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注意到，元朝作为由少数民族肇建的统一王朝，虽有诸如怯薛、行省制、投下分封等异于前朝的重大创制，但对传统儒家文化理念相对荒疏。以往关于元代政治变迁的阐释多侧重于文化方面，采取“蒙古化”或“汉化”的二元分析框架。然而，元代政治形势的演变并非线性、均质不变的单向历史进程，元朝疆域辽阔、族群复杂、信仰多元的现实需要采取因地制宜、审时度势的政治策略，呈现出多元面貌与纷繁复杂的层次。在元初天下统一的形势下，围绕南宋故都的处置问题，各势力间的政治纷争与文化冲突集中爆发。都城是国家意识形态、统治合法性的权力载体和政治象征，南宋临安城及其周边分布着彰显神圣君权的皇家宫殿、朝廷衙署、宗庙祭坛、城墙城门、帝后陵寝（攒宫）等礼制建筑。都城建筑与儒家意识形态紧密相接，因此研究元初对南宋故都的改造，对于理解元代草原政治与儒家政治的碰撞、冲突及融合具有典型意义。

元初对南宋的征伐不同于之前在中亚、华北等地的残忍嗜杀，君臣大都对灭宋战争充满信心，对改朝换代的诸多事宜皆有事先谋划，忽必烈对征宋主将伯颜、阿剌罕、董文炳等多次指授方略，反复训示“不杀”，以收取江南民心。占领临安之际，元廷宣布“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要求元军保护南宋各地的名胜古迹。然而，故都承载着南宋遗民对旧王朝的政治认同与历史记忆，他们频频前往故都凭吊，游览故宫、陵寝、太庙、郊祀圜丘等，赋予它们隐形对抗征服者的意味，寄托反元复国的精神力量。因此，元初对南宋故都的改造，常交织着由王朝更迭、信仰重构等导致的不同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间的冲突。

目前学界对元初南宋故都改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陵寝、故宫、御前宫观等个案上，对元初南宋故都改造政策的演变与江南局势的关联，尚未展开充分论述。如陈高华、赖天兵、温海清等就曾对杨琏真迦等人盗掘宋陵、奉旨在南宋故宫建寺、于飞来峰雕刻佛像等事件的时间、历史背景及反映的权力斗争、族群冲突等展开论述。吴小红关注到原南宋杭州城内的皇家御前宫观，大多在入元后被强行改为佛寺，田土被占，道士被逐，处于长期凋敝的状态。本文借助“政治空间”概念，将南宋故都改造置于元初历史背景下考察，追踪这一时期江南社会和政治矛盾的发展，揭示元朝统治江南政策的演变，试图说明改造背后的政治理念、政治纷争及文化取向，元廷如何应对草原政治和儒家传统间的冲突，并产生了哪些历史影响。

在谋划伐宋之初，忽必烈就提出以武力迫使其投降的构想，希冀实现对南方广袤土地和丰厚财富的平稳接收，因此屡遣使臣争取南宋君臣纳土归降。主帅伯颜南下陛辞时，忽必烈就指授对宋招降条件：“宋君臣相率来附，则赵氏族属可保无虞，宗庙悉许如故。”但宋廷在归降问题上的态度随着战局的变化而转变，从最初希望“称侄纳币”到试图“称藩奉玺”，最终在元军攻占常州、苏州、湖州，兵至临安城外皋亭山后，才只好“降幡始竖”、“拜伏归附”。南宋君臣之所以决定纳土归附，而非浮海迁都或决一死战，一方面是顾念京城百姓安危，因此时人称颂南宋皇室保全临安免遭屠城厄运的恩德，“宝鼎移炎祚，降王赴幽都，遂令虎林人，斯免马邑屠”。另一方面，也有保全城内宗庙的考虑。文天祥就曾为保全南宋最后的尊严，在归降条件上要求伯颜承诺“决不动三宫九庙，决不扰京城百姓”。以宋主名义给尚未归降的两淮制置安抚使李庭芝的信中，亦曾提及元廷“诏许存宗社，不害生灵”的承诺，希望归降后“生民免罹荼毒，宗庙不至泯绝”。

