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明之际南宋故都改造的历史记忆建构

元初实现了对杭州的去国都化改造，同时，也基本保持了杭州的繁荣稳定。然而后世关于南宋故都改造的典型历史记忆，多是杨琏真迦等人盗掘宋陵、凌辱帝后遗骸等骇人听闻之事，种种细节传出，激起南方民众的强烈不满。

值得说明的是，元廷从未认可杨琏真迦等人盗掘宋陵之举，当地官员亦深知此举会带来严重后果而加以阻止。忽必烈同意桑哥奏请，仅对陵寝“复为寺”，并无开掘地宫。据周密称，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谎称前宋杨侍郎、汪安抚等人侵占寺地，要求官府给还寺地，绍兴路的官方文书也只是提及“争寺地界，并不曾说开发坟墓”，当地官员发现诸人盗掘陵墓时，“有省台所委官拦挡不住，亦有台察陈言，不见施行”。尽管此时杨琏真迦等权势熏天，然江南行御史台中丞亦力撒合仍“劾江淮释教总摄杨辇真加诸不法事，诸道竦动”。江淮行尚书省后来查办杨琏真迦时，就列出其“蔑视行省、行台，欺虐官民良善”等罪状。盗掘宋陵激发起江南民众，尤其是宋宗室的强烈愤恨，宋燕懿王德昭九世孙赵与时任翰林学士，奏称盗掘故宋陵寝及迁徙赵氏宗室大族“皆非初诏本旨，乞正其私擅之罪”，“天子以为然”。大德七年，翰林学士承旨阎复亦称“宋世丘陇暴露，皆大臣擅易书诏明旨”，说明至晚在大德年间就已否认盗掘宋陵出自天子圣意。

元廷不仅未曾下令盗掘宋陵，更没有将宋陵遗骨置于尊胜寺白塔中。关于盗陵后帝后遗骨的下落，周密言之甚详。盗陵贼盗走理宗遗骸所覆珍宝，并截颅骨而去，中官罗铣“买棺制衣”收殓。徽宗、钦宗陵本就是空穴；高宗、孝宗发陵时，陵骨多已不存。光宗、宁宗、度宗及诸后遗体当时保存尚好，发陵后，罗铣亦买棺收殓，全部遗骨“悉从火化”。然自元代开始，杨琏真迦在南宋宫殿遗址上所筑佛塔为镇压南宋“王气”的厌胜之物，并将发陵所得的南宋诸帝骸骨埋入塔底，就成为元朝政府对江南进行黑暗统治的典型历史记忆。元廷在故宫遗址上所建诸寺任人参观游览，杭城内南宋遗民又极为关注宋陵及故宫动向，若将宋陵遗骨埋入故宫中，并大肆举行法会行厌胜之术，南宋遗民如周密、林景熙、谢翱等不会不加记载。

事实上，盗陵遗骨埋入尊胜寺白塔的说法由来已久。生于延祐六年的休宁人赵汸称在幼年时就听闻杨琏真迦等人盗掘陵骨埋入故宫白塔中，之后唐珏、林景熙等义士冒险收拾遗骨，树冬青树以藏陵骨，白塔中所埋非真正的南宋帝后遗骨。诸家记载互相矛盾，赵汸亲至杭州，“问于父老，乃无人能言其事”，或称坚固的白塔被雷震塌，若“无名氏遗骼何以能动天如此”。对于这种无稽之谈，赵汸“无以应之”，希望有朝一日，亲至绍兴冬青树标志之处“表揭之”以证，不要“疑以传疑”。尊胜寺白塔在至顺二年（1331）被雷火所毁，对此张翥有诗云，“人传妖鸟生讹火，谁宽胡僧话劫灰，岂复神灵有遗恨，冷烟残烬满荒台”，盖此时已经有塔中埋南宋帝后遗骸之说。

元末江南社会大乱，流言四起，关于白塔镇陵骨的说法流传甚广，江阴人王逢听闻陵骨入塔之说来自松江积庆寺主道宣，道宣曾师从唐珏之子唐珙。甚至还传言“取梓宫中尸体置于故宫殿基上，建石塔压之，以厌胜江南人，凡宗庙神主、人民版籍，皆填于下”。

