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操刀一割”：国民党对“职业学生”的大逮捕

1948年夏，在中共的动员下，全国性反美扶日运动澎湃，“几有不可遏止之势”，蒋介石判断此系共产国际从中发动，“大部知识分子皆为其煽动”，“希图推倒我政府也”。当时，国民党虽注意到部分学校发生的学潮完全源于学校内部的问题，如反对校长和教授、要求增加设备与改制等，但认为“职业学生”往往利用学生对小环境的不满，扩大为对整个大环境的责难，使原来的要求变质。加之战场形势恶化，国民党对国统区学运的态度日趋严厉，指称各大学中的“职业学生”数量很多，中共利用“职业学生”制造学潮，呼吁舆论界及多数要读书的学生对“职业学生”予以谴责、纠正并防止其活动，声言在此情势不安之际，必须严加整饬学风。

1948年6月，教育部获悉若干学校内的重要中共党员已不经请假手续，纷纷自行离校潜往解放区，责令各校查明该类学生并开除学籍。7月底，教育部遵照《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责令各校“鉴于局势严重，将校内共产党员与有共党嫌疑或接近共党营私自便，别有企图之分子，不论员生均应视作危害学校分子，在此暑假期分别处理，务求肃清，使学校成为纯粹研究学术之场所”。8月初，教育部复通令各校：本年上半年各校时有风潮发生，各校、厅、局应查明每次罢课真相与滋事学生，从严惩处，为首者一律开除学籍，以肃学风。

自此，国民党着手筹划逮捕各校“职业学生”，对象包括国际学联分子、历次主动罢课人员、所谓“反动刊物”主编，由特种刑事法庭检举，再向学校提人，最后通缉开除。蒋介石为此亲自主持召集宣传会报，讨论如何取缔后方“反动分子及职业学生”，决定取缔各大学中共党员的日期并下令准备，视此举为配合整体战的重要举措。随后，国民党先后发表一系列宣传文章，制造舆论攻势，声言将对“职业学生”“操刀一割”。

8月17日，行政院开始在各大学传讯拘捕“职业学生”，其训令首先攻击中共“发动学潮、工潮，预谋暴动”，继而提出全面“戡乱”时期，“安定秩序……实为保护人民安全，捍卫国家基础所必需”，饬令教育部及地方政府将各校学生之重要“现行犯”捕送特种刑事法庭，依法处理，以后凡被特种刑庭指控为“中共间谍”之学生，校方应即一律开除学籍。对于各校学生意图妨害“戡乱”而罢课游行、聚众请愿，应切实禁止或解散。

然而，各大学对这一命令极不以为然，“初时各大校长皆犹疑不定……卒以准备周密，并依据法理再三交涉，忍耐说服，最后警察入校检查，执行命令”。为落实这一逮捕行动，蒋介石亲自发表文告督促行动的进行。8月19日，国民党中央下达浙大逮捕名单19人，责令校方配合浙江地方当局进行逮捕，校方初以“只知学生在校是否守法或(安)分守己，更不知其暗中有何活动。如欲逮捕，必须有确切之证据”为由婉拒，最终与浙江省政府达成至多逮捕三人的协议。

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大逮捕，中共浙大党支部虽已奉上级指示陆续将比较暴露的党员撤退，但仍有支部书记吴大信等三名学生被逮捕。中共杭州工委决定通过学治会发动群众，协同校方，组织开展营救斗争。由于了解到吴大信被捕时未被搜去文件名单，未暴露党员身份，因此浙大学治会虽一度成立营救委员会，呼吁不让“于子三惨案”重演，但也只是提请校方保释，并未采取激烈的对抗行动。校方则以此次军警入校逮捕让学校更形不安为由，要求以后逮捕学生须经校方中转，“非必要时，希望军警勿入学校，由学校负责送讯，倘学生拒绝传讯时，先予警告，警告如再拒绝，暂令停学并令离校”。然而，蒋介石认为浙大的逮捕名单有40人却只捕3人，对此甚为不满，责令浙江省政府继续严厉处置浙大中共学生。

