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第299页[SITESERVER_PAGE]
杭州先年有酒馆而无茶坊，然富家燕会，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开茶坊，饮客云集，获利甚厚，远近仿之，旬日之间，开茶坊者五十余所，然特以茶为名耳，沉湎酣歌，无殊酒馆也。
散文名家张岱还记载杭州西湖一带所开设的茶馆，选址都极佳，颇便于休憩赏景，“由昭庆缘湖而西，为餐香阁，今名片石居。閟阁精庐，皆韵人别墅。其临湖一带，则酒楼、茶馆，轩爽面湖，非惟心胸开涤，亦觉日月清朗。”[1]
这些茶馆自然会吸引许多文士前往。范祖述的《杭俗遗风》记载称:“当九、十月之交，五色洋菊齐开，……山上山下茶肆摆设，供人赏玩。”“吴山赏雪”条又称，著名吴山茶室“正对钱江各庙房头，后临湖水，仰观俯察，胜景无穷。下雪初晴之候，或品茗于茶室之内，或饮酒于房头之中，不啻置身琉璃世界矣。”[2] 所述虽为清代前期的情况，但既称“遗风”，应该是明末己有的。
总体而言，明代江南城乡经济活跃，流动人口较多，服务行业兴盛，文人、乡宦、青楼名妓、侠客等人，频频出现于这些地方最优胜的去处，生活方便，信息便捷，更有许多奢侈性的消费场所，共同构建了一幅繁华的生活图像。显然，在经济上发展到一定水平，自然会导向更高的休闲生活追求。谢肇淛说：[3]
田园精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畊云钓雪，诵月吟花；同调之友，两两相命；食牛之儿，戏着膝间；或兀坐一室，习静无营；或命驾扶藜，流连忘返。此之为乐不减真仙，何寻常富贵足道乎！
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曼妙至极的愉悦境界。
尽管传统礼制对男女接触有许多的限制，有的家族甚至定有严苛的家规，反对男女杂处，要求“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皆以居室为之限”，否则与禽兽无异[4]，然而仍有很多史料表明，明清时期社会风尚，特别是男女关系，具有较大的开放性。有所谓禁欲与纵欲并存，处性爱观念最为混乱的时期。[5] 江南地区城乡经济发达，生活上常引领风气之先，在这方面也颇有典型性。[6]
明代有人看到：“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竞嗤鄙之。”[7] 明代中后期的浙江临海人王士性，则特别指出了苏州风俗深为时人所仿效的事实：苏州地区的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8] 差相同时的杭州人张瀚也有类似的评论：“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之俭也。”[9]
显然，嘉靖以后，风俗日奢，消费增加，既提供给民众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使整个明末社会风气发生较大的变迁，破坏了嘉靖以前较为宽厚的政治风气，使贪贿成风，且恬为不怪。[10] 以杭州为例：[11]
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故一日不可有病，不可有饥，不可有兵，有则无自存之策。
古者妇人用安车，其后以舆轿代之，男子虽将相不过乘车骑马而已，无轿制也。……人轿自宋南渡即。故今俗惟杭最多最善，岂其遗耶？
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
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中居民也。
以上四段文字，十分具体地说明了风俗的各种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下层民众得以获取的谋生途径。也正因如此，政府一旦将“游观”等高消费性的活动禁止，那将深刻影响民众的衣食之源。所以，风俗的淫靡，并非仅为有钱人所能接受的东西。
不仅如此，被晚明士大夫们视为叛逆的李贽，甚至这样号称：“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12] 但其实，李贽本人多病寡欲，其妻庄氏殁后，从不近女色，痛恶伪学，在讲学时，他说：“此时正不如携歌妓舞女，浅斟低唱！”诸生中有挟妓女的，他也微笑说：“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13] 据说，他曾强迫他的幼弟狎妓，有一次还率领僧众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去化缘；但对寡妇的守节，他又褒扬得不遗余力。[14]
在近世中国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江南地区，青楼妓馆堪称鼎盛，遍及城镇乡村。例如，金陵的板桥、苏州的山塘、盛泽的归家院，以及杭州的西湖等，即为其中最著名的地区。[15] 西湖因其风景名胜引人，周边地带青楼如林，在文人的笔下多有美好的回忆。明人张凯元的一首《西湖即事》，就透露着这样一种味道：[16]
十里长堤柳色新，六桥凝碧水粼粼。桃花似妬青楼女，杨柳如思白舍人。
莺语风前犹自涩，山容雨后尚含颦。武陵旧日通来往，不向渔郎数问津。
田汝成编撰的《西湖游览志余》，直接就说：西湖“湖山诸奇，名胜之燕集，殆无虚日，鲸吞海吸，青楼红粉，争相承迎。”[17]
士绅的生活，正如谢肇淛所云，极力追求“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床第之上。”基本上都是物质上的享受。[18]家计富裕的民妇，生活上都喜欢稍事修琢。表现在发式上，最初梳发只高三寸许，称为“新样”。后来渐高至六七寸，蓬
[1] [明]张岱：《西湖梦寻》卷三《西湖中路》，“片石居”条。
[2] [清]范祖述：《杭俗遗风》“时序类”，“茶坊菊景”、“吴山赏雪”条，同治三年手钞本。
