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剪灯新话》在东亚文化圈的传播

朝鲜早期传入的主要是《剪灯新话》的早期版本，《训世评话》《太平通载》都留下了痕迹。早期刊本何时传入待考，但应不迟于1473年（即《太平通载》编者卒年）。由于《剪灯新话》“有文、有诗、有歌、有词”，“广引百家、博采诸子”，能够起到“晓解文理之捷径”的汉语教科书作用，以瞿暹所刻为底本，朝鲜学者垂胡子（林芑）集释、沧州（尹春年）订正的《剪灯新话句解》，在嘉靖甲子（1564）刊行后迅速流行，在朝鲜和日本一再被翻刻。但与国内版本传播状况大相径庭的是，朝鲜和日本等异域风行和一统天下的是瞿佑晚年重校本。

创作影响方面，可能与国内类似。日本僧人周麟于文明十四年（1482）作《读〈鉴湖夜泛记〉》，此为《剪灯新话》在日本的最早流传记录，但未知周麟所读版本。借鉴和模仿《剪灯新话》而创作的韩国小说《金鳌新话》（约成于1470年，尹春年刊印于1567年前），越南小说《传奇漫录》（1547年刊），日本小说《奇异怪谈集》（1532—1534年刊）、《御伽婢子》（1666年刊）、《雨月物语》（1776年刊），其作者深受《剪灯新话》哪种版本影响，尚无证据。但上述著作刊行于1564年以前的，可能受到早期刊本影响；刊行于1564年以后的，可能受到晚年重校本影响。日本明治二十二年（1889）早川翠石序绘本《剪灯新话画传》，选《剪灯新话》5篇（即《三山福地志》《金凤钗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太虚司法传》）进行图绘，每篇11—14幅不等，页左为图，页右则照抄原文。核验其文，均出自句解本。

早川翠石序《画传剪灯新话》

三、《剪灯新话》版本细化的意义

《剪灯新话》完成于洪武十一年，瞿佑时年31岁，其酝酿、写作时间当更早；永乐十九年为胡子昂重新校定《剪灯新话》时，瞿佑已是75岁高龄，且在谪戍之地保安城南寓舍。所以瞿佑在《重校〈剪灯新话〉后序》里颇多感慨：

少日读书之暇，性善著述，萤窗雪案，手笔不辍……念夙志之乖违，怜旧学之荒废，昼空默坐，付之长太息而已！间遇一二士友求索旧闻，心倦神疲，不能记忆，茫然无以应也……盖是集为好事者传之四方，抄写失真，舛误颇多；或有镂版者，则又脱略弥甚。故特记之卷后，俾舛误脱略者见之，知是本之为真确，或可从而改正云。抑是集成于洪武戊午岁，距今四十四祀矣。彼时年富力强，锐于立言，或传闻未详，或铺张太过，未免有所疏率。今老矣，虽欲追悔，不可及也！览者宜识之。

这里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对比关系：早年创作时风情丽逸，年富力强，而今途穷岁晚，心倦神疲；早年锐于立言，炫才炫学，而今“薄宦无成，虚名有忌”，简淡内敛。有追悔其少作之意，却无法改变太多了。

当《剪灯新话》的版本细化为章甫言刻本、黄正位刊本、虞淳熙序本、《稗家粹编》本、清江堂本和句解本等之后，方有机会进行早期文本与晚年定本的比较，方有机缘分析其文本差异背后的创作心态，从而纵深研究瞿佑的思想发展和审美情趣的转变以及如何评价早期少作与晚年定本问题等。

乔光辉著《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

（一）深入体察瞿佑前后期的创作心态

《剪灯新话》不同版本有利于探查瞿佑的前后创作心态。乔光辉主要从文风转变角度讨论，从才子形象转换为醇儒形象，文风从张扬趋于内敛，笔者则主要论述作者重校行为的动机，以体察客观呈现的创作心态。

