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以来浙东学术文化新探》是一部货真价实的新探，让人眼帘一新的是，是钱茂伟教授对二、三流学者的发掘。元末赵偕与宝峰学派、袁桷的史学思想与实践、明初学者黄润玉的经史成就、清代高宇泰、蒋学镛、平步青、徐时栋等人学术成就、提出“台学”概念的金贲亨、《四明文献考》考证等，这些以往被冷淡的课题，一一为钱茂伟教授所关注，并作了颇有力度的论述。

对近代宁波文人、学者与政界人士的研究，是浙东学术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是书对陈励、黄维煊、张美翊、张源炜、史天行等人的生平、交往、著作与思想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勾勒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在宁波成为通商口岸后的实录。书中有一章，专论洋务派黄维煊的。讲起洋务运动中的福建船政，人们知悉较多的是左宗裳、沈葆祯等人的策划与筹备、任教官的严复与在甲午战争中殉难的几位海军将领。而对操办学校实际事务的人，学术界的研究是很少关注的。黄维煊是马尾船政学校七人委员会之一，是学校管理层中的核心人物，早年到过琉球、日本，作过水手、舵工，精通算术，当过译使（翻译），用现今的话来说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他主持绘制的《沿海图说》，为首次中国近代近海的实测航行图。对黄维煊这样一位洋务派的实干人士的探索，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无疑是有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是书对张美翊生平的研究，勾勒出了晚清到民国的政治动荡的轨迹。他先是跟随其师薛福成出使到欧洲，归国后担任薛福成出使异域成果的整理工作。他在戊戌维新之前归国，走上赞同变法自强之路。之后成为晚清立宪派中的一员，民国成立后以晚清遗民自居。沐浴过皇恩雨露的他，从此退出政坛，活跃于学术界，对宁波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地方名流后，当过上海宁波同乡会会长。从走向世界到变法自强，由主张立宪到誓作遗民，落伍地时代的他，复致力于宁波地方文献的整理。张美翊的如此人生，正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动与文化事业的一个缩影。我认为，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小题大做”，是极具开拓性的。

于明代浙东学派，除了学术界已有过研究的53人外，对李孝谦、黄润玉、杨守陈、金贲亨与杨德周5 人，作了有一定深度的论述。是书涉及的领域主要是在史学史与思想史方面，我于后者较为熟悉，故对杨守陈谈些看法。大学士王鏊与高官兼学者程敏政皆为杨守陈的门下。他的主要著作为《私钞》，全祖望称为《诸经私抄》，但没有存留下来，这是明代以程朱传注为科举取士标准这一制度的结果。明初永乐年间钦定编纂的三部《大全》，目的是达到“家孔孟而户程朱”（胡广语）。官方的企图同好学深思之士的自由解经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这一直贯串于明代的始末。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有“献书被斥”一条，记载了自永乐三年（1405）到万历二十四（1594）年，朱友季、傅宽、陈公懋、陈去章、任时、林希元、张世则等学者与官吏，他们想通过改编经书的官方定本，批驳程朱传注，来表达自身独特的见解。他们把书献给朝廷以期采用，但等待他们的结局不外三种，杖责、焚书及削职。生活在其间的杨守陈，自然知道内中的玄机，只能以自嘲曲折地表达躲避灾害的心态：“若其谬说，只自谬耳，是书岂被其累?”

