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明清时期的淤涨速度明显加快，这和唐宋以来人们向“山”、向“湖”要田的农业开发进程有关。江南在唐宋时期初现人地矛盾，明清时期矛盾趋于尖锐化，大批无地流民进入深山老林以垦山为生，时称“棚户”或“棚民”。高山多为石山，表土本就稀薄，且坡陡，草木被焚砍为农田后，遇雨既泥沙直下；而此时江河下游的居民为了增加农田也在围湖造田，水域面积日益缩小，导致水流不畅，更加速了河道的淤积。清代《定乡小识》就讲到过这个问题：
“父老言昔时水道疏通，江患极罕，近则中流横亘，沙洲自富阳观山下至渔山渡口，凡二十余里。其余复有南沙、小沙诸处。流即不畅，而上游山县长官复不行伐蛟之政，故夏秋之间，毒蜃乘风雨出，江忽暴涨，溺环田庐，兼以山户棚民，赁地耕掘，土肤剥损，力不渗水，卒遇大雨，沙砾遂流而下，填淤江腹，无以容波，此定乡所由多水患也。”
正是因为这种上泄下阻，明清时期沙地的淤涨速度非常之快，清人范寅曾亲眼见证这种涨沙的速度，他说：“咸丰元年辛亥二月初吉，送胞兄赴皖，至西兴石塘上话别，但见洋洋水阔十里者，钱塘江也。以石塘为渡头，兄跨脚上船，一帆径去。明年夏，兄归应乡试。秋初，予赴皖，亦渡钱塘江。由石塘上船，隔水沙二里许矣。月涨年高，予亦数数往还江上。三十年间，已由芦、茅、棉而稔瓜、豆。其涨沙之地，上接闻堰，下至海宁对岸。昔年十里江面，今惟中流一泾矣。此越城西壤涨沙焉”，“其在越城北塘以外者，山阴、会稽、萧山三县之北境，东至偁山，西迄龛山，北临大海，三十年间亦沙涨数十里”；余姚的情况也差不多，“余姚县北四塘以外，自东而北而西，三十年间涨数十里。所谓‘梁上梁下’‘柏上柏下’‘埋上埋下’者，形如折扇张面，接塘之沙犹窄，滨海之涨，突圞转也”。
因为人地矛盾尖锐，百姓开发和利用沙地的积极性很高。潘同在《浙江论》中就讲道：“唐景龙四年（710），沙岸北涨，地渐平坦，桑麻植焉。”清人俞葆寅讲到杭州东郊的村落边有“夜潮土”：“江村地解疏，斥卤馀滋近。膏脉引潜通，不露夜常润。长宽汲灌劳，默挽雨旸顺。”虽然还带着一定的盐碱性，潮汐也还有可能光顾，但老百姓已定居其旁，积极努力地加以利用了。清代《定乡小识》记“钱塘浮山而外，大江中流，沙洲涌涨，化为桑田矣（《咸淳志》中定南乡管之，沙荡里即古渔浦地，今余里及濒江诸村地皆是）”。清人范寅更是将这种淤积之地称为天赐之田：“涨沙者，天造地设之旷土也”，“今海有涨沙，是天赐之田亩也”。
这些沙地中，无盐碱或盐碱度不高的沙田，可以直接利用，北宋晁补之的《富春行赠范振》诗，讲的就是这种情况：“钱塘江北百里余，涨沙不复生菰蒲。沙田老桑出叶粗，江潮打根根半枯。”“出叶粗”是因为这种沙地土壤肥沃，故萌发的桑叶肥厚。“江潮打根根半枯”则说明这种沙田还没有海塘的保护，潮水涨溢时会淘刷掉根际的田土，使植物枯死。
但这种没有堤塘保护的沙地，坍涨不定，无法作为永业田。例如明人刘会在《萧山县筑塘议》一文中就讲到沙地被海潮洗荡的情景：“本镇坐临海口，民居稠密，自赵宋至今，原有石塘捍御，虽坍没已久，然未及内地，人皆安堵。近因钱塘沙涨，海潮冲击而东。入秋以来，风浪滔天，沙地洗荡者千余丈，室庐冲坏者数百间。”清人张道在《定乡小识》中也讲到了类似的情况：“定乡江村惟北近山麓，其东起定山西，抵黄山岙，南岸大江延袤二十余里，都属涨沙，有沟渎无圩，塘东面海，潮自浮山冲击田为污莱，势无可防，西南承睦、歙之水，往往横溢壅障为亟。父老言昔时水道疏通，江患极罕，近则中流横亘，沙洲自富阳观山下至渔山渡口，凡二十余里。（此沙涨自明初，西属宣阳，东隶钱塘，即仁和盐场。）其余复有南沙、小沙诸处（忽连忽断，崩涨不常，未有村庐，仅可种艺。）”清人陈诜在《海宁县海潮议四》中也讲过一个坍沙的例子：“塔山之东，隔十余里为新仓，海中有沙，曰‘无名镇’。煎盐刈草，聚居千家，其来已久，近俱坍去。”因此，及时修筑江堤或海堤，是变沙田、涂田为永业田的第一步。
首先，涨沙之处要抓紧修筑海塘，因为此时筑塘相对容易，而且所筑之塘相对牢固。明人陈善在《捍江塘考》中就阐述了这一点：
“夫江涛之患虽亚于海，然钱塘之潮直当海门者，湍激漰湃，山摧地摇。兹幸江塘之外，尚有浅沙数百丈，可以捍截江流，故兹塘稍不为患。一旦潮徙而直薄塘下，滨江桑田、庐舍岂不岌岌乎危哉！今按六和塔之南，潮势稍缓，塘可无虞。惟望江楼以北数十里，直当潮冲，此宜亟事修筑，而当事者幸其无患，苟安目前，失今不治，后将有百倍工力而无济者矣。”