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伯颜率军进入临安城，设立两浙大都督府，派忙古歹、范文虎、张惠等开展接收工作，包括封藏国库、阅实军民户籍档册，收回官员诰命符印，解除临安宫城侍卫亲军的武装等。二月，忽必烈颁布《归附安民诏》，宣告讨伐南宋取得成功，布置诸项事宜以期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提出保护临安城内各衙署，使“百官有司、诸王邸第、三学、寺、监、秘省、史馆及禁卫诸司，各宜安居”。要求元军“尽仰收拾”南宋“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等。蒙古人在灭宋之前就受熟悉儒家礼制的北方汉人官僚影响，逐步了解汉地的国家祭祀礼仪，在大都陆续建设郊祀、太庙、社稷、宣圣庙等，以建立并彰显其在汉地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他们应知临安城内礼制建筑的布局及其政治意义。伯颜奉诏后，即遣人收缴南宋皇帝的衮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三月，伯颜遣孟祺等收缴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内的礼乐器、册宝暨郊天仪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中的图书、祭器、乐器等物，并运往大都，以消除南宋统治的影响。一些北方汉人官僚，如翰林学士王构、李槃曾建言“宋三馆图籍，太常、天章礼器，舆仗仪注，当悉辇归于朝”。临安城内的南宋史籍送至大都史馆，为日后《宋史》编纂提供了基础。

至元十三年二月，元廷遣军驱押南宋三宫、后妃、宗室、外戚、高官、太学生等北迁，进一步消解南宋遗民收复国都、继续反元抗争的意图。至元十四年十一月，忽必烈命中书省传谕中外，在官方文书中改称“宋”为“亡宋”、“行在”为“杭州”，杭州的政治地位陡然下降。不过作为前朝政权最具标志性的存在，杭州城内“极土木之华”的礼制建筑仍是南宋遗民的精神寄托。寓居苏州的郑思肖观看友人萧梅初收藏的《钱塘王畿图》，在画上题跋“偷报故都忠义士，赵家天下又南阳”，表达复国的决心，盼望故都义士配合陈宜中、张世杰等反攻。他还时常梦回西湖之上，“旧游宛然，行至戎马蹂践之地，忆今天子不在咸阳宫，大哭陨绝而觉”。在南宋遗民眼里，故都即使孤寂、荒凉，仍是前朝化身。对元廷而言，处置杭州城内的前朝礼制建筑，既要断绝南宋遗民的反抗意志，不使其成为叛乱者的精神号召与聚集地，还要避免造成南方社会动荡。这极其考验元朝统治者的政治智慧。

太庙作为古代都城内承担皇家祭祖功能的重要建筑，具有王朝建立和政权传承的政治意义，蒙古人在灭宋之前，已然熟悉太庙的政治功能。宋太庙中礼乐器被元军收缴后，其祭祖功能消失。不过元廷顾及政治影响，并未将南宋太庙平毁，而是将其主体建筑保留下来。至元二十四年九月四日，即元军占领临安十余年后，南宋遗民周密同友人登临宝莲山游览韩平原故园，“石池、亭馆遗迹，历历皆在”，俯视山下，他看见“太庙及执政府在焉”，可见此时太庙主体建筑尚远望可辨。南宋延续汴京的传统，在临安城西北新庄桥西建景灵宫，奉祭历代祖先御容，“自和宁门外至景灵宫前”的御街是“乘舆所经之路”。宋帝于四孟之时亲临行朝献之礼，逢帝后忌辰则由宰相率百官祭祀。元初，景灵宫仍被保留，然已荒废。苏州人宋无见到景灵宫时，感慨“当年驾幸处，乔木鸟呼风”。

南宋国家祭祀包括郊天、社稷、先农、高禖等。位于临安宫城西南郊的圜丘就是祭天的主要场所，配建有望祭殿、端诚殿等，旁近的净明寺也被改建为斋宫，春祈、夏雩、秋飨、冬报等在此举行。南郊祭天在入元后荒废，至元二十年，地方有司请求在废弃的圜丘所在地重建净明寺，元廷并未批准。元末画家王冕寻访遗迹，南郊圜丘已是满眼“草色”。南宋社稷坛位于临安城北的观桥，入元后即遭废弃，元贞元年（1295）四月松江府知府张之翰称“杭无社稷坛”。体现皇帝重视农耕、行籍田大典的先农坛，以及护佑宋皇室子嗣绵延的高禖坛位于皇城嘉会门外南四里，元末寓居杭州的诗词大家张翥虽能寻访到高禖坛故址，但已是“衰草”弥漫的“荒池”。