一是减少因袭痕迹。《剪灯新话》的早期刊本与古代小说多有因袭之处。不单是立意和情节架构，仅就具体文字也有不少因袭。如卷三《富贵发迹司志》：“发迹司判官忽扬眉盱目，咄嗟长叹而谓众宾曰：‘诸公各守其职，各治其事，褒善罚罪，可谓至矣。然而天地运行之数，生灵厄会之期，国统渐衰，大难将作，虽诸公之善理，其奈之何！’众曰：‘何谓也？’对曰：‘吾适从府君上朝帝所，闻众圣论将来之事，数年之后，兵戎大起，巨河之南，长江之北，合屠戮人民三十余万，当是时也，自非积善累仁，忠孝纯至者，不克免焉。岂生灵寡祐，当其涂炭？抑运数已定，莫之可逃乎？’众皆颦蹙相顾曰：‘非所知也。’遂各散去。”此段文字与《太平广记》卷一五八“定数”十三《李甲》几乎如出一辙：“大明之神忽扬目盱衡，咄嗟长叹而谓众宾曰：‘诸公镇抚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陆，各有所长。然而天地运行之数，生灵厄会之期，巨盗将兴，大难方作。虽群公之善理，其奈之何？’众咸问：‘言何谓也？’大明曰：‘余昨上朝帝所，窃闻众圣论将来之事。三十年间，兵戎大起。黄河之北，沧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余万人。当是时也，若非积善累仁、忠孝纯至者，莫能免焉。兼西北方有华胥遮毗二国，待兹人众，用实彼土焉。岂此生民寡祐，当其杀戮乎？’众皆颦蹙相视曰：‘非所知也。’食既毕，天亦将曙，诸客各登车而去。”仅“兼西北方有华胥遮毗二国，待兹人众，用实彼土焉”三句未被袭用。嘉靖年间著名学者孙绪（1474—1547）曾批评瞿佑及《剪灯新话》：“瞿笔路固敏劲，然剽窃者多，甚至全篇累行誊录。”孙绪也许看到的就是《剪灯新话》的早期刊本。瞿佑晚年重校时对此类问题作了修订，尽量减少了对原文的依傍，并有所区分。如果比较章甫言刻本、黄正位刊本、《稗家粹编》与句解本的异文，就更能清楚地发现和确认《剪灯新话》因袭参考的状况。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

如《秋香亭记》，采采与商生的修书，明显受到唐传奇《莺莺传》中崔氏与张生书信的影响。早期刊本有9处与《莺莺传》相关，但是《句解》本则删去了3处，修改了2处（见表1）。相对而言，从早期刊本到晚年定本（句解本），《剪灯新话》逐渐抹去对《莺莺传》的依傍痕迹。当然，《秋香亭记》的前后改动，主要还是源于瞿佑不同的自传心态。

表1  《秋香亭记》与《莺莺传》异文表

再如《富贵发迹司志》早期刊本：“府君朝衣端简，登正殿而坐。”“朝衣端简”出《剪灯新话》所因袭的《太平广记·李甲》：“或擐甲胄者，或执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简者，揖让升阶……”句解本改为“朝服端简”，应是对“朝衣端简”的避换。

《绿衣人传》早期刊本：“秋壑一日倚楼闲望，诸姬皆侍。适有二人，葛巾野服，乘小舟由湖登岸。” 对比原文出处，《剪灯新话》仅对二少年的装扮有所改变。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五“贾相之虐”：“适有二人，道妆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西湖游览志余》卷五“佞幸盘荒”条与之微异，但是“道妆羽扇”句相同。早期刊本改原文“道妆羽扇”为“葛巾野服”，句解本再改作“乌巾素服”，显然与原文出处拉开了距离，而且也似乎有意与《剪灯新话》另一篇《龙堂灵会录》使用的“葛巾野服”进行区分。

刘一清著《钱塘遗事》

二是趋避忌讳。今见瞿佑晚年改笔最有意味的一处异文，当属《水宫庆会录》。早期刊本：“广利左右有二臣，曰鼋参军、鳖长史者。”句解本、清江堂本改“长史”作“主簿”，职位之换，似乎没有多少原由。但是瞿佑晚年改“鳖长史”为“鳖主簿”，实与其任职“长史”经历有关。瞿佑洪武时荐授仁和训导，历任临安教谕、河南宜阳训导，后升任周王府长史。如此改动，以免自辱也。

周王朱橚像

（二）客观评价瞿佑少作与晚年定本的关系

按《重校〈剪灯新话〉后序》，瞿佑晚年重校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抄写失真”和“脱略弥甚”之处加以订正；二是对“传闻未详，或铺张太过，未免有所疏率”之处予以完善。今见各本“抄写失真”和“脱略弥甚”之处非常少，难以比较。早期抄刻本的厘清，瞿佑重校时对其“疏率”处予以完善就有了文本证据。

一是“传闻未详”方面的“疏率”。如《爱卿传》，章甫言刻本、黄正位刊本：“未几，而张士诚通款于浙省，王参政为所害。”据《元史》卷一四〇，至正十七年（1357）江浙左丞相达识帖睦迩檄苗军统帅杨完者为江浙行省参政，拒张士诚于嘉兴。“王参政”为“杨参政”之讹，也未与前文一致，句解本、清江堂本、虞淳熙序本等加以改正。

朝鲜奎章阁藏《剪灯新话句解》

如《天台访隐录》早期刊本、清江堂本：“谢莹乃谢后之侄，殷富无比。”句解本改“谢莹”作“谢堂”。据《宋史》，谢堂字升道，号恕斋，系太后谢道清内侄。周密《齐东野语》卷七《洪君畴》条：“将作监谢堂，外戚之贪黠者也。”句解本确是。

