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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佛教文化》第45期:中日禅宗墨迹研究(下)
来源:浙商大东亚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韩天雍  日期:2021-05-13

二、日本入宋元留学僧墨迹


日本从平安时代迈入到镰仓时代(1192-1333),公卿贵族的统治摇摇欲坠,而隶属于它的武士阶级开始抬头,并逐渐扩大势力,统揽政权。往日活跃于书坛的世尊世流也逐渐失却了优美艳丽的风姿,随着贵族阶层的没落而愈发衰微。社会的风潮必然会反映到当时的书风上来。于是,平安假名的优美华丽、温雅柔弱的阴柔之美,转向了朴实刚健、恣肆雄强的刚阳之美。这一风格的转变,正与禅宗的精神气魄相吻合。


荣西与临济宗:


在入宋的禅僧之中,最早给予日本书坛及禅林界以影响的人物当首推明庵荣西(1141-1215)。荣西于仁安三年(1168)和文治三年(1187)两度访宋,承继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禅师的法嗣,为临济宗在日本的传播与弘扬做出巨大贡献。荣西也因此被奉为日本禅宗的始祖。存藏在福冈誓愿寺的《孟兰盆缘起》,使用宋代最为流行的彩笺纸,是一幅潇洒、率意、自然的力作,在有意于无意之间流露出黄庭坚书风对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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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荣西禅师墨迹《誓愿寺盂兰盆缘起》

治承二年(1178) 纸图本墨  35. 1×154.0cm 

福冈市誓愿寺藏


俊艿与律宗:


继荣西禅师将宋代新书风传入日本的还有京都泉涌寺的开山祖师不可弃俊艿(1166-1227),他于日本正治元年(1199)入宋,在天台山研修律宗长达十二年之久,于建历元年(1211)返回日本。俊艿在儒学方面很有深造的造诣,作为新兴的程朱理学和律宗的重要传播者在日本汉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时也为禅林墨迹带来了巨大影响。他在回国之际携带大量的佛家及儒家经典,以及法帖、御笔、堂贴、碑文拓片等,为日本新文化的摄取和书坛的振兴不遗余力。他为泉涌寺题写的《劝缘疏》,深得山谷遗韵同时又流露出他超凡脱俗的性格,博得后鸟羽天皇的器重及朝野人士的钦佩。他的手札更具有一种率意豪爽的性格,通篇气势相连,点画虽有山谷书风的痕迹,但不失强调自己内在的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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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俊艿笔《泉涌寺劝缘疏》镰仓时代承久元年(1219)40.6×296.0 cm 京都市泉涌寺藏


道元与曹洞宗:


此外,还有日本曹洞宗开山祖师道元(1200-1253),他于1223年随明全禅师入宋求法,向天童山如净禅师学曹洞宗,于1228结束了五年的留学生涯返回日本。初住建仁寺,后住宝林寺,最终创建永平寺,遂成为日本曹洞宗的鼻祖,为曹洞宗的兴隆竭尽全力。他34岁时书写的力作《普劝坐禅仪》墨迹,在端正质朴的书风中,可以窥见出黄山谷及宋高宗书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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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普劝坐禅仪   道元笔  天福元年(1233)

纸本墨书   28.8×319.cm   福井县吉田郡平寺藏


圆尔弁圆的墨迹:


圆尔弁圆(1202—1280),字圆尔。俗姓平,骏河(今静岡县)人。镰仓中期的临济宗禅僧。自幼学习天台宗,十八岁时出家住圆城寺,在东大寺受戒。嘉祯元年(1235)入宋,先到遐尔闻名的佛教胜地——宁波的太白山麓的天童寺参曹源的弟子疵绝道冲,又到临安(今杭州)的天竺寺从柏庭善月受天台教法。其后,由退耕德宁的引荐,到径山寺拜无准师范为师,侍奉左右,并成为嗣法弟子。南宋淳祐元年(1241)四月,圆尔满怀着恩师的殷切期待,结束了长达六年的留学生活而学成归国。