祭孔反映了朝廷与帝王对儒家道统的重视，是历代中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体现。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宋廷在原岳飞宅第建国子监、置太学。灭宋时，入主中原数十年的蒙古人已了解太学等之于中原王朝的重要意义，太学、国子监也因此难逃被废弃的命运。元初陆文圭感慨：“气运衰竭，崇极而圮，三学之地废为官署，鞠为园疏，过而问者，莫知其处。”然而，元廷对奉祀孔子的大成殿却保有敬意，因此“至元丙子，天兵临城，学废，礼殿独存”。元初统治者在北方汉人影响下，对孔子的地位有所认识，不断下令修葺各地孔庙，对杭城内的孔庙亦给予一定保护，甚至连南宋皇帝御书石刻都留存下来，如高宗赞李伯时所画圣贤像、理宗所书道统十三赞等均流传到明成化年间。

在传统王朝的政治景观中，恢宏壮丽的皇家宫殿是皇权威仪的象征。宫殿南门的丽正门作为正门，宋人描述其“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易代之后第二年，“民间失火，飞烬及其宫室”，宋宫遭祸及。在马可·波罗游历至杭州时，他听闻南宋故宫曾是“世界最大之宫，周围广有十里”，“内有世界最美丽而最堪娱乐之园囿”。当杭州某富商携其游览仰慕已久的故宫时，马可·波罗所见已是“前殿尚保存如故，然后宫则已颓废，仅余遗迹，林园之围墙亦倾圮，不复见有树木兽畜”。元代词人王旭曾与友人张子浩“游杭故宫，登天章阁”，所见也只是“故宫留得长生树，啼尽流莺到野鸦”的荒废景象。

南宋帝后陵寝位于钱塘江南的绍兴境内，可谓都城的附属建筑，奉安帝后遗骸的陵庙建筑既体现慎终追远之义，亦有护佑南宋政权的信仰意义。对于宋陵，元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保护，伯颜接收临安城后就宣布“禁人不得侵坏宋氏山陵”。元政府曾委任原宋陵使中官罗铣继续管理，南宋遗民周密称杨琏真迦等盗掘宋陵起因，就是在盗伐陵木时与守陵人发生争执；之后诸恶徒盗陵时，罗铣也极力阻止，可见当时尚有管理。宋遗民仇远也曾赋诗“荒陵樵采官犹禁，故苑烟花客自看”。仇远亦曾亲至绍兴，登上城南的宝林寺应天塔，凭吊宋陵：“越王城下草青青，眺远须登第几层，白发山僧闲指点，夕阳古木是诸陵。”从远处的塔上仍能辨明宋陵的地面建筑，盖此时宋陵尚未被改建成佛寺。

综上所述，在攻占临安城最初数年内，元廷对南宋故都政治空间的改造，主要侧重于使与南宋皇权、政权相关的建筑丧失礼仪功能，但顾忌曾公开宣布的政治承诺，同时为避免激起前朝臣民的怨恨，遂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对太庙、祭天圜丘、皇家孔庙、前朝宫殿、帝后陵寝等建筑并不刻意平毁，有些甚至还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

永嘉南渡特别是宋室南渡后，临安及周边的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人口稠密，儒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元灭南宋后，再度恢复大一统，结束长期南北分裂造成的社会动荡。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首度由游牧民族统治，对元朝也是一个挑战，因此元廷积极寻求各种政治和文化资源，试图建构统治江南的正当性。

