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四庫館早期稿本為底本

崔富章先生認為浙本的底本來源為文瀾閣所藏抄本《四庫全書總目》。[15]夏長樸先生通過比較文瀾本與浙本內容，發現兩者有明顯差異，“當文瀾閣抄本與浙本出現不同時，此時浙本與殿本卻經常一致，僅有少數例外”，[16]故崔富章先生之說不能成立。但最終夏長樸先生仍推測浙本是以文瀾本為底本，只不過同時又參考新搜集到的材料做了適度的修訂。正如劉浦江先生所說：“文瀾閣抄本與浙本之間存在的重大差異，無疑是夏文最有價值的一個發現，但遺憾的是，最終他仍止步於前人的結論”。[17]夏長樸先生認為文瀾本與浙本之所以有差異，是因為浙本又進行了適度的修訂。按照夏先生的思路，再比勘下列幾組提要，我們會發現浙本或不以文瀾本為底本。

上列浙本文字中，《䂬溪詩話》只比文瀾本多一虛詞“也”，而《觀林詩話》《懷麓堂詩話》均只變化了兩字的順序，但并不影響意義。這就表明浙本或不以文瀾本為底本，若浙本以文瀾本為底本，在這些并無實際意義的詞或詞序上，浙本為何要改變底本面貌而作無謂的修改呢？南圖本的存在，更從實物證明，浙本底本並非文瀾本，而是四庫館撰寫的早期稿本。在此稿本基礎上，浙本又經幾次校勘，最終形成一種新的“整理本”。

（二）以文瀾本對校

文瀾本作為對校本，主要以之校訂訛誤與比勘異同，刪改與校勘結果均由朱筆書寫。校勘者認為的底稿的訛脫衍倒，均據文瀾本徑改。如：“王世禎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詩品》一卷）下脫“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朱筆據補。“王之渙之鶴雀樓詩”（《續詩話》一卷），朱筆改“鶴”為“鸛”。既然徑改之字未作說明，何以知其亦據文瀾本改？一是以南圖本與文瀾本對勘，其修改文字可與之一一對應。二是某些文瀾本獨有的文字出現在修改中。如《本事詩》條，底稿原作“唐摭言稱棨出入場籍垂三十年”，與天圖本、殿本一致。朱筆修改於“三十”下補一“餘”字，今只見於文瀾本與浙本。此可知四庫館撰寫之稿原無“餘”字，文瀾本或據《唐摭言》補“餘”字，南圖本底稿又據文瀾本與《唐摭言》補（墨筆批注“攷唐摭言”），後為浙本繼承。又《環溪詩話》條，底稿原作“則必如陳無已椒椒櫨楓柞樟之句”。朱筆圈去“椒”，旁寫“檜枏”二字，“之句”下朱筆插入“案陳師道此句實本之柏梁臺詩枇杷橘栗桃李句非所自創趙與時不引漢詩亦引此句或以漢詩僅六物與”小注。天圖本亦於“之句”下插寫此小注，然“與”字作“歟”，殿本與之同。浙本與文瀾本同南圖本朱筆，作“與”。這就是浙本體現出文瀾本面貌的原因，進而導致部分學者認為浙本底本為文瀾本的原因。

若文瀾本與底稿有異而無法判斷正誤，或文瀾本有脫誤，則於天頭注“閣本作某”“閣本有某”“閣本無某”“閣本脫”等，但不改底稿。文瀾本有脫者，如《珊瑚鉤詩話》三卷（圖1左）、《石林詩話》一卷（圖1中）相應行上均有“閣本脫一行”，但未標明何處脫一行。經與文瀾本比對，發現“如論杜牧擬把一麾”下“江海去句以為誤用顏延年語以麾斥之麾為麾”十九字脫，直接接下一行“麾”下之“旄然考崔豹”，蓋涉旁行文字而脫。《石林詩話》所脫為眉批下一整行。又《唐溪詩話》二卷（圖1右），眉批曰“閣本有脫”，實際所脫為批注下一整行。這三者情況并不一樣，但其描述或同為“脫一行”，或為“有脫”，非比照校本則不知所脫為何。

圖2

圖2左為南圖本，圖2右為文瀾閣本。文瀾閣本將“古今詩話”下“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誤抄為“不載焉考編此詩話總乃”，致使原文“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十字脫去，從而使文字錯亂。其原因大概是抄書者因臨近兩行中“詩話”二字並排，故抄寫時看錯行而致訛。這也表明，文瀾本只是校本，只要底稿不誤，校勘者并不著意標識校本的問題。

