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多民族共生与融合的历史进程，元代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实现了全国大一统，与外域的交往也达到空前规模，民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前代。儒学教育和汉文化的熏染不仅提升了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汉文化素养，也给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带来不少变化。元代汉、南人在语言文字等方面对蒙古文化也多有吸收。

一、元代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多民族共生与融合的历史进程。这里的所谓“共生”（symbiosis），不仅意味着各民族都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为开发自己的家乡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指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未间断，不管是和平相处还是相互争战——其实这两者并非绝对不相容，和平时期也存在诸多矛盾冲突，战争时期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没有完全断绝。“融合”一词常被单纯理解为一个民族被另一民族吸收、同化（absorption/assimilation），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现在我国各民族中大多包含有他民族的成分，尤其是汉族，自古以来不断有其他民族人口加入），另一方面是各民族文化（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礼俗、服饰、饮食、居住等等，以及思想方式、语言文字等的广义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纳，所以严格地说，应该用“涵化”（acculturation）一词来表现。此词在汉文为“涵濡化育”之义，在西文则有“文化之接受”，“文化之适应”等社会学含义，都是体现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接受和包容。它不是强制同化的结果，而是在长期交往和共同生活中自然浸润而成的历史积功；不是一般所谓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单方面文化灌输，而是相互之间的影响和调适。正是这种涵化的融合进程，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今天，我们可以在民族归属为汉族的人口中发现不少其他民族的习俗和语言，同样，少数民族人口中来自汉族的习俗和语言也很多。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早在甲骨文资料中，就出现了各民族交往的记录；其后数千年的历史文献，有关民族关系的记载从未间断，反映了我国各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和融合。很难说中国历史上哪朝哪代是民族融合最盛的时期，但学界讨论这个问题，多把注意力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和清代。南北朝时期，虽然北方和南方都有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但南北政权对峙，北朝称南为“岛夷”，南朝称北为“索虏”，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南北方的经济、文化联系。宋辽金时期也是如此。元朝实现了全国（包括西北、西南边陲地区）大一统，与外域的交往也达到空前规模，民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前代。

对元朝的历史文化，国内外学者和民众都有一些不恰当的甚至错误的看法。以往曾有把元朝看成中国被外族侵占的亡国时期之说，现在持此说者虽已不多，但仍有影响，某些人看元朝总有中国史上“异类”的感觉，例如，有人说毛泽东的《沁园春》词把成吉思汗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是错误，这就把元朝的创建者成吉思汗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了。事实上成吉思汗原为金朝属部蒙古部的首领，因出兵帮助金朝平定叛部有功，被封为“属部统领”（Ja’ ut-quri），十年后统一蒙古高原，称帝（当时汉人称他“成吉思皇帝”）建国（1206年），但仍向金朝进贡。不久，他看到金朝已经腐败不堪，就以金朝杀害其先祖为由，告天复仇，举兵反金，1215年就占领了金朝的都城中都（燕京），黄河以北大片地区不久也被占领，金朝皇帝被迫南迁汴京（开封）。到他去世的1227年，西北地区的畏兀儿、哈剌鲁和西辽、西夏先后归附或被灭亡。他儿子窝阔台在位时灭金朝（1234年），孙子贵由、蒙哥在位时先后收服吐蕃和大理（云南），孙子忽必烈在位时灭南宋，于是中国（按近代意义）境内各个政权尽被统一。成吉思汗建国后称“大蒙古国”，当时汉文文献里称为“大朝”。1271年忽必烈在位时又建“大元”国号，这是按中原传统取的“美名”（“元”的意思是“最大”），于是在汉文文书里只称“大元”，蒙古文书里则合称“大元大蒙古国”。所以说元朝就是大蒙古国（“大朝”）的延续，是同一个朝代。

有一种“观点”，认为元代中华文明遭到严重破坏甚至中断，历史倒退。我想这种看法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没有以多民族国家的视角看问题；其次，对元代历史文化缺乏确切了解。明、清有些文人学者在批判元朝蒙古统治者政治弊端的同时，对他们加上一些以偏概全的不实描述，例如说“北人（蒙古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长官，要题判署事，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而从左转，见者为笑。”就是明显的例子。此语出元末明初的叶子奇笔下（见其所著《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影响很大。赵翼是清代著名学者，但他说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就是缺乏充分论证的片面观点（仅举元朝皇帝命人将重要汉文典籍翻译为蒙古文以便阅览为例证）。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和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先后就元朝皇帝的汉文化修养作了研究；萧启庆的专题论文《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详细考述了在儒学、诗文、美术等方面有成就的蒙古人117人（不包括帝王和皇室），还有若干遗漏或缺乏记载者（如蒙古进士的资料就不全）。这些研究都能证明元仁宗、英宗、文宗、顺帝及其太子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汉文化修养。皇室以外的其他蒙古人，特别是两三代寓居中原和江南的蒙古人，学习汉文化并且达到相当高水平者更多。

