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对宋代军政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纵深思索期，不仅在具体制度、政策、事件、人物、群体、观念以及军政互动关系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而且将军政原则及其特点上升到治国理念的层面加以思考，从而力图在根本上破解宋朝军政与时代趋势的内在关联。
此阶段发表了远多于以往的大批新成果，其中国内情况大致如下：
其一、宋代军制及军事指挥方面的研究
从唐宋社会变迁的视角，宏观上对比考察兵制的特点及其影响，主要有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孙继民《唐宋兵制变化与唐宋社会变化》（《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两文。前文探究了唐代兵役和兵员结构的重要变化，认为唐代兵制变化的本质是军人身份的开放性和职业化、雇佣化，并直接被宋代所继承，从侧面体现了唐宋社会的变化。后文也通过对唐宋兵制变化的考察，指出唐宋主流兵制的转变与唐宋社会变迁具有同步性。
关于枢密院制度，有多篇新探论著。其中有通过统计、分析，揭示了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由武臣向文臣过渡的变化趋势（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有就中晚唐至北宋初期枢密使制度的演变，细致剖析了其从内廷向外朝转变的路径（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有对宋代枢密院分割相权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两宋宰相的军权始终存在并不断得到加强（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还有继续关注唐宋枢密院长官人选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系统研究唐宋枢密院的著作（李全德《从宦官到文臣唐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演变与长官人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关于宋代三衙统军机构及其相关问题，范学辉有系列著述，包括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北宋三衙除授制度，北宋制衡三衙的相关措施，北宋三衙管军选任标准的变化，北宋三衙管军制度的演变，北宋三衙的职能，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变化，宋金第二次战事中三衙诸军地位的凸显，以及南宋举荐高级武将的制度等等（《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文史哲》2002年第5期；《北宋三衙除授制度简论》，《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论北宋制衡三衙的相关措施》《史学集刊》2005年第2期；《论北宋三衙管军选任标准的前后变化》，《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论北宋三衙管军制度的演变》，《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北宋三衙职能问题试探》，《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文史哲》2005年第3期；《宋金绍兴辛巳战事新探——以南宗三衙诸军为中心》，《济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南宋“举将帅”制度试探》，《浙江学刊》2012年第2期）。其大著《宋代三衙管军制度研究》（上下册，中华书局，2015年），又是对这一专题的总结性成果，举凡三衙的方方面面，皆有深入、系统的考察。此外，也有其他学者对宋初三朝三衙将帅出身的考察，揭示其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陈峰《论宋初三朝的禁军三衙将帅》，《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
有关宋代军制的论述，成果还有更多。其中对于北宋武选官制度，有学者从唐后期到北宋演变的过程加以考察，阐述了北宋武选官的地位、特点、职责及其在分割统兵权上的效用。又通过个案探究，厘清了从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等地方军政长官，到宋代演化为武官品位的过程（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从方镇牧伯到武臣阶秩——唐宋职位符号品位化的个案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5期）。对于宋太祖朝节度使的问题，有论文分析了节度使群体从分化到瓦解的过程，以及由实职向虚职的过渡转型，并揭示了其政治背景（陈峰《宋太祖朝节度使类别及其转型述论》，《河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对于宋朝的厢军制度，又有专著在前人基础上系统加以论述（淮建利《宋朝厢军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关于两宋的都督府，有学者通过制度规则比较，揭示了从北宋虚名到南宋宰执兼领前线军事统帅机构的变化过程（龚延明《两宋都督府职能比较研究》，《文史哲》2018年第6期）。有结合两宋与周边政权的战争史实，论述了制置使承担起战略攻防的军事职能（姚建根《宋朝制置使战略攻防述论》，《史林》2005年第4期）。