元灭宋后，江南政教关系开始发生剧烈变化，元廷有意识地推动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在江南的传播，积极支持度僧、建寺、塑像、讲论、印经等。至元十四年二月，忽必烈即“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将江南佛教事务交藏传佛教僧人管理，给予寺院免税特权，并以玺书护持。不过杨琏真迦等人初至杭州时，活动还大多限于佛教事务。如至元十六年十二月，杭州路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白云宗道安等刊刻《普宁藏》，就得到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的支持，颁给文凭，由胆巴国师引觐于元世祖，颁旨护持。飞来峰题记中尚有至元十九年八月，杭州路僧录徐某等为祝“皇帝万安，四恩三有，齐登觉岸”，塑造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三尊佛像。江南佛教徒对元廷的支持感恩戴德，多次在刻经、造像题记中提及为元政府及皇室祈求福佑。

忽必烈的态度对南宋故都改造政策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早在占领临安之初，忽必烈就担忧人口众多的南宋故地能否长治久安，甚至传言他求问于占卜术士：“杭州初内附，世皇以故都之地，生聚浩繁，资力殷盛，得无有再兴者，命占其将来如何。”元廷统治江南之初，政权根基薄弱，吏治腐败，对民众掠夺剥削逐步加深，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反元起义此起彼伏。元朝君臣意识到仅靠武力镇压和废弃南宋宗庙社稷，并不能治理好南宋故地：“昔者王师伐宋，曾未数年，降其君臣，墟其庙社。已而遗民在在蜂起，何其取之之易、安之之难若是欤？”也正因此，朝廷甚至动议尽捕南宋宗室至大都，以绝江南百姓反元复国之望。畏兀儿人阿鲁浑萨理对此谏言，“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辄捕之，恐人人自危”。至元十九年后，元廷进一步加强处置故宋遗留问题的力度，遣瀛国公及宋宗室至上都安置，处死文天祥。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召见浙西宣慰使管如德时询问：“江南之民，得无有二心乎？”可见他对江南统治的担忧。忽必烈崇信藏传佛教，具有强烈的佛教治国倾向。在佛教文献的记述中，甚至认为忽必烈是以“弘教”为己任，以“本觉无二真心治天下国家”。因此，鉴于江南地区的严峻形势，忽必烈试图借助佛力，宣示国祚转移，辅助统治江南。

元廷对南宋故都改造的政策转向，还与大都朝局的变化密切相关。阿合马对佛教并不热心，执政期间一度向忽必烈建议严格汰选不合格的僧侣，后被胆巴国师所阻。至元十九年三月，阿合马被杀后，其在中枢各部门及南方诸行省的同党遭到清算，或被诛杀，或被罢黜，江南政治局势陷入混乱。桑哥趁机而起，他是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蕃国语，至元中曾担任总制院使，掌管全国佛教及吐蕃地区事务，虽号为佛弟子，然“好言财利事”。桑哥执政后大力支持杨琏真迦等在江南传播、发展藏传佛教。

得到中枢支持的杨琏真迦等为发展佛教势力，强取杭州及其周边田产、房舍等，乃至夺占原南宋御前道教宫观为佛寺，重构杭州的信仰空间。南宋帝后大多重视道教，临安城内御前宫观多改自潜邸，供奉御容御像及帝后本命星君，奉旨举行斋醮等活动，如新庄桥南的东太乙宫，城东兴礼坊西的佑圣观，七宝山的三茅宁寿观，泰和坊的开元宫，后市街的龙翔宫，三圣庙桥东的宗阳宫，西湖孤山上的四圣延祥观、西太乙宫，涌金门外的显应观等。御前宫观内还供奉护佑宋朝国祚永长的神灵，如佑圣观中供奉的北极佑圣帝君，因传言能“克相炎宋，宠绥四方”，宋朝累加“显号徽章”，祈求“佑我宗社，万亿无疆”。御前宫观在元初大多交由道士接管。如四圣延祥观建于绍兴十四年，供奉紫微北极大帝驾前“四圣”，即天蓬、天猷、翊圣、真武四将，相传高宗赵构赴金国期间及其生母韦太后被金人劫掠时，均有四圣护佑。入元后，至元十八年有旨命玄教大宗师张留孙主管，“凡观之役，一以旧褐祗事”。至元二十二年，杨琏真迦等强夺宫观，赶走道士，“观之徒云萍东西，无所于寄”。孤山上的西太乙宫在元初亦由南方道士管理，至元十八年黄岩人章居实担任过西太乙宫焚修，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七日杭州大雪，魏初、原南宋驸马杨镇、张伯淳等还游览过西太乙宫，赋诗“神仙官府小洞天，琴鹤正为我辈设”；之后被强行改为佛寺，道士“失其庐也”“栖栖然侨寄湖侧，逼隘单寒，有不堪之色”。由宋理宗潜邸改建的龙翔宫，元初，亦由道士管理，并加“玺书护持”，“奉修祀典”，后“不幸胡僧琏陵轹教门，改宫为寺”，被杨琏真迦等强改为寿宁寺。至元十七年冬，朝觐大都归来的杜道坚受玺书护持由宋度宗潜邸改建的宗阳宫，面对“劫灰之余、瓦砾未疏”的局面，积极“规旧址、输心识、抡巨材、画堵制”。然在至元二十一年，杜道坚被迫离开宗阳宫，此后宗阳宫长期荒废。

