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笔记”？学界向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此书采取了比较宽泛的定义，将宋代笔记界定为宋人“随笔记录、不拘体例”之作。与此同时，又采取排除法，将“笔记小说”、“专记某事之始末”的杂史、杂家类中的“杂学杂纂杂编”、“汇编或类编之语录”、“论诗品辨诗式”的诗话，以及其他地理书、典制著述、专题考证等排除在外。按此定义，《录考》共收录宋人笔记1100余种。对于每种笔记，此书皆著录作者、存佚、出版整理情况，以及历代书目之著录、解题，并考证笔记的成书时间。在此之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戴建国教授主编的《全宋笔记》十编，已经把现存580多种宋代笔记整理汇集出版。而《录考》所著录，除以上之外，还包括了600多种已经亡佚的宋人笔记。书中广征博引历代书目的著录、提要，爬梳剔抉残存在宋人各类著述中的佚文，将这些亡佚笔记的大致内容予以勾辑。由此，有宋一代笔记著述的整体概貌，得以相对全面地呈现出来，而学人也可以按图索骥，按照此书的指引，从事进一步的考证研究工作。可谓嘉惠学林，功莫大焉。
在宋人笔记的作者及生平考证方面，此书颇多创获。书中所收1100余种笔记，“其著者姓名可考者近700人”，“著者题名情况颇为复杂”（P24）。《录考》将著者题名归纳为五种情况，分别予以著录、考订。第一类“题名者即编撰者”中，有个别误题著者，如《宋史·艺文志》著录史虚白《钓矶立谈记》一卷，实则撰者为史虚白之子（P30）。第二类“由某官员或学者之子孙、门人编纂者”。如《丁晋公谈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不知何人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疑为潘延之，而《考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注，考证为丁谓女婿潘汝士撰，又参以杨亿《潘公墓志铭》、韩琦《三兄司封行状》等钩辑潘之生平大概（P108）。第三类“误以撰序者为著者”。如《王沂公（曾）言行录》，《郡斋读书志》著录为王皞撰、李清臣序，《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王皞撰、叶清臣序，而《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叶清臣撰。《录考》予以辨析，指出序者为仁宗朝叶清臣，而非神、哲朝之李清臣（P110）。第四类“以别号题名者”。如《洛游子》，题为司马光撰，《直斋书录解题》疑之：“题司马光，非也。所称乐全子、齐物子，亦莫知何人。”《录考》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指出“齐物子”即司马光自号，进而考述此书书名当为《洛游录》，即《司马文正公行状》中《游山行记》其中一部分。第五类“编纂者姓名已佚而后世假托姓名者”，从而出现的著者误题。如《国老闲谈》二卷，《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夷门君玉撰”、“君玉撰”，皆不著姓，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曰“旧本题夷门隐叟王君玉撰”，《说郛》则载录为王铚所撰。然考王君玉（名琪）、王铚生平，俱与“夷门”、“隐叟”不合，明显为书贾妄加（P141）。
特别是一些已经亡佚而作者又名不见经传的宋人笔记，《录考》时有精辟的考证。如《善谑集》仅题为“天和子撰”，姓名、里籍不详。《录考》据南宋郑樵《通志》所题“窦萃撰”，推断“窦萃”当为“窦苹”之讹，进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钩辑出窦苹生平的大致轮廓及著述情况。（P212）《回天录》作者秦湛为秦观之子，《宋史》无传，《录考》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许翰《襄陵集》中钩沉索隐，寥寥几条史料便呈现出秦湛与吕公著家族、梁师成等人的复杂人际网络（P418），为元祐党人后裔在北宋后期的仕途发展提供了珍贵线索。《归田后录》的作者朱定国，生平不详，《直斋书录解题》仅载其为“熙、丰间人”。《录考》自杨杰《无为集》中发现了《故朝散郎致仕朱君墓志铭》（P171），墓主即朱定国，其生平事迹遂由晦至显，而从中也可略窥欧阳修《归田录》在神宗朝士大夫间的影响。