有对北宋前期都部署统兵制度的再认识（张邦炜、杜桂英《论北宋前期的都部署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针对南宋的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有专文考述了其产生的原因、职能以及影响（余蔚《论南宋宣抚使和制置使制度》，《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还有专著对制置使制度进行了更细的研究，包括两类制置使的区别、发展过程以及制度的外延功能（姚建根《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有聚焦于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的问题，以梳理川陕战区与南宋中央的互动关系（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有对南宋再建中央宿卫体系与布局的论述，指出南宋新建的皇城司与北宋有所变化，兼有皇宫扈卫与制衡“禁旅”之职（贾连港《南宋中央宿卫体系的再建与布防格局的形成》，《文史》2018年第2期）。还有论述并比较唐宋时马政及其成效的专论（余和祥《唐宋时期的马政初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从军事角度考察北宋弓箭手发展轨迹的论文（刁培俊、贾铁成《北宋弓箭手的军事作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2期）；考察北宋禁军阙额的演变及其对军政的影响（何玉红、曹伟芹《禁军阙额与北宋军政》，《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论述北宋军队的拣选制度及其动态变化（游彪、张国英《北宋军队拣选制度研究》，《暨南史学（第七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专就宋代禁军诸班直中“殿前左右班”与“东西班”，予以考述的论文（王军营《宋代的“殿前左右班”与“东西班”》，《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2期）；对北宋禁军中异族兵成分、来源、规模及职能的论述（尤东进《北宋禁军中的异族兵探析》，《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4期）；对宋朝募兵制之外的配军制度的论述，对北宋厢军充当禁军后备队和“蓄水池”作用的分析（淮建利《宋朝的配隶法与厢军中的配军》，《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升隶”与“落厢”试论北宋厢军与禁军的互动关系》，《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3期）；以及对南宋县域新型军正制度与基层治安关系的考察（廖寅《南宋新型军正制度与基层治安管理之创新》，《武汉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等等。
关于宋朝帝王的驭将政策，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又有进展。有论者从不同方面考述，认为“将从中御”始于宋太祖，并发挥了稳定宋初局面的作用（范学辉《“将从中御”始于宋太祖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也有学者对北宋驭将政策存在的矛盾，提出了新解在权力上猜忌、防范与物质上纵容及刑罚上宽贷，意在严控将帅手脚（张明《北宋驭将政策矛盾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还有对北宋后期御将新体制的分析，认为以往“将从中御”的传统，到北宋后期已发生变化，并产生重大的影响（燕永成《北宋后期的御将新体制及其影响》，《文史哲》2017年第5期）。对北宋前期宰辅与军事决策机制的关系，有专文从演变过程爬梳了调整和改革，以应对新形势（田志光《试论北宋前期宰辅军事决策机制的演变》，《史林》2011年2期）。有通过对两宋之际康王赵构大元帅官衔变更的考察，探究了宣示即位正统性和巩固统治合法性的用意（贾连港《“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大元帅官衔的变化及其政治意涵》，《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有学者就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死原的分析，揭示了地方权力增大与南宋中央集权国策的冲突的结果（何玉红《地方权威与中央控制论郑刚中之死》，《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
其二、武将群体、文武关系、军政与治国关系方面的探讨
将宋代武将作为与文臣士大夫对应的群体而加以整体考察，既有弥补以往学界缺失的意义，也对深入剖析宋朝军政关系极有裨益。陈峰关于这方面的专著，揭示了在“崇文抑武”政治导向下，北宋武将群体的来源、构成、特征与地位的沦落，以及由此对军事力量造成的消极影响（《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他又有系列论文，分别就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及其根源、北宋武将群体的整体素质及其成因、从中国古代的长时段的“将门”现象出发，考察了北宋将门的变化特点及其影响、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的传统及其缘由、宋朝武将培养选拔体制所存在的缺陷及影响，以及名将郭进的事迹及结局、狄青遭遇所反映的政治动因等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试论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北宋武将群体素质的整体考察》《文史哲》2001年第1期；《北宋“将门”现象探析——对中国古代将门的断代史剖析》，《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文史哲》2004年第3期；《论宋朝武将培养选拔体制的缺陷及影响》，《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宋初名将郭进事迹述评》，《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中州学刊》2000年第4期）。