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士、权三司使以上，兼秘书监，及曾任二府提举宫观，日给酒者，法酒自五升至一升有四等。法糯酒自一升至二升有三等。权发遣三司公事，法酒半升、糯酒半升。[191]
三司使与殿阁学士以上，每天供给酒五升至一升，说明宋代喝酒风之盛。不知是带回家，还是允许在官舍喝。故酒是市场上买不到的宫廷酒。以上茶、酒均属杂给。[192]
在钱币作为宋代主要流通的等价物交易手段后，俸钱成为宋代文武官员的基本收入，这是超越前代的宋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然在俸钱已能满足官员生活需要的情况下，朝廷还为宰执官、正任武臣及京府幕职等少数权贵文件武官员，提供盐、柴、炭、马料等这些日常生活用品，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可见宋代官员禄俸之厚，赡给之周全。
以月给盐为例：“宰相、枢密使，七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宣徽使、三司使、（三司）三部使、权三司使，二石。节度使，七石。掌兵遥领，五石。节度观察留后、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五石。”[193]似此类诸物供给，按地位高下、职务之不同，随分而给，属于杂给。茶汤钱，是宋代作为俸钱之外的一种兼职杂给补添，相当于厨食钱之类补贴。赵升《朝野类要》称：“茶汤钱，为兼职而给也。”[194]陈襄《州县提纲》提及：“俸给、茶汤有定制。”[195]
选人外任诸路、州府、县三级的地方官，如无职田分配，给予适当的茶汤钱添给：
乾道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书门下省奏：“勘会诸路无职田选人，每月例支茶汤钱一十贯。”[196]
茶汤钱亦称“养廉钱”，[197]除选人无职田给茶汤钱外，使臣外任无职田，亦给茶汤钱。[198]现任官兼职管勾监管库务等金谷杂事，亦补贴茶汤钱。[199]
（十一）公使钱
关于宋代公使钱，中外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佐伯富、俞忠宪、黄纯艳等都认为，公使钱或公用钱是同一概念。林天蔚则持不同意见，认为公私钱可以“私入”而公用钱则是官署名特别办公费，要报销，两者不同。[200]笔者赞同佐伯富、俞氏、黄氏三文观点。
公使钱，或称公用钱，[201]也称供给钱，[202]相当于官方招待费，源于《周礼》厨传费。《周礼·地官》：
遗人掌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凡国野之道，十里一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旅室，路室内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203]
宋韩琦、范仲淹据此谓：“此则三王之世，已有厨传之礼。”又说：
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也！[204]
设公使钱原意，是供官司招待往赴任途中士大夫宾客、使者，或军队将帅犒劳备征战士兵之费用，《挥麈录》记载：“太祖既废藩镇，命士人与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库，使过遇过客，欲使人无旅寓之叹。”[205]
仁宗嘉佑八年五月，“赐河北国信路（按：国信使所经路）公用钱……以契丹庆吊、祭奠使人往来故也。”[206]
真宗景德四年六月：“以鄜延路副部署石普为并、代副部署。诏给公使钱岁给二千五百缗。”[207]
大中祥符八年五月又诏：“增镇戎军公用钱岁二十万。”[208]
宋代诸路、州府军监公使钱，“旧皆有常数”。诸州公使钱如何开支？仁宗庆历三年七月知滑州尹洙的事例很有代表性，该州每年公使钱2000贯，入不敷出：
奉敕差知滑州，到任后，取索到前任知滑州王沿以后支用公使钱体例，计度每年合使钱数，及勘会到本州岛现管指使、使臣及郡虞候以上共六十余人，主兵官及（州）通判、职官、参谋等近二十人，共八十余人。每食，例破常食约计钱七贯，每月计二百一十贯；逐月五次聚食，一次张乐，共约钱三十贯文。每季一次大排管（犒）设军员二百贯；非次专使访问，或教场内军员吃食，官员射弓，及添助造就酒糯米麦并节辰送物，逐季又约一百贯文，每一季都计使钱一千贯。依此约度，每年合用公使钱四千贯。王沿在任时，支公使钱三千贯。后来除依王沿例别给米麦外，只支钱二千贯。