（三）參校他本或他人校勘成果

殘存的南圖本僅兩處見他本校勘，且均是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九五“珊瑚鉤詩話”條，底稿原作“《珊瑚鉤詩話》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朱筆於“三”旁加圈，於天頭書“簡明目錄作二卷，閣亦作三”。同卷《草堂詩話》條，底稿原作“莆田方深道”，朱筆批注曰“簡明作道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成書要早於《四庫全書總目》，雖然只收《四庫全書》著錄部分，但仍是《四庫全書總目》重要的他校材料。

南圖本書衣寫有校者與覆校者，所以只要是校者與覆校者的校勘均不注明某人校。但部分校勘意見是引述他人校勘成果，故需注明。其中引用最多的是盧、王二家。如卷一九五《觀林詩話》條，“虞嘯”二字批注曰“盧云晉書有虞嘯文”。卷一九七《木天禁語》條，“范梈”二字批注曰“盧校作范椁”。又同卷《過庭詩話》條，底稿原作“為虎迷之祖”，朱筆改“虎”為“字”，并批注曰“王校虎改字”。

除上述外，南圖本內有一條朱筆校記字體與其他朱筆、墨筆字體不同，當是另一人所寫。此條校勘位於《竹坡詩話》內，是針對“刑天舞干戚”一句而發，文曰：“鯤按《山海經》作‘形天’，《讖贊》作‘形夭’。”從此條校記可知，南圖本的校勘者應不止書衣所書二人，只是書衣所書者可能是對全書進行對校、覆校的，而其他校者只是通讀或審閱稿本後提出自己的部分校勘意見。

（四）覆校

朱筆的校勘或為一校，墨筆對之進行審核與覆校，主要有兩方面：1.對朱筆漏校者進行補充。如卷一九五《環溪詩話》條，底稿原作“草迷花徑返調護”，朱筆并未校，墨筆校曰“閣本脫返字”。2.對一校的校勘成果及意見進行審核、批復，其審核方法主要是核對原書。如卷一九五《本事詩》條，底稿原作“唐摭言”，朱筆批校“閣本無唐字”，墨筆覆校曰“攷摭言”，并劃去原朱筆批校。當是覆校者經考證後認為“唐”字需保留，閣本有誤。又同卷《藏海詩話》條，底稿原作“又云凡看詩須是一篇立意乃有歸宿處”，朱筆刪去，墨筆覆校曰“本書有仍要寫入”。

完成上述校勘步驟后，校勘者會蓋上墨印“校正無譌”四字（南圖本卷一九七末），表示校勘完成。此後當另有一份謄清稿本，以便上板刊印。上述校勘成果有的反映在了浙本中，也有的浙本並未吸收，一仍底稿。

（五）校勘者的推測

南圖本書衣所書“鮑校”“松門校”當是校勘者姓名或字號，既然南圖本為浙本底本，那麼從理論上來說校勘者當以浙籍人士為中心。據字跡判斷，“鮑校”或為鮑廷博，書衣墨字及書內墨字批校亦為鮑氏所書。如圖3，左圖為南京圖書館藏鮑廷博跋并校本《林和靖先生詩》，右圖為南圖本，其字跡是較接近的。鮑廷博（1728—1814），字以文，號渌飲，安徽歙縣人，寄居浙江桐鄉。乾隆間修《四庫全書》，鮑氏進書六百餘種。其子鮑士恭曾出資刊刻浙本，則廷博得預此役亦是有可能的。“松門校”或為戴光曾，朱筆為其所寫。戴光曾，字松門，清嘉慶間浙江嘉興人。作為鮑廷博的寓居處的同鄉，戴氏或應鮑氏之邀而預此。“鯤按”者或為“徐鯤”。鯤字北溟，蕭山人，諸生。阮元為浙江學政時，徐鯤助其纂成《經籍籑詁》。書內所引之“盧校”或指“盧文弨”，然檢《群書拾補》及南圖藏盧文弨校本《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未有與南圖本校勘相合者，當俟日後再考。書內所引之“王校”及書衣所書之“唐局完”“姜局完”尚未詳，暫付闕如。

圖3

綜上所述，浙本的複雜性正是由一系列校勘造成的，其文本具有三重特征：1.因其底本為四庫館撰早期稿本（與殿本同源），故大部分內容與殿本一致；2.因使用文瀾本對相關文字進行修改，故又呈現部分文瀾本的面貌；3.使用新的校勘成果，所以有些文字又呈現自己獨特的面貌。