同时还结集出版了《宋代军政研究》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还有学者也探讨了宋初大将自晦现象背后的政治原因（顾宏义、孙建民《宋初大将自晦现象初探》，《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此外，以王厚军事活动为例，探究了北宋晚期政局演变下的武将命运（罗家祥《北宋晚期的政局演变与武将命运——以王厚军事活动为例》，《学术研究》2011年第11期）。王曾瑜先生的《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在探究南宋前期诸多政治与军事问题时，更深入地考察了岳飞家世生平、早期抗金事迹等方面。
对宋代文武关系的研究，较以往取得了更大的进展。有学者发表了系列论著，进一步阐释了“崇文抑武”的理念及其影响。如论证了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重大影响；通过分析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由武臣向文臣过渡的变化趋势，阐明了背后存在的“以文驭武”方针的政治动因；从考察北宋政坛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入手，论述了北宋社会崇文抑武风气及价值观的流播；从北宋都部署官职的源流及其角色变迁考察了北宋之文武关系；对精于兵学而不愿从武的何去非的分析，继续阐释宋朝的时代社会风尚；还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文武分途后文臣的核心政治角色及其作为，揭示了其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陈峰《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从“文不换武”现象看北宋社会的崇文抑武风气》，《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何去非的选择与宋朝社会时尚》，《寻根》2006年第6期；《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又有学者以余靖与狄青关系为例，对北宋“右文抑武”政策下文臣与武将的隔阂，予以论述（李贵录《宋朝“右文抑武”政策下的文臣与武将的关系——以余靖与狄青关系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就南宋吴氏武将知兴州为考察对象的专文，则论述了南宋节制武将权力并力图恢复“以文驭武”传统的事实（何玉红《武将知州与“以文驭武”——以南宋吴氏武将知兴州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1年4期）。邓小南《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一文，从文本上分析这两句话在事实与后世塑造之间的区别，乃是宋人“本朝史观”所导致，进而指出宋太祖的说法意在建构统治秩序、平衡文武关系。宋太祖之后，宋朝才走上“崇文抑武”道路。
陈峰在以往研究宋代军政诸多问题的基础上，试图从治国理念的高度把握宋代军政设计的要害，及其与朝政路线演进的互动关系。所出专著基于以往历代治国理念演变的脉络出发，通过对宋代重大方针、政策及相关制度的梳理，探讨了宋代治国理念的形成、发展及在实践中的调节，探讨了宋代文盛武衰时代特征的根源（陈峰等《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陈峰《中国古代治国理念及其转变——以宋朝“崇文抑武”治国理念为中心》，《文史哲》2013年第3期）。又分析了宋朝主流意识观念对待战争态度及其影响，以及依赖议和方式的症结所在、保守的军事思想（陈峰《宋代统治集团以和缓战思想及其影响》，《中国军事科学》2008年第4期；《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战争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宋代主流军事思想及兵学批判》；《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还有学者关注到北宋中期兴起的文人谈兵风尚，亦从侧面印证了士大夫群体力图保持主导军政的用心（王军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社会风尚刍议》，《西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王曾瑜先生的《荒淫无道的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书,虽以宋高宗为关注对象，但对南宋高宗朝的治国路线，特别是主和方针及其与军政的互动关系，也有深入的论述。
其三、关于军法、军礼、战术与边防、战争等方面的研究
对于宋代军法的研究，有不少的成果。张明在这方面有系列论著，既有全面的梳理，也有重点考察，包括军法的实际操作、战时的军法、军事审判管辖等问题，从而展示了宋代军法的基本内容与特点（《宋代军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北宋军法实际操作问题考察》，《中州学刊》2003年第2期；《北宋军法基本内容考略》，《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宋代战时军法考述》，《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张明、陈峰《宋代军事审判管辖问题考论》，《人文杂志》2007年第5期）。魏殿金《试析宋代配的刑罚内容》（《中国史研究》2001年4期）指出当前学界普遍所持“配即刺配，是决杖、刺面、流配三者并用的一种混合刑”的观点是一种误解。认为决杖不是配的内容，配有刺面、不刺面之分，配也非流配。配即指配军，是强制犯罪者隶属军籍，充当役卒的一种刑罚方法。又有学者从唐宋之际变迁的角度，评述了黥兵制的成因、内容与影响（夏凌《唐宋间之黥兵制及其评价》，《军事历史》2004年第5期）。还有对宋代军人刺字与罪犯对比的分析，认为军人受到歧视和身份控制，有职业化与世袭化特点，提出了募兵制度在宋代是否为主要方式的疑问（魏峰《从刺字看宋代军制》，《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
