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京圖書館藏有一種《四庫全書總目》紅格稿本殘稿，其底稿為工楷墨字，行款與《四庫全書》原抄一致，又有朱墨二筆校改。筆者將之與《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文瀾閣《四庫全書總目》原寫本、浙本、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等比勘，發現浙本與文瀾閣原寫本《總目》、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稿本不一致者，皆與南圖本一致。尤其是無關文義、無人注意的一些文字，與他本皆異而獨與南圖本合，可以確認南圖本為浙本底本。進而證明，浙本並非據文瀾閣抄本刊刻，亦非以文瀾閣抄本為底本參校其他文本刊刻，而是據四庫館撰寫的早期《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為底本，校以文瀾閣抄本，再吸收盧氏、王氏等多家校勘成果而成的一種“整理本”。
作者简介：
韓超，1988年生，浙江餘姚人。南京圖書館歷史文獻部館員，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爲中國古典文獻學。
《四庫全書總目》是清代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中產生的一部重要的提要目錄，乃中國古代目錄學集大成之作。《四庫全書總目》的刻本系統主要有兩個，一為浙本系統，一為武英殿本系統，其中猶以浙本的傳播較廣、影響較大。對於浙本的底本，過去學術界基本認可其底本為文瀾閣抄本《總目》。近見夏長樸教授《〈四庫全書總目〉“浙本出殿本”說的再檢討》一文，對此問題進行了精細的考察，提出浙本是以文瀾閣抄本為底本，同時搜集較新的資料進行修訂而成的，推進了此問題的研究。南京圖書館藏有一種《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以下簡稱“南圖本”），[1]底稿為墨字，又經朱、墨兩色刪改，天頭多有“閣本作某”“王校為某”“盧校為某”等字。筆者將之與《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以下簡稱“天圖本”）及文溯閣抄本、文瀾閣抄本、殿本、浙本《四庫全書總目》等比勘，認為南圖本即浙本之底本。
南京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殘本，存卷一九五《集部四十八·詩文評類一》、一九七《集部五十·詩文評類存目》、一九九《集部五十二·詞曲類二》，每一卷為一冊，凡三卷三冊。朱絲欄稿本，板框高廣19.1x14釐米，每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間有二十二字者。單紅魚尾，版心書集部某類，版心上刻“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鈐“嘉恵堂丁氏藏書之印”，知為丁丙藏書，《八千卷樓書目》未著錄。卷一九五、一九七書衣有文字，從左至右依次為：
集四十八。鮑覆校。《對床夜話》五卷本卷。唐局完。松門校（朱筆）。廿三頁查《藏海詩話》。廿四頁查《風月堂詩話》。卅一頁查《唐詩紀事》。卅五頁查《環溪詩話》。百九十五。計五十四頁（朱筆，“四”字為墨筆覆於原朱筆“二”字上）。（卷一九五）
集五十。鮑校（朱筆）。鮑覆校。姜局完。四十三頁《攷詩辨坻》。廿九頁攷《冰川詩式》。百九十七。五十六頁。（卷一九七）
南圖本內容由底稿與朱墨二筆校語組成，天頭有“閣本作某”“閣本無某”“閣本脫某”“盧云”“盧校”“鯤按”等朱批，某些朱批又經墨筆再次批復。“閣本作某”“閣本無某”“閣本脫某”等當是使用某閣所藏《四庫全書總目》抄本對校的校勘成果，其所在行相應文字旁均有小圈標識，以明確“閣本”與何處不同。南圖本的校勘時間需結合其性質而論，詳見下文。這裡主要以《四庫全書》編纂時間為參考，討論其底稿的編撰完成時間。
所收提要篇目上，南圖本卷一九九《集部五十二·詞曲類二》載“《詞藻》四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浙本、殿本均無此書提要。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二月初九日紀昀撰《左都御史紀昀奏文淵閣書籍校勘完竣並遙呈舛漏清單摺（附清單一）》載：
