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都知道，凡做一种学问，必要了解它的研究史及当前的研究动态，否则几乎不可能获得多少真正的学术成果。迄今为止，并没有关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史的专门论著，那末应该怎样进行学习和了解呢?我认为，鉴于这门专史的内容与特点，应该从中外两方面的学术发展史着手。

一方面，要学习和了解中国固有传统。在古代中国，官方和私家的相关载录颇为丰富，但至多只是史料汇编和考证。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为例，其所整理和排印的大体上是历代重要的史料文献。其中，明代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和张燮的《东西洋考》始有专著的性质。到了清代，道光以后，才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域外史地。王国维曾说：“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23）“新”在哪里?那就是他所说的，“道光以后，学者颇治辽金元三史及西北史地”。从西北史地推广出去，也有学者进而研究北亚、西亚以及东欧的史地，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先进的中国学者更注意从海上东来的西方国家，开始搜集、记述和研究海外的史地。究其原因有二：一是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种种活动，爱国的知识分子关注祖国的边事和命运；二是中外联系的增多，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于是学者辈出，著述丰赡。学术上总的特点是由精入新。从中外关系史的角度看，最值得一提的著作当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和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这就是上个世纪之交，与中外关系史相关的中国学术界的概况。

在外国古代文献中，也有大量涉及中外关系历史内容的记载。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东亚朝鲜、日本、越南的载录，欧洲各种文字的载录，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献的载录。但是，在研究史的意义上，我们需要着重了解欧洲东方学与汉学的发展史。在欧美，中外关系史实际上是汉学的一部分，而汉学又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

东方学与汉学首先是在欧洲兴起的。它们的兴起同近代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活动联系在一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是航海家、传教士、商人、军人和使者对他们足迹所到之处的各种记述，以及主要基于这类记述的编著。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欧洲近代的东方学则从18世纪后期起才逐渐形成，各国诸分支的建立也自有先后。从欧洲东方学的发展史看，其每一分支的建立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大学或学术研究机构设有专业讲座教授，二是出版专门的学术刊物。近代汉学最早在法国确立已是进入19世纪以后的事，紧随其后的是俄、英、荷等国，德国较为滞后。美国的汉学起初是从欧洲移植过去的，后来才有了自己的特点。自19世纪之末起，日本也受到欧洲汉学影响，革新其原有的传统汉学，使之变为近代汉学。在海外汉学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有些学者从欧美（以及日本）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与西方（西域）的关系，扩而充之，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这样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导入了近代学术范畴。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除了汉学，欧洲的东方学的范围非常之广，其中，中亚学、伊朗学、阿拉伯学、突厥学、印度学、马来学、蒙古学、藏学、日本学、朝鲜—韩国学和越南学等都与中外关系史密切有关，需要我们常加关注。我以为，东方学各个分支的比较全面的发展，乃是欧美一些国家以及日本的学者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相对占有优势的总体学术条件。我们切勿忽视这一点。如果我们要深入研究中外关系史，就必须注意到欧美日本诸国东方学有关分支的已有成果。

但是，实际上，当欧洲的东方学以及汉学逐渐兴起时，直到19世纪末，中国学术界对它们几乎一无所知。在中国，与欧美日本的东方学、汉学相观照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开始起步。本世纪中国的几位史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都在古代中外关系史方面有开山之作。王国维撰有《西胡考》和刘郁《西使记》、刘祁《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圣武亲征录》四书的校注等。陈垣对基督教、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犹太教）、回回教的传入中国做出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其精湛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为我们树立起著述的典范。陈寅恪1925—1929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率先开设“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和“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等课程，并曾撰写《支愍度学说考》、《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武曌与佛教》和《元代汉人译名考》等文，可是他自称“但开风气不为先”，后来在这方面未有更多论著，令人憾失。然而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阐发“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治中外关系史者仍可从中得到深刻的启迪。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起，中西交通史以及诸双边关系史逐渐出现专治的学者，先行者为张星烺、冯承钧和向达，而方豪、朱杰勤、朱谦之、张维华、孙毓棠、韩振华、姚楠、章巽、季羡林、周一良、梁容若、杨志玖„„等等紧随其后，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开辟了道路，安放了基石。以夏鼐为代表的一些考古学者利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所做的相关研究，也具有开拓意义。从50年代起涌现的相关学者和专家更多，除马雍、罗荣渠等不幸已逝，他人均继续在学坛耕耘，毋需在这里一一列举了。总之，经过近一个世纪历程，我国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我们的研究曾一度中断，更长的一段时间基本上与国际学术界脱轨，但近二十年来我们已经得到恢复和发展，新人与新作的不断出现是十分可喜的。

