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由开平卫到宣府——倪谦之“奥援”

《大明律》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人官。”  “若与内官及近诗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倪谦所犯为重罪，但处理却并不严重，单单流放到距离京城350里之外的宣府，倪谦背后必有“奥援”。

首先，这种奥援来自当时的太子后来的明宪宗。倪谦曾经担任明宪宗的侍讲学士：“天顺元年十二月己酉，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彭时升兼翰林院学士，改通政司左参议兼翰林院侍讲吕原、刘定之、倪谦尚宝司卿兼侍讲。”*明宪宗对于恩师的困境必然有援助之手： “宪宗即位，尝劾尚书马昂、侍郎吴复、鸿胪卿齐政，救修撰罗伦，学士倪谦、钱溥。”*《礼部尚书倪谦墓志铭》云：“甲申，今上皇帝嗣位，覃恩宥回。值外艰，守制于家。成化改元，上念先生春坊旧人，复学士职，寻人史馆，修《英庙实录》。”如果没有谏官的谏议，倪谦在复出后，极有可能得到重用：“己卯，主考顺天府乡试，举子有不中者，掇拾谦阴事，付行事校尉发之，谪戍开平。上即位，遇恩例放免。明年，谦上疏自陈，得复学士闲住，寻复人史馆修《英庙实录》，升礼部右侍郎。监察御史陈选抗疏极言之，上为寝成命，罢谦致仕。”*明宪宗对倪谦父子给予了极大的庇护和关照：

给致仕礼部右侍郎倪谦诰命，从其子编修岳之请也。岳三年考满，例得推恩，吏部持之    不行，岳上奏自陈，诏下其章于吏部，尚书李秉等言谦先任学士时，曾犯赃罪充军，原授本    身并封父母妻诰敕，俱已追夺焚毁，后虽遇赦，陈情复职又升任，致仕闲住，终系犯赃之人，    于例难以推封。上曰：“谦已升任致仕，因子推恩，亦何不可?其与之不为例。”*

其次，在明代中晚期，太监在政治生活中有着极大影响，而倪谦曾经多次担任太监的老师，所以在或明或暗处，必然会得到掌权太监们的关照：“景泰中，别选内宦之聪慧者数人，俾谦教之。后俱柄用，谦踬而复起者，此数人力。”*在倪谦和皇帝之间，太监起到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景泰中上尝令教内侍书，以故诸内侍用事者辄推毂，而谦亦以此大干清议，每为台省论罢，去辄复起。”*

其三，朋友的帮助。倪谦在《和韩都宪诗有序》云：“时则有都宪韩公，持正不阿，力为脱解，始得减死谪戍边城，感刻无极。”这里的“都宪韩公”，就是当朝官员韩雍，两度给予倪谦保护。考之于《韩雍传记》：

天顺初，罢天下巡抚官，改山西副使。宁王以前憾劾其擅乘肩舆诸事，下狱，夺官。起    大理少卿。寻复为右金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石亨既诛，锦衣指挥刘敬坐饭亨直房，用朋党律论死。雍言：“律重朋党，谓阿比乱朝政也。以一饭当之，岂律意。且亨盛时，大臣朝夕趋门，不坐，独坐敬何也？”深叹服，出之。母忧，起复。四年，巡抚宣府、大同。*

天顺初年，恰好倪谦人狱之际，韩雍担任司法长官：“起大理少卿。寻复为右佥都御史，佐寇深理院事。”而当倪谦贬谪到宣府，天顺四年，韩雍巡抚宣府，那么倪谦得以从开平卫到宣府，一路得到了韩雍的奥援。《右都御史韩雍墓志铭》也证明了这点：“翰林院学士倪谦主考乡试，得罪于当路，缉事校尉发其结交辽府议宾事，下狱坐重典，公复力诤得戍。”*

总之，倪谦之所以重罪轻判，谪戍结束后，多次遇到御史的弹劾，但每次都能涉险过关，原因有三：其一得到皇帝的关爱，其二得到内宫太监的帮助，其三得到朝廷重臣韩雍的奥援，而其贬谪地由开平卫改为宣府，能在优游不迫中度过贬谪生涯。

六、礼部尚书倪谦在宣府的贬谪生活考略

1460年，倪谦独自来到宣府，开启了贬谪生涯。不久，倪谦的岳母王氏带着四个孩子，追随他到贬谪地宣府，而他的两任妻子姚氏郭氏在贬谪之前均已去世了。天顺壬午年（1462），岳母王孺人离世。宣府地处边关，四个孩子尚幼，生活中有不易的一面：“女生不见门悬蜕，妾殒空怜坐鼓盆。”“边塞穷居荜作门，举家脱粟强须吞。”不久，他又娶了侧室崔氏和黄氏，家务有人料理，孩子有人照顾，生活逐渐步人正轨。