勘算每年少二千贯。洙遂访问勾当官吏等，所少钱作何出办？其人等并言：“自来于诸处回易，可以得足。”自来并是于军资库或随军库支拨系官钱作本回易。[209]
滑州公使钱并不够用，还得靠借支军资库、随军库钱作本钱，派人做生意赚钱来弥补亏空。州郡公使钱主要开支用于州驻屯兵官及州官的每日支破的“常食”钱、宴会、招待京师或州郡官员、教场内军员及官员射弓吃食、助造酒糯米麦并节辰送物等。
公使钱分如下几类。
一是节度使兼使相（10000—7000贯）、宗室（亲王、郡王、嗣王等，20000—7000贯）、七千贯不等。南宋三公官比使相。“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210]这一类公使钱“如禄奉”。
南宋时，宰相加三公官岁赐公使钱万贯，如秦桧加太师、封魏国公，时秦桧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独相。“全给秦桧岁赐公使钱万缗。”[211]
二是武臣正任官、环卫官。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各有等第，亦“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刺史以上所赐公使钱得私入。”[212]武臣正任公使钱“如禄奉”，归私入。
又，南宋孝宗干道六年诏：“环卫官储将帅之地，可与增俸。左、右金吾卫上将军每月添支供给钱一百贯文，诸卫上将军并左、右金吾卫大将军每月八十贯文，诸卫大将军每月六十五贯文，诸卫将军、中郎将每月五十贯文。”[213]
武臣正任不但料钱高于文臣，且有公使钱。从待遇优渥上，超出文官，朝中大臣甚为不满。大观三年九月十一日，中书省提出，文臣带职给贴职钱，以缩小学士与正任官差距。[214]或给任军职的将帅军中管设开支，归个人支配。
三是京师中枢及紧要官司给公使钱。例如中书宰臣月给厨料钱50贯，参知政事35贯，又有添支钱140贯，添厨钱50贯；枢密院每月东厨305贯，西厨270贯；宣徽院每月厨钱80贯；三司每月70贯；御史台每月300千等。
此外又有岁给者，如尚书都省、银台司、审刑院、提举诸司库务司每给三千，用尽续给。[215]
四涉及范围最广，为“三京及诸道州府军监，旧皆有常数……岁终支不尽者，解州库。”诸路长吏及逐路诸州郡都有公使钱配额。毕仲衍《中书备对》有详尽记载。[216]
文武升朝官知州、各路监司、帅司及边地要塞带兵官，也给公用钱，可供长吏或统兵长官自行支配，如用于犒设往来官员酒食之费。或随月给受，或岁给。如三京府（西京、南京各六千贯，北京八千贯），雄州因契丹使者必经之地，岁给公使钱一万贯。各州所给多少不一。如同在京东东路，青州四千贯，而单州仅五贯。[217]
宋代州郡皆有公使库。俞宗宪认为宋代的公使钱大致可分为正赐公使钱与公使库钱二部分，[218]此值得商榷。州郡有公使库，其公使钱额有明确规定。诸州郡公使钱，朝廷正赐只占部分，大部分须自筹。诸路州郡公使库钱可“回易公用”，即作为做生意赚钱之本钱，不敢入己私用。范仲淹对此曾有说明：“臣伏覩《编敕》指挥，若将公使钱回易到别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罪。”[219]公使钱虽有定额，但朝廷正赐公使钱比例不大。以知扬州苏轼《申明扬州公使钱库》举例：
右臣勘会本州岛公使额钱，每年五千贯文，除正赐六百贯，诸杂收簇一千九百贯外，二千五百贯并系卖醋钱……今契勘醋库每年只收到一千六七百贯至二千贯以来，常不及元立额钱二千五百贯之数。
窃以扬于东南，实为郡会，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沓，馈送相望，三年之间八易守臣，将迎之费，相继不绝。方之他州，天下所无……是致积年诸般逋欠，约计七八千贯。[220]
从上引苏轼在知扬州任上所述该州公使钱岁额为5千贯，这与熙宁三年《中书备对》所记载的公使钱额“淮南路东路：扬州，五千贯。”[221]相符合。但实际正赐的仅为六百贯，其它须本州岛自筹。然，扬州为大都会，使客往还接待，馈送礼物，加之知州三年之内换了八个，累年接送，开支入不敷出。此《状》提供了如何解读宋代公使钱使用的重要信息。州郡公使钱并非全额拨给，也不能归守臣所私用，且往往入不敷出。当然，迎来送往少者之州郡，可能有用不完的公使钱，这剩余公使钱，朝廷规定“岁终支不尽者，解州库。”[222]
州郡公使钱使用，“皆长吏与通判联署籍以给用。”[223]
公使库自路至县皆置。其实县长吏也有公使钱，但未见正赐多少之记载。原因何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对此有所解释：