又如《富贵发迹司志》：“太师达理月沙颇知书好士，友仁献策于马首，称其意，荐于脱公。”早期刊本、上图残本皆作“太师”，清江堂本、句解本改作“大帅”。太师属于正一品，大帅则是旧时对高级统兵官的尊称。元丞相脱脱曾封太师，统兵讨伐张士诚起兵（事见《元史》本传），但没有等到征张士诚结束即被罢。可见“脱公征还”乃虚构。句解本将达理月沙的职务安排为大帅，更吻合“友仁献策于马首”和向上“荐于脱公”的用人过程。

再如《鉴湖夜泛记》章甫言刻本、黄正位刊本、《稗家粹编》、《广艳异编》：“非若上元之降封陟，麻姑之过方平，兰香之嫁张硕，彩鸾之遇文箫，情欲易生，事迹难掩者也。”，但上图残本、清江堂本、句解本改“麻姑之过方平”作“云英之遇裴航”。葛洪《神仙传》记王方平邀访麻姑事，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三云：“麻姑乃王方平之妹。”二者没有婚恋关系。而上元与封陟、兰香与张硕、彩鸾与文箫、云英与裴航之间都有一段情感联系。可见句解本是在早期刊本上的完善。虞淳熙序本把“彩鸾之遇文箫”改作“双成之配萧防”，则未知其意。

瞿佑宣德元年跋

但是，笔者也发现，随着创作环境的丧失和瞿佑本人年高的影响，晚年重校本亦有误改、前后失衡之处。

如《天台访隐录》早期刊本：“是岁，益王即位于海上，改元景炎。未几而卒，谥为端宗。卫王继立……”句解本、清江堂本改“益王”作“广王”、改“卫王”作“益王”，则误。据《宋史》卷四七《本纪》第四十七《瀛国公二王附》，赵昰系宋度宗庶子，先后被封为吉王、益王。德祐二年（1276）五月，即位于福州，是为端宗，改元景炎。赵昺系宋度宗庶子，先后被封为信王、广王、卫王。端宗死后，于景炎三年（1278）四月继位，改元祥兴。可见早期刊本无误，晚年定本句解本、清江堂本反而造成疏误。

又如《水宫庆会录》早期刊本：“忽东海广泽王座后有一从臣。” 句解本、清江堂本“广泽王”作“广渊王”。据唐杜佑《通典》卷四六《礼典》，唐玄宗天宝十载正月，以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早期刊本把西海龙王与东海龙王的名称杂糅失误，但句解本和清江堂本把东海龙王改作广渊王，更不知其据。

再如《鉴湖夜泛记》，章甫言刻本、黄正位刊本、《稗家粹编》本：“姮娥者，月宫仙女；后土者，地祗贵神；大禹开峡之功，巫山实佐之；而湘灵者，尧之女、舜之妃也。是皆贤圣之伦、贞烈之辈，乌有如世俗所谓哉？”上图残本、清江堂本、句解本改“贤圣之伦、贞烈之辈”作“贤圣之裔、贞烈之伦”，虞淳熙序本作“贤圣、贞烈之俦”。句解本言湘灵为“贤圣之裔”可通，但说嫦娥、后土（夫人）、巫神俱属“贤圣之裔”，就有不通之处了。章甫言刻本、黄正位刊本、《稗家粹编》本泛言姮娥、后土、巫神、湘灵为“贤圣之伦，贞烈之辈”则通，虞淳熙序本简化为“贤圣、贞烈之俦”亦通。这是晚年重校本前后失应所造成的。

嫦娥像

二是“铺张太过”方面的“疏率”。试举三例。

例一，《修文舍人传》早期刊本、上图残本作：“见颜乘高车，拥大盖，戴进贤冠，曳苍玉佩，衮衣绣裳，如侯伯气象。”句解本改作：“见颜驱高车，拥大盖，峨冠曳佩，如侯伯气象。”

例二，《富贵发迹司志》早期刊本作：“是夜，东西两庑，左右诸曹，皆灯烛荧煌，人物骈杂。或施鞭扑而问勘，或遣吏卒而勾追，喧哄叫呼，洋洋盈耳。惟友仁所处之司，不见一人，亦无灯火。”上图残本、句解本则无“或施鞭扑而问勘，或遣吏卒而勾追，喧哄叫呼，洋洋盈耳”四句。

例三，《天台访隐录》早期刊本作：“似道出督，御真珠马鞍、白银铠，建五丈飞虎旗，张三檐舞凤盖。”句解本、清江堂本则删“建五丈飞虎旗，张三檐舞凤盖”二句。

早期刊本例一以旧友之眼观之，具体细微，见出欣羡之情；例二具体描绘“灯烛荧煌，人物骈杂”的情形；例三则细致铺张，见出豪奢侈汰。可见章甫言刻本、黄正位刊本等早期刊本细微具体，略有铺张之嫌，句解本则文字简练，然亦过于概述和抽象，缺少一种气势和神韵。总体而言，“铺张太过”的“疏率”，属于文风的转变，早期刊本重在张扬铺陈，晚年重校本则趋于学理化。