元末陶宗仪也记载了宋陵遗骨埋入白塔之事，称杨琏真迦等“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视”。细审原文却有诸多互相矛盾之处，其称“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既已将陵骨丢弃草莽，为何在七日后还要收集，难道厌胜一事是临时起意？陶宗仪称盗掘宋陵的记述来自吴兴王国器收藏的云溪罗有开撰《唐义士传》，他自己在读到该文时“不觉泪下”，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陶宗仪母赵氏，名德真，浙江湖州人，赵匡胤次子燕王德昭第11代孙赵孟本之女。岳父费雄，与赵孟頫一样，也是祖籍浙江吴兴，后迁居松江，为昭武大将军、海道都漕运万户；岳母赵氏，为赵孟頫与管道升所生之女，其妻费氏，就是赵孟頫的外孙女。陶宗仪及其家人与南宋皇室有着密切关联，对赵宋皇家陵寝被盗，当有不同于旁人的愤慨。当然，陶宗仪所引《唐义士传》中未曾说及镇南塔就是杭州的尊胜寺塔。之所以称塔为“镇南”，是元代大儒黄溍为故宫五寺之一的大报国寺所撰碑文中称“世祖皇帝肇建兹寺，以镇南服，非它列刹比”。“镇南”即借助佛力镇守护佑元朝在南方的统治，非厌胜之意，何况黄溍所指是属禅宗的大报国寺，非属藏传佛教的尊胜寺，更非塔。另一矛盾之处就在于，《唐义士传》记载忽必烈对盗掘宋陵非常震怒，下令追查，惩治元凶，那么又怎会同意将宋陵遗骨埋入尊胜寺白塔中？《唐义士传》称唐珏等义士收拾散落草莽间的帝后遗骨，斫文木为匮，黄绢为裹，“地以藏”。后来与牛马骨混杂、埋压在镇南塔下的，并非真正的帝后遗骨。对于记载的互相矛盾，陶宗仪只好自认“余生晚，不及识宋季以来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两朝典故之人问焉”。
元末张士信修建杭州城墙，为平息民怨，拆毁故宫中的尊胜寺及白塔。寓居杭州的庐陵人张昱曾目睹拆塔，赋诗“白塔谁所营，又复为平地，犹有百年人，闲来说兴废”，感叹朝代变迁、人事沉浮，但未谈及传言中的帝后遗骨。世居杭州的钱惟善曾同友人登临尊胜寺白塔游览，远眺钱塘江，饮酒赋诗，“宫叶诗谁写，篱花酒共斟，不知城外雨，逸思满幽襟”，感叹古今兴替之幽情外，也未言及陵骨埋于塔下。1993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位于馒头山的市气象局基建工地进行考古发掘，在清理南宋皇城遗址时发现有元代夯筑遗址，黄土和砖瓦层层夯筑，残高3—4米，与吴山遥相呼应，从位置判断应为元代尊胜寺塔（所谓镇南塔）遗址，而塔下并没有发现与牛、羊等骨相杂的人体遗骨、太庙神主、人民版籍等残存物。更需要说明的是，帝后遗骨埋于尊胜寺白塔下的传言虽在元末已流传开来，但舆论批评止于谴责杨琏真迦等人的恶行，盖因元廷早已宣布与盗陵事件无关，此为江南社会各界所熟知，因此并未批判元统治者，甚至还为忽必烈开脱。
明确说是忽必烈命人将盗掘的宋陵遗骨埋入杭州故宫尊胜寺白塔，据目前所知应为明初宋濂。明军攻克大都城后，在大都元宫里搜得据称以宋理宗头骨制成的饮酒器，朱元璋命人迎回，下诏隆重奉安于绍兴宋陵中。宋濂叙盗陵事件原委时，称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正月，奏请如二僧（僧嗣古、妙高——引者注）言，发诸陵宝器，以诸帝遗骨建浮屠塔于杭之故宫，截理宗顶以为饮器”。意图激起南方人士对元朝统治的愤怒。与盗陵事件不同，在故宫建寺乃是忽必烈明诏天下所为；因此将盗陵及所得陵骨、故宫建寺、大都元宫所得头盖骨饮器联系起来，矛头就会直指元朝最高统治者，可激起南方民众的强烈愤恨，为朱元璋等“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口号提供历史依据，以便建构朱元璋政权承接元朝天命的合法性。
在元明鼎革的历史背景下，盗陵事件的相关史实逐步模糊。在此后数百年里，杨琏真迦等人盗掘宋陵事件在后世的正史、野史笔记、戏剧小说中被多次转述和评论，产生了不同版本的故事和诸多神异的传说。综合来看，这些传闻故事内容陈陈相因，互相抄袭的痕迹清晰可见，字里行间有着明显的破绽，加上大多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并非严肃的历史记载。不过这些故事也反映出南宋故都改造期间发生过的“盗陵记忆”一直留存于江南知识界和民间，一方面，透露出江南民众对元朝统治者的怨恨，诉说其不得人心与必然败亡；另一方面，颂咏暴政高压下奋不顾身的义士，展现江南乃“诗书之邦、忠义之乡”。 

结 语

杭城在元初官方的主导与规划下，实现了从国都向省城的转型与空间重构，以皇家宫殿、太庙社稷、朝廷衙署、帝后陵寝为标志的传统皇权空间布局，被佛寺、道观、省城衙署、功臣祠等取代，然其间也发生过严重的政治与文化冲突。汤因比认为，对于同时代“在本土无害或者有益的文化因素，如果被分离出来，闯入异国的社会环境后，往往会变得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元廷对南宋故都的改造就出现了类似的“危险性和破坏性”，统治者无视长期历史积累形成的文化格局和信仰的差异，试图将自身崇奉的藏传佛教引入江南，以此建构江南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消弭江南民众的反抗意志。但在错误政策的诱导下发生盗掘宋陵等恶劣事件，造成灾难性的政治后果。在激烈碰撞与冲突之后，元廷吸取杨琏真迦案中过于倚重佛教的教训，认识并尊重江南的特殊性，在消除故都礼制建筑政治属性的同时，尊重前朝乃至历史上本地区的儒家文化，试图协调并融入江南社会的政治传统。

后世统治者多以元初的杭州政治空间改造作为历史昭鉴，将对前朝陵寝的尊重与保护纳入政治实践和圣政文宣中。顺治十三年（1656）四月，浙江地方官因修造战船，擅自砍伐绍兴宋陵树木，被有司参奏，清廷重申“前代陵木，不许采伐，原有明禁”，将浙江巡抚秦世祯议处，所伐树木令照数补种，唯恐因此引起江南民心纷乱。清军入关后，就对明十三陵、景帝陵及前朝名胜古迹着力修缮维护。康熙帝、乾隆帝南巡江南皆至南京明孝陵拜祭。由是观之，清初强调尊礼“胜朝”，保护前代陵寝的行为，就是易代之初，新的王朝统治者读史阅史，吸取前代统治教训的一个典型例子。

（作者陈彩云，系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暨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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