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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个后人建构起来的诗歌流派，“江湖诗派”概念最早由清人明确提出，其具体内涵经历了四库馆臣的卑下“风格论”至民国学者的《江湖集》“书籍论”转向。当代学界围绕“江湖诗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讨论，但对于一个相对稳固的学术术语，我们应该尊重它的传统意义，同时又要看到它带来的学术盲区，我们主张将“江湖诗派”的内涵缩小化，凸显其社会身份上的游士诗人特色和诗歌风格上的“晚唐”趣向。就南宋中后期诗坛的整体图景来看，只有在充分认识当时“士大夫”诗人群体诗学特质的前提下，“江湖诗人”的独特指称和重要意义才能得到彰显。 关键词：江湖诗派 《江湖集》 江湖诗人 南宋中后期诗坛
若要讨论中国诗歌史特别是宋代诗歌史，“江湖诗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且这个话题曾是学界热点，至今已经出版了多部专著[1]，随着讨论的日益深入，除了获得许多具体结论外，学界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分歧。如众所知，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江湖诗派”是以游士阶层为骨干的、特点鲜明的诗歌派别，它因杭州书商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不但成员众多，流品芜杂，而且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占据了南宋诗坛半壁江山，甚至有文学史著作认为“广义上的江湖诗人几乎代表了南宋中后期诗坛的整个动向”[2]。但是这个“诗派”又面临许多尴尬，它与“江西诗派”那种有公认的宗派领袖、鲜明的诗歌主张、稳定的创作成员、趋同的艺术风格相比，实在难以揆测规矩，划清边界，标树典型，自立门户，因而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3]。与此同时，这个“诗派”的创作成就普遍较低，除了姜夔、戴复古、刘克庄、方岳几位大家能够创辟开拓，独成一家外，大多数诗人徘徊于前人诗歌藩篱之中，纤琐粗犷的诗风更是为文学史家所贬斥。如此，我们要继续探讨“江湖诗派”，那么就至少面对两个问题：第一，怎么看待“江湖诗派”这个概念术语？其内涵究竟如何？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弊端？第二，“江湖诗人”在南宋中后期诗坛整体图景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扮演何种角色？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些探讨，并请教方家。
首先需要明了的是，“江湖诗派”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是一个后人建构起来的诗歌流派称谓，而非宋人自己提出或认同的概念，这和宋人自己擘画的“江西诗派”完全不同。对江湖诗人群体的存在，晚宋时人虽已有所认识，大量文献都提到了“江湖诗人”、“江湖诗友”、“江湖社友”、“江湖诗客”等，笔记诗话如黄震《黄氏日钞》、严羽《沧浪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叶寘《爱日斋丛钞》，诗词文集如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李昴英《文溪集》、方回《瀛奎律髓》《桐江集》《桐江续集》、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均有相关记录，但都是指一般的下层诗人群体，并未视其为诗歌“流派”。