杨琏真迦等人不仅强夺城内的御前宫观为佛寺，捣毁观内神像，驱逐道士，更有盗掘宋陵、残毁南宋帝后遗骸的骇人之举。其盗陵时间，学者考证当在至元二十一年，正是江南政策突变之时。据元初遗民周密称，绍兴宋陵附近的天长寺僧福闻利欲熏心，盗掘寺内魏宪靖王墓，“欲媚杨髡”，因“多得金玉，以此遽起发陵之想”。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第二年正月，桑哥转奏杨琏真迦所言，称会稽的帝后陵寝原为泰宁寺，南宋钱塘南郊原为龙华寺，皆为南宋所毁，请求“宜复为寺，以为皇上、东宫祈寿”。除将绍兴宋陵改建为佛寺外，原受元廷保护的南宋郊天圜丘亦被毁建寺。

与毁弃宋陵、南郊圜丘等几乎同时，至元二十一年，有旨命在南宋故宫遗址上建寺，“即其故所居杭州凤皇山之行宫，建大寺五，分宗以阐化”。据考证，五寺分别是禅宗的大报国寺、慈恩宗的仙林寺、藏传佛教的尊胜寺、白云宗的般若寺和天台宗的兴元寺。故宫建寺分属五派，体现了忽必烈身为一统四海的开国君王，既要酬答藏传佛教及帝师对元政权的护持，亦须顾及南宋故地臣民之心，积极拉拢江南有影响力的佛教宗派，以求分化制衡之效。元廷往往采取今昔对比的策略，以拨乱反正为名，挖掘南宋时期毁弃佛教寺院的历史往事，控诉佛教在宋代遭遇的迫害，强调本朝作为佛教护法者的恩德与治绩，以此来说明夺地建寺的合理性。元中期镇江人郭畀游览大报国寺时，见其门前所立碑文宣告元初建寺原由，甚至还有托梦之说，略云50年前，宋理宗曾梦二老僧言，20 年后要借宋宫为寺。郭畀虽感慨“朝代之废兴皆天也”，然亦怀疑此说，“二僧入君王梦中，孰记而传之耶？浮屠之说妄矣”。对于元廷护持佛教的行为，江南佛教界予以积极评价，佛教史籍记述：“当是时也，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元廷仅用3年时间就几乎重构了江南宗教版图，可见其更改力度和社会影响之大。

元初佞幸佛教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杨琏真迦等人不止强夺御前宫观、南宋故陵、南郊圜丘、故宫遗址等，还侵占“各处宫观、庙宇、学舍、书院、民户房屋、田土、山林、池荡及系官业产”。十余年间江南先贤名迹、江山形胜“皆被僧人强行抵赖”，手段则如出一辙，“或称先系寺基，或云僧人置到，不经官府陈理，一旦使力逐出业主，将应有财赋钱粮等物据为己有”，僧人还自恃有皇帝诏旨护持，“致使业主无所告诉”。杨琏真迦及其党羽不顾传统伦理道德，盗掘南宋陵寝及名人墓葬，依仗统治者的宠信，横行霸道，不可一世，造成当地社会对藏传佛教的长期负面认知。种种行为即使在藏传佛教内部亦引起争议。藏传佛教在江南的传播曾得到胆巴国师的有力支持，然桑哥及其党羽的种种恶行使得胆巴屡斥其“豪横自肆”，桑哥因此怨恨胆巴国师，在忽必烈面前“巧言谮师”，致使胆巴被逐出大都，外放云中、西夏、临洮，甚至远至岭南潮州。可见桑哥身居高位后，亦有着政治理念与宗教情感间的冲突。