我这样评论，决不是掩饰蒙元统治者进行的灭金、灭宋战争（1211～1234年，1235～1279年）对数百万人民的杀戮和对中原经济文化的严重破坏。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往往都经历导致大量人民死亡、经济文化破坏的残酷战争。北族皇朝，尤其是蒙元朝“入主中原”所带来的战争灾难和民族压迫更为严重，这是事实。但历朝统治者“取天下”后，都要实行“安民”以维持其长久统治，这里就包含着文化的重建，元朝也不例外。随着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元代文化的全景日益清晰，除了中原传统文化的恢复，还突出显现了多民族文化的并存和交融。可以说，元代不仅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我们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发展史上丰富多彩、熠熠流烂的时期。

二、江南经历与蒙古色目人文化习俗的变化

宋朝是我国古代文化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天水一朝”对士人的宽厚待遇及其经济、文化的繁荣进步，常受到学者的赞誉。尽管高度集权导致政治上因循疲沓之风盛行，军事上始终不甚振作，始蹙于辽，继蹙于金，僻处西北的夏国也不时前来侵掠，最后连东南半壁江山也没有保住，但两宋文化，尤其是退居江南的南宋时期，却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较之辽、金、西夏统治下的北方和西北地区要高出许多。

1234年，南宋出兵、助粮协助蒙古灭亡了金朝，以为可以乘机收复河南地，遂贸然仓促进军汴、洛，结果这个如意算盘很快就被打破，同年的“端平入洛”之师在蒙古军进攻下狼狈撤还，次年，蒙古就开始正面攻打南宋。不过南宋毕竟人口众多，财力兵力雄厚，能支持长久抗战，素来所向披靡的蒙古也无法在短期内征服，南宋与蒙元的战争持续了四十五年，其间多数年代处在边境地带拉锯战（部分地区被占领）的南北对峙状态。1273年元军经过六年围城终于攻破南宋边境重镇襄阳，次年，元朝宣布大举“征南”，一路势如破竹，1276年初就兵临杭州，宋太皇太后与少帝献国投降，1279年灭南宋最后一支抗战力量，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上是六年。元朝之所以能征服偌大的江南富庶之地，主要是因为南宋朝廷腐朽不堪，而忽必烈的怀柔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如下令戒滥杀，归降者可保留财产、官职，保护先贤遗迹和招聘人才等。元军对南宋抗战者的杀戮和对人民的掳掠也是很残暴的，如湖南长沙、广西静江（桂林）、浙西常州等处都遭屠城。但与蒙金战争对中原的破坏相比较而言，程度要轻得多。江南地区入元后，经济、文化较快就得到恢复，并延续了南宋时期的发展趋势，成为蒙古、色目及北方汉人乐于前来任职、驻守、游学、寓居的地方。元代色目诗人萨都剌有诗云：“南人求名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趋”《雁门集》卷五《芒鞋》），嗜利的“北人”（蒙古、色目及北方汉人）大小官员，乘机到南方狠捞一把，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江南的秀丽景色、肥沃土地和繁华市镇，吸引了大量北人南迁定居；江南的文化对北方各族士大夫和读书人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和亲和力。