[4] 元、明两朝议论宋诗，亦鲜有视宋末江湖诗人专为“诗派”者。元初陆文圭《墙东类稿》论南宋诗坛曰：“渡江初，诚斋、放翁、后村号三大家数，其余江湖诗人，一联半句，虽是小家数，亦有过人者。”[5]其中“江湖诗人”云云略等于“诗坛小家数”，无任何派别意识。戴表元《剡源集》用“江湖”二字非常频繁，除了“江湖骚人”、“江湖诗客”之外，尚有“江湖之名儒”（卷六《晚香堂记》）、“江湖之羁客”（卷八《方使君诗序》）等称呼，可见“江湖”只是与“庙堂”相对待的概念，亦不涉诗风诗派。元代吴澄《董震翁诗序》所言的“吾乡董震翁新学诗，观其古近体一二，不选、不唐、不派、不江湖”[6]，他将文选体、唐音、江西派、江湖相并列，从全文语境来看，似是以时代诗风而论，对应于魏晋、唐代、北宋和南宋。稍带诗歌体派色彩的，是元代张之翰《西岩集·跋王吉甫直溪诗稿》，其云： 近时东南诗学，问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灵；不曰四灵，必曰江湖。盖不知诗法之弊，始于晚唐，中于四灵，又终江湖。 这里将晚唐、四灵、江湖相并列，乃着眼于诗风，是诗学意义上的称法，已非前人从社会身份和地位出发的概念，然终究还未从概念指称上提出“江湖”为一派。与此相类的还有元末明初的唐桂芳复述方回论述，言“其格卑者为四灵、江湖之习，委靡纤弱，脂韦蒲苇，不古而发也”[7]，也已关涉诗歌品格。但这些都还停留在印象概括层面，并无视“江湖”为独立的“诗派”之意。
学界早已指出，明确提出“江湖诗派”一词者，目前能最早追溯到清初曹溶（1613-1685），他在《诗家鼎脔序》中云：“宋季江湖诗派，以尤、杨、范、陆为大家，兹选均不及，稍推服紫芝、石屏、后村、仪卿，其余人各一二诗止，隘矣。”然细味此文，曹溶所谓的“江湖诗派”似竟囊括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中兴四大家”，与我们现在的概念还相去较远。 其后，成书于1681年之后[8]的吴乔（1611-1695）《围炉诗话》云：“宋时江西宗派专主山谷，江湖诗派专主曾茶山。”[9]在《逃禅诗话》中，他也说：“古体至于陈隋，近体至于宋之江西派、江湖派，体制尽亡，并才情而失。”[10]就一般文学史常识而言，曾幾是江西诗派在南宋的重要传承人，陆游、杨万里的诗学均受益于他，可见吴乔所言“江湖诗派”、“江湖派”，也与现在的概念不相同。吴乔《围炉诗话》又摘抄了贺裳《载酒园诗话》中“事莫病于伪”一节述宋诗流变，竟也由“曾幾”径接“江湖诗”[11]。吴乔很不喜欢宋诗，在《围炉诗话自序》中就说：“宋人诗集甚多，不耐读而又不能不读，实为苦事……黄公《载酒园诗话》三卷深得三唐作者之意，明破两宋膏肓，读之则宋诗可不读。”可见他鄙弃宋诗而宋诗观则基本承袭贺裳。我们寻检贺裳《载酒园诗话》，其论“江湖诗”条所列诗人竟是韩元吉、韩淲、戴复古三人。[12]此三人除戴复古为江湖诗人外，韩元吉乃文献、政事、文学的“一代冠冕”，官至礼部尚书；韩淲则是江西派后劲，托为诗坛宗主，均算不上当前学界所说的“江湖诗人”。 由上可以断定，无论曹溶、贺裳还是吴乔，他们心目中的“江湖诗派”乃统指南宋中后期整个诗坛，包括了从曾幾而下的几乎所有诗人，不区分诗风，也不区分社会身份，意涵笼统而模糊，与今日所言的以游士为身份特征的诗派是两码事。[13] 直到乾隆六年（1742），曹庭栋（1700—1785）编成《宋百家诗存》，其中言胡仲参“《竹庄小稿》一卷，古奡不足，清俊有馀，江湖派也。”已然有风格兼派别的涵义。在此书序中也说：“陈黄为西江宗祖，亦学少陵；四灵为江湖领袖，亦学姚贾。”此“江湖领袖”之言，也含诗派意味。曹庭栋的“江湖派”，应该比较接近我们目前所使用的概念。 真正阐扬并广泛运用与现在概念大体一脉的“江湖诗派”者，是稍晚一点的、清代乾隆时期编撰《四库全书》的馆臣[14]。他们在《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广泛使用“江湖诗派”“江湖派”“江湖一派”“江湖末派”“江湖末流”等词语，指代南宋中后期出现的这一特殊诗歌体派。