陈益源著《〈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

笔者还注意到，瞿佑的晚年重校，在上述二者之外，还有不少属于情理斟酌，体现出不同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

如《爱卿传》早期刊本：“赵子之家为刘万户者所据。见爱卿之姿色，欲逼纳之。爱卿诒之以甘言，接之以好容，沐浴入阁，以罗帕自缢而死。”句解本、上图残本、清江堂本均删去“接之以好容”五字。在古代中国“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的传统文化语境里，“甘言”是为策略手段，但不能对逼纳者出以“好容”，晚年重校本删去“接之以好容”，维护了罗爱爱的完美形象。

再如《申阳洞记》早期刊本：“生虽能去群妖，然终无计可出。凡处其间，阅三昼夜。愤闷之际，忽有老父数人，不知自何来……”句解本、上图残本、清江堂本删去“凡处其间，阅三昼夜”二句。早期刊本写李生与三女“凡处其间，阅三昼夜”，与授受不亲的古礼不合，后来李生“一娶三女”，则多少带有强迫意味，同时也强化了瞿佑对李生的揶揄、诙谐。晚年重校本删去男女相处“三昼夜”的尴尬处境后，三美同归则多了一种道义上的报恩性质。

可见，《剪灯新话》早期刊本减少了晚年重校本的外力干扰，最接近瞿佑最初的文学创作意图。早期刊本和晚年定本分别体现了瞿佑不同人生阶段的创作观念，我们完全不必断其版本优劣。目力所见，能够体现早期和晚期不同创作差异的古代文学作品，《剪灯新话》系稀见的个案，值得深入研究。

陈国军著《明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

（三）加强《剪灯新话》版本征引的规范性

《剪灯新话》异文的客观存在，明确表明《剪灯新话》存在早期刊本、晚年重校本、上图残本和清江堂本，以及董康诵芬室刊本和周楞伽校注本等“杂糅本”版本系统。这就需要强化学界的《剪灯新话》版本考证意识，引导《剪灯新话》研究的征引规范。

一是在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尽可能明确标注版本以避免误解或错讹。如陶元藻编《全浙诗话》引用《剪灯新话》，属于虞淳熙序本。但《全浙诗话》点校者以句解本为据，对《徐逸遇陶上舍》出注4处，对《嘉兴妓罗爱卿》出注7处，对《卫芳华》出注3处，把《全浙诗话》收录《剪灯新话》的版本之异，演变为《全浙诗话》对《剪灯新话》的“擅改”。再如校注整理本《苦榴花馆杂记》附录一“辑补条目”的《联芳楼记》，对“桂英”“东湖”等《剪灯新话》异文出注，补“坠”字 ，则是校注者以《剪灯新话》句解本来“校注”早期刊本。

陶元藻编《全浙诗话》

二是研究《剪灯新话》的插图进行图像分析，结合版本特征以便更加深入。如今存上图残本、清江堂本、黄正位刊本俱有插图，但版本不同，需要分别标注和辨析。

三是分析《剪灯新话》的叙事肌理，结合版本性质更能贴合。如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三十六章：“在《修文舍人传》中，有一长段骈文用以谴责当时社会的腐败与徇私。此处及其他段落中所传达的这种忿忿不平之意，使得有些批评家认为，当瞿佑晚年编订这些小说的文本时，他或许又添入了某些新内容，为的是排遣他在1408至1425年间因蒙冤狱而遭贬谪时所长期忍受的耻辱之情。”晚年重校本相比早期刊本，不是忿忿不平，反而更多是一种节制和内敛。如果论者看到早期刊本与晚年重校本的文字差异后，当不作此判断。

本文作者著《〈稗家粹编〉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当然，还牵涉出一个问题，即客观看待通俗类书等版本的异文问题。在《剪灯新话》版本没有清晰之前，学界对《剪灯新话》其他版本与句解本不同的异文，往往认为是书商或编者“擅改”。学界对《稗家粹编》就是如此。但《稗家粹编》与句解本异文甚多，实源于早期版本，并非枉改；《稗家粹编》与《太平广记》异文较多，实直接选材于传本，独立于《太平广记》版本系统；《稗家粹编》与《玄怪录》的陈玄翔刊本异文甚多，但和《玄怪录》最精善的高承埏刊本接近，出自同一版本系统。所以，对《稗家粹编》的版本价值，应予充分肯定；对胡文焕的刻书，应区别对待。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作者：向志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