当然，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我们还没有完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难以做到与世界各国的同行进行普遍的经常的交流，也不容易及时获得国外的学术信息。但是，经过积极的努力，在有识之士的帮助之下，有的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例如，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汉学已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前所未有的关注，这表现在：一、专门的丛书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海外汉学丛书”等不断推出重要的译著；二、专门的集刊《国际汉学》、《汉学研究》、《法国汉学》等已经问世，同时几种重要的学术刊物开辟了相关的专栏；三、开始出现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四、若干专门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已经成立。这种情况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当然，无可讳言，与中外关系史有关的东方学的各个分支，在我国的发展还很不平衡，有的原来较有基础，有的近年发展较快，而有的则尚处于草创阶段。我们希望我国东方学各个分支的全面发展已为期不远。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我们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同道们加倍努力，我们已可期待此学此业在进入21世纪以后取得长足的进展。

四

下面我想再谈谈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法问题。研究方法很多，我在这里想着重谈及的是学科交叉的方法。学科交叉是20世纪科学研究的重大特点之一，历史学也不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在20世纪方始兴起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可以说适逢其会。

按我的理解，学科交叉有两个含义：一、在科学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交叉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数理逻辑、地缘政治学，等等。二、在对某种学科从事研究时，采用其他学科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在第二个含义上，学科交叉往往是多边的。历史包罗万象，因而与历史学有关的学科特别多。20世纪流行过的一些历史学派，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用学科交叉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社会史学、边疆史学、传记史学、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史观也是直接建立在其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就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而言，我感到语言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相关学科。语言学是人文科学的先行学科，它的发展往往推进了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语言学的发展推进了历史的研究，也是显而易见的。大体上说，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密切关系集中地表现在采用语言学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

我们所注意的语言学的新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古文字学方面。随着近代考古事业的发展，在世界若干地方发现了各种古文字。这些古文字本身大大丰富了人类的文明史，而这些古文字的解读则开掘了新的史料宝藏，使历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人所共知，西亚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中国甲骨文字和墨西哥玛雅文字的发现和解读，拓宽与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古文明史的认识。而在古代中西交流史方面，佉罗文、粟特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古藏文等等的发现和研究，也都是十分重要的。对任何一种古文字的研究都是一门颇有难度的专门学问，我们不大可能轻易破门而入，但是应该尽可能了解它们的进展，并在必要的时候掌握和利用与自己的研究有关的成果。

除了古文字，我们在研究中外关系史的时候，实际上经常需要运用的是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应该如何进行表述，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简单地称之为“对音”，后来，有些学者更准确地称之为“审音和勘同”。就学科范畴而言，它无疑是一种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具体说来，它属于语音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但语音学本身是包含在语言学的范围之内的，因而两个说法并无不协之处。

“审音与勘同”的方法是在19世纪欧洲的语言学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从19世纪后期起，西方学者，包括一些汉学家与东方学家不断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历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获得愈来愈多的显著成果。其中，法国学者伯希和称得上是这方面的巨匠，他用这种方法破释了东方史、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的许多疑团，推进了这些学术领域的深入研究。大约从20世纪初这种方法开始传入中国，有的学者使用它来解决自己从事研究中遇到的难点。冯承钧在大量翻译法国学者论文的过程中，领会了这种方法的奥义，并在其所译《多桑蒙古史》的《译序（二）》一文中作出初步的归纳。后来，韩儒林发表《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和勘同》一文，明确提出：“要做好这一步工作，一、必须具有一定的音韵学知识，懂得汉字的古代读音；二、必须学习少数民族语文，懂得西北民族的语言规律；三、还必须知道不同时代的翻译规则。”（此文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收于其《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以及《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此文论题是关于西北民族史的，因而第二条行文如此；如果扩而言之，可以改作“必须学习相关民族的语文，懂得相关的语言规律”。这就是做“审音和勘同”工作的三条基本要求，韩先生的这段概述，使我们后学者得益匪浅。