日本,历住崇福寺、承天寺。此后,两寺提升为官寺,他又在京都东山月轮别墅处模仿宋朝的径山寺,建立起规模等同于东大寺和兴福寺之和的东福寺。东福寺的寺名就是从这两寺的寺名中各取一字而成的。圆尔被推为开山祖。寺院按禅寺格式设七堂伽蓝,祀禅宗祖师像,设真言八祖像,天台六祖像及秘宗传法灌顶的道场。由此可以看出东福寺在其性质上是重修禅宗,同时兼修天台、真言二宗。圆尔于日本弘安三年(1280)十月十七日入寂,享年79岁。花圆天皇赐他“圣一国师”的諡号。圆尔弁圆的《遗偈》,是其墨迹的代表作。


《遗偈》

“利生方便七十九年,欲知端的,佛祖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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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圆尔遗偈  弘安三年(1280)  

纸本墨书  35.5×77.6cm  京都市东福寺藏


在禅僧的墨迹之中,“遗偈”最可表现禅师的性格,他将一生所追求的事业用一首偈语来作最后的表白,体现出坦然乐观地面对死亡,干净利落,不喜托泥带水,与其宗风相吻合。禅师在弥留之际,精神恍惚,虽笔法苍劲老辣,但早已不计工拙,在略带几分稚气的书法结构中,仍感受到七十九年来的风雨沧桑。


圆尔著有《三教要略》,《十宗要道》,《坐禅论》以及由弟子虎丘师鍊校纂的《圣一国师语录》等。圆尔生前为东福寺制定了寺规,必须选任弟子中有优秀品质及有大“器量”者,才能担当寺院住持的重任。圆尔门下著名的弟子及法孙痴兀大慧(1229—1312)、乾峰士昙(1285—1361)、大道一以(1292—1370)、白云慧晓(1228—1297)等都有入宋学禅的经历,且都留下了珍贵的遗墨。其门派在古代日本禅宗24派中称为“圣一派”,以东福寺为中心而幅射全国,拥有众多的寺院和信奉者成为五山禅寺的主流派。圆尔作为东福寺的开山祖师,在日本文化史上,为宋学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宋元时代归化禅僧墨迹


随着中日两国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日宋贸易的船只往来穿梭,海上交通不断,宋代的新文化也被带到了日本。此时僧侣之间的相互往来也最为颁繁。当时不仅有日本到中国来的留学僧、学者,宋代高僧也不断地东渡日本传教。他们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比起在中国短期修行的入宋僧来更具有魅力。作为宋代禅僧的墨迹,在日本享有殊荣的是圆悟禅师的临济宗杨岐派系统。如前所述,圆悟禅师的门下有虎丘绍隆和大慧宗杲两大学派,而虎丘绍隆的再传弟子密庵咸杰门下又涌现出松原崇岳、破庵祖先和曹源道生“三杰”,鼎足而立,为宋代禅僧之最。此外,属于这个法系的著名高僧还有无准师范、痴神道冲、虚堂智愚、古林清茂等人,他们都留下了受宋代尚意书风影响的高格调墨迹作品。然而,给予日本镰仓时代以直接影响的却是他们的弟子或法孙——兀庵普宁、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大休正念、清拙正澄等赴日人籍的宋元归化僧。他们向日本传入临济禅法,移植宋代的禅宗丛林制度及宋明理学,对弘扬中国的先进文化以及对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兀庵普宁(1197—1276),宋西蜀(四川省)人。早年出家,后参谒明州阿育王山无准师范禅师并成为嗣法弟子。景定元年(1260),应日本京都东福寺圆尔弁圆的邀请,怀着“亡宋”之痛,毅然东渡日本。先后住博多圣福寺、京都东福寺。后应执政官北条时赖的邀请,住镰仓建长寺,成为第二世主。他在日六年间,与僧俗相交融洽,倍受世人尊重,对弘扬宋代纯粹禅风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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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兀庵普宁墨迹  与东岩慧安尺牍 

宋咸淳六年(1270) 彩笺墨书  29.1×58.8cm

奈良国立博物馆藏


其墨迹代表作有《法语》、《与悟空敬念尺牍》、《致本觉上人尺牍》、《大慧宗杲答吕舍人法语》、《与东岩慧安尺牍》等,由此可以了解兀庵普宁禅师在日期间的交游关系。在众多尺牍的墨迹中,透露出一股典雅纯正的宋代书风,用笔率意自然,毫无做作之态,法度严谨而不显局促,笔势流畅而不见轻滑,在宋代高僧墨迹中也堪称一绝。


