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婴：浅谈日记资料的有效性问题——以俞樾函札整理为中心（上）-学术纵横-杭州文史网

【摘要】日记资料内容丰富，其中所记种种，皆可成为并业已成为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点。利用俞樾日记可以为其所作信札系年，这说明日记类文献在史实复原的精细化方向上的价值。从日记与俞樾函札的对读、不同当事人日记的对读两方面，可以揭示日记资料可能存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缺陷，而准确性与完整性都是影响史料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使用日记这类碎片化特征明显的史料时，不断挖掘、尽量拼合、争取还原，则是使之终能呈现出价值以及避免其局限性的基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

日记资料内容丰富，其中所记，举凡气象物候[1]、政务公事[2]、教育状况[3]、文化生活[4]、日用礼俗[5]、文学创作[6]、人物关系[7]、当事人心路历程[8]等等，均已成为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点。本文仅以笔者近年来持续从事的俞樾函札整理系年为例，谈谈日记资料的有效性问题。

2006年起，笔者开始关注俞樾函札的整理与系年，2009年起兼而从事《俞樾年谱长编》的编纂。在这两项工作进程中，常常苦恼于可见俞樾本人日记资料不多[9]，有关考证难以精细化。2018年4月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的《俞樾全集》出版，其中第27册系《春在堂日记》[10]，整理公布了现藏于杭州俞曲园纪念馆（归口岳庙管理处管理）的俞樾日记，利用这些新见日记资料可以为此前笔者所做俞氏手札系年[11]提供更为精准的时间定位。

顷杨石泉方伯交到前、后《汉书》各一部，传述尊意，嘉惠陋儒，拜受之余，不啻邺骑到而宝玦来也。昔人云，“写得一部《汉书》，便是贫儿暴富”，今班、范两家，双双俱至，寒窗坐拥，富可知矣。所惜年来精力就衰，著述都懒，春蚕食叶，未必再吐新丝，虽感持赠之情，益增荒落之惧。略一展玩，其字体工整，格式大方，洵为海内善本。即函告浙局诸同人，新、旧《唐书》照此刊刻，使成一律，亦艺苑之巨观也。惟得陇望蜀，食熊思鱼，人之常情。将来《史记》《三国》诸书告成，窃更有发棠之请，公其许我否？（叶五）

俞氏此札的背景是，同光间金陵、江苏、浙江、湖北官书局（后又增加淮南书局）合刻《二十四史》的重要事件，这是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试图重建文化秩序的重要措施之一。俞樾时任浙江书局总办，在此事经理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而本札恰好谈到在多局分任刻书的情况下如何使成书规格保持统一的问题，因此对于本札确切写作时间的认定，实关系于此。笔者曾据金陵书局所刻《汉书》有牌记题“同治八年（1869）九月金陵书局刊”、《后汉书》有牌记题“同治八年（1869）九月金陵书局校刊”，将本札系于同治八年九月之后[13]而无法再确切。《日记》载，同治八年十一月“丁酉……得杨石泉方伯书……又得马谷山制府寄赠前后《汉书》各一部”（第125页）；十二月“庚子……与马谷山制府书”（第125页）。与札中自称是在收到杨昌濬转致的前后《汉书》各一部之后给马新贻复信完全吻合，则本札当作于同治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庚子；由此看来，马新贻在两《汉书》刻成之后不久就赠送俞樾各一部，从而使浙局任刻诸史得以与之统一。而至同治九年六月“丁巳……马谷翁制府寄余《史记》一部，由涂观察寄杭州刘听襄前辈处，先记于此，拟属孟兰艇往取也”（第147页）。可知后来马新贻如俞樾所请赠送了《史记》。

日前承存问，草草就名纸作数行奉复，定照入矣。病中偶思得一事，辄以闻诸左右。王兰泉先生《金石萃编》版见在上海道署，去年杜小舫观察曾印一部见赠，止缺一百七八十叶耳。此书虽不免有错误处，要是国朝言金石者一大宗，若不及今收拾，必至零落无存。阁下何不移置书局中，觅初印善本，将所缺叶翻刻补全，计其费不及二百千，而局中又得成一巨观矣，亦苏局之光也，阁下其有意乎？（叶十四）

