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杭州地域，在远古时濒海，由于海平面的多次升降，始成陆地，然其历史遗存，文化积淀却极悠远而沉厚。跨湖桥遗址的发掘，见证了7000多年的文明史；良渚文化包括近年古城墙遗址的发现，见证了这一带至少5000年前先民聚居并创造了高度文明；半山地区大量战国时期墓葬的发现，说明其时已有了繁荣市井的存在；秦时置会稽郡，郡下就有了钱唐县的设置，其地域即杭州一带。

于是，“钱唐”之名亦自此昭告天下。后历经汉、吴、晋、宋、齐、梁、陈、隋至唐开国，钱唐虽归属不定，有时属会稽，有时属吴；行政建置有异，为西部都尉、为县、为郡，然“钱唐”之名始终代不绝书。入唐后，史书渐以“钱塘”代替了“钱唐”，在此后撰写的正史中，包括《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乃至《清史稿》中，虽无一例说明原因，但均以“钱塘”名之，“钱唐”之名在正式的载籍上遂成绝响。然则，“钱唐”何以改称“钱塘”？治杭州地方史者，是不能对此采取漠然态度的。而今之治史者，包括一些权威工具书 ，无不以“讳唐国号，故唐时始改‘钱唐’为‘钱塘’”来解释。据笔者陋识所见，如此说成立，则以国号避名讳者，（不仅仅地名，包括人名、器物名等），上下五千年、广袤近千万平方公里，似乎仅此一例。避讳改名在社会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事情，奇怪的是持避讳说者，没有一个人说出避讳改名发生在唐朝那一年。笔者穷搜唐代史籍和唐宋人笔记，亦找不到任何有关令改“唐”为“塘”的“讳训”。

  诚然，改“钱唐”为“钱塘”乃避唐国号讳一说，至今俨然成为常识。然所谓常识就一定是正确的吗？黑格尔说：“常识非真知”，信然。笔者甘冒不韪，提出质疑，并试从避讳通识、史籍记载及文字源流几方面对此作一探究和考订。

 

关于避国号讳问题

 

避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已有漫长的历史，而且非中国所特有，在西方古代文化中也有出现。 在中国其起源的确切时间，至今学者意见不一，有始于夏、始于殷商、始于周、始于秦各说法，但对于避讳发生的原因，基本上较一致，认为和其它迷信崇拜一样，不外于是古代人对鬼魂的敬仰和恐惧、对巫术的崇拜等等所致。但所谓避讳，又是和其它迷信不同，避讳仅指避人的名讳或某种民间忌讳而易字的现象，是不包括其它迷信风俗的，所以它发生的原因应该包括古代人对自己和他人的保护或尊敬意识。

  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然各个朝代避讳制度宽严有别，但对皇帝及其祖辈的名一定要避讳的惯例，则一直坚持传承下来，有些朝代，还要避帝后、外戚、贵族、大臣的名讳，甚至有因某些民间忌讳而易字。如以各朝代避讳用例数量来统计，则汉、隋、唐、北宋、清各代为荦荦大端者。

  那么国号即一国之姓，是否在避讳之例呢？我们知道，人的姓氏从古代开始就不在避讳之例。《孟子· 尽心下》说：“讳名不讳姓”。因此即使皇帝的姓即国姓也是不要讳的。相反，有时皇帝还会以赐国姓作为荣宠恩典去笼络大臣，如唐太宗赐徐勣为李勣、明太祖赐李文忠为朱文忠即属此类。国姓不避讳，那么国号即国家之姓要不要避呢？值得探究。不过，据笔者认为，凡汉、隋、唐、宋等朝代的国号，均源自开国皇帝原先发迹之地或封藩之所，所以这些作为国号的是均被视为吉祥幸运之字。和赐国姓的心理一样，这些国号是帝王们向人们炫耀和誇诩的资本，岂肯因避讳而被埋没？说“钱唐”改“钱塘”乃避国号，于理于情均难令人信服。更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在唐代，同样在杭州地区，于神龙元年（705）将位于於潜旁的武隆县（696年由紫溪县别置）改为唐山县。（事见《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注意，这里的唐山之“唐”，即国号“唐”之唐，非“塘”也，那么在相临咫尺的两个县，钱塘须避国号，而就在唐朝析置的唐山县就毋须避国号，这种原因未免太相悖了。至于在唐朝，地名不避“唐”的至少还有河南唐州的例子（唐州也是唐代设置的）。在唐朝各种文献、诗歌、姓名、器名、事物名不避“唐”字则比比皆是，此处就不一一赘述了。