兰溪道隆(1213一1278),俗姓冉,讳道隆,道号兰溪。四川省涪江(今重庆市)人。承继临济宗临济宗杨岐派无明慧性(1162—1237)的法嗣。日本宽元四年(1246)年三月,兰溪由入宋僧月翁智镜的引荐,接受日本镰仓幕府的邀请,携弟子义翁绍仁、龙江应宣等人赴日,这可以说是中国禅僧赴日的第一个代表团。当时受到执政者北条时赖的厚遇,兰溪道隆遂成为建长寺的开山祖师。现藏在神奈川常盘山文库的“讽诵文”和京都大德寺所藏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酷似张即之的书法,点画精到稳健,在当时禅僧中可谓鹤立鸡群,比起日本的禅僧来确有更扎实的功力和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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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兰溪道隆墨迹《看经榜》  镰仓时代  

纸本墨书  32.4×95.2cm  神奈川 常盘山文库藏


兰溪道隆在日圆寂后,应北条时宗的邀请,无学祖元(1226—1286)也携带着中国传统的儒家与道家经典和法帖等奔赴东瀛。他为日本京都相国寺挥毫题写的“与一翁院豪偈”巨幅卷轴,显示出豪爽明快的禅宗风格。他为建长寺书写的《讽诵文》,书法端庄,温润厚重,老笔劲健,即有宋代书风天真烂漫之趣,又有他自身清明豪放的人格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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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无学祖元墨迹 偈语(全四幅,此第一幅)  

弘安二年(1279)  纸本墨书 各 86.1×36.4cm

京都相国寺藏


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号一山,台州临海人。日本正安元年(1299)六月,他作为元朝的外交使节赴日本博多,抵达日本九州太宰府。或许是他带着元朝致日本诏书的缘故,日本镰仓幕府怀疑他是元朝派来的间谍,将他谪居到伊豆半岛,幽闭于修禅寺。在解除对他的误解之后,历住建长寺、圆觉寺、净智寺,以其宗教界的崇高威望和学识渊博而赢得了后宇多法皇为首的皇室、贵族的青睐与皈依,并培养了一大批五山禅林中的显赫人物。他在京都将宋代尚意书风的禅意融合于朱子学说,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山博学多识,长于诗偈和草书。现存名作“雪夜作”、“六祖偈”、“法语”等墨迹,奔放自在,直追晋唐风范,清妍洒脱的书风,为世人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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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一山一宁墨迹  雪夜作  镰仓时代 

  纸本墨书 85.2×41.4㎝ 京都建仁寺藏


大休正念(1215—1289),号大休,浙江永嘉人。早年随杭州灵隐东谷妙光禅师学曹洞禅法,后游历诸寺后,向径山松源派石溪心月禅师学临济教义并承其法嗣。南宋咸淳五年(1269)元兵南侵,局势动荡,此时正逢住日本建长寺主持兰溪道隆之邀,随即奔赴日本传法。兀庵普宁圆寂后,遂成为建长寺第三世主。在日二十年间,为镰仓禅宗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日本正应二年(1289)七十四岁时圆寂,日本伏见天皇赐谥“佛源禅师”号,其法系称佛源派。传世墨迹有《舍利启白文》、《尺牍》等。从《尺牍》中,透露出建长寺第二世主无学祖元圆寂的具体日期,颇有禅宗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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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大休正念墨迹 尺牍  镰仓时代弘安九年(1286)

纸本墨书  35.4×100.3㎝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清拙正澄(1274—1339)为元代屈指可数的名僧,52岁时应日邀请,历住镰仓、京都诸大寺院,将中国禅林规章仪式传人日本,对于武士的教化等方面,给予禅林界巨大影响。今藏松永纪念馆的《秀山别称偈》、《与无著良缘偈颂》、《骑牛祖师图赞》等遗墨,其鲜明的个性和浓郁的韵味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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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清拙正澄墨迹  遗偈历应二年(1339)  纸本墨书  