宋室南迁后，理学在江南继续发展，朱熹集其大成，是为“程朱理学”。而北方的金朝虽然也以儒学为治国之道，但学者对宋理学采取批评态度，文化上更重词赋，科举取消经义，只考词赋、法律，南北学术遂歧。1235年蒙古攻打德安（湖北安陆），儒士赵复被俘并带到燕京，设学院让他讲学和著述，北方儒者由此对程朱之学有了更深的理解，大为折服。经姚枢、许衡等人研习宣扬，理学渐成中原儒学主流，进而被蒙古统治者接受，成为国子学和州县（包括漠北各千户）官学教育的主流，影响扩展到蒙古、色目人中，皆知江南学术之精良。元朝统有江南，忽必烈多次派人到江南“求贤”，“尤重进士”；任职于江南的北方士人多喜与南儒结交，切磋请益。学子来南求师者亦甚众。抚州吴澄受业于朱熹三传弟子，入元后是最负盛名的南儒。在南昌做官的大名文士元明善素来以学问自负，与吴澄论经，质疑问难，吴澄随问随答，元明善大为佩服，说“与吴先生言，如探渊海”，遂执弟子礼终身。至大二年（1309年）吴澄被召入大都，授国子监丞，不久升司业，主持教务；四年辞职南还，学子从之南来就学者数十人（《吴文正文集》附录揭徯斯撰《吴澄神道碑》，虞集撰《吴澄行状》）。金华朱学传人许谦在家乡讲学，与北方许衡齐名，时称南北二许，幽、冀、齐、鲁学子远来就学者甚多。朱熹家乡婺源人胡炳文亦传朱学，尤精于易，任家乡明经书院山长，门人中就有从泰山、济南等地来者。元仁宗实行科举，各族人考试经义都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更使北人学习江南儒学蔚为风气。元廷尊崇朱学，对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任职、寓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热心习儒者为数相当多。南儒张须（居台州）是朱子四传弟子，入元后应荐教授孔、颜、孟三氏子孙，后南还，被寓居仪真的蒙古人拔不忽（曾任淮东按察使、江东宣慰使）留为家庭教师八年，直到去世，“始终敬爱不渝”，并为他出版文集（吴澄《张达善文集序》，《张须墓碣铭》，均见《吴文正文集》）。汪古人马祖常也特地到仪真从张须受业。拔不忽还将从大都南还途经扬州的吴澄留住，“身率子弟诸生受业”，其子孙后多成文臣（姚燧撰《江东宣慰使珊竹公神道碑铭》，《江苏金石志》卷十九）。许衡门徒蒙古化康里人不忽木是元世祖亲信大臣，其子回回则师事吴澄，好读易经。蒙古人护都达儿游学湖湘间，从名师学习经史，为文论理深刻，侪辈钦服，延祐五年科举中右榜（蒙古、色目榜）状元。元世祖朝大臣畏兀儿人廉希宪习儒甚笃，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其子廉惇任江西行省参政时，恭拜前宋名儒熊朋来（江西丰城人）为师，终身称门人。廉希宪家族在江南读书、做官并留居江南者为数不少。畏兀儿人薛超吾（汉名昂夫）曾拜在前宋名儒刘辰翁（江西吉安人）的门下为弟子。畏兀儿人偰文质在江西做官，并定居南昌，诸子皆习儒，五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先后中进士，时称“一门六桂”。其长子偰玉立、三子偰哲笃定居溧阳。元代著名畏兀儿族文人小云石海涯（汉名贯云石，号酸斋）本袭父职任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今湖南零陵），但让官于弟，与江南文士交游，又北上拜姚燧为师；仁宗初授翰林学士，不久辞职，喜江浙人文繁庶，遂隐居杭州十年多直到去世（1324年），晚年许多优秀作品尤其是散曲都出于此。蒙古族文人泰不华自幼居台州（父为台州路录事司判官），家贫，由当地士人周仁荣教养长大，又从名儒李孝光（温州人）学，登至治元年（1321年）科右榜状元，儒学和文学艺术兼长，声名甚著。镇戍于明（宁波）越（绍兴）三十多年的蒙古军官脱帖穆耳，常与当地学者交游，挂弓习文，延请名师教子，第三子月鲁不花受业于绍兴名儒韩性，后中进士；第四子笃列图亦中进士。唐兀人余阙定居庐州（今合肥），就学于吴澄的弟子张恒，后中进士，为元后期著名文臣。唐兀人昂吉出身世家，寓居吴中，擅诗文，中至正八年进士，杨维桢赠诗云：“西凉家世东瓯学，公子才名久擅场”。此类事例甚多。著名儒学教育家程端礼（浙东鄞县人）以朱熹读书六法为基础，兼采诸儒理论，编为《读书分年日程》，被国子监定为官学教材。他担任江东书院山长时，受到谪居建康的宗王图帖睦尔（后登帝位，是为元文宗）的器重，命近侍子弟来学。寓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习儒者有许多人达到相当高水平，以至能出任江南地方官学教授和书院山长。元代考中进士的蒙古、色目人见于记载者，约有一半以上都在江南居住、学习过。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所辑168人，约四分之三有在江南任职、寓居、游学经历；萧启庆教授《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论列的117人中，有居江南经历者约占三分之二。其中的杰出者如蒙古人张彦辅（画）、泰不华（儒学及诗书画兼长）、阿鲁威（词曲）、杨景贤（杂剧）等，色目人瞻思（经史兼长的大学者）、高克恭（画）、贯云石、萨都剌（诗）、巙巙（书画）等等，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有丝毫不逊于汉族优秀文人的地位，他们在江南地区都有长期居住游学和工作经历。元朝官制，各级政府长官一般要由蒙古人担任，色目人、汉人居次。初期，因言语不通，需设通事（翻译）一职。后来，蒙古、色目官员能说汉语的渐渐多了，元英宗时监察御史许有壬就提出建议：在监察部门任职的蒙古、色目官员“大率多通汉人语言”，其不通者仅“屈指可数”，因此可以取消通事以节省行政费用。蒙古、色目人学习汉文化的成效于此可见。