[3]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第258页。
[4] 明弘治十七年已修成的华亭宋氏家族的《宋氏家要部》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参[明]宋诩：《宋氏家要部》卷二《治家之要》，“分内外”条，明刻本。
[5]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6] 冯贤亮：《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四辑，第139-151页。
[7] [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二《风土》，嘉靖三十九年范唯一等刻本。
[8]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第33页。
[9]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第79页。
[10]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原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与近代史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年），收入刑义田、林丽月主编：《社会变迁》（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318页。
[11]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第69页。
[12]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第66页。
[13] [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七，“李贽”条，四库全书本。
[14]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1页、第227页。
[15] 王家范：《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16] [明]张凯元：《西湖即事》，载《浙江通志》卷二百七十六《艺文十八》，四库全书本。
[17]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三《才情雅致》，第201页。
[18]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261页。[SITESERVER_PAGE]
松光润，谓之“牡丹头”，都用假发衬垫，使头不堪重负。[1]
奢侈之俗，无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小村落，都有增无减，遍及整个江南地区。甚至许多生计贫寒的人家，都“耻穿布素”。[2] 最为贫窘、最尚俭朴的书生也开始崇尚鲜衣华服，并说这是“习俗移人，贤者不免”。[3] 万历年间的王士性指出，杭嘉湖地区俗尚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巨室大豪很多，就是其家僮，数量往往在千百左右，“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4] 杭州邻近湖州边境的唐栖镇（即唐栖镇），地方并不属于通达之所，却已是“世风日奢，人心日恣”。[5]
明代著名文人袁宏道讲了人间生活的五大快活，是对当时社会这方面追求的深刻写照：[6]
第一种快活，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新，口极世间之谈；
第二种快活，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土田；
第三种快活，箧中藏书万卷，书皆珍异版本；宅畔别置一馆，馆中再约真正同心朋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一人，作为主人，分曹别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
第四种快活，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
第五种快活，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然后一生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楼妓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
对于上述这样的生活，明代人尽管时有反对、遏制，但日常生活中奢化行为隐含的积极意义，却也在受到人们的关注。王士性讲得很好，说是一个地方一旦发展为休闲胜地，那么“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即使官方欲行禁革，那些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等，都要失业，反而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他举的例子，是杭州西湖休闲娱乐业。[7]
张瀚认为，正因为杭民喜好歌舞游乐，“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8] 田汝成也表示了相同的观点，并引述史实，加以论证：[9]
近来官司，每值歉岁，则禁人游湖，以为撙节民财，此非通达治体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