在中国古代，对经典文献的诠释，是历代文人、学者挥之不去的情绪。朝廷力图通过这种诠释固定化，以统一人们的思想。杨守陈想通过解经来表达自家的思想，其疑经思想是有着创造性的。是书杨守陈的疑经思想的特点与成果，有着较为详尽的论述。他在《大学私钞序》说：“二程不以汉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复改，亦各求其义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为异而苟为同也。”黄宗羲在《陈乾初先生墓志改本》一文中，有同样意思的话，只是在略去了“亦各求其义之至善”与“非强为异而苟为同也”。我在写《黄宗羲与中国文化》一书时，以为这一见解是黄宗羲首创的，是黄宗羲激烈批判程朱学派的同时，又肯定程朱学派在初创时是有着独特见解的。读了钱茂伟教授新著，知道这是沿袭了杨守陈的。其实黄宗羲率多这类的动作。形容明清之际社会危机深重内外交困情况，人们大多喜用黄宗羲“天崩地解”的话，其实在他之前很多学者都说过类似的词语，流亡东瀛的朱舜水认为，崇祯末年，“流贼至而内外响应，逆虏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说流言，竟有前途倒戈之势；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东林党人顾允成在万历年间惊呼：“吾叹今之学者，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是讲学耳！”再前一些松江名宿何良俊，担忧弃农从商人数增多的趋势，遂有“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之感叹。我有一个观点，大思想家的某些观点与术语，往往是吸取了二、三流学者的成果加以精炼的结果。

 我在1996年发表了《何良俊的批判精神与明清启蒙思潮》一文，那是依着这一观点去写作的。文末发了一通感叹：“完全可以把何良俊的批批判精神，视为明清启蒙思潮的先兆。如同滔滔的大江大河，必有为数众多的小溪小川作为它的源头一样。以往对思想史的研究有一种倾向，即过分注重大思想家或成熟状态著作的剖析，而不太关心那些二、三流的人物或笔记小说的考察。这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思想史，是一个一个的抽象的点的组合或列传式的人物展示，而不是一条发展的线索，或立体式的全方位的展现。侧重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颜元、朱舜水、戴震等大家的研究，自有它的必要，但过分把思维热点集注于此，于是倾向就成为忽视整体性、系统性的倾斜了。把思想史视为一个发展中的系统，不单要注意大家，也要注意二、三流人物或笔记小说，因为后者往往是后出的、成熟的大思想家见解的源头活水。”（见《中国哲学》第十七辑）这篇文章的写成，自用教学与著述之余，化了四年时间。因为当时没有网络，资料全靠手抄，而能参考的论著极少，全凭自己摸索。所以说，二、三流学者的发掘与研究，太耗时耗力了。是书结构为四编二十章。我统计了一下，其中十五章是关于二、三流学者的。这是钱茂伟教授几十年来锲而不舍努力的结果。支撑他这样做的理念，是他想构筑出把一个比较齐全的浙东学术的谱系来。这是前人所未曾做过的事情。期望他在这个领域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是书对慈湖在宋元明的影响、《明史》的万斯同稿与王鸿绪稿的异同、章学诚方志学理念等这些学术界有过较多研究的课题，提出了一些颇有力度的新见解。有些见解是值得深思的，如说杨简的影响要大于象山。是书说象山去世后，江西陆学衰落，而慈湖心学在南宋中后叶影响很大。我得补充一下，即使在明代，慈湖心学对学者的吸引力还是很强的。李贽说过这样一段话：“杨慈湖先生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记其数，故慈湖于宋儒中独为第一了手好汉，以屡疑而屡悟也。学人不疑，是谓大病。唯其疑而屡破，故破疑即是悟。”（《观音问》）李贽称赞杨简是独一无二的大彻大悟的高手，缘由是他心中充满着怀疑精神。李贽从“疑而屡破，破疑即悟”出发，提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观点来的。慈湖心学对李贽的影响委实太大了。说到这里，觉得是书在义理的阐发上尚可多些笔墨。教师常常青睐喜欢提问的学生，而发问通常是思索一番之后，且产生了怀疑才能有的。从人类思想发展的进程言，怀疑精神往往是超越的起点，是对确定不移的陈旧观念的冲击。怀疑精神不是怀疑一切既定的事实，却是新观点萌生的基点。杨守陈的疑经思想是一种典型的怀疑精神，是书在这方面的理论分析有些不足。期望是书在再版时多说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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