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从官制、行政、文书制度、度量衡制、汉化佛教等方面来讨论中原文化对于阗的影响，也根据当地出土的《尚书孔氏传》、《刘子新论》等抄本，略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1】。今以新近所见唐代于阗地区抄写的王羲之《兰亭序》摹本为题，来进一步申论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问题。

和田出土《兰亭序》抄本

2002年，笔者与业师张广达先生合撰《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从俄藏敦煌编号（Дх）的写本中，分辨出一组原本是和田出土的唐代于阗文书，即Дх.18915－Дх.18931和Дх.18937－Дх.18942号，两组中间的Дх.18932－Дх.18936号从内容来看是敦煌文书【2】。于阗文书后的Дх.18943-1是《兰亭序》的抄本，Дх.18943-2是三个残片，每件存字不多，不成文句。Дх.18945以下则像是敦煌文书。《兰亭序》的写本纸面撮皱，与和田出土文书的外貌比较接近，而不似一般比较平展的敦煌文书，所以我们判定其为和田出土文书，但因为它与前面刊布的唐朝大历、建中、贞元年间所写的公私文书没有什么内容上的关联，所以没有纳入我们前文的讨论范围。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当时对于《兰亭序》这样最为传统的中原文化的代表作是否远播西域于阗地区，尚没有把握。

在中国人民大学有关校领导以及博物馆、历史学院、国学院的相关领导和专家的努力和支持以及冯其庸先生的大力推动之下，人民大学博物馆于2009年末，从一位收藏家手中获得一批和田出土文书的捐赠，其中有汉文、于阗文、梵文、藏文、粟特文、察合台文等文字书写的典籍和文书。笔者有幸参与其中汉文文书的整理工作，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两件写有“永和九年”字样的残片。我们知道，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是东晋年号，在公元4世纪中叶的西域王国于阗是不可能使用远在东南地区的东晋年号来做纪年的，而且这种行书的书体也不大可能是当时于阗国流行的字体，从吐鲁番、楼兰出土的西晋至十六国时期的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河西、西域地区流行的书体尚保存较多的隶意【3】。因此，这两件存字不多的残纸上的“永和九年”云云，应当是唐人所抄《兰亭序》的文字。这一新发现，为我们确认俄藏敦煌编号写本（Дх.18943-1）为和田地区出土的《兰亭序》抄本，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件《兰亭序》抄本的模样吧：

Дх.18943-1未见原件，尺寸不明。写本除开头部分的前面和上部完整外，其余部分都已残缺，残存5行中的部分文字如下【4】：（图1）

1   永和[

2   于會稽山陰[

3   羣賢畢至[

4   □山峻領[

5   湍暎帶[

（后缺）

  图1  Дх.18943-1《兰亭序》抄本

此写本文字紧顶着纸边书写，不像一般的典籍抄本那样留有天头地脚，应当是书法习字的遗存。写本行间间隔均匀，当是临帖的结果。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个《兰亭序》的抄本，文字极其有力，可见所据原本颇佳，而书者也有相当水准。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卷GXW0112号仅存开头六字（图2a），即“永和九年歲癸”，不知何故没有继续书写，但写本文字也是顶着页边书写，视其文字大小和纸张的空白长度，其格式也和其他《兰亭序》帖本相同，第一行为13字。此残纸的另一面是一件唐朝官文书的尾部（图2b），存署名、判案文字。《兰亭序》的文字，可能是利用废弃文书作为练字的稿纸，但没有写完而止。从书法上来看，这个书手要较Дх.18943-1的书写者相差甚远。

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卷GXW0017号应当是一个习字残片，前两行重复写“经”字，后一行有“永和九歲”字样，应当也是《兰亭序》的文字，可惜后面残缺。承史睿先生的提示，我们从国家图书馆新近入藏的和田出土文书中，也找到一件《兰亭序》的习字残片（编号BH3-7v），前面也是“经”字的习字，而且在“经”字之前有“餘”字，“字”的下面还有“极”、“热”、“初”等习字。两件可以上下缀合（图3），作为《兰亭序》的文字，“歲”字可以拼合为完整的一个字，下面尚有“在癸丑”及三个“在”字。后一“在”字显然是误写，所以没有再往下写，留有余白。此外，两残片的另一面都是唐朝粮食帐的残文书，其中的“石”字也可以拼合成一个字。

图2a《兰亭序》抄本                 

图2b  唐朝官文书尾部

  图3 《兰亭序》抄本缀合图

以上四件文书残片缀合后形成的三个《兰亭序》抄本，虽然只是摹抄或习字之类的文本，谈不上什么书法艺术的高度，但它们出现在和田这样遥远的沙漠绿洲当中，却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兰亭序》在唐朝的的流传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郗昙、支遁等四十一位文人名士，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举行祓褉之礼的集会，与会者饮酒赋诗，汇编成《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作序，即《兰亭序》。据说王羲之当时乘醉意将《序》文书写一纸，精妙绝伦，等到酒醒以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祓褉所书之者。右军亦自珍爱宝重，此书留付子孙传掌”【5】。