涨沙时不筑，等到潮水直冲时，就很难修筑海塘了。清乾隆皇帝有两首描写浙江海塘的诗也讲到了这种海潮、涨沙与筑堤之间的关系：
其《渡钱塘江》诗云：“涨沙南徙民居奠（自注：海潮向逼北岸，海宁、仁和二邑塘工，颇以为患。近年来，北岸涨沙，潮汐南徙，遂庆安澜），永赖神庥敬倍常”；其《阅海塘作》诗云：“骑度钱塘阅海塘，阎闾本计圣谟良（自注：雍正年间，海潮直逼北岸，大为杭、嘉郡县之患。皇考特命大臣，鸠工筑塘以捍之，潮头遂渐徙南岸。海宁一带，沙涨数十里。迄今廿余年，全塘永固，民安其业）。长江已辑风兼浪，万户都安耕与桑。南北田中赖神佑，生灵永奠为民庆。涨沙百里诚无事，莫颂惟增敬不遑。”
有了堤塘的保护，淤涨的沙地就能逐渐稳定下来并开发成永久良田。
例如，杭州东部大片平原的形成就得益于吴越国国王钱镠修筑的捍海塘。清代《艮山杂志》引录的诸壁《发沙田》诗，歌颂的就是钱镠筑塘垦田的功绩，诗云：“蛟门潮汐压城穿，傍郭人家绝可怜。一自婆留雄万弩，至今耕凿号沙田。”“婆留”是钱镠的小名。如果海塘设置了堰闸，则拒咸蓄淡之外，还兼有纳清泻卤的功能，从而有效加快围垦农田的去盐碱过程，因为雨水和灌溉水可稀释并淋溶出农田土壤中的盐碱，排入田间沟渠，退潮时打开海塘堰闸，就可将这些沟渠水泄入江海。万历《绍兴府志》就讲到过海塘堰闸的这种作用，说嘉靖十六年（1537）三江闸建成后，“潮汐为闸所遏不得止，渐可得良田万余亩”。
但修筑和维护海塘的费用很高，有些地方就用出租围垦地的收入来补贴塘费。
例如，南宋嘉泰《会稽志》就讲到余姚地方官，“深惟厥终，俾民蠲役，经营海涂，开垦旷土。总之得田千六百亩有奇，乃建置海堤庄，用其租入，随时补苴，力不困下，而堤益固，自是岁省民夫十有二万”。
这种淤涨和围垦出来的土地数量不可低估，可以说这一地区的整个疆域拓展和繁荣衰落都与此有关。
例如，杭州东部最早都是海域，连西湖都是与海相连的潟湖，人们的活动还局限在南、西、北部的山地丘陵地区，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出任钱唐县县令的刘道真，在其所撰《钱唐记》中就指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华信为东汉时人，生卒年不详，曾任会稽郡议曹。
正是随着涨沙和筑堤，杭州东部才形成广阔的平原区，成了杭州最主要的农作区，也成了杭州最终崛起的疆域基础。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成陆更多，宋人楼钥《海堤记》即称：“余姚为绍兴壮县，岸大海者八乡，分东西二部，绵地一百四十余里，旧有长堤，蔽遮民田。”余姚梅林七塘建成后，“于浦口多张水门，春雨水溢，决使入海，秋冬筑之以障潮汐。如此则塘北之地渐为沃壤，亩可万计。亩收一钟，则北乡民食可坐足矣”。又如慈溪的横塘，宋时去海二三里，是个斥卤不毛之地，到清光绪年间已是“十里横塘住万家”，“荒村比户如鳞接”。刘丹通过对地方志史料的不完全统计（方志或年代或地域有缺失），得出宁绍平原在康熙朝60年间报升涂田11万2千多亩，雍正朝12年间报升18万2千多亩。仅慈溪一地，雍正四年（1726）至光绪七年（1881）间即报升税荡亩数76790余亩。“报升”意味着这些土地正式纳入国家赋税，因此实际数字只会比这个数字大，从中可见杭州湾南岸滩涂北移和成岸速度之快，而且从雍正朝和康熙朝报升的对比数字中可见这种淤涨增速明显，这正是上游水土流失严重、杭州湾两岸兴修海塘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人范寅在《论古今山海变易》一文中则讲到了这种土地扩张对萧绍地区农业和城镇发展的意义：
“古之越山逼临越海，今之越海北去越山将百里。其间沃壤膏腴、乡村市镇，凡在会稽山以北捍海塘之内者，皆古之沧海也。”
单就农业来说，这种淤涨和围垦出来的土地，面积大，地势平坦，易于耕作，而且土壤疏松、肥沃，只要有海塘护卫，解决好盐碱和灌溉问题，就能成为优质农田，因此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意义尤其重大，江南能成为国之“粮仓”，这些土地可谓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