倪谦在《再和前韵答韩都宪》中云：“昔承诏狱下黄门，五百严刑气若吞。虐熘相陵将致死，皇威虽近敢称宽。”《和韩都宪诗有序》云：“肯为权奸启幸门，祸机阴中只声吞。南冠独受羁囚苦，东海谁明孝妇冤。”不平则鸣，刚刚来到宣府的倪谦，以东海孝妇比喻自己遭受的冤屈；但随着生活稳定，这种消极情绪转瞬即逝，倪谦的文学创作，更多表现出的是现实生活满足后的优游不迫。

倪谦在宣府有着广泛的交游，他结识了不少被贬谪的官员，其中就有兵部尚书于谦的儿子于景瞻，于谦的女婿朱尚德。他们诗酒往来，写下了不少唱和诗，如《夏景诗意画为于景瞻题》《夏日游宣府李指挥史北园，席上步于景瞻韵二首》《和韩都宪诗有序》《再和前韵答韩都宪》《次韵于景瞻〈秋怀〉五首》等数十首；为文人雅集写诗序言，如《北园燕集诗序》  《咏雪倡和诗序》《北庄雅集诗序》等。倪谦四处云游，他曾经到距离宣府300多里的云中（山西大同）出游：“壬午秋，家君往游云中。”倪谦还到距离宣府100里之外的鸡鸣山和朋友登高庆贺重阳节。*

宣府地处边陲，文化教育不发达，诗酒唱和之余，倪谦还指导本土文人读书，陈镐《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倪公谦传》云：“在谪四年，悠然以诗酒自娱。边人爱慕如奉所亲，士子及门，授经者多所造就，至今科第不乏，实有功焉。”倪谦自己在《北园燕集诗序》云：“天顺庚辰夏五端阳日，余被谪来宣城，僦屋以居。有公事则出应驱策，否则杜门守静以经史自娱。宣府前卫有挥使李君者，亲贤嗜学，辱枉过余，数邀至其家，款待甚至，遣弟经从余受进士业。”

刘翊在《南京礼部尚书倪公谦墓志铭》云：“四方有求者，挥笔立就，人莫能撄其锋。一时天下文名，先生为重。”*在倪谦文集中，一类如《顺圣川新城记》《计边亭记》《宣府新建义学记》等为官府撰写的文章，体现了倪谦的教育、边防等诸方面的思想；另一类就是受宣府本地人请托撰写的文章，如为宣府普通军士撰写的《泉口竺氏族谱》《高昌家乘后序》；他还撰写了不少墓志，如《明故昭勇将军万全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佥事致仕李公墓表》《明故万全都司都指挥同知文公墓表》等，这些都见之于他的文集中；近年来出土的墓志，如《故程母杜氏孺人墓志铭》表明，倪谦实际撰写的墓志数量更多。

天顺八年，儿子倪岳以宣府籍生员中举，成为明朝以来宣府的第一个进士；不久，倪谦也在这一年结束了贬谪生涯，离开宣府回到故乡应天府。

七、从倪谦贬谪生涯看明中期政局的演变

社会正常运转，一要靠制度维持，二要靠官员  执行，从倪谦被贬谪事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考究：明朝贬谪制度的变迁，明朝言官及谏议制度对政局的影响。

（一）贬谪制度成为“具文”的时代

从正统十四年（1449）到万历九年（1581）的一百多年，在明代历史上，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长期相对稳定的守成局面，使明朝统治者失去了建国之初勤政不怠的作风，朝夕生活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因而得以经常窃权专政，造成了政治的日趋混乱和黑暗。这在英宗正统至武宗正德时期尤为突出。*贬谪制度，作为皇权时代的一种重要处罚制度，亦可体现朝廷中央集权运作情况。

在宣府期间，倪谦的交游圈子，除了宣府本地的官僚和下级军士，其余就是同为天涯沦落人的贬谪者：“六月十有七日，李君以时炎酷，请余出为避暑之游，忻然命驾。偕行者，则有故刑部李文盛、锦衣杨廷玉、朱尚德、府军于景瞻，皆谪寓于斯者也。”考察倪谦及其朋友们的贬谪生涯，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明朝中期制度的变迁。