唐天宝初的史官刘餗在他的《隋唐嘉话》卷下中记：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6】

但是，萩信雄先生检索了大量有关《兰亭序》的文献，结论是从王羲之时代到唐初编纂《晋书》之前，没有一篇文献提到过《兰亭序》。他推论说，所有关于《兰亭序》的讨论是从《晋书·王羲之传》采录《兰亭序》以后才开始的【7】。

唐太宗的确极其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在他所撰写的四篇《晋书》的史论中，就有一篇是《王羲之传赞》【8】。赞文先是数点张伯英、钟繇、王献之等人书法的弱点，最后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在即位之前，作为秦王的李世民就在大力收集王羲之的书法名迹。登极以后，更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把大量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网罗到长安宫廷里面，这其中，就有后来越来越有名的《兰亭序》。

关于《兰亭序》之为太宗所得，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即秦王派萧翼去越州赚取《兰亭》和派欧阳询就越州访求得之。刘餗《隋唐嘉话》卷下接着上面的引文记载：

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9】

萧翊（即萧翼）赚取《兰亭》的说法在唐朝就广为流传，在刘之前，何延之就将此故事敷衍成一篇传奇——《兰亭记》。此文为张彦远《法书要录》全文收入，成为书法史上的“信史”。然而，早在宋代就有人质疑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如赵彦卫《云麓漫钞》即提出这种说法的七点谬误【10】。

宋人钱易《南部新书》卷丁云：

《兰亭》者，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访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两本，一送辩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于时天下草创，秦王虽亲总戎，《兰亭》不离肘腋。及即位，学之不倦。至贞观二十三年，褚遂良请入昭陵。后但得其摹本耳。【11】

此后，元代刘有定《衍极》注【12】、明代宋濂《跋

据褚遂良《右军书目》，唐太宗所收《兰亭序》真本，列为贞观内府所藏王羲之行书五十八卷二百五十二帖中的第一卷第一帖。太宗命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汤普彻等用双钩廓填法摹写了一些副本赐给近臣，其中汤普彻曾“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18】。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馆还收藏有三个摹本，即（一）冯承素摹本，其前后有唐中宗年号“神龙”半字印，故名神龙本（图4）；（二）虞世南摹本，明代董其昌定，因是元代张金界奴进呈给元文宗的，故名张金界奴本；（三）褚遂良摹本，后有米芾题诗，故也有人认为是米芾摹本【19】。此外，还有据欧阳询临本上石的定武本，因临本曾存定州定武军库中，故名。这些本子的行款章法都完全一致，特别是第4行“崇山”二字写在行间，当是祖述同一个底本【20】。

 
图4  冯承素摹本《兰亭序》

我们今天看到的故宫所藏的这些摹本，都出自唐太宗的近臣手笔。至于在外流传的《兰亭序》摹本或拓本，则很少见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在唐朝民间的流传，不是由于难得一见的《兰亭序》，而是通过怀仁集王羲之字而成的《圣教序》和后来的《永字八法》，《圣教序》中的文字有辑自《兰亭序》者，所以民间是通过《圣教序》碑而习得《兰亭序》书法的【21】。

然而，事实恐非如此。

《兰亭序》的西渐

《兰亭序》真本虽然已经密封于太宗的昭陵，高宗以后，唐人无缘得见。近臣摹本，“一本尚直钱数万”【22】，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见到的。但当时毕竟有人已经将摹本或拓本传出宫外，民间得以转相传习。只是过去关心书法的人留意的主要是水平最高的“神品”以及后世反复的摹本和名家的再创作，很少关心民间的文献遗存。1900年敦煌藏经洞开启后，学者们陆续从敦煌写本中，找到若干《兰亭序》的抄本。这些可谓民间《兰亭序》写本的存在，目前所知者已有十余件。

首先，饶宗颐先生曾从书法的角度提示了三件敦煌写本《兰亭序》的存在，即P.2544、P.2622背、P.3194背。他将P.2544写本按原大尺寸影印收入所编《敦煌书法丛刊》，并在跋语中提示了其他两本的存在【23】。敦煌写本中的《兰亭序》的存在，有两种可能。一是作为古代文献的抄本，一是作为书法的习字。因此，这三件敦煌本《兰亭序》的功能，还值得仔细分析。