基本要求已明，那末用“审音和勘同”的方法去解决历史研究中的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当一种文字记载外来的、异族的事物时，常常采用音译的方法。这种音译的词汇涉及人名、族名、国名、地名、宗教名称、制度和风俗习惯的名称，等等。在经历若干世纪以后，它们往往不为人们所了解。而且，在中国文献中，有些外来词汇，中文中开始用音译，音译的用字又往往不一；后来再改为意译，原来的音译写法却渐渐地不为人知，如淡巴菰／谈巴菰／淡婆古——烟草、梵哑铃／梵哦玲／伐乌林／繁华令——小提琴之类。研究历史时，遇到这类词汇，史料就弄不明白，研究会陷入困境。反之，如果能对之作出正确的解释，那末研究工作便会取得进展，有时候它可能正是取得重大进展的关键。如异族对中国的称谓大体有四个，Čīnī/Ĉīn/Šīnae可与“秦”勘同，Serice／Seres可与“缯”或“丝”勘同，Cathay／Κнтай可与“契丹”勘同，以及Taughast／Tabghac可与“拓跋”勘同，就是著名的例子。尽管除了Cathay／Κнтай契丹说别无异议外，其余三说均尚有各种不同意见，但有关的探索和讨论对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又如中国文献中的“大食”，一般认为指称的是阿拉伯，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源自伊朗语的Tazik（大食）一词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起初指称阿拉伯人；随着阿拉伯势力的向东扩张和伊朗地区的伊斯兰化，它成为阿拉伯人和操伊朗语诸民族的统称，而且正是带着这个含义进入了突厥语。在突厥语中，这个词一般地只是指称信奉伊斯兰教的操伊朗语诸民族。据此，并结合史料进行研究，我曾在《辽与“大食”》一文中论证辽代所交往的“大食”并不是阿拉伯，而是萨曼王朝及其亡后迄至1036年以前的河中地区。西辽耶律大石“西至大食”，这个“大食”指的也是河中。又，中国文献中“回回”一词的形成及其含义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辽史•部族表》中的“回回大食部”，则当是编纂《辽史》的元人按照蒙元时代“回回”一词起初指称地处河中一带的花剌子模而加给“大食”的说明。

我在从事蒙古史、元史研究时已经接触和开始使用“审音和勘同”的方法，后来研究古代中外关系史，这个方法使用得更多。前文说的“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可以直接移用于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主要的就是指这个方法。实际上，我在撰写多数论文时都运用了“审音和勘同”的方法，它使我有可能最后将这些论文写了出来。在这样反复实践以后，我感到在运用这种方法时，除了韩先生提出的三条要求，还可以注意到：一、要将对词汇的“审音和勘同”与对史料的分析缜密地结合起来；二、对于某些特定的语词，不仅要审音，而且要考察其词义的演变。三、甚至对于表面上含义不同的词汇，要考察它们在历史上的特定的联系。在《辽与“大食”》一文的末尾，我写出这样的认识和感受：“对于单一概念的研究是人们探寻历史演变真相的方法之一。现在我们发现‘大食’与‘回回’这两个单一的概念汇合在一个点上，而且它确实含有历史活动及其意识表现的某种内容。对此，我们真感欣然不已。”后来，我又在《茶传入欧洲及其欧文称谓》的末尾这样写道：“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特殊语词的研究有时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今天我们依靠大量的历史文献，对各种语言中的特殊语词进行研究，可以揭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许多具体面貌，从而将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学人们用“审音和勘同”的方法解决了许多历史研究中的难题，使人们对历史的了解更加确切和充实，也使历史研究本身更加深入和开阔。还可以这样说：一个注意到语言学比较研究方法的学人自会独具慧眼，会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发现更多的问题，更有可能品尝“预流”之果，登入学术的堂奥。

（本文原刊于《学林春秋》三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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