尽管元廷表面宣称是因护持佛教，才将南宋故都的御前道观、宫殿、陵寝、南郊圜丘等地改建为寺，但在南宋遗民眼里，元廷的主要意图是为了断绝南宋“王气”。在中国传统历史语境中，割据东南的政权常以“王气”作为对抗中原王朝、树立自身政权正当性的依据。元初温州人林景熙认为元朝政府在南宋故宫遗址建寺意为消解“王气”，行经故宫时赋诗“王气销南渡，僧坊聚北宗”，他曾见杨琏真迦等在绍兴盗掘宋陵，亦有冒险收拾“遗骨”的义举。丽水人陈镒行至凤凰山故宫时亦称：“舞凤山形无古今，百年王气已销沉，荒凉禁苑经樵采，寂寞歌台贮梵音。”南宋遗民认为，盗掘陵寝及在故宫上伐木、建寺和立塔均会破坏“王气”，经过这样的肆意破坏，东南“王气”已然崩解，遗民心中弥漫着悲观和愤恨的情绪，颇有“凄凉”之色。

桑哥及杨琏真迦等在南宋故都大肆侵地建寺、发展佛教势力的同时，意图压制江南民众的反抗，并一定程度上得到忽必烈的认可。然种种恶行，尤其是盗掘宋陵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导致江南民怨沸腾。四明人袁桷称：“先朝陵寝遭贼韬之酷，痛通于天。”至元二十八年，桑哥遭到蒙古怯薛集团、北方汉人官僚等弹劾，罢官终至罪诛。桑哥倒台后，朝中随即展开对其党羽的清算，不仅核心成员要束木、忻都、王巨济等被诛杀，就连依违其间之人亦遭追究。为平抚江南民怨，忽必烈派原征伐南宋的重要将领董文炳之子董士选担任江淮行省左丞，临行指授方略，嘱咐其效法乃父宽容之政：“汝其悉心苏凋残之民，以称朕意。”董士选到杭州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处置杨琏真迦，“公受密旨，明正其辜，械之于市，士民聚观称快”。作为桑哥党羽，杨琏真迦被逮捕进京，元廷派脱脱、杨谨、叉木等调查其在江南之恶行。四月，江淮等处行尚书省宣布杨琏真迦等所犯罪状，并“更张旧弊，惠济生民”，要求“将在前僧人强行占据诸人房屋、田土、山林、池荡，并宫观、庙宇、学舍、书院，照依归附时为主，尽行给还元（原）主”。元廷又设行宣政院取代杨琏真迦等人控制的江淮等处释教都总统，加强对江南佛教事务及僧人的管理力度，由行省官员而非僧人担任院使，申明法令加以约束。然对于杨琏真迦，朝议要求“乞正典刑以示天下”，忽必烈却“贷之死”，这可能是由于他领会并执行了忽必烈的江南宗教政策。

杨琏真迦等在御前宫观、宋陵、故宫、南郊圜丘等地建寺，均以“圣旨”为由，为顾及君王权威与颜面，拨乱反正的力度就受到限制，善后措施难免受局限，杨琏真迦在杭州所建诸寺被保留。直到元成宗继位后，经过道教人士的努力，部分御前宫观才得以有限度恢复。大德元年（1297）赐地重建四圣延祥观，“有旨江浙行省，拨杭天宗河之北官地若干，俾兴四圣延祥观，凡田地、山荡旧隶观者，复籍入”。其他宫观也只能购地另建，如西太乙宫在章居实等人的努力下，寻得南宋和王杨存中的废园，在大德年间陆续修成“库、舍、斋、堂、丈室”；龙翔宫在原主管道士胡元洪的努力下，“获归土田者半，殿宇不可复”，大德元年只能购城西隅杨存中祀神故地，“创造殿宇，门庑、仓库以次而举”。杭州城内道士的境遇得到改善，道教活动得以继续开展。元廷逐步意识到道教在当地民众信仰中的地位，“杭为江左一都会，道家之山相望”，因此为争取江南民心，还需要扶持道教并加以妥善利用。