P.2544的正面是一部诗文集，纸有栏格，依次抄写刘长卿《酒赋》、《锦衣篇》、《汉家篇》、《老人篇》、《老人相问晓叹汉诗》、《龙门赋》、《北邙篇》，然后空两行写《兰亭序》整篇文字，计14行，但文末接书“文义同”，再隔一行写“永和九”即止，次行又写“永和九年岁”而止，均系习字【24】。徐俊先生曾仔细分析此卷，指出《兰亭序》前的诗文集与P.4994+S.2049唐诗丛钞内容及次序基本一致，“《兰亭序》与前诗为一人所抄，但字迹有明显摹写王羲之《兰亭序》帖笔法的痕迹，可断定为临习之作”【25】。徐先生深谙书法，对敦煌写本诗歌丛钞有整体关照，他的判断笔者完全赞同，从《兰亭序》文本后的附加文字和隔行重抄《兰亭序》文字的情形来看，其为临习之本无疑。此本写在原有的栏格当中，每行约24字，非一般所见《兰亭序》摹本格式，可知其虽然是临习之本，但并没有按照原帖的格式来抄。

图5  敦煌抄本P.2622《兰亭序》   

图6  敦煌抄本P.3194《兰亭序》

P.2622正面为《吉凶书仪》，尾题“大中十三年（859）四月四日午时写了”，然后接着写学郎诗及杂诗五首，卷背有相同笔迹抄写的诗八首，有些只是残句，学者都认为此卷抄者是《书仪》文字中所写题识“此是李文义书记”中的李文义【26】。在纸背第一首残诗句的后面，抄有三行《兰亭序》的习字（图5），从“永和九年”开始，但原文“此地有崇山峻领茂林修竹”一句，误抄作“此地有茂林修竹崇”，可能是发现有误，所以戛然而止。此文与正背面《书仪》、诗歌不同，为顶格书写，仍存帖本痕迹，为临帖之作无疑。另外，卷背还有许多杂写、杂画动物、题名等，均为习书的样子，也可帮助我们判断《兰亭序》为临习作品的性质。从《书仪》尾题的年代来看，《兰亭序》习字的书写时间在大中十三年以后的晚唐时期。

P.3194正面唐写本《论语集解》，尾题“论语卷第四”【27】，最后的抄写题记被人用浓墨涂去，今不可识。背面有张通信等状稿及杂写，还有半行藏文，最后倒书《兰亭序》三行（图6），从“永和九年”到“少长咸集”而止，下有空白未书【28】。文字顶格书写，行款与“神龙本”等不同，前两行分别为18、13字，“之兰亭”误作“至兰亭”，是为习字之作。饶宗颐先生评价此卷书法云“书法甚佳”【29】。这篇习字的年代，可据张通信状稿略作推测，从内容看，应当是归义军时期的文书。状文是上给某“常侍”的，归义军节度使中称常侍的，先后有867－872年的张淮深、893年的索勋、896－901年的张承奉【30】，故此状的年代当在这个范围当中，写于其后的《兰亭序》习字，也当在晚唐甚至五代时期。

此后，随着学者们视野的拓展和新材料的公布，又发现了以下《兰亭序》习字残片。

P.4764残存两纸，第二纸首残，有文字痕迹，后存《兰亭序》文字两行，从“群贤毕至”至“又有清流激”，“激”字又重写两遍，下余空白未书【31】，实为习字之属。

S.1619亦是《兰亭序》的习字，存16行，写“若合一契未尝不临”八字，每字写两行【32】，上面是老师写的例字，下面是学生的临书【33】。

P.3369-P2背亦为《兰亭序》习字。该卷正面存“供其斋”、“金光明道”、“前赦生三万”等文字，背面存《兰亭序》“之视昔”三字的习字5行，其中，“之”字尚存1行，“视昔”两字各写2行，“昔”左侧尚余“悲”下半部分的字迹残画“心”【34】。

Дх.00528A背，残损严重，存“之”习字两行，“兰”习字6行，当为《兰亭序》习字【35】。此号正面为《沙州敦煌县神沙乡籍》，则是学童用废弃之户籍来习书。

Дх.00528B包括数件残片，正背皆为习字，正面是包括“至少”、“和”等每字1行的习字，必为《兰亭序》无疑，背面则包括“和”、“也”等习字以及一行《千字文》残文：“命临深履薄夙兴。”【36】

Дх.00538，写有“佛说无常经□卷”、“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各一行，“大”字四次，以及倒书“大□□”一行【37】。

Дх.11023，正面为“之兰”习字3行，首行“之”字，次行“兰”字，末行为“兰”字残画，为《兰亭序》文字。背面残留“兴温凊”等字迹，应为《千字文》残文【38】。笔者认为，此片可以与Дх.00528B写有“命临深履薄夙兴”字样的残片直接缀合。

Дх.11024，存四片残片，正背均为《兰亭序》习字。正面书写内容分别为“一詠亦足”、“日也幽情是日”、“之盛”、“以畅叙”，基本为每字2行；背面内容为“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领”、“会稽山阴之兰亭修楔事”、“事也群贤毕至少”、“流激湍映”等字，均为每字书写1行【39】。