36.5×92.4cm  神奈川常盘山文库藏


四、日本中世纪本土僧墨迹


由于中日两国高僧络绎不绝的交往,宋代的新文化也在不断地输入到日本。宋代高僧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书艺赢得了日本禅林界及书坛的瞩目与青睐。于是,与“和样书法”迥异的禅宗墨迹,一跃成为书坛的主流,它培育在以禅苑为中心而兴起的学问与艺术的土壤里,同时也表明了宋元书风经禅僧之间的往来已经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经过长时期的同中国往来,日本逐渐汲取中国的新文化,经过咀嚼和醇化,终于育成和造就了本土高僧的艺术,涌现出梦窗疏石、虎关师炼和宗峰妙超三家禅林精英。这三家都没有航渡中国的经历,却留下了具有日本民族特性的墨迹。


京都天龙寺开山祖师梦窗疏石(1275-1351)是一位对日本中世禅林及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都产生深刻影响的临济高僧,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擅长草书,师事一山一宁,富有淡泊、清高、优美、古雅的日本情调。门下有春屋妙葩、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著名高僧。他们对后来的五山文学给予很大的影响。梦窗的代表墨迹有写给春屋妙葩的“春屋号并偈”,体现了他那深厚的学识与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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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梦窗疏石墨迹  春屋号并偈   贞和二年(1346)纸本墨书

号34.1×77.7 cm   偈35.2×74.3 cm  京都市鹿王院藏


作为五山文学的泰斗虎关师炼(1278—1346)也曾钻研过黄山谷的书法,从日本东福寺所藏的力作《进学解》残本四幅中,也能窥出一山一宁笔法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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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虎关师炼墨迹 《进学解》  镰仓时代 纸本墨书 31.1×100.0 cm   京都市东福寺灵光院藏


大德寺开山祖师宗峰妙超(1282—1337),幼年时期曾沉浸在和样书法的探索上,步人中年后,在钻研唐宋典籍的过程中,开始致力于宋代书法的借鉴与吸收。日本大德寺塔顶真珠庵秘藏的《看经榜》墨迹,痛快之感,堪称日本墨迹中的精品。由此,我们在禅宗墨迹的书写态度上可以看出没有像写经那种严格的规定和对书家个性的限制,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纯正的宗教情操,而在书写时又表现出极大的随意、自然、天真烂漫的情趣,多以抒情遣兴的行草书来表达适意的性格。在禅僧的墨迹里边,我们看不到雷同的倾向和拘谨作态的性格。禅僧的墨迹,它舍弃了表面上的法度与技巧,而追求、景仰禅意中的心境美、气魄美,它所崇尚的简洁、孤高,幽玄、脱俗的作风,正与禅僧在宗教上的笃信和茶禅一味的综合体。面对佛教文化的传人,由于中日两国接受的基线不同,因此,移入的程度也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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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宗峰妙超墨迹   印可状  元德二年(1330)

纸本墨书   66.7×61.8cm    京都市妙心寺藏


日本由于主体文化的脆弱和肤浅,致使原生文化在文化交往中湮没于大量的文化分化与重新组合之中,佛家思想意识渗透到日本人的心灵深处,影响着日常的文化与生活。因此,“墨迹”在日本备受青睐,而在中国却遭到冷遇,在这一点上,恐怕是佛教与儒教在审美上的差异所致。


在这个时代的中日两国文化交往中,禅僧始终扮演着文化传播媒介的角色,他们既是神秘的思想家,同时又是著名的学者和富有个性的艺术家,他们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纽带,也是和平友好的使者。


在中日书法比较中,我们也发现,日本列岛虽然本民族文化根基薄弱,在特定文化环境中长期依赖和借助外来文化发展,却造就了民族的开放意识和民族本位意识,在摄取外来先进文化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自觉性。在重现实、重实用的文化心理方面,又表现出消化异质文化而转化为民族特有文化的超凡能力。在对中国书法的吸收与借鉴方面,也确乎如此。


中日两国禅僧之间的相互往来,促进了日本书道事业自身的发展,禅林成为交流学问与艺术的园地。日本禅僧们始终有机会同中国上流社会的先进文化相接触、相默契。苏、黄、米为首的尚意书风一直在影响着频繁往来的日本僧侣的书法。这些高僧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日本书法走向近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者:韩天雍,浙江工商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古文字书法创作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甲骨文学会会长、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硕博学位论文通讯评议专家、日本岐阜女子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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