随着江南局势的演变，杭州成为江淮（江浙）行省的省城，这为这座前朝旧都扭转“废城”地位提供了契机。朝廷和地方官员逐渐重视杭州的建设，其中，行省衙署与官员府邸被列为优先改造的对象，系对杭城内原南宋官衙加以改造而成。如江浙行省官署位于原南宋秘书省旧址，后遭火焚毁，“旧治兰陋，弗称观瞻”， 衰败腐朽的建筑显然与省府的地位不相称。作为元朝江南统治的政治象征与权力符号，行省衙署重建工程历经数月，于至元二十九年五月建成，规模庞大，“其制视都省稍降杀焉”。衙署内集合行省诸机构提升办事效率，“前逮政事堂，为发号施令之所，后为便阁，以居八座，左右二厅为郎幕，东西二庑为椽史舍，旁有两公厅，一为理问所，一为镇守万户府，中堂有甓，棨戟有门，宏敞壮丽，视旧有加焉”。值得注意的是，前堂后室、中轴布局、重门立戟无不体现儒家文化的特征。此次建府是不同身份官员配合的结果，主事者为杭州路达鲁花赤斡齐尔、理问官柳泽，赞事者有平章政事乌马尔和阿老瓦丁、左丞赵仁荣、右丞史弼、参知政事特穆尔、签行中书省事郭筠。蒙古、色目、北方汉人官员均按照儒家礼制来建造省府，可视作对当地政治传统的尊重，展现了各族群和谐共处的局面。按儒家礼制建设的新省府令南宋遗民感到亲切，南宋遗民黄玠前往参观时便赞叹“乃恢黄堂基益隆，斯民子来争赴功……冈阜回合水朝宗，环拱北极当天中”。此后江浙行省省府虽有重修，然建筑风格及布局大致相沿。

大德二年，行省出资在省府大门之南，即宋故朝天门旧址上营造壮丽巍然的谯楼，立于通衢大路上。楼上置钟鼓以警晨昏之禁，管理百姓出入，其意取自儒家经典中“众星环绕、北拱辰极”，名为“拱北楼”。由于元代废弃杭州的城墙与城门，建造拱北楼的功能显然不同于南宋，基本只具礼制功能，“辟隘埤髙，冠以飞楼，为其楹户之北向也”，“示尊君亲上之诚焉”。高耸的谯楼是杭城的地标，民众瞻望伟岸的拱北楼，感受国力的强盛。元初寓居杭州的奉化人戴表元登楼赋诗，称“分明蛟凤耸云霄，镇压东南不愿骄，冈势城池星野列，军声昕夕海神朝”。修缮高大有气势的谯楼就是为了彰显行省官员受命于天子、拱北以镇南的政治寓意。

其后，元朝在杭州陆续建成各类府衙建筑，进行去国都化改造，重新布设省城的政治空间：“杭为宋行在所，宋既内附，以其地置行中书省、行宣政院、财赋都府、肃政府、转运、儒学、医、金、帛、杂造，语司，鳞比棋布。”有主管江南佛教事务的行宣政院，监察江南官员的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大兴文教事业的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还有负责财赋管理的两浙盐运使司、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行省广济库、杭州路金玉总管府等，大体由南宋旧官衙改造而来，如南宋太学、国子监旧址被改为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至元三十年，浙西廉访司由平江移治杭州。宦游江南多年、颇有人望的山东东平人徐琰至杭州后，秉持朝廷积极善后之意，将肃政廉访司治所西侧旧殿宇改为西湖书院，保留太学旧存的先圣庙。而杭州百姓崇奉的三贤祠原位于西湖锁澜桥北，岁时祭祀对杭城发展有贡献的白居易、林逋、苏轼。该祠后被杨琏真迦等强占为佛寺，徐琰将其迁至西湖书院中供奉，称为“三贤堂”。方回高度赞扬徐琰建西湖书院并祭祀三贤于孔庙，称之为“盛德”，赋诗称“赖是人心犹未泯，深衣迎奉入书堂”。除延续崇奉先贤的政治传统外，徐琰还在书院中设书库，收藏原太学中的书版，甚至妥善保存“宋御书石经、孔门七十二子画像石刻”。徐琰大兴文教、保护前代古迹的举措赢得南宋遗民的赞赏，一定程度上平复了因杨琏真迦等人恶行所带来的怨恨，理宗朝时任礼部尚书的牟巘称赞徐琰对于“浙西士之贤者，多所论荐，尤留意学校”。