对于1100多种宋代笔记的成书时间，《录考》一一予以考订。一种情况是根据作者仕宦履历，予以考证。如李昉《南行记》，《通志》称撰于李“遣祠南岳时”；《录考》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元年（963）四月丁酉“遣给事中李昉祭南岳”的记载，将《南行记》成书的具体时间予以确认（P22）；乐史《商颜杂录》，《录考》先引王禹偁《登郡南楼望山感而有作》“有唐名郡数商颜”、邵雍《寄商守宋郎中》“却类商颜啸傲时”，指出商颜即商州；继而据《宋史·乐黄目传》载乐史于咸平年间曾出知商州，将《商颜杂录》确定为乐史“在商州时所撰”（P28）；王伯虎《西府录》，《录考》指出“西府”为枢密院，而王伯虎于熙宁七年至元丰二年（1074-1079）期间检详枢密院礼房、吏房，“本书当撰于此时。”（P275）又或是根据笔记所载内容，予以推断。如王易《燕北录》，《演繁露》谓“国初有王易者著《燕北录》，载契丹受诸国聘觐”，然其中述及辽清宁四年（宋嘉祐四年，1058）戊戌岁行柴册礼事，《录考》据此曰：“当撰于其后。”（P142）。赵瞻《西山别录》已佚，然范祖禹《赵枢密瞻神道碑》略及其梗概“改太常博士，知威州。公以威、茂杂夷獠，险甚而难守，不若合之，而建郡于汶川，因条著其详为《西山别录》”。《考录》据此将《西山别录》确认为赵瞻知威州所作，“故推知本书约撰于仁宗后期。”（P200）众所周知，著述编年殊不易为，又何况数量多至上千余种，存佚参差。《录考》关于作年的考证，有若干条目尚难定谳，或者只能落实在某一时间段内；但笔记著述在有宋三百多年间各个阶段的撰写、编纂历程，毕竟从整体上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
对于历代书目、类书中有关某种笔记的著录、提要，此书广泛征引，藉为考证之资。然并未盲目信从，而是针对其中若干讹误，随时予以考辨、订正。有时辨别重复著录，或同书异名之讹。如《宋史·艺文志》著录赵演《赵君锡》一卷，又著录赵寅《赵君锡遗事》一卷，《录考》引《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得赵演为赵君锡之子、吕公著孙婿，指出以上“乃一书重出”（P346）。王延德《西州使程记》，《宋史·艺文志》著录，而《遂初堂书目》作《西川使程记》。《录考》据《宋史》记载王延德太平兴国五年（980）出使高昌，指出西州即高昌，“‘川’当为‘州’之讹”，而《说郛》所载王延德《高昌行记》即《西州使程记》（P37）。有时则订正作者题名书字之误，如《说郛》载录晁迥《晁氏客语》一卷，“‘晁迥’当为‘晁说之’之讹”。（P359）《稿简赘笔》作者为章渊字伯深，《遂初堂书目》作“章深”，“当脱‘伯’字”。（P485）以上等等，虽多为细枝末节，亦可见出《录考》考证之严谨细密。
不过，在引用以上各家书目或类书时，《录考》偶尔也会失于辨析，导致考证疏漏。如王子韶《鸡跖集》，“或云即宋祁《鸡跖集》，然其中有引‘宋王安石《水记》’云云，似非宋祁所撰”。（P293）然王安石并未编撰过《水记》一书。《录考》所引此条，出自清吴士玉《骈字类编》卷一百七十四“器物门”二十七“罗浮”：“《鸡跖集》宋王安石《水记》：‘太湖上，罗浮次之，天竺又次之，余为下。”自“太湖”至“为下”，实则钞自南宋王灼《颐堂先生文集》卷三《李仲高石君堂》“古来石品称上首，罗浮天竺乃其乙”句自注：“乐天作《奇章公石记》云：‘公嗜石，甲乙丙丁为品，太湖上，罗浮次之，天竺又次之，余为下。’”所谓“《奇章公石记》”，即唐代白居易所撰《太湖石记》，《文苑英华》卷八百二十九载曰：“古之达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书，嵇中散嗜琴，靖节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中略）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石有族聚。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可见，自《太湖石记》至王灼《李仲高石君堂》自注，再到《骈字类编》所引，文本沿袭之痕甚明。之所以有“王安石《水记》”之讹，或因《太湖石记》中“丞相”、“石”等字眼拼凑而成。
除此之外，《录考》予人的最大疑惑是收入了大量的诗话、文话、四六话，如范温《潜溪诗眼》、王铚《四六话》、许顗《彥周诗话》，乃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尽管《录考》在凡例中已经区分“集以资闲谈”与“论诗品辨诗式”两类不同诗话而只收前者，但诗话类著述通常是作为“诗文评”而自成一类（如《四库全书总目》，而《全宋笔记》、“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均不收诗话、文话）。特别是南宋以后，诗话类著述的文体、体系意识愈加清晰，很多著者已刻意将之与一般笔记相别，如曾季狸、周必大、刘克庄等。窃以为笔记与诗话，合则龃龉，分则两美。学界、出版界既已约定俗成，还是不宜再加混淆。
当然，瑕不掩瑜。《录考》的出版，为以后的宋代笔记研究，无论追溯文体演变，抑或考辨真伪、论述撰写意图等，都提供了新的研究起点。假以时日，相信此书将会成为宋代文史、文献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