次月，吴大信以“阴谋罪”被判处十年徒刑，再次引发浙大学生的罢课抗议。9月19日，学治会在校内散发号外，表示学生代表大会已签名通过罢课决议，以“严重抗议特刑庭最无耻绝伦的暴行”，号召师生“在这疯狂扼杀人权的国度里”，化愤怒为力量，以全体行动支援吴大信。20日，学治会发表罢课宣言，抨击特刑庭是“对付一切异己的非法手段的实施机关”和“残害人权的大本营”，要求废除特刑庭的一切“非法宣判和拘传”，呼吁社会各界“一致警惕团结”，击败当局“大阴谋、大迫害”的逆流。同时，学治会要求校方出面制止、交涉，并将此前停刊的壁报再行复刊。但是，国民党决定采取强硬态度，不仅对学生的抗议不为所动，而且要求校方速将激进的学生一律开除学籍，并查明罢课活动的“为首分子”，“严办”具报。

在国民党当局与学治会的挤压之下，浙大校方进退维谷，只得一面与浙江地方政府交涉，尽力使被传讯逮捕的学生减至最少，对要求开除的学生则网开一面，只予停学处分；一面劝导学生复课，将校内的学生宣言号外概予销毁。同时，浙大校方告诫学生道：“当此动员戡乱之际，法纪甚严。倘诸生举动轻率，逾越常轨，本校实难负保障安全之责。”此后，浙大虽陆续有数名学生被传讯逮捕，但多数已提前撤离，浙江省政府亦只得以悬案通缉。在此期间，校方要求学治会在新学期未改选以前，“无权可以任意用自治会之名义”活动。双方诉求上的差异和矛盾日益彰显。

在国民党此次全国性的逮捕行动中，各高校均未发生严重的抗议行动。蒋介石对逮捕结果甚为满意，自认此次取缔行动“准备数月之久……其间唯北京大学略有波折，但卒能平安进行，达成任务”，各大学的中共学生多数都“依法投案”，“政府威信尚在，法令仍有效令，只问政府执行有否决心与能否贯彻耳”。国民党此次逮捕的“顺利”实施，与其将行动时间选在多数学生离校的暑假、将取缔行动与金圆券改革等民众关切的经济措施并举且在手续准备上较为充分不无关系，使得一般人乃至文化界对被捕学生“似乎没有像过去那样关心”，学校师生亦“无可奈何”。

此外，中共斗争策略的调整亦是重要原因。7月，杭州中共地下党组织逐级传达上海局《关于巩固和保卫党组织的决定》，开始将比较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分批撤往解放区。在国民党采取行动之际，中共中央又下达蒋管区工作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此次大逮捕中，依据各单位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人数，实行合法斗争，如要求学校保护、反对特种刑事检举、在特种刑庭上据理力争、组织社会营救等，“如果大多数学生已发生恐慌，不敢或不愿进行斗争，则不要使少数觉悟者单独去斗争”，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城工部亦责令各分局采取紧急措施，逐步撤退学生、工人群体中存在被捕危险的党员和进步分子。据统计，从7月到11月，在中共杭州工委转移出的70余人中，大多数为浙大学生。

蒋介石对于此次全国性逮捕甚以为得计，认为不仅对树立政府威信极为重要，而且取缔的成绩亦为“本党对敌斗争技术之一大进步”，“政府整顿教育之计划第一步已见成效”，“此一行动之完成，实在政治上增强无限之力量”。显然，蒋介石等部分国民党高层相信，只要除去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学生的抗议运动就能得到平息，学校就能恢复平静。但以后见之明观之，此次逮捕事与愿违。一方面，学校中的中共组织并未因此而被彻底取缔。以浙大为例，中共在大逮捕的次月就将浙大党支部扩建为总支部。10月，中共浙大党组织又成立了系级、社团、教职员三个分支机构和学治会党组。到1949年3月，中共浙大党总支发展到党员50余人，组织更形壮大。另一方面，此次逮捕基本宣告国民党对各大学的争取与控制以失败告终，政、学愈趋殊途。国民党的此次逮捕虽说在方式和行动上都较为周备、迅捷，从开始到结束十分短暂，但对学生及知识分子的心理创伤难以估量，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但见局势日溃，无法收拾。