南圖本的存在為浙本底本及成書過程提供了新的證據，也為文瀾本缺失部分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材料（文瀾本卷一九七、卷一九九均為補抄，利用南圖本中“閣本”校勘記，可大致恢復文瀾本原抄此二卷面貌）。在殿本遲遲未能刻竣的情況下，浙人利用所得四庫館早期稿本籌資刊印，其目的是早日將《四庫全書總目》付梓。浙人認識到《總目》在此底稿完成後尚有修訂，故利用較後發往浙江的文瀾本作校勘。不過浙本終究是一部集合了多重校勘而形成的“整理本”，並不能完全展示《總目》的編纂思想與修訂成果。所以，在今後的整理中，整理者當以殿本為底本，吸收浙本中正確的校勘意見，形成一個完善的新校本。至於南圖本底稿是如何流轉至浙江，文獻不足，尚待新材料的不斷發現。

後記：本文撰寫中幸得天津圖書館胡艷傑老師查詢文溯閣本《四庫全書總目》相關材料，殘稿書衣字跡得南京圖書館沈燮元先生指點。本文完成後又得武秀成師、夏長樸先生通讀指正。并此志謝。

再記：本文完成後又見夏長樸先生撰《南京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編纂時間初探》（已刊載於《中國四庫學（第五輯）》，中華書局，2020年），其論南圖本編纂時間更為細緻，可參看。然對於夏先生認為南圖本較上圖藏稿本為晚的結論，筆者仍有不同的看法，已撰文待刊。超識於二〇二一年五月五日。

[1]此稿本夏長樸教授曾請友朋委託筆者查看一二，因而得以關注此書。近來在武秀成師組織的讀書會中，因學習、討論夏長樸教授《〈四庫全書總目〉“浙本出殿本”說的再檢討》（鄧洪波主編：《中國四庫學》第一輯，中華書局2018年）一文，筆者又仔細將此稿本與他本比勘，有一些新的發現，故撰此文，略為夏文之補論。

[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73頁。

[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75頁。

[4]參見夏長樸：《重論〈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湖南大學學報》，2016（6）。

[5]《清實錄》卷一〇八〇“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條：“以詹事紀昀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清實錄》卷一一五五“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條：“所遺兵部侍郎員缺，著紀昀補授。”

[6]《清實錄》卷一一〇九“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條：“以翰林院侍讀學士陸錫熊為光祿寺卿。”《清實錄》卷一一五七“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條：“以光祿寺卿陸錫熊為大理寺卿。”《碑傳集》卷三十五王昶撰《都察院左都御史陸公錫熊墓誌銘》、《清史列傳》卷二十八《陸錫熊傳》〉載陸錫熊任光祿寺卿的時間為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至四十七年五月，與《清實錄》有異。然《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六八一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初九王傑奏折稱“詢問總纂內閣學士臣紀昀、侍讀學士臣陸錫熊等”，則至四十五年三月陸錫熊尚未任光祿寺卿。故當以《清實錄》記載為確。

[7]天圖本亦分底稿和修改兩部分，關於此本的具體研究可參考夏長樸《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與文獻價值》（《臺大中文學報》2014年第44期）、劉浦江《天津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研究》（《文史》2014年第4輯）。

[8]南圖本經過修補，又襯他紙，但經辨別，原書已有襯紙。

[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97頁。

[10]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一種稿本《四庫全書總目》，其中《尚史》一書注明為“內閣學士紀昀家藏本”，與南圖本所用銜名同。此稿本由黃燕生先生首先向學界介紹，劉浦江教授認為此稿本與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四庫全書總目》為同一部，均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進呈本。然中國國家博物館與上海圖書館藏均有館臣刪改筆跡，則當為初稿。南圖本底稿工楷書寫，並無刪改修訂之跡，或是最終進呈本或錄副本。

[11]陳東輝《〈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前言》認為“鈐蓋‘文溯閣寶’的《四庫全書總目》殘稿七十卷，由故宮博物院於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撥交天津市人民圖書館（今天津圖書館）收藏，該殘稿已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於二〇一一年影印出版，書名為《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文瀾閣四庫全書提要匯編》，杭州出版社，2017年，第16頁）。實際上，文溯閣本《四庫全書總目》與天圖本為兩書，鈐“文溯閣寶”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今亦藏於天津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存一百四十三卷（《天津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260頁）。

[12]文淵、文津、文溯三閣卷前提要錄自李國慶輯《四庫全書卷前提要四種》，大象出版社，2015年。

[13]過去學者多認為浙本出自殿本，但近年來諸多新材料的公佈充分證明了浙本在殿本刊刻前已付梓，非翻刻自殿本。詳見《〈四庫全書總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實——“浙本翻刻殿本”論批判》（浙江大學人文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14]（清）阮元：《揅經室集》，中華書局1993年，第565頁。

[15]參見崔富章：《〈四庫全書總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實——“浙本翻刻殿本”論批判》，《浙江大學人文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16]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浙本出殿本”說的再檢討》，《中國四庫學第一輯》，中華書局2018年，第66、67頁。

[17]劉浦江：《天津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研究》，《文史》2014年第4期，第1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