《钱塘西湖百咏》中的“长桥”诗云：“桥短故名长，路穿云水乡。”说这座短桥何以取名长桥，是因为其延伸的路穿行于山水之间悠长而远。南宋末年董嗣杲对长桥也有诗云：“相传亭跨危基壮，谁见桥横古道长？”两宋时的亲历亲见者都不曾见到那个“相传”的“长亘里许，壮丽特甚”的长桥，罗先生为何对此视而不见，反倒要“坚信”宋以后 300 多年的明版典籍，依据一个虚无飘渺的“父老相传”将《西湖清趣图》“毙了”？ 结 语 罗以民说他从 7 个方面、至少 20 条证据，证明《西湖清趣图》是清代伪作，其中任何一条证据成立，此画就必伪。从学术论证上来说，确实如此。但似乎又不尽然，罗先生何必费心举证如许之多？只要针对您认为的纸张问题和颜料问题，拿出相应的科学鉴定结果，真伪立判，一票决胜。罗先生现在提出这么多证据，却因错读、误读和漏读而基本不成立，徒费口舌，反乱了宋朝故事！ 作者系杭报集团新闻和发展研究所调研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