竊臣遵旨覆勘四庫全書，文源閣書先經勘竣，業經恭摺奏聞在案。茲臣董率詳校各官，又將文淵閣書細心檢閱，現已辦完。所有舛漏條數，視文源閣書較少十分之二。內除《性理大全》一部，岐悞有由，承訛有自，非但文淵閣一處之事，已另行籌辦追賠，專摺具奏外，其餘尋常舛漏，現經檢出修補者，謹逐一開列清單，進呈御覽。所有續勘出遺失底本一種、遺失正本一種及揑注闕文各條亦均於單內聲明，伏乞勅下軍機大臣核議，分別辦理。謹奏。[2]
紀昀在核勘文淵閣《四庫全書》過程中對遺失之書列有清單，其內即列有《詞藻》，曰：“此書國朝彭孫遹撰。原載曹溶《學海類編》中，乃編修程晉芳所進。今架上未收。”[3]因無其書，提要亦相應刪去，南圖本尚有此提要，故當不晚於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初九編撰。
提要內容上，南圖本《中山詩話》“論陸機黃犬一條尤為迂闊不但晁公武所摘蕭何功曹一事”一句，朱筆刪改為“不但解杜甫詩功曹非復漢蕭何句考之未審為晁公武所糾”，天圖本底稿已與南圖本朱筆刪改一致。檢文淵閣《四庫全書》卷前提要，與南圖本底稿一致，作“論陸機黃犬一條尤為迂闊不但晁公武所摘蕭何功曹一事”，其落款為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南圖本底稿當早於天圖本，天圖本成書不晚於乾隆四十八年，[4]則南圖本當早於此。
從書籍來源中著錄的官員銜名看，南圖本卷一九五《集部四十八·詩文評類一》載：“《對床夜話》五卷，光祿寺卿陸錫熊家藏本。”天圖本、浙本、殿本此條“光祿寺卿”均作“大理寺卿”。“《詩林廣記前集》十卷《後集》十卷，內閣學士紀昀家藏本。”天圖本、浙本、殿本此條“內閣學士”均作“兵部侍郎”。此不同是因陸錫熊、紀昀官職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有所升遷，《四庫總目》因在不同時間均有撰寫、修改，故官員銜名亦據時更易。故明確二人任其職的具體時間，也就知曉了南圖本底稿編纂的大致時間。檢《清實錄》，紀昀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四十七年改兵部侍郎。[5]陸錫熊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任光祿寺卿，四十七年（1782）五月任大理寺卿。[6]因此，南圖本底稿不會早於乾隆四十五年纂成。
綜上考證及就現存殘稿看，南圖本底稿最早不會早於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最晚不會晚於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
《四庫全書總目》可分三個系統：一是四庫館歷次撰寫的稿本（包括修改本、謄清本）；二是隨《四庫全書》發往各閣的原寫本；三是浙本與殿本兩種刻本。其他各種《四庫全書總目》均是從這三個系統衍生而來。故筆者選取南圖本底稿卷一九五與天圖本（稿本）、文瀾本（原寫本）、浙本、殿本比較，擇要列表，如表1：
本底稿與天圖本底稿多一致，甚至有些錯字亦同（如“刑天無干戚”），可見南圖本底稿與天圖本底稿是源於同一個祖本。南圖本開本寬闊，版心鐫“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這與大多現存《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版心為直接書寫不同。紙張乃內府所用極細膩之竹紙，且有襯紙。[8]《軍機大臣奏遵旨銷燬李清書四種應行補函商酌辦理情形片》云：“查從前武英殿裝潢全書，向因冊數函數厚薄不勻，有奏定襯紙之例。”[9]筆者推測，南圖本所用紙張或為內府專為謄寫《四庫全書總目》而造，結合上文考證之編撰時間，則南圖本較可能源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本。[10]
在底稿基礎上，南圖本有朱墨二筆增刪改訂及批校，與一般的《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不同的是，南圖本批校多是校勘結果，增刪改訂亦有其意見，而不是如他本般館臣直接修改。其中朱批所言“閣本”，當是與底稿進行對校的校本。並且，南圖本卷一九七《詩文評類存目》亦有“閣本”字樣，知此所謂“閣本”或為七閣中某閣藏《四庫全書總目》，而非卷前提要。
