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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西使路上，主要是通过言辞说服沿途各国。从匈奴逃出，张骞首先到达大宛，然后是康居，最后是大月氏。《史记·大宛列传》的记录如下：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宛对于汉朝的富裕是有所耳闻的，因为没有交通，只能是半信半疑。现在见到张骞，认为是获得了良好机会。于是帮助张骞，把他送达康居，康居再把张骞送达大月氏。此后，所有汉朝的情况，都出自张骞之口。凭此，就让大月氏举国东迁与匈奴开战，无论谁作为大月氏的领袖，都是难以同意的。后来，汉朝与西北各国有了外交往来，汉朝的情况也被各国了解，证明张骞所言不虚，“（张）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但这是后话，就张骞出使之初而言，张骞不得月氏要领，具有必然性。大宛对于汉朝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最主要的就是“饶财”，即富饶。大宛在乌孙之西，对于汉朝的了解不该比乌孙更多，为什么看上去大宛更加积极主动呢？这需要给予区别对待。汉朝对于大月氏和乌孙的需要是顶级战略，举国合作抗击匈奴，同时伴随大迁徙。而大宛对于汉朝的需要很有限，仅仅是通商而已。互通有无，在商品上获得交换价值，通商就值得，所以这对于大宛而言，需求是比较单一，风险较小。但是，大月氏和乌孙，汉朝希望与他们进行战略合作，对手是强大的匈奴，所以风险很大，表现出谨慎很正常。张骞两次出使，对于西域的总体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各国的空间位置也清楚起来。基本情况是乌孙最近，然后是大宛等国。《史记》所记第二次出使乌孙，派遣副使前往各国：“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至于空间位置，史书也有记载，大宛“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而大月氏的位置是：“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在这些西域各国中，张骞的时代，只有大宛对汉朝有所耳闻。但是，从后来贰师城发生的冲突看，大宛对于与汉朝通商积极性有限，了解也有限，至少把遥远距离当作难以克服的障碍。判断当时的交通状况与彼此的了解程度，基本公式是距离越远越缺乏了解。张骞主要的使命无一达成，究其原因，从大月氏到乌孙，对于汉朝战略结盟的拒绝，都因为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对汉朝的不了解。此事史书表达为张骞对大月氏、乌孙的“不得要领”，事实上，大月氏、乌孙对汉朝同样是“不得要领”。战略盟友的大小强弱都无从得知是无法合作的，古今中外，此题都无解。以往的研究，过于重视大月氏的自身状况，忽略了因为交通不畅，彼此缺乏了解这个基本命题。连基本情况都不了解，如何进行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不仅如此，所谓合作是联合起来与强敌作战，而这种合作背景下的战争，其风险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如此，张骞才不得要领，没能达成使命。秦汉中国，一个巨大的历史运动正在展开。重新统一的中国，发展动力强劲，对周边世界的影响也如期而至。随着张骞出使西域的影响日益深化，西向发展已然成为当时中国日益稳定的方向。但是，当这一系列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各地的准备都不足，到处显现出茫然不定的状态。乌孙、大月氏这些地区对于汉朝茫然无知，充分证明此前的联络缺乏，更突显张骞出使的历史意义。周边世界对汉朝的无知，不是偶然表现，同样的故事在当时中国的西南方也在上演。云南、贵州地区，西汉时称作“西南夷”。关于西南夷的经营，以张骞出使归来为界，可分作前后两个阶段。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系统记载，所谓西南夷，“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地形复杂，居民散漫存在，或有君长，大约有上百个区域，其中夜郎和滇两个小王国势力最大。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大行王恢攻打东越，乘机派番阳令唐蒙前往南越，施加政治影响。唐蒙在南越发现了一款食物，就是南越王吃的“枸酱”，而这种酱只有蜀地生产。这证明南越与蜀地是有交通的。唐蒙是有心人，回长安后专门找蜀地商人征询，商人的回答是蜀地的枸酱通过夜郎进入南越，夜郎虽然不是南越的臣属，但南越对夜郎影响巨大。于是唐蒙向朝廷建议，通过巴蜀经营夜郎，进而影响南越。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拜唐蒙为中郎将，率领军队从巴蜀进入夜郎，在南夷之地建立了犍为郡。唐蒙的成功激励了蜀人司马相如，他的建议也获得支持，他受命前往西夷，说服当地居民，为蜀郡增添了“一都尉，十余县”。此后，西南夷几次叛乱，朝廷又要经营北方，在公孙弘的建议下，汉朝停止了经营西南夷。根据《资治通鉴》的说法，这是元朔三年（前126）年初的事。