四、结 语

抗战胜利之际，国民党决定裁撤各级学校党部，以示“行宪”决心。但随着解放战争爆发，学潮澎湃，国民党仍欲凭借学校党团力量应对和消弭学潮，对抗中共组织的活动。然而，自国民党决定取消学校党部、将三青团归并于国民党后，校园的党团力量即从主观上被削弱。与此相对，中共则适时调整国统区的领导组织系统和斗争策略，以严密的地下党组织为主干，积极开展国统区的学生工作。某种程度上，国民党的政策变更为中共校园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空间。通过积极发展和动员，中共党组织不断扩大在校园里的群众基础，并在学治会等学生组织中完成了对国民党的优势逆转，学生组织成为中共的外围机关。这一变迁在中共动员和组织学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以组织和网络为基础的学运动员，更将许多思想或经历相似的人聚集到学治会等社团之下，为中共掀起此起彼伏的斗争活动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学治会本为学生自我管理的组织，但在解放战争的激荡和党派斗争的渗透下，其政治诉求和倾向日渐明显。在校园国共力量反转的情况下，面对中共通过学治会等外围组织发起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更多只能借助执政的政治优势，依凭校方的权威，通过学校的训导工作对学生加以感召和疏导，从而维系大学校园秩序。但训导制从创建伊始，除建立训导处、遴选训导长之外，还有赖于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校园里所建立的组织网络。在学校党团力量式微的背景下，实际效果极为有限。与此同时，战后国民党虽标榜“行宪”，实质上仍为威权政体。威权国家虽有能力限制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组织和人际网络的形成，但绝无可能打破同一生活空间下的人际交往。此外，威权政权的合法性与执政成绩紧密相连。解放战争后期，执政的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糟糕表现，使其合法性愈发面临危机，继之而来的是“社会与智识分子尤其是左派教授及报章评论”对国民党政权抨击日甚。

学校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有党派，学校即无法不存在党派。在国共政争和政党运作之下，学生言行愈趋激进，国民党对学运的态度日趋严厉，校方和学生以及师生之间的政治分际也日益明显，“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在国共政争日浓的校园政治中，浙大校方往往只能凭借自身所坚守的“教授治校”原则应对内外压力，力求在执政的国民党与中共领导的学治会之间求得平衡，却常常陷入二者挤压、内外均不谅解的处境之中。面对学生激进的言行和要求，校方或迫于国民党方面的压力，或出于维护学校的正常运作和权威计，只能尽力消解学潮。校方与学生因彼此诉求、立场的差异，分歧和冲突日益彰显。

一般而言，教育界对学运多以介于政府与学生间的中立者自居。但随着政党运作之下的学运对校园格局的不断冲击和挑战，教师群体对学运的态度分际也日渐明显，呈现从同情的旁观者到同情的支持者、热情的鼓动者、急切的防范者等多个面相的分野。在此起彼伏的学潮中，校长竺可桢坚持学生对于政党可有主见信仰、但不应进行政治活动的原则。陈训慈认为校方对学生“过于放任”，主张按政府之意开除“左派”活动学生，以维持学校“安静”。法学院教师严仁赓则成为有名的“左倾”教授，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三人对学运的态度和立场大体反映了校内“中”“右”“左”三类不同教授群体在校园政治运动中的分殊。此间校园政治生态及师生分际的变迁，对稍后国共政权更替之际校内各方的命运抉择无疑有深刻的影响。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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