关于宋代军礼的问题，也引起学者的关注。专就讲武礼的探讨有数篇论文，其中国内首篇研究北宋讲武礼的论文，对北宋讲武礼发展过程及原因的探究，阐明了讲武礼兴废与朝政对待用兵态度变化的内在联系；又对两宋讲武礼的来龙去脉以及规则内容，有系统的阐述（陈峰、刘缙《北宋讲武礼初探》，《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陈峰《宋代讲武礼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国学学刊》2010年第1期）。又有学者对北宋讲武礼继续加以探讨，进一步从多方面对其发展变化的原因予以总结（尹承《北宋讲武礼新探》，《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也有对北宋废止皇帝“田猎”礼问题的考述，指出传统帝王“田猎”礼在北宋中叶的废除，与士大夫的价值观和抑武态度有直接关系（孙方圆《北宋废止皇帝“田猎”之礼考述》，《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还有对宋代武成王庙与朝政关系的论述，亦分析了宋代武成王庙礼仪内容与地位的变化，是受到“崇文抑武”朝政路线影响的结果（陈峰、胡文宁《宋代武成王庙与朝政关系初探》，《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作战中的阵法属于战术层面的技术内容，其运用与选择，会直接受到不同战略思想的左右。有学者就探究了宋太宗御制“平戎万全策”与保守防御思想的关联，揭示出其脱离实际的形式化本质。又以北宋前三朝为中心，对统治者长期重视阵法建设，并通过授阵图指挥作战的特殊现象进行剖析，认为主要目的在于消极防御和控制将帅（陈峰《“平戎万全阵”与宋太宗》，《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陈峰、王路平《北宋御制阵法、阵图与消极国防战略的影响》，《文史哲》2006年第6期）。专就弩机兵器的研究论文，则考述了唐宋时期弩在战场上地位的变化，指出两宋时期弩性能与受重视程度的提高，与防御型战略及军事技术进步有关（陈乐保《试论弩在唐宋间的军事地位变迁》，《史学月刊》2013年09期）。
有关宋代边防战争及与周边民族关系问题，以张希清等《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和《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两部论文集为代表性成果。两书汇集了众多相关论文，除了聚焦于“澶渊之盟”议题外，还广泛涉及到宋与辽、夏、金的互动关系，对宋代军政有多方面的新解新见。又有专就宋辽战争考论的专著，基于从宋辽军事冲突到和平交往的史实，探讨双方关系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以及对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战役和交往事件进行了回顾和评价（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对北宋西北边防治理问题，有学者对曹玮经略西北的举措及影响有较细的考察，对熙宁年间熙河路建设成效不足原因进行了分析，对北宋前中期经略西北边疆从积极到消极、再渐趋主动的过程有所论述（汪天顺《曹玮与北宋西北边防整饬》，《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4期；《熙河开发与北宋国家统一述评》，《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3期；《北宋前中期的西北边疆经略》，《甘肃理论学刊》2004年6期）。黄纯艳则对宋神宗朝的边防战争有较多研究，其中对宋神宗的军事拓展追求，有深入的分析论证，揭示了当时“汉唐旧疆”的政治话语含义以及执行的指导意义；又界定并厘清了近代主权国家观念，与宋朝对交阯、西夏、高丽等朝贡政权间交往的本质区别；还论述了熙宁年间发生的宋朝与交趾的战争，以及前后双方交往关系（《“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宋神宗开边的战争责任与政治解说——兼谈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与现代话语》，《厦门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熙宁战争与宋越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有学者就宋徽宗朝收复燕云史事有考论，辨析了其中的细节与过程，以及关键人物的活动与影响（黄晓巍《宋徽宗政和年间谋辽复燕史事考论》，《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还有学者对南宋初创期围绕开封守与弃发生的争议，以及放弃开封带来的后果，有专文论述（胡文宁、陈峰《开封守弃与南宋初创期政权》，《人文杂志》2013年第9期）。对南宋初期陕西地区发生的“王庶被拘”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陕西军政危机，亦有学者考论（王军营《南宋初期陕西军政之危机——以“王庶被拘”事件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黑水城出土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对研究宋朝西北边防乃至于兵制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先后出版的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陈瑞青《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两书，都做了细致的整理校释，并对两宋之际西北军政历史进行了一定的考究，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