总之，从避讳通识和其时的各种记述来看，钱唐改钱塘乃避唐国号之由，是难以自圆的。

 

从“唐”到“塘”

 

综观唐以前和唐以后的文献载籍，“唐”和“塘”区别明显，这确是不争的事实：唐以前有《史记》“秦置钱唐县”；《汉书》：“会稽郡……县二十六……钱唐……”；《晋书·吴郡》条下有“钱唐”；《宋书》、《南齐书》仍因之；《隋书》载余杭郡统县六，其中有钱唐。而唐代开始，有关记载，《旧唐书》在江南东道·杭州郡栏下，载属县中有钱塘；《新唐书》载杭州余杭郡属县八，其中有钱塘；《宋史》载临安府属县九，钱塘属其中；《元史》载杭州路属县八，钱塘为其一；《明史》载杭州府属县九，钱塘归属；《清史稿》载杭州府“领州一，县八”，县中就包括钱塘。

著作，对此亦了无解释。王象之算是多写了几个字，在《临安府·县沿革·钱塘县》条下有这样的词语：“然自《汉志》至《隋志》并作钱唐，至《唐书·志》始作钱塘”。但是什么原因呢？仍语焉不详。

宋以后正史中阙置已如上述，就是在官颁的《元一统志》、《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中，对钱塘县之“塘”字来历也无一说明。如《明一统志·建置沿革·钱唐县》条中是如此记述的：“秦置钱唐县，属会稽郡。汉为会稽西部都尉治所。东汉县省，晋复置，属吴郡。陈于此置钱唐郡，隋为杭州治。唐改‘唐’为‘塘。’宋元仍旧，本朝因之。编户一百六十里”。

走笔至此，笔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各正史和史地著作中，都没有将“唐”改为“塘”，视之为一需要说明的历史事件，不置一喙呢？凡是因避讳而改的地名，一般在正史或史地著作中，都会较详尽地注明的啊！（这也是我们今天了解许多地名沿革有个清晰脉络的原因）。笔者只能作如此推测：也许“唐”改为“塘”，在当时人看来是个非常简单的常识，“唐”“塘”原本就是通假字。由于社会发展，社会各方面日趋复杂，为避免混乱，一些通假字在隋唐以后，渐渐不再通假，每个字的界定日益清晰和独立（这在文字学界是认同的）。所以唐人将钱塘江边由堤塘围成的县城钱唐之“唐”改定为“塘”，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是毋须解释的，这种改变是个渐变的过程，因此“唐”改为“塘”，也不可能有个很确切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正史和许多史籍中都不说明为什么“唐”改“塘”，亦说不出改定的具体年月的原因。

   当然，以上还只能称之为推测，不是论证，容笔者下节叙述。但现在要进一步考问的是：今人言之凿凿的“钱唐”改“钱塘”的避讳说究竟来源何处呢？难道是近人臆造或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笔者翻检了一些史籍，追溯到最初的说法似乎在清初：

   清康熙年间陈梦雷等编篡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九百三十五卷《杭州府部汇考·杭州府建置沿革考》中，在《钱塘县附郭》条下，有“……隋置杭州，钱唐县属杭州，后属余杭郡。唐讳国号，易为‘塘’，名钱塘县……”。但其根据何在？该书未作任何说明。几乎和此同时，顾祖禹编《读史方舆记要》，在《浙江二·钱塘县》条中，有“陈置钱唐郡于此。隋废郡，改为杭州治。本曰钱唐，唐以‘唐’为国号，加土为‘塘’，后因之”。但此说之出典仍阙如。

   虽然以上两书在当时和后来影响都很大，《古今图书集成》还被乾隆作为礼品书赐给各地。然毕竟不是正式的官修史地著作。《钦颁大清一统志》才是清廷认可的官修地理总志。它第一次修撰在康熙年间，后第三次在嘉庆年间修撰，至道光年间始刊行。在这前后100来年的漫长岁月里，众多参与修撰的学者是不可能不看到陈、顾的两本巨著的，然我们今天看到《钦颁大清一统志》中的有关记述，并未采其说。如在《杭州府·建置沿革·钱塘县》中，叙述仍如前人之说：“……陈祯明初于县置钱唐郡。隋仍废为县，属杭州。大业三年为余杭郡治。唐曰钱塘，为杭州治……”。可见“避国号”说，只是清初个别文人的创意，并不为史官所认可。

“钱唐”改称“钱塘”非避唐国号讳

 