据笔者统计，四库馆臣在《总目》和《简目》两书中使用“江湖诗派”之类的名词57次，涉及典籍48部，主要集中在宋末元初的诗人别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库馆臣是“江湖诗派”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建构者与阐释者。但毕竟馆臣人数不少，各自的思想观念并不完全一致，在阐述问题时立场亦多变化，虽经纪昀统稿，其用词用意仍有参差之处，对“江湖诗派”的评价与判断存在芜杂无归的毛病。比如言“宋之末年，江西一派与四灵一派并合，而为江湖派”（《唐诗品汇提要》），又言“宋末诗人有江湖一派，有晚唐一派”（《月洞吟提要》），概念频出却边界暧昧，态度模棱，不知“晚唐一派”有何新指；又如言“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道园学古录提要》），“南宋季年，文章凋敝，道学一派以冗沓为详明，江湖一派以纤佻为雅隽”（《松乡集提要》），既言“文章”，则不仅诗歌，散文亦有江湖一派，然否非否？且言“南宋末年，道学一派惟以语录相传习，江湖一派惟以近体相倡和”（ 《剡录提要》），则不仅着眼文学，又牵入道学思想，二者并列相谈，立场多变，语境复杂[15]。这些已涉及四库馆臣对整个南宋文学的看法、对诗派与诗派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他们所持的总体文学批评观等问题，牵涉较广，这里暂不讨论[16]。仅就“江湖诗派”概念内部而言，馆臣们总体上似有相对稳定的看法，大致可从诗风评价和成员归属两方面梳理。 首先看馆臣对“江湖诗派”的诗风认识。检视《简目》与《总目》，馆臣认为“江湖诗派”的风格是卑下的，几乎没有肯定之词，如：龌龊之气（《简目·澹斋集提要》）、冗沓琐碎（《简目·芸隐横舟稿提要》）、猥琐之格（《简目·拙轩集提要》）、雕锼细碎（《简目·沧浪诗话提要》）、篇篇一律（《简目·青村遗稿提要》）、猥杂细碎（《简目·唐诗品汇提要》）、刻画琐屑（《简目·涉斋集提要》）、风格未高（《总目·汶阳端平诗隽提要》）、五季衰飒之气（《总目·苇航漫游稿提要》）、寒酸纤琐（《总目·月洞吟提要》）、气含蔬笋（《总目·自堂存稿提要》）、庸沓猥琐（《总目·道园学古录提要》）、以纤佻为雅隽（《总目·松乡集提要》）、酸馅之习（《总目·太仓稊米集提要》）、格意未高（《总目·子渊诗集提要》）、钩棘字句（《总目·中山诗话提要》）、油腔滑调（《总目·三体唐诗提要》）。“江湖诗派”是作为反面的衬托而出现在馆臣笔下，如果有某位宋元之际的诗人诗风尚有可取，就一定是“胜于江湖一派” （论乐雷发）、“不染江湖之派” （论仇远、王寂）、“非江湖末派所及”（论洪焱祖）；即使明确作者乃江湖派中人，也要指出“非江湖诸人所及”（论董嗣杲）。可以说四库馆臣笔下的“江湖诗派”带有浓烈的价值判断色彩，其背后指向的是一种相对固定的、格调不高的、猥琐龌龊的诗风。 再就此派作者而论，馆臣曾明确将一批人纳入派中，而又将一些人排除其外。其中纳入者有：施枢、许棐、宋伯仁、董嗣杲、周文璞、翁卷、苏泂、张端义、周弼、胡仲弓、胡仲参、刘克庄、魏庆之、赵师秀、高翥、陈起；排除者则有：乐雷发、陈杰、王镃、裘万顷。馆臣们虽已明言“江湖派中多游士”（ 简目《雪矶丛稿提要》），但纳入与排除江湖诗派诗人的标准主要仍是诗歌风格，偶尔也依据诗人的身份，如论周文璞 “不详其仕履，盖亦江湖派中人也”（总目《方泉集提要》），论宋伯仁“多与高九万、孙季蕃唱和，亦江湖派中人也（总目《西塍集提要》），论魏庆之“黄昇序称其有才而不屑科第，惟种菊千丛，日与骚人佚士觞咏于其间，盖亦宋末江湖一派也”（总目《诗人玉屑提要》），都是着眼诗人履历身份，不论诗风；但除此三则外，其他诸则都是基于诗风的论述展开，如论施枢“其诗不出江湖派，而大致尚为清婉”，论周弼“其诗风格未高，不出宋末江湖一派”，论刘应时“其诗格力稍薄，去游与万里尚远，而视江湖末派则居然雅音”等，均以诗风之趣尚，判别诗人归属。 综上所述，四库馆臣对“江湖诗派”的认识，总体上可作如下判断：当谈论诗人时，“江湖诗派”代表的是处于民间、下层的身份；当谈论诗歌本身时，“江湖诗派”更多代表的是一种诗风。