元初杭城内路、县级府衙建筑的改造亦遵循传统的儒家礼制，保持中轴对称、前堂后寝的布局。如杭州路总管府设于原临安府治中，“大江之南，郡莫大于杭。行省所在，他郡于是乎取则。而郡治仍宋故物”。大德二年，由于路治官署“漫不得梳理”，行省与杭州路官商议重修总管府，并将附属钱塘、仁和两县及四录事司迁入杭州路府衙内，“以考成治”。大德八年建成之时，亦以儒家礼制为政治空间布局的依据，“始听事中黄堂，幕府旁列，吏舍胪分，戟卫之门，休眺之楼，栋宇一新……缭以周墙，揭以表树，视听耸仄，有壮且丽”。其后大致沿袭。入元之后，临安府学改为杭州路儒学，“即宋京学为杭州路儒学，而省宪率郡有司以告朔谒谢于斯，以春秋释奠于斯”。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高兴还为藏书楼题匾额“尊经”，元代保留杭州府学建筑布局及其内南宋故物，以示敬意，“悉沿其旧，久未有所改”。论堂上有宋理宗题字“养源堂”，左右十学斋如进德、崇礼、致道、养心等均未更名，岁时祭祀的炉亭甚至有前朝宰相文天祥、陈文龙的匾额。这些都体现了江浙行省及杭州路官员对儒家礼制传统的尊重，表明元朝要延续当地的文化传统，寻求对江南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元廷对江南的统治始于武力征服，然其维持还需要加强大都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与江南的联系。经历激烈冲突后，元廷对杭州的改造转而采取以怀柔为主的方针，逐步回归儒家政治传统。至元三十一年，杭州路总管寇元德伐石立碑为征宋主帅伯颜纪功，称颂他攻占临安时“农不释耒，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秋毫弗惊……杭民千万，均受渥赐”，认为“山可磨，谷可堙，此德此勋天地存”。至大二年（1309），在南宋武学旧址上建成伯颜祠；延祐二年（1315），拨祠庙田370 余亩用于日常祭祀崇奉。刻于祠中的御制碑文更是颂扬忽必烈、伯颜对杭城百姓的保护，“所至犬鸡不惊，四民晏然，获来苏之望”。可见，元廷意图通过宣扬对杭城百姓的恩德，包括禁止军士入城抢劫、救济城内贫苦无依的难民、成功避免改朝换代常有的动荡与破坏等，渲染自身仁义之师的形象，体现了元廷意识到统治江南不能仅仅依靠道教或佛教，而应以结束分裂、为生民带来和平与安定的社会秩序为政权合法性依据。

元军在占领临安之初，即表示“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其后，尽管有过一段时间的混乱，但元廷很快调整改造政策，赋予杭州省城的政治地位，各种官府衙署布列其中，可以说，元政府基本兑现了保持杭城繁荣稳定的政治承诺。时人认为杭州是元朝南方最繁华的城市，甚至可与大都城媲美，游历杭城的大名人元明善称“杭为吴会，宋尝国之，百年物阜人伙，燕以南，无与为大”。省城的政治地位及繁华的经济状况，使得杭城市民生活安乐，俗尚奢华。元末刘基追忆杭城的繁华：“忆昔江南十五州，钱塘富庶称第一。高门画戟拥雄藩，艳舞清歌乐终日。”元末苏州人高启谈及元代在杭州的治绩之不易：“我朝国师南驾，既受宋降，市不易肆，列圣相承，重熙累洽，涵养安息，以至于今，计其民之不识兵祸，已四五百年矣。”元代杭州城的繁华不仅为江南名士、游宦官员所认可，就连游历此地的外国人，如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马黎诺里等均称赞杭州为“世上最好、最富饶的城市”，杭州“天堂”之城的美誉传播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