青浦人王昶所著《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以著录历代碑刻为主（兼及少量铜器铭文）。碑文按时代为序编次，详载行款形制存藏等信息；碑文后附存散见于各种金石书、文集中的相关题跋；最后为编者的考释案语。是我国古代此类著录书籍中体例较为完备的一种。该书嘉庆十年（1805）初刻完成，版存上海道署（据本札）；又有同治十一年（1872）补修本[14]。笔者曾据本札言该书“缺一百七八十叶”并建议丁日昌在江苏书局“将所缺叶翻刻补全”，系本札于同治十一年补版完成之前[15]。《日记》载同治九年七月“丙寅。与丁禹生中丞书，议以上海道署所存《金石萃编》版归之书局，补刻完全”（第148页）。据此可知，本札作于同治九年七月初二日丙寅。嗣后，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先因协办天津教案事北上，又于同治九年闰十月初四日起丁母忧，直到同治十三年夏服阙除制[16]，则补刻之事实未能在丁日昌主持下完成。仅“一百七十八叶”的缺版，从起议到补成跨越三年时间（同治九年至十一年），可见清末文化事业之落实已非易事，这在未对该札做出确切系年之时则是无法探知的。

鹤望方殷，鱼书忽贲，始知归帆安稳，吟席清闲，遥企东瀛，良用欣慰。惟尊处发书于十月十日，而敝处得书亦十月十日，中东之朔不同，究不知相距几日也。来书以尊夫人偶抱清恙，女公子又在弱龄，湖海豪情，为之小减。想博望仙槎，再游禹迹，当在明年春夏间矣。承寄赠安井先生《论语集说》，采择精详，传作也。拙著各书，想贵国具有之，谨寄奉新刻之《曲园杂纂》五十卷，伏希鉴入。（叶七至八）

这封写给日本人竹添光鸿的函札，是《尺牍》一书中所收录的唯一一通写给外国人的书信，可知俞樾对与此人交谊的重视。笔者曾据札中提及新刻成《曲园杂纂》五十卷一事，将本札系于光绪二年（1876）[17]。然而遍检《日记》光绪二年各条，未见有与竹添光鸿鱼雁往还的记载。实则光绪三年四月，俞樾曾为竹添氏的中国游记《栈云峡雨日记》作序曰：“井井重意气，喜交游，在海外知余之名，及至中土，访余于杭州诂经精舍，不值。又至吴下寓庐春在草堂，始得修相见礼，而以此问序焉。”[18]是俞樾光绪三年才与竹添氏初见，知晓其有“游禹迹”之事，则这封盼望他“再游”的信札不会作于光绪二年。而《春在堂词录》[19]卷三【采绿吟】一阕序曰：“日本人竹添井井航海至中华，访余于春在堂。及归国后，又寓余书，并以彼国安井仲平所著《论语集说》见赠。书中历言病妻稚女，消耗壮怀，重游禹迹，未知何日。余得书以光绪三年十月十日，而其发书也，在彼国为明治十年，而亦是十月十日。中东之宪不同，不知彼国十月十日，当中国何日也？漫书此词，于其书尾。”（叶十二）更明言是在光绪三年（1877）十月初十日收到那封明治十年10月10日[20]发出的东瀛来函。前之考证，实属失察[21]。

有了俞氏日记的佐证，从前仅能大体系年的俞氏手札，有不少已能找到确切的写作时间；曾经误作系年的信札，亦有确切证据可资订正。而这些内容详实、情真意切的手札，与日记纲举目张式的“与某某书”条文一经结合，恰如枝干上长出片片生机盎然的绿叶，这对于还原出俞氏与人交往的细节全貌[22]和相关事件的始末因果（历史学是最讲求时序和因果的），对于深入了解其人其事其情，都是非常必要的文献基础。

相较于其享寿八十六龄的漫长人生，曲园老人日记的存量还是太少，要考证早于同治六年或晚于光绪二年的时段中俞氏所作信札的具体时间，则需要依据其他资料。幸而晚清士人有记日记习惯者不乏其人，如俞札的收信人有日记存世，则同样可以作为第一手的资料使用。

顷奉手书，知博望仙槎，即将发轫，临风怀想，神兴俱驰。合肥相国已有复函，一接风裁，盛有称许，知其倾倒者深矣。东瀛人士知有贱名者固多，而弟则所识甚尟，今亦无可致书。从者到彼，遇彼中学者，如道及贱名，言曾有周旋之雅，虽不足为台端重，或亦声气之引喤乎？日前恽太夫人曾以《落叶》诗索和，率赋四章，颇似为衰朽写照，因索观者众，遂付剞劂，以代胥钞，今寄上廿纸，藉博一粲，彼中人士亦可以此贻之。手此，布颂勋安，顺送吉行，诸惟雅照不宣。

按，光绪十三年（1887）闰四月，清廷考试出国游历人员，傅云龙列名第一；七月十日奏派游历，傅氏游历之国为日本国、美利加合众国、秘鲁国及巴西。九月二十六日，由上海乘船出发[25]。札中称“博望仙槎，即将发轫”并提及“东瀛人士”云云，则当指傅氏此次行历，因知本札当作于傅氏出发之前不久，这一时段也与札言赋和《落叶》诗[26]的节候相吻合。据本札可知，当是傅云龙即将赴日游历而请俞樾为之作函引介。俞氏自光绪九年（1883）编成《东瀛诗选》后在日本国声名日著，从《春在堂诗编》来看，亦有不少日本人成为其诗作投赠的对象；但与他真正见面相识者并不多。因此俞樾以近作“《落叶》诗”印本为媒（“彼中人士亦可以此贻之”），也算是合宜的书生人情。