其四、宏观性的评价、著述及其他问题的讨论研究
围绕对宋朝“积弱”的传统评价，李裕民与李华瑞先后撰文，从不同角度予以反驳。或认为经济发展、财政收入高于唐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产生于宋代，军力虽弱但防守有余，尤其是抗击蒙古帝国数十年，故指出“积贫积弱”说影响极大，却不符合事实（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或厘清“积弱”之说源于宋代，为后世所沿用，认为宋朝“积弱”不能简单以军力强大与否而论，乃是统治者主观臆断的反映（李华瑞《宋朝“积弱”说再认识》，《文史哲》2013年第6期）。综论南宋军事的有粟品孝《南宋军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该著对南宋军事战争的变迁进行了全面梳理，也涉及到当时军政领域的重大问题，然旨在整体叙述历史过程。还有学者宏观概述战时状态对南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张邦炜《战时状态与南宋社会述略》，《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1期）。
对宋代军队的后勤保障及地理条件问题，有专门的论著。如有对宋代军事后勤保障供应的全面系统研究，涉及诸如供军粮草、军服、营舍、兵器军械、战马保障以及军队服装供给等方面的制度和措施（史继刚《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试论宋代军队的军服保障问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3期）。程龙的两本专著（《北宋粮食筹措与边防——以华北战区为例》，商务印书馆，2012年；《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从军事历史地理的视角，分别探讨了北宋华北、西北战区的军粮供输问题，为深入研究北宋对辽、夏军事部署与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参考。同时，也有对南宋绍兴前期川陕地理制约下产生的军粮争论观察（何玉红《地理制约与权力博弈南宋绍兴前期川陕军粮论争》，《宋史研究论丛（第十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对南宋荆湖地区军事补给体制与运作的探究，并兼论由此造成的宋元襄樊之战失利的原因（周曲洋《南宋荆湖地区军事补给体制的构建与运作——兼论宋元襄樊之战失利之原因》，《学术研究》2016年第3期）。此外，还有对政治中心东移后，宋金时期西北地区的地缘特点有所论述（杜文玉《宋金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特点》，《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其他有关宋代军政问题的研究，仍有很多。如有学者论述了起源于北宋西北平夏城的三圣神信仰，从陕西的军队保护神到南宋传播到南方的过程（王元林、孙廷林《三圣神崇拜与宋代军民的忠烈信仰》，《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有论者进一步分析北宋基层士卒变乱的原因、特征与影响（王军营《北宋基层士卒变乱刍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有学者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全面考索钩沉了宋金蒙之际山东红袄军领导人群体，分析他们对南宋、金朝和蒙古政权的向背态度（姜锡东《宋金蒙之际山东杨、李系红袄军领导人及其分化考论》，《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还有关注到宋朝统治者与前代不同，对待民变更多采取以招安为主的柔和应对策略，并揭示了其原因所在（何忠礼《论宋朝政府对民变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此外，又有多部通论性战争史著作出版，其中都有专节对宋代战争中的军政问题有所介绍（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范晓光《中国古代战争动员》，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武国卿《中国战争史》，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仍有某些著述牵扯到宋代军政的人物、活动，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道出。
海外地区的研究成果主要如下：
其一、宋代军制及相关统治理念的探究
其二、关于宋代武将个案及文武关系方面的研究
其三、北宋边防与战争方面的探究
其四、南宋军政问题的研究
总之，七十年来学界在宋代军政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从狭隘、薄弱到理性、成长，再到蓬勃发展的三个阶段。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内有关宋代军政历史的研究快速进展，无论是宏观论述还是微观考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仍有诸多领域有待继续深入，对关乎宋朝时代演进的关键军政因素更须深究，正所谓学无止境，这都有赖学界同仁持续努力。（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