于景瞻是兵部尚书于谦的长子，由于受到父亲的牵连，于景瞻亦被谪戍：“冕，字景瞻，荫授副干户，坐戍龙门。”*按照《明史》卷40《地理一》记载：“龙门卫，宣德六年七月置于故龙门县，西距都司百二十里。”*龙门卫在今天的赤城县龙关镇，龙门镇距离万全都司的治所宣府120里；朱尚德就是朱骥，于谦的女婿、于景瞻的妹夫，因为受到牵连，一并被谪戍：“掌锦衣卫事都指挥使朱骥卒，字尚德，顺天府大兴县人，初袭锦衣卫正干户，天顺初，坐前兵部尚书于谦亲党，谪戍威远，寻召还。”*按照《明史》记载，威远位于四川省嘉定州： “威远：州东。洪武六年十二月置，属嘉定府。十年五月省人荣县。十三年十一月复置。”*依照《国朝献征录》及延庆县方志的的记载，李衍籍贯为北京延庆县：李衍，字文盛，隆庆州人，景泰二年进士，授兵部主事，累迁员外郎、郎中。成化初升河南右参议，转四川松藩右参议，迁河南右参政，转东西右布政使，未几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再擢为户部右侍郎、转左侍郎，总督三边军储兼赈济饥民，回京升尚书总督京仓，成化末致仕。弘治七年（1494）十月十一日卒。关于杨廷玉的记录很少，《宣化府志》记载：杨廷玉是陕西凤翔人。

按照大明刑律规定，被贬谪官员，在地域上是有所限定的：“如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隶应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发云南、四川属卫；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人，发北平、大宁、辽东属卫。”*《大明律·名例》“徒流迁徙地方”条下也规定： “流三等，照依地里远近，定发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安置。直隶府州，流陕西。福建布政司府分，流山东、北平。浙江布政司府分，流山东、北平。江西布政司府分，   流广西。湖广布政司府分，流山东。河南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北平布政使府分，流福建。陕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广西布政司府分，流广东。广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四川布政司府分，流广西。”*也就是说，按照上述规定，倪谦及其交游的朋友们，贬谪之地均应该在云南和四川的卫所，李衍作为北京延庆人，在距离家乡百里之地的宣府服役，更是偏离了明朝的谪戍规定。唯一符合规定的是朱尚德，但是他最后的落脚地却是宣府，与裁定的四川威远更是南辕北辙。

有学者曾经著文，认为明朝的谪戍一方面让犯人遭受惨烈的生活，另一方面就是把他们由非军籍变为军籍，子子孙孙世代不能改变：

军犯远离故土，生活环境改变，水土不服，最重要的是，非军籍人的充军使罪犯从民人变成了军人。这不仅仅是使习惯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问题。早在成化年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王衡就曾指出“况人所畏当者莫过于军，千方百计逃避苟免”这样的事实，况且罪犯充发的还是“恩军”，他们在卫所承担的军役和劳役比一般的军人更重，待遇更差，受军官的盘剥更为严重。这种从生活方式到身份地位的改变所达到的惩治效果是最为严厉的。*

需要指出的是，倪谦及其朋友们在宣府的贬谪生涯，既没有承担各种劳役，更没有遭受盘剥，他们过着诗酒酬唱生活，更没有改变自己的官人身份，倪谦之子还以宣府生员考取了进士。对明朝的谪戍制度研究，除了法令制度本身，可能还需要结合更多个案，二者相结合，才能减少误判。

从朱元璋时期就开始的贬谪制度，到了明中期就开始瓦解，在制度的执行上，已被具体的落实者层层化解，使得贬谪制度成为“具文”。

（二）谏官制度对明中期世道人心的维护

纵观有明一代，谏议制度之完善，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文官治理达到顶峰，对皇权的约束也是之后的清朝所不能比拟的。明朝历代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建设，言官在施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故有“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情景再现。

有研究者认为，明代政府是同时代世界上最为成功的政府：“惟一公正的判断最终必须考虑到历史的现实，即明朝经历了超过两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这正是人口增长、城镇发展、农商扩大、货币化和通货膨胀出现、有迷惑力的新事物和新思想从早期近代欧洲引进的多事的时代。”*一个开明王朝，必须有言论自由作为保障，明朝初期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言官的作用，就有着清醒的认识：

太祖尝谓群臣曰：“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应天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  《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我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又曰：“国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系焉。君臣之间，各任其责，所行未当，即当速改，不宜有所隐避。若隐避而不言，相为容默，非事君之道，于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尽乃心，直言无隐。”*