换言之，四库馆臣的“江湖诗派”概念，主要是基于对流行于宋末的一种诗歌风格的判断而使用的，这种诗风的特点是“以纤佻为雅隽”、“油腔滑调”、“冗沓琐碎” 、“寒酸纤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馆臣们才会说南宋初年的章甫“其诗已逗江湖派”，周紫芝“无江湖末派酸馅之习”，元代的杨公远“其诗不出江湖诗派”，金涓“其诗沿江湖末派”，甚至清代的厉鹗也“绝不染南宋江湖末派”，因为只有“江湖诗风”可以超越时代而流播，和“江湖体”的概念相类，而非一个稳固的诗歌派别。如果这种判断可以成立，那么则可以进一步说：四库馆臣笔下的“江湖诗派”，其实所指主要是南宋中后期那批诗歌创作风格总体表现较为卑下的诗人群体以及他们的代表诗风。 四库馆臣这种基于卑下的诗歌风格认识，并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而运用“江湖诗派”的角度，是其后清代文学批评家最具代表性、最典型的做法。在四库馆臣之后，清代几乎无人再对“江湖诗派”做出新的阐释。如谢章铤（1820-1903）谈闽地诗派“不比江西派之粗犷，江湖派之委琐”[17]，朱庭珍（1841-1903）叙述宋诗发展“江湖一派，鄙俚不堪入目”[18]，王礼培（1864-1943）论诗则云“自南渡之末，渐入江湖一派，蔬笋气重”，李慈铭（1830-1894）甚至说“国之将亡，江湖派出，故唐宋元明之季，皆各有一江湖派，为山林村野畸仄浮浅之人所讬”。如此等等，都将“江湖诗派”划定在诗风卑下的框框之中评论，大体在四库馆臣的意见笼罩之下；或者也可以说，四库馆臣的看法非私见也，乃清代学界一时之公论。
天津图书馆藏 清光绪十年刻本《赌棋山庄文续集》卷二
我们今日之研究当然不必“是馆臣之是，非馆臣之非”，但是有鉴于“江湖诗派”是后人建构的一个指称，而四库馆臣可谓此概念的奠基者，故不得不辨析于上。此后学界再言“江湖诗派”，必先究馆臣意见，方得其源。
二十世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江湖诗派”概念的使用与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表现出与清代学人不一样的面貌。考察自1904年黄人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开始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其中叙述南宋诗歌的部分对晚宋诗坛都较为忽视。如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张之纯《中国文学史》（1918）、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1925）、李振镛《中国文学沿革概论》（1925）、葛遵礼《中国文学史》（1930）、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1931）、刘麟生《中国文学史》（1932）、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1935）、钱基博《中国文学史》（1939）均无一论及“江湖诗派”。这一方面表现出民国学术对南宋中后期诗坛的轻视与研究不足，另一方面也侧面说明“江湖诗派”这一概念在民国学界还未得到广泛认同与使用。如刘麟生《中国文学史》（1932）第七编第四章论宋诗特标“宋诗之派别”，仅到四灵为止；而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1934）虽已及《江湖集》并论到“其时江湖之士之好为吟咏者，或步武四灵，或取法杨陆，或源出香山，各适其性，各有其体”[19]，也依然只谈“江湖之士”，不言“江湖诗派”。有些论著提到了“江湖诗派”，却一言带过，新意无多。如刘毓盘《中国文学史》（1924） 论南宋诗歌：“诗至南宋而宗派之说起，宗黄庭坚者号‘西江派’，宗邵雍者号‘濂洛派’，一变而为‘江湖派’，再变而为‘四灵派’，生硬浅陋，盖弊极而不可复焉。”