经营西南夷第二阶段，是张骞出使归来之后。《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这也是由一件商品引发的道路探索活动，因为搜索范围太大，可惜最后没有成功。此事史书记载时间不详，《通鉴》叙述于元狩元年（前122）。张骞在大夏见到的蜀布、邛竹杖，明确是蜀地产物，是从身毒（印度）转手贸易而来，那么蜀地与身毒有道路相通的推论自然是成立的。从方位上推导，继续向滇（云南）方向探索也是正确的。但跟唐蒙的顺利相比，这次探索没有成功。对于汉朝的这个探索，西南夷方面支持不力，这也是半途而废的部分原因，而最终西南夷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在南越亡国之后，即元鼎六年（前111）。西南夷不配合西汉的道路探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也不了解汉朝。《史记·西南夷列传》留下一个著名故事，充分反映问题的本质：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在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遍，不能简单地看作无知。《史记》已经进行了自然而然的解释，因为道路不通，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十年之后，西南夷之地都成为汉朝的郡县。夜郎，位于贵州六盘水市东南、安顺市西南。滇即昆明湖，今云南大理。西南夷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内部，对比张骞在丝绸之路上的故事，应该理解那个时代的基本情形：缺乏交通，缺乏了解。面对中国的崛起和积极探索，周遭的反映是茫然无知。张骞的遭遇很正常，也正因为如此，才彰显出张骞出使的重要性。如今我们研究丝绸之路，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并重。考古资料能够补充很多新的信息，如甘肃出土的汉简等。考古资料证实，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是广泛存在的。王炳华先生指出：“可以肯定，在公元前1000年的周秦时期或其以前，自陕西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已经实际存在。只不过主要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状态，因此在官府文档中少见反映。”因为联系的主体不是政府，所以没有纳入国家的记录体系，不能广为人知。既然有联系，就应该有交通道路，有学者指出：“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雄辩地证明，远在凿空前的若干世纪，西域就同内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当时的基本情况而言，隔绝性毕竟是主要的，张骞出使之后，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才进入新的时代。张骞出使之前，中原与西域的贸易联系广泛存在，但这丝毫不能降低张骞出使的意义。贸易关系以商品为主轴，丝绸之路上主要是转手贸易。一件具体商品只要有价值就会不停地进行转手交易，商品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在不停地转手之后只能不断地消耗甚至消失。以来自中原丝绸的贸易而言，西方有关丝绸的信息长期处于混沌状态。有关中国的知识，同样长期模糊不清，这与转手贸易的方式关系重大。当然，进步是存在的，有关中国的知识，罗马时代就比古希腊时代进步很多。更重要的是，商人与使者所注意的问题焦点不同。商人更关心的是商品和贸易问题，而使者却关心国家层面的问题。中原获知的西域各国信息，几乎都来自张骞的报告，从中不难看出张骞关注的焦点问题。以安息为例，了解张骞的观察。其文曰：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先是国家的方位，然后是各国的空间关系，再次是物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情况，商业、货币和文字，都在张骞的视野之内。这些，通常都不是商贾之人所注意的。不仅是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张骞还有超越国家的抽象总结，最著名的就是“土著”与“行国”国家类型说。日知先生高度评价张骞的这个类型说，认为是两千年前提出的重要政治学概念。根据《大宛列传》的记载，土著之国有大宛、安息、条枝、大夏，行国有乌孙、大月氏、康居、奄蔡。这个观察和结论很重要，改变了中国对西域的基本认识。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前178），匈奴单于来信相吿，匈奴打败月氏，控制西域，其文为：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这是西汉获得西域信息很重要的一封信，其中也不乏误导，即西域各国都是“引弓之民”。文化类型异同，自然影响国家政策。按照过去的印象，西域都是引弓之国，西汉政府自然兴趣索然。现在张骞报告，西域不仅有引弓之国即“行国”，也有冠带之邦即“土著”或城郭之国。张骞于是建议“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这激发起汉武帝的帝王雄心是一个方面，当时中国对城郭之国的文化亲近感才是西汉经营西域的政策得以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深层原因。张骞出使西域，战略目标是匈奴，即使是匈奴人，也对丝绸之路多有贡献。然而，这些事实都无损于张骞出使西域的伟大意义，因为张骞之前毕竟以封闭阻塞为主，所以张骞出使才被称作“凿空”。张骞出使西域，是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作为中国的正式代表，张骞出使西域是中国与西域（西方）世界正式接触、相互往来的开端。欧亚大陆作为当时人类活动的主要舞台，正式互通消息，开启了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门。彼此隔绝的时代结束，世界一体化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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