按，诗笺署名“磬圃叟”，是俞樾较为少见的别号[29]。诗注称“余今年七十八”，则当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本年二月初三日，江瀚到苏州，初五日起与俞樾有频繁往还，其中十一日“赋长句呈俞曲园先生”，次日则收到俞樾和诗[30]。江瀚原韵即《赠俞荫甫山长》一首，诗曰：“别来八度易星霜，吴下重逢感喟长。鬼运惊心王裕术，人师延颈郑公乡。欧罗空变风云色，洙泗终悬日月光。天为吾徒留此老，依然弦诵满胶庠。”[31]味江氏诗意，当作于与曲园老人见面后不久，则俞氏此和诗应即为二月十二日江瀚收到者。

《丹泉海岛录》，尊处有全部，乞借一阅。外，樱花诗呈教。手此，敬颂台安。

按，徐景福著《丹泉海岛录》四卷，有光绪四年（1878）遂昌徐氏刻本，俞樾商借此书必在之后。樱花是最常出现在曲园老人笔端的日本风物，《春在堂诗编》中共有三题专咏樱花，又有六首与樱花有关。其中《春在堂诗编》卷十一（乙丙编）的《咏日本国樱花》七律四首为俞樾首次吟咏；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才再赋樱花诗[34]；此后几年暮春，樱花诗虽都会出现在俞樾笔下[35]，而潘祖荫（卒于1890年）已无缘再见。故本札应即作于光绪十一年（1885）春的樱花季节。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潘祖荫日记记道：“曲园来借《丹泉海岛录》。”[36]据此可知本札的确切时间。

以上三札落款均无年月日，若无各位收信人日记为参照，则至多只能考察出年份，不可能精细到准确的月日。当然，与俞樾本人的日记相比，收信人日记呈现出的时序对于精确定位俞札时间可能会有一定时差（即至少存在信札投送所需时间），就如上引俞樾致傅云龙札那样，只能推导出一个时段而不是具体的日期，好在这样的结论已经无碍大局。

日记这类文献虽然在史实复原的精细化方向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如前举对书札的系年；但是日记并非每日生活的“全息化”记录，而是经过作者的主观选择与过滤，因此会有遗漏甚至刻意的屏蔽；而且由于作者闻见所限，也可能导致所记信息不够准确。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38]这句话已是文献学领域（特别是辨伪学）公认的法则。对于有着第一手资料价值的日记资料，同样需要坚持以该准则来审视考辨。以下以相关日记与俞札的对读为例予以揭示。

揖别武林，瞚又星回岁转矣。遥惟玉帐高搴，冰壶清对。写便宜之表，天语温多；张吉利之旗，军门春满；引瞻辕戟，莫罄轩鼚。令弟少荃相国，想频有信来。闻正月中即赴任武昌，未知果否？樾度岁吴中，一无佳况，腊灯如粟，冻笔不花，仍借故书，以销短晷。前得书局同人书，知《周官》业已告成，想今年《七经》可毕矣。金陵拟接刊《三国志》，苏局谋开雕《明史》。吾浙《七经》毕工后，未知刊刻何书，已有定见否？或与金陵、吴门合成全史，或竟将《十三经注疏》刊行，经经纬史，各成巨观，洵士林之幸也。率尔布及，未知尊意有当否？手肃，敬请台安，虔颂春祺，伏惟惠察不宣。

俞氏此札同样事关合刻《二十四史》一事。据札言“或与金陵、吴门合成全史，或竟将《十三经注疏》刊行”可知，作札之时兹事尚未成定议（则显然早于上引同治八年末写给马新贻的信函）。笔者曾根据札中提到李鸿章正月中赴任武昌，而《清代职官年表》载，李鸿章同治六年正月由江苏巡抚迁湖广总督，未到任，直到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一日方始抵任，将本札系于同治八年正月初一[40]。然核以《日记》，同治八年正月癸酉朔，是日仅记“癸酉，雨”（第89页），初四日“丙子……与李小荃中丞书”（第89页），则直到正月初四日俞氏始作致李瀚章书一通。《日记》既与原札不同，则需要其他资料证明何者为是。恰好本年二月适逢李瀚章之母七十寿辰，俞樾为作楹联[41]、寿序[42]称贺，并于正月“丙申……与李筱泉中丞书”（第91页），信中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