《四庫全書》編纂完成後曾分貯於南、北七閣，《四庫全書總目》亦分抄隨閣書發往各地。七閣中文源、文宗、文匯所藏已毀于兵燹，今存文淵、文津、文溯、文瀾藏《四庫全書》中，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總目》下落不明；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總目》情況特殊，提要文字很少；文溯閣本《四庫全書總目》藏天津圖書館；[11]文瀾本原寫本有二十七卷殘存，其他均為歷次補抄。所幸文瀾本卷一九五、一九六皆為原寫本，可資比較。基於上述情況，筆者選取南圖本卷一九五與文瀾本、文溯本及文淵、文津二閣卷前提要比對，[12]擇要列表，如表2：
從上表可見，南圖本“閣本無某”“閣本作某”者與文瀾本可一一對應，特別是閣本有誤處，更可見其所本。又南圖本《歲寒堂詩話》，底稿原文為“攷說郛及學海類編載此書均止寥寥三四頁此本為永樂大典所載猶屬完帙然有二條此本遺去而見於學海類編者今僅據以增入”。文瀾本因涉下“學海類編”而脫去“載此書均止寥寥三四頁此本為永樂大典所載猶屬完帙然有二條此本遺去而見於”，作“攷說郛及學海類者今僅據以增入”。校者據文瀾本，用朱筆劃去“載此書均止寥寥三四頁此本為永樂大典所載猶屬完帙然有二條此本遺去而見於”二行，旁書“者今僅據以增入”。以上文瀾本誤者他本均不誤，而南圖本所作批校正與誤者若合符契，則所謂“閣本”當為文瀾本。
（二）南圖本為浙本底本
既然“閣本”為文瀾本，那麼能使用文瀾本，且用文瀾本對《四庫全書總目》進行校勘，則很可能是刊刻浙本《四庫全書總目》的需要。[13]阮元《浙江刻á四庫書提要ñ恭跋》載：“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臣謝啓昆、署按察使司臣秦瀛、都轉鹽運使司臣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臣吉慶，恭發文瀾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青鮑士恭等咸願輸資鳩工集事以廣流傳。六十年，工竣。”[14]為了進一步證明這種猜測，筆者將南圖本卷一九五《集部四十八·詩文評類一》與天圖本、文瀾本、浙本、殿本進行比較，選取卷一九七《集部五十·詩文評類存目》與浙本、殿本進行比較，列表如下：
從表3、表4可見，浙本文字不出南圖本範圍，或為底稿原文，或為經修改後文字。並且某些文字為浙本獨有，特別是一些特意修改的異體字或經考證而校改之字。如《文心雕龍》“事蹟具南史本傳”句，他本“蹟”均作“迹”，惟浙本作“蹟”。這些異體可能是刻本偶與之合，但著意修改，又僅見於浙本，則似非如此巧合。又《文則》“於徘調倡樂世用之”“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二句，南圖本底稿原同各本作“於徘諧倡樂世用之”“泂酌彼行潦浥彼注茲”，眉批曰“王據《御覽》校，諧改調、浥改挹”，浙本與校改後文字一致，與他本異。《竹坡詩話》“刑天舞干戚”，朱筆眉批曰“鯤按《山海經》作形天”，今浙本正作“形天”，與他本皆異。那麼有可能是南圖本據浙本進行校勘嗎？筆者認為非是，理由如下：1.南圖本的部分文字校改有“鯤按”“盧校”等相關依據，且校改意見反映在了浙本中，若是以浙本校勘只需直接改文字即可；2.南圖本既然有“閣本作某”等字，可見其使用不同版本校勘時會注明版本依據，故若以浙本校勘則必言“浙本作某”。3.有部分校勘意見并未反映在浙本中，浙本仍與底稿一致，若以浙本校勘則不會出現校勘意見。
這些文字可分成三類：一是浙本誤刻者。如第1、6、11條，他本均不誤，浙本因音近或形近而誤。二是南圖本誤浙本據文瀾本改者。如第4、6、7、8、9、12條，南圖本或形近而誤，或脫文，他本均不誤，浙本當據文瀾本改。三是南圖本誤浙本經校勘而改者。如第2、3、10條，南圖本與天圖本、文瀾本、殿本同誤，知四庫館原撰稿本已誤，各本仍之未改，浙本查檢原書校勘後改。第一類乃手民之誤，與底本無涉。至於第二、第三類的文字為什麼沒有在南圖本中出現，筆者以為卷一九五尚未校勘完畢（卷一九七末有墨印“校正無譌”，則其校勘完畢當有印記），這些修改或在此後的修訂中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