而在谏议制度建设上，“明代前期几乎每朝皇帝都比较重视言官的考选与迁耀，他们往往从新科进士中选最优者而为之。据统计，在明代曾官给事中的254人中，进士出身者占242人，举人出身者7人，其他出身者5人。另外，见诸《明史》列传的209个御史中，由进士出身者180人，非进士者29人。”*有论者以为：“君主专制集权到明代己达巅峰状态，与此相适应，作为君主耳目之用的言官制度也相应发展到极致，‘其组织之密、职权之广、权威之重、委寄之深，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明代严密完备的言官制度，将我国传统社会的监察制度推向了顶峰。”*

前已述及，倪谦被贬谪的真正原因，一是结交外藩，倪谦续娶的郭氏与被夺去爵位的辽庶人之母为本家，倪谦受皇帝委派去祭祀前几代辽王，由此结交辽庶人，在儒家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人情社会，接受请托也在情理之中；二是收受贿赂，由于史料没有明细记载，但从现有史料推断，当是一些礼节往来的物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倪谦给予亲戚帮助，从人情世故角度看，应该不是什么重罪。但是被学生章黼揭发后，就被都察院抓住不放，直至

被贬谪宣府，开始了四年的谪守生涯。宪宗登基之后，因有师生之谊，受到关照，倪谦再回到翰林院供职，但再次受到言官的贬斥直至辞官：

成化二年六月辛亥，改翰林院学士倪谦于南京翰林院。谦自谪戍复职闲住至是。诣阙谢恩，特命于东阁办事。言官劾其贪冒无耻，乃以疾辞。上以谦子编修岳同在翰林，改命南京。*（本月：升南京翰林院学士倪谦为礼部右侍郎）

一般来说，言官官职低微，被贬斥的则是高官，又兼帝师，加之倪谦之子亦为翰林院高官，言官以倪谦先前的“无耻行为”，守护道德人心，虽然与现代社会既往不咎的法治精神相悖，但考虑到儒家文化对君子人格的追求，那么言官这种勇气就应该值得肯定。最后皇帝亦做出退步：“乃以疾辞，上以谦子编修岳同在翰林，改命南京。”

从时间来看，这种“有罪”之身，一旦有了记录，那么就会被言官视为“把柄”，一旦当事人有“风吹草动”，就会激活言官的弹劾制度。当倪谦再次复出，拟被提拔重用的时候，这次是六科十三道，共劾谦奸贪邪佞：

成化二年秋七月辛未，命礼部右侍郎倪谦致仕。六科十三道共劾谦奸贪邪佞，交结外藩，    本当致于极典，幸而得戍边，方复蒙皇上宽恩，复其旧职闲住。自合靖居间里，却乃不召而来，希求进用，玷污清班，知不容于公论，伪乞致休。皇上复徇所请，俾官南京，又贰宗伯。朝野惊骇，众论喧腾。臣等官居耳目，职在激扬，窃附吕诲之知人，敢辞阳成之窜逐。伏望皇上俯徇舆情，将谦革职放归间里，以为希求幸进者之戒。有旨：倪谦有随侍旧劳，特留任用。今公论既不可，仍令致仕。*

明中期以来，相对稳定的守成局面，使明朝统治者失去了勤政不怠的作风，宦官因而得以经常窃权专政，造成了政治的日趋混乱和黑暗；结合倪谦仕宦生涯中的贬谪经历，藉此可以得出结论：明中期政治制度有弛废的地方，但言官及谏议制度却一如既往，就像鲁迅先生所言：“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让摇摇欲坠的皇权统治不断焕发出新活力。

小结

在贬谪宣府之后，倪谦不免意志消沉，这段生活深深刺激了人到中年的倪谦。体现在文学创作上，那种泼辣大胆、议论政治的文体越来越少，更多是一些随波逐流的写景抒情及酬唱往来的诗歌。加之“受贿”的无妄之灾，让他身后毁誉参半，这极大影响了他的文学地位。倪谦出身社会底层，凭借着自身努力，成为朝廷重臣。他一直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但是明朝中后期复杂的政局，打破了他的梦想。在贬谪生涯中，倪谦与当地士绅和乡民结交，使他能了解民间疾苦，宣化地区不断出土、由倪谦撰写的墓志就是极好例证。倪谦“生不逢时”，  在清议盛行的明代，党争也很激烈，这就决定了他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但依然在重登仕途后无所作为。从倪谦在宣府贬谪遭遇，也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明朝中后期的政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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