Дх.05687仅公布有一面图版，上书文字8行，为“游目畅怀”四字之每字两行的习字【40】。《兰亭序》中有“所以游目骋（畅）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之句，可知此件残片当为《兰亭序》习字。

Дх.12833为正背书，正面为“和”字的3行习字，及些许残存笔划；背面为“永”字3行字，及些许残存笔划。从“永”、“和”两字的书写结构来看，颇似《兰亭序》书迹之貌，故此片亦当为《兰亭序》之“永和”习字【41】。

此外，2010年4月19－24日在日本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举办的“第54回杏雨书屋特别展示会”上，陈列有已故著名学者羽田亨旧藏的敦煌文书羽664号【42】。这是一件学生习字残片，有趣的是正面为王羲之《尚想黄绮帖》的文字，背面则是《兰亭序》的文字（图7）【43】，形式都是在纸的上端紧顶着纸边横写原文，每个字写两遍，作为标本，字体较为粗大，下面整行则是学生照着标本的临写，真切地反映了敦煌学生临习王羲之字帖的样子。其中《兰亭序》部分存“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和“湍暎带左”，中间似有纸缝，故文字不够连续。

图7  敦煌写本羽664背《兰亭序》习字

以上敦煌《兰亭序》习字写本，从字体和同卷相关文字来看，都是中晚唐甚至五代时期的写本，说明唐朝民间自有《兰亭序》摹本的流传，不仅长安有，而且西渐敦煌，为当地学子习字之资。

另外，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在麻札塔格发现的MT. b. 006号（图8）【44】，其正面残存“欣”字1行和“俛”字2行，为“向之所欣，俛（俯）仰之间”一句的残字，是《兰亭序》的习字【45】。背面上残存“当”字2行和“抗”字4行，对应《尚想黄绮帖》“吾比之张、钟当抗行”一句【46】。可见，这也是一件正面抄写《兰亭序》、背面抄写《尚想黄绮帖》的学生习字文书。由此得知于阗当地的学童也和敦煌一样，同时把《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当作习字课本。

图8  和田麻札塔格出土的《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习字本

总之，今天我们有幸获得四件唐朝西域于阗地区的《兰亭序》写本。从已经发表的于阗地区官私文书来看，和田地区出土汉文文书的年代大体上是从开元（713－741）到贞元年间（785－805），不过在最近人大博物馆入藏的文书中，我们发现有带武周新字的官文书，所以于阗汉文文书使用的年份，还可以上推到天授元年（690）至神龙元年（705）新字流行的年代，但从整体上看，和田出土《兰亭序》的临本更可能是汉文文书写作最为盛行的8世纪后半叶。

从写本的格式来看，人大博物馆的两件，或则残缺，或则没有写完，无法推断。俄藏的一件，转行与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摹本相近，似乎更接近于宫廷摹本的原貌，较敦煌临本更胜一筹。

自长寿元年（692）十月唐复置安西四镇并发汉军三万人驻守西域以后，中原的官人开始大量进入西域，中原传统文化、官僚体制等也随之流传到于阗等安西四镇地区。从和田发现的四件《兰亭序》写本文字的流畅程度看，似乎应当是驻扎当地的唐朝官人或其家人所书，人大博物馆藏GXW0112号《兰亭序》写本的正面是官文书，字体颇佳，判案文字更是流利潇洒，或许有利于我们理解《兰亭序》写本的主人【47】。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当地胡人所写的可能性。笔者曾阐述唐朝名将哥舒翰的父亲哥舒道元任唐朝安西副都护，驻守于阗，娶于阗王女，生哥舒翰。“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48】。其早年读书的地点应当就在于阗，则像哥舒翰这样能读《左传》和《汉书》的胡人，应当也能写出像出土残片那样水平的《兰亭序》吧。

《兰亭序》于阗摹写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兰亭》是以书法为载体的中国文化最最根本的范本，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化史都不能不提的杰作，它在塔里木盆地西南隅的于阗地区传抄流行，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渐到西域地区的最好印证。

此外，在中国书法史的论著中，李柏文书等早期西域书法的墨迹已经占据了重要的篇幅，但是到了唐代以后，由于传世的法帖、碑刻增加，西域出土的典籍和文书也就很少作为书法材料而被使用和研究了。其实唐代西域不仅有不经意而留下来的书法材料，而且还有像《兰亭序》这样作为书法本身而留存下来的遗篇，值得在中国书法史上大书一笔。

中国书法的西域篇章，更是中国书法研究的缺环，西域地区出土的大量官私文书，也能够揭示唐朝民间书法传习的系统。如果没有唐朝官府大力提倡书法，如果没有唐朝官人考课要考身、言、书、判，则唐朝的总体书法水平不会如此之高，也不一定能够烘托出一个又一个伟大的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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