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创刊号

戒之除，《日历》亦阙。兵部及御史台《题名》并在此月，今因闾邱盺改除附书之，当求他书考其本日。戒之待次严陵也，同与戒遇，问之曰：“诸将权太重，张丞相既失，今当何以处之？”戒曰：“兹甚不难，但当擢偏裨耳。吴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杨沂中建节，而张俊势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曰:“此论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荐戒焉。

李心传讲述的逸事中，说到常同和张戒对军队将领权重和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方式。由于张戒跟常同的见解相同，而且又显示出很有谋略，因此，入朝担任言官之首御史中丞的常同，很快就把在严陵待阙的张戒拉入朝中，在他的部门担任了监察御史。

张戒进入朝廷担任要职，于是便有机会面圣，把他的见解直接阐述给最高统治者宋高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九于“绍兴八年四月戊子”记载：“监察御史张戒入对。因言诸将权太重。”在张戒进言之后，君臣间还有如下对话：

上曰：“若言跋扈则无迹。兵虽多，然聚则强，分则弱，虽欲分，未可也。”

戒曰：“去岁罢刘光世，致淮西之变。今虽有善为计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须有术。”

上曰：“朕今有术，惟抚循偏裨耳。”

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则大将之势分。”

上曰：“一二年间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赘矣。”

这组君臣对话，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削兵权的进言，显示了张戒的一贯认识。并且也表明前面引述李心传附注的记载可信无误。他跟高宗所讲的削兵权的主张和方式，与他“严陵待阙”之际跟常同讲的完全没有二致。更可以玩味的是，高宗的态度。“若言跋扈则无迹。兵虽多，然聚则强，分则弱，虽欲分，未可也”，这句话，反映了高宗对削兵权的两难犹豫。无跋扈之迹，是无把柄。有心削兵权，但又担心造成兵势减弱。让高宗苦恼的是，如何既削兵权，又不会自毁长城。对此，张戒以“淮西之变”的近例提醒高宗须讲究方法。

二　高宗的定算与行动

其实，究竟怎么处置，高宗心里早已有了定算，很自信地向张戒说，“朕今有术”。接着便把他的术和盘托出：“惟抚循偏裨耳。”“抚循偏裨”，就是优待和收买大将手下的将领，提升他们的权力，以分权达到削权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出，高宗的“术”与张戒跟常同以前讲的方式完全相同。所以张戒不仅一口赞同，还指出了这样做的效果：“得偏裨心，则大将之势分。”“陛下既留意，臣言赘矣”这句话是说，既然皇帝您已有主意，留心此事，那就无须我多说了。可见张戒很高兴、很赞同高宗的想法。

从高宗与张戒的对话可见，高宗对削兵权不仅有术，更有时间表。“一二年间自可了”，就明确地道出了高宗对削兵权的时间设想。高宗与张戒对话的时点是绍兴八年（1138）春，此时对金作战的一些大捷还未出现。可见高宗对削兵权实在是处心积虑已久。此后的两三年间，绍兴和议，岳飞被处死，相继发生。由此也可以看出，事态完全是按照高宗的时间表展开的。

作为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高宗，无论从个人的皇位稳定，还是从王朝的长治久安，都需要一种政治的平衡。何况南宋建立不久便发生的“苗刘之变”，让高宗险些失去皇位。骄兵悍将对高宗的刺激相当深。因此，高宗很早就生出削兵权之念毫不为奇。《中兴两朝圣政》卷一二记载宋高宗这样称赞赵普：“唐末五季藩镇之乱，普能消于谈笑间。如国初十节度使，非普亦孰能制？辅佐太祖，可谓社稷功臣矣。”宋高宗称赞赵普在北宋初年的主要贡献，其实内心的观照正是南宋当时武将跋扈的现实。“杯酒释兵权”作为一项“祖宗法”，高宗也要效仿了。至于用酒还是用刀，那只是根据政治情势而采取的不同策略，重要的在于削兵权。

其实，让张戒赞同的“抚循偏裨”的策略，高宗也是汲取了来自士大夫的智慧。作为知州，守卫德安整整七年的陈规，《宋史》卷三七七本传记载他见到高宗时，首先进言说：“镇抚使当罢，诸将跋扈，请用偏裨以分其势。”对于陈规的建议，“上皆纳之”。就是说高宗欣然接受。元人陈桱在《通鉴续编》卷一五明确记载：“召入对，首乞罢镇抚使。帝纳之，自是不复除镇抚使。”南宋建立之初，为了鼓励抗金，作为权宜之计，对一些地方的文武守臣授予了可以世代世袭的镇抚使。这类似于唐代藩镇，等于是在拥宋抗金的前提下，默认地方军阀存在。文臣陈规也在授予之列，但主要以武臣为主。七年守城，见惯了武人跋扈的陈规，从保证王朝长治久安的士大夫政治建设的大局出发，不顾牺牲自己的利益，向高宗提出了这项建议。于是，“抚循偏裨”便成为高宗的抑武之术。陈规建言与高宗接纳的时间节点是在绍兴三年。是时为南宋王朝建立的第七个年头，刚刚结束颠沛流离的亡命局面，由无序到有序，政权运作渐次走向正轨，尽管弱势，也有了一定的底气同劲敌金朝谈判议和。此时的士大夫和高宗已经有了抑武的念头与方策。

不仅有念头和方策，在这一年，高宗还有具体行动。《宋史》卷二八《高宗纪》于绍兴三年九月乙亥条载：“以刘光世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韩世忠为镇江建康府、淮南东路宣抚使，置司镇江府；王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汉阳军制置使，置司鄂州；岳飞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置司江州。”对于表面上看只是军队驻防的记载，《通鉴续编》卷一五在转述之后分析道：“时诸将拥重兵而无分地，刘光世在镇江，月费至二千万缗。每闻易镇，则设辞不奉诏，有急复迁延以避之，朝廷无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镇。”根据这一分析可知，对一直不听调遣命令的四大将及其部队，此时做了驻防调整。拥有了一定控制力的高宗，小试牛刀，来了个大军区对调。这既是抑武的步骤，也是一种试探。而据《宋史》卷二八《高宗纪》的记载，到绍兴五年四月，镇抚使也一步一步地最后废除了。

三　士大夫政治下的文武与和战

回到前面的话题。其实，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张戒的认同。在尚未与高宗沟通之前，他就有与高宗完全相同的认识。不仅是张戒，另一个文臣常同也持有相同的认识。不仅两个人有和谐的对话，常同还把张戒引为同志，拉入朝廷。这两个人的认识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文臣的普遍认同。为什么他们的认识如此一致，都主张削兵权呢？如果说“苗刘之变”是对高宗的强刺激，那么，在张戒与高宗对话的前一年绍兴七年刚刚发生的“淮西之变”，文官兵部尚书吕祉被杀，则是对文臣造成的近距离强刺激。

北宋伴随着科举规模的扩大，造成前所未有的强势的士大夫政治。“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不满足于“春风得意马蹄疾”，没有了“坐而论道”，也可以跟皇帝叫板，“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群体，主宰了上百年的政治。靖康之变，不仅打碎了一个处于鼎盛的王朝，也改变了历史进程。

南宋初建，艰难中兴，必须依赖军事实力，只能坐视武人跋扈。当政权建设逐渐走上正轨，走狗良弓，都需要让让位了。士大夫们不能容忍唐末五代的骄兵悍将再度回到历史舞台，政治的主宰还应当由科举精英来担任。在这样的意识主导之下，必然会出现新的文武之争。从这个角度审视张戒、常同这些士大夫为何要主张削兵权，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