公使库者，诸道帅司及州、军、边县与戎帅皆有之。盖祖宗时，以前代牧伯皆敛于民，以佐厨传，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然正赐钱不多，而着令许收遗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帅、宪等司，则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其实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东南而为尤甚，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帐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224]
州郡、县公使库，收遗利巧立名目，征敛于民，课利日益增多，自帅司至县官，馈遗成风，馈送是双赢的。“东南帅臣、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225]
公使钱之害民，从扬州一地可以看出，北宋哲宗元佑时，苏轼知扬州，公使钱额五千贯，正赐六百贯，自筹三千贯左右，也未超过五千贯公使钱之额，而至南宋孝宗时淳熙时，公使钱耗于馈遗之数，竟达十二万贯！剧增二十余倍之多。
公使钱私用，作违制论。仁宗朝，“诏（刘湜）诣渭州劾尹洙私用公使钱，颇传致重法。以故洙坐废。”[226]尹洙以右司谏、知渭州：“洙以部将孙用由军校补边，自京师贷息钱到官，亡以偿。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罢去，尝假公使钱为偿之，又以为尝自贷，坐贬崇信军节度副使，天下莫不以为湜文致之也。”[227]不论怎样评论刘湜受理尹洙私自挪用公私钱一案处置是否过份，但已能说明，在法，公私钱是不许擅自挪用的。
仁宗庆历间，范仲淹任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使，其下属知延州西路都巡检使葛宗古“为侵用公私钱入己”，“奏案入朝廷”。如按《刑统》“诸监临主守以官物私自贷人及贷之者，无文记以盗论，有文记准盗论，立判案减二等。即充公廨及用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减一等坐之。”据《刑统》律，葛宗古“不敢从轻，遂至入罪。”但可以从重依无文记处徒一年、罚五匹，也可以从轻按有文记杖九十、罚五匹坐罪。[228]范仲淹即上奏为骁将葛宗古辩护，望法寺（大理寺）从轻发落。这也说明北宋时，对公使库公使私用，严格禁止。
如违制搞非法贸易，“诸公使非法于额外营置于钱物”，作为公使库钱，或违制馈送，“或以酒及应公使物馈送出本州岛界”，以坐赃论各徒二年。[229]
朝廷不是没有看到地方官吏恣意征敛于民，移作公使钱之弊，亦曾三番五令予以限制。宣和七年五月七日，定：
郡守、监司每月所受公使库应干供给，纽计钱数，不得过二百贯。总管、钤辖、通判不得过一百五十贯，其余等级，依仿裁定。若旧例数少者依旧，不得增添。如违，计所剩以盗论。[230]
南宋孝宗隆兴二年六月，降指挥：“诸州公使库合支见任官供给，止许支酒，其违反者以违反制论。”这一指挥，立即遭到反对。因“止许支酒”，此酒乃公使库自造之公使酒。公使酒不能出售，那路、州郡官供供给钱就没有了，只剩酒了。臣僚遂上奏：
切见已降指挥：“诸州公使库合支见任官供给，止许支酒，其违反者以违反制论。”臣谓：“自来州郡每月所支供给，有支见钱，有支本色，或作分数杂支。相承已久，骤然更改，众谓非便。盖缘公库于法不许卖酒，侵夺场务课额，一色支酒，则是显然使之违法货卖……欲望特降指挥，令诸州将所支供给且依旧例。”[231]
孝宗原想对地方官过度支用公使库钱加以制止，以支公使酒取代支见钱等。结果遭到臣僚抵制。只能对地方长贰等公使钱供给钱数额，加以削降：
（隆兴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户部契勘，在《法》，公使库给供给，帅臣不得过二百贯，监司、知州军不得过一百五十贯，通判不得过八十贯，兵职官、监司属官不得过三十贯，外县知县、县丞不得过一十五贯，簿、尉、监当官不得过一十贯。[232]
但结果，郡县“每岁终，上其（公使钱）数于户部，辄以劳军、除戎器为名，版曹（户部）知而不诘也。”即假借劳军、置办军火名义向户部报销公使钱，上下蒙骗，公使钱之弊端，难以扭转。史家李心传直笔而书：“诸郡皆立额，白取于属县，县敛于民，吏以输之，小邑一岁亦不下千缗，人尤以为怨。”[233]
公使钱，主要作为官署一项公用开支经费，在宋代特别兴盛，滥用情况也严重，历史影响深远，对当代行政监督机制颇具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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