   笔者在上文中，述及“唐”“塘”易替可能只是通假字组在唐代以后分野的缘故，以下作一个比较详尽的剖析。

   为将“唐”、“塘”的通假说清楚，笔者不妨先将和此非常类似的“州”、“洲”这一字组的通假演变作一分析：

  “州”字，象形作   ，其中三竖代表水流，三个圈代表水畔或水中的土阜。因而“州”字最早的释义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说文解字》的简称，下同）中，为“水中可居曰州”。“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而古代人大多依水而居，所以在古代“水中而居”即代表了人们的居所。但当社会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人们渐渐不少要离开水边聚居，那么用“水中高土”来代替人们居所就显得太不全面了。于是最早在汉末，人们创造了一个新字，在“州”字旁加水偏旁，成了一个“洲”字。于是“州”、“洲”就各司其职：在水边或水中的土地称洲，如鹦鹉洲、百花洲、亚洲、非洲、五大洲等；不强调是否在水边的田畴、居住地通称“州”，以至后来演变成“民户编制，五党为州”及地方行政区域的名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汉以前，“州”和“洲”都是用“州”这单一的字来表示的。最明显易解的例子是《诗经》中“周南·关睢”篇。“关关睢鸠，在河之洲”，今天是中小学生都会背诵的诗篇，如果有学生写成“在河之州”，肯定会被老师判定写别字而扣分。但《诗经》原文就是“州”字，翻翻《说文》就得到证明。这一例子说明了在汉代以前，“洲”字的本意是由“州”字代替或包容了的。只是随着社会发展，生活环境渐变复杂，两者再不通假而已。

   笔者不厌其烦地叙述了“州”、“洲”两字关系后，再来看“唐”、“塘”的通假就简单多了。只是和前者不同，“唐”、“塘”在汉前都已经存在，许慎的《说文》中都将其收列其中。我们来看看相关几个字的释义：

塘：隄也。从土，唐声。

隄：唐也。从 ，是声。

堤：滞也。从土，是声。

而“唐”是个多义的字。《说文》说“唐，大言也。从口，庚声。”《释文》说：“唐，途也。”从上面几个释义串起来，很容易得出：塘——隄——唐——途都是意义非常相近的字。（堤，滞义，亦可转为夯土义，亦即塘，隄之义，今隄、堤已并为“堤”字）从“塘，隄也”，“ 隄，唐也”，很明显说明，“唐”虽多义，但其中是可以有作“塘”的含义的。塘又从唐声，因而塘、唐的通假在古代就顺理成章了。因而唐的本义，可指堤岸、堤防，所以古时称浙江边的县治为钱唐，实际上就是“唐”字的通假“塘”的本意。当时称钱唐，实际上就是钱塘，只不过在唐以前，人们习惯用通假字，而古人写字崇简，所以就惯将钱塘写成钱唐。到了唐代，随着文字流变的规律，许多常用的通假字渐渐各自独立，“唐”字中渐渐去了“塘”的意义，因而将“钱唐”恢复其本义“钱塘”，就不难理解了。

   这样分析，亦可回答上面提出的三个质疑了：

   为什么在唐代，“钱唐”改为“钱塘”，而却在於潜县旁置唐山县呢？因为“钱唐”本义上是指浙江江边筑塘而形成的县，故恢复其“钱塘”之本义。而在天目山下的唐山县，和水、塘无关，所以仍取名唐山（唐有大义），两者都和避国号无关。

   为什么“钱唐”改“钱塘”，没有确切年月记载？因为文字流变，通假分开是个渐变的过程，在社会上有一个被众人认可、熟悉的过程，不可能发生在一朝一夕，正如“洲”字何年何月创造，只有一个大概的时期。

   为什么许多正史都没有写出“钱唐”改为“钱塘”的理由？因为撰这些著作的人，都是通儒、大儒，他们对文字流变、通假分置已习以为常，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在其著作中只是一笔带过，毋须多化笔墨饶舌。正如“在河之州”后来写为“在河之洲”，没有一本书会注解一下。

  “钱唐”改写成“钱塘”，和避唐国号讳，风马牛不相及。众人包括一些治史者，被所谓“常识”蒙蔽了。秦时“钱唐”之取名，在本义上就指的是“钱塘”。由于文字流变，通假字呈渐渐减少使用的趋势，在唐以后将“钱唐”恢复为“钱塘”，是个聪明科学的抉择。对于了解钱塘的历史变迁，防止史实产生混乱和模糊，是有好处的。这就是笔者得出的结论。

（文/王其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