儒学教育和汉文化的熏染不仅提升了蒙古色目人的汉文化素养，也给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带来不少变化。元代前期，就有蒙古、色目人改用汉人姓氏或依汉俗取名立字（如廉希宪，阔阔子清，不忽木时用［字用臣］等），中后期此风更盛，读书人多半都取汉名、立字，做官的即使汉文化水平很低或不习汉文，往往也要给自己立个字以示风雅。有人说，因为明朝排压蒙古、色目人，使得定居内地的蒙古、色目人被迫改名换姓。这种说法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元代已经有很多蒙古、色目人使用汉姓汉名了。元中后期，吟诗作赋，唱和酬答，在蒙古、色目官员和士人中已成风气。福州乌石山道山亭有一处石刻，是至正九年（1349年）福建道廉访司官员游览时的联句：“追陪偶上道山亭，叠嶂层峦绕郡青（签事申屠駉字子迪，汉人）。万井人家铺地锦，九衢楼阁画帏屏（廉访使僧家奴字元卿，蒙古）。波摇海月添诗兴，坐引天风吹酒醒（签事赫德尔字本初，色目）。久立危栏凭北望，天边秋色杳冥冥（奥鲁赤字文卿，蒙古）。”其后有廉访司经历赵谭的跋：“暇日燕集联句也。谭忝备宪幕，重惟诸公皆文章名士，南北隔数千里，同仕于闽，以道义相处，文字为娱，诚一时之佳会……”（见《福建金石志》卷十三）。元代各族士大夫雅集吟唱的作品还有不少，举此一例即可见蒙古、色目人汉文化浸润之深。

很多蒙古、色目人还在礼俗方面改从汉制，例如元代制度规定，汉人、南人做官者必须按汉制丁忧，蒙古、色目人则各从本俗，不必丁忧，但还是有不少人自愿为父母丁忧，退官守庐墓，服斩衰，如廉希宪，蒙古人达理雅饬（字子通），回回人丁鹤年等。吴澄《沙的［建康路同知，回回人］行之字说》称：“建康贰侯沙的公，西北贵族，于今日为能吏，同列嘉之，字之曰‘行之’，以从中夏之俗。夫所贵乎中夏之俗者，以周公、孔子所置之礼法可慕也”。之所以从汉俗，是因为与汉人长期朝夕相处，在文化上、生活上产生深刻交融的自然趋向。有个担任江西吉安达鲁花赤的西域人，立“义冢”收葬亡故于当地的许多同乡骸骨，当地文人王礼为作《义冢记》说：“我元创业朔漠，……洎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于是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家国者众矣。岁久家成，日暮途远，尚何屑屑首邱之义乎。呜呼，一视同仁，未有盛于今日也”。可见大一统带来了东西南北各地区交通方便，人员往来频繁，移民众多的局面。这段话很可以解释元代北方、西北各民族接受汉文化的原因。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用这家留仕元朝第三代回回人荀凯霖（祖母是荀姓汉人，遂用为姓）自己的话，说明他们接受汉人文化风俗的理由和原则：“予非敢变予俗而取摈于同类也，其戾于道者变焉。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与居也，予非乐于异吾俗而求合于是也，居是而有见也，亦唯择其是者而从焉。自吾祖为使而入中国，委骨于是，若诗书礼乐，吾其可不从乎？”就是说，他们接受的是汉文化中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对本俗中不好的东西则予以摈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