[20]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3）也一笔带过：“往后又有号称‘江湖派’的诗人起来，也大都是些低能的作者。”[21]以上均可见民国文学史书写中对“江湖诗派”的漠视与轻蔑。 但也正是在民国的各类文学史与研究著作中，“江湖诗派”的定名与内涵开始发生重要转变，甚至可以说完全改变了四库馆臣奠定的纯粹以诗风作为考察因素的基调，转而开始依附无法考知真貌的《江湖集》[22]来阐释“江湖诗派”。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出版于1930年的宋诗研究专著——胡云翼《宋诗研究》。他在此书中明确说： 江湖派的由来是这样的：最初宝庆初年，有钱塘书贾陈起者能诗，凡江湖诗人，俱与之善，因取江湖之士以诗著者，凡六十二家，刊为《江湖小集》，后来这些《江湖小集》里的作家，都被称为江湖派。（据方回《瀛奎律髓》）[23] 胡云翼虽然也谈诗风，说“继四灵派而起的有江湖派，他们也同样严峻地反对江西诗的作风”[24]，但都未立新意。倒是直接将陈起编刻《江湖集》作为“江湖诗派”由来的观点，代表民国学界最主流的看法。与他同时及稍后的多部研究著作和传统诗话[25]，均将“江湖诗派”的定名与《江湖集》密切关联起来，这与四库馆臣的观点颇不相同。在四库馆臣乃至清代诸人言及“江湖诗派”时，并无任何情况将“江湖诗派”的定名与《江湖集》联系起来[26]，也绝不将《江湖集》所收之人等同于“江湖派”成员。馆臣非但不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还特地将收入《江湖小集》的乐雷发排除出去：“其诗旧列《江湖集》中，而风骨颇遒，调亦浏亮，实无猥杂粗俚之弊，视江湖一派迥殊。”而据胡云翼所言，他的定义乃是“据方回《瀛奎律髓》”，朱东润写于1931年的《述方回诗学》也提及说：“江湖派之原起不见他书，独《瀛奎律髓》注中屡言之。”[27]考察《瀛奎律髓》，他们所据即《瀛奎律髓》卷二十所选刘克庄《落梅》诗下所记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的“梅花诗案”（即“江湖诗祸”）。其实，在这段文字中，方回之言仅仅是史实的呈现，叙述了陈起《江湖集》刊行与“江湖诗祸”的大体状况，并不关涉任何诗派意味。前人当然已将《江湖集》所造成的“江湖诗祸”与江湖诗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从未将此集或此事件与诗歌流派挂钩。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将“江湖诗派”与《江湖集》直接关联起来，是民国学者对“江湖诗派”概念的一次重新阐释与定义。这种定义也成为了后来最为大家广泛接受的说法。自此之后，“江湖诗派”的概念在部分吸收馆臣的“风格论”基础上，转而主要导向了“书籍论”。 民国学者之所以会从四库馆臣的“风格论”转而变成“书籍论”，推测缘由至少可从三点加以考虑： 首先，在中国文学史上，书籍的编撰与文学体派常会发生双向的联系。如《花间集》之于“花间词派”、《西昆酬唱集》之于“西昆体”、《四灵诗选》之于“永嘉四灵”，乃至于因《昭明文选》而有“选体”之称等等，都是因有书籍的编撰而获得独特的命名。也有些已经形成的文学流派，再通过编纂出版书籍来标举自己的主张，明清时诸多的诗歌选集都有类似诗学背景。民国学者的做法，或许只是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以书籍命名诗派，有其合理之处。 其次，《江湖集》的刊行曾经遭遇了著名的“江湖诗祸”，这让它具有了广泛社会影响和文化象征意义。“江湖诗祸”在当时虽然击散了一群反抗政治高压的民间诗人，让包括刘克庄、陈起、曾极、敖陶孙在内的重要诗人遭遇了冤案，但客观上却也将“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推向了历史前台，凸显出民间诗人此时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让《江湖集》及其作者群成为了具有政治文化意义的集合体。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曾经如此推测：“所谓江湖派，并不指当时以明确形态存在的诗派，实际情况是，由陈起所编的诗集，将原本只有松散的横向联系，缺乏总体协调的一群江湖诗人联接起来，而表现为恍如一个诗派存在的假象而已。”[28]强调陈起所刊刻的《江湖集》对后人认识“江湖派”的重要作用，是非常有见地的。 第三，当时的西学东渐之风，直接影响了民国学者对文学现象的观察视角，他们抑或受到西方文学理论书写的影响，带着科学化的思维，倾向于将《江湖集》这个具体可凭的载体，作为考知“江湖诗派”的实际操作和依靠平台，书籍收录成员作为一种相对客观的标准，可以获得较为稳定的依据。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这种将“江湖诗派”与《江湖集》相关联的理解，可能既“过度阐释”了方回《瀛奎律髓》所记材料[29]，也可能与事实有一定差距，设若陈起刊刻出版的系列时人小集不名作“江湖”而命名其他词语，想必不会改变晚宋江湖诗人群体的存在，更不会直接影响这群诗人的诗风，甚至“江湖诗人”的称呼依然流行于世。在这一点上，钱锺书先生的意见值得揣摩。他在给王水照先生的信中说：“江湖诗人之称，流行在《江湖诗集》之前，犹明末之职业山人。”[30]言下之意是：江湖诗人之名，绝非因《江湖集》而获得，乃一时社会之风气使然，陈起作为商人编刻丛书售卖，是因考虑到当时的流行文化，乃取“江湖集”三字冠之而迎合时代风气，并非相反。质而言之，我们当然应该充分估量陈起及其刊刻《江湖集》的行为，在当时江湖诗人中的聚集、联络、推广作用，但也应该指出陈起并不是一个独力掀起时代风潮的书商，乃是当时社会、书肆流行的崇唐诗风的推波助澜者。这从当时多部命名为“江湖集”的别集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如在陈起之前就有杨万里《江湖集》、陈造《江湖长翁集》等书，都展现出南宋时期人们对“江湖”一词充满兴趣。 如果以上笔者对钱锺书先生的意见解读得不错的话，那么民国学者那种径直将“江湖诗派”得名于《江湖集》的说法，就是一种“误读”“误释”。但是，这种“误释”却获得了最广泛的响应，并且沉淀、稳固下来，成为当前通行的“江湖诗派”概念的核心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影响最大的一部古代文学史，即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他没有提“江湖诗派”而是谈“江湖诗人”，可见他的态度是认为江湖诗人尚未够得上流派，但他谈“江湖诗人”依然根据《江湖集》展开，说：“江湖诗人的得名是因南宋中叶后杭州书商陈起陆续刻了许多同时诗人的集子、合称为《江湖集》而来的。”[31]这似乎离真相更远了。因为“江湖诗人”的称呼早就存在于文献，即使特指南宋中后期的中下层诗人的“江湖诗人”也早于《江湖集》的刊刻。于此可见，民国学者对“江湖诗派”概念定义影响之大。后来的“江湖诗派”研究，非但未能发扬四库馆臣开辟的“风格论”传统，反倒久久无法摆脱民国学者“书籍论”的困扰。[32] 经历了一段学术沉默期之后，新时期（1978年之后）的文学史书写成为了我们理解“江湖诗派”概念的直接源头。这一时期随着相关“江湖诗派”的论文与专著的发表[33]，特别是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费君清《江湖派考论》二书的问世，大家也逐渐厘清了一些问题，取得了共识。像具有代表性的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1991）[34]、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1995）[35]、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卷》（1996）[36]、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1999）[37]等文学史著作，虽然表述各异、细节有别，但总体上都认为“江湖诗派”是这样一个诗歌流派：（1）时间在南宋中后期；（2）成员主体是“江湖游士”；（3）得名于陈起刊刻《江湖集》；（4）组织结构松散，诗风大体趋同，而所谓趋同的诗风，主要是追摹晚唐，反拨江西诗派，呈现纤巧风貌，这一点比四库馆臣已经客观得多。以上四点中，除了第三点我们已在上文辨清乃承袭民国学者观点而仍有异议外，其他都可谓达成共识。 综上，自清代曹溶初次提出到当下的文学史写作，一个活跃在南宋中后期，以游士诗人为主体，诗风崇尚晚唐的“江湖诗派”的概念，经过各时期学人的不断阐释与建构，大体在当代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凝定，成为论述南宋诗坛时使用的稳固学术术语。
和传统的诗文评感悟式评论不同，当代学术一直在向规范化、科学化靠拢，因而当学界多次试图定义“江湖诗派”的时候，都会使用一些比较暧昧的词汇，如“流品很杂”、“成分复杂而且没有组织形式”、“十分庞杂”等等，这其实已经展现出这个所谓的诗派难以定义的尴尬。故而，与“江湖诗派”概念凝定相随的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否定“江湖诗派”的声音也从未断绝（如本文首页注三所列）。持肯定说者，坚持认为不可用西方科学化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古代的诗歌流派，必须要考虑传统的表述[38]；持否定说者则认为，即使用宽泛的流派规范去衡量“江湖诗派”，也无法清晰描述这个流派的复杂情况，不符合一般理论上文学流派的要求，应当完全推翻“江湖派”之说。笔者也曾经持否定说，认为“江湖诗派”并不具备成为诗歌派别的基础，但经多年思索，认为与其全盘推翻已经广泛使用的学术概念，不如对这个概念进行修正与完善。 我们知道，古典文学领域中的一个文学命题或流派名称，按照现代学术理念和西方学科意识的要求去审读它，一般都不具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当我们反思这些名称时，最易看到它们陈陈相因带来的积弊，从而轻率地加以否定，连同它们的积极意义与学术内涵一并摈弃。但是，这样的命题或名词，许多时候却恰恰反映出文学发展中新质因素的出现与凸显。一个理论概念或学术术语就好比文学作品中的“意象”，它具有因袭性、层累性，乃至多义性，它的背后与学术史上相关问题形成了互文关系，是由多方学术思想碰撞、交融之后凝结而成。循此思路，我们不妨先看“江湖诗派”这个概念到底凝聚了哪些学术史眼光中的新质因素，具有何种积极意义。 首先，“江湖诗派”自四库馆臣始即是一种特殊诗风的概括，代表了宋诗发展至南宋中后期时求新求变的诉求，这种崇尚晚唐、气度狭小而时有浮浅、粗率之弊的诗风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总体上反映出宋诗发展在经历了江西诗风的浸润之后遭遇的困境，宋诗“变唐”的努力进入了徘徊期与沉淀期，宋人诗学趣味在高举复古旗帜的同时，指向了雅与俗共生共振的新方向。 其次，“江湖诗派”的命名凸显了南宋中后期游士阶层作为新兴诗人群体的价值，江湖游士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参与诗歌的创作，在文学史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游士历朝都有，游士诗人也代不乏人，但如此数量的游士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力量，却是南宋中后期的独特现象，以他们的身份特征来命名诗人群体，特别彰显出这种现象的重要性。 复次，正是因为南宋中后期的游士诗人群体在诗学师承、创作风格、政治态度、处世心态、生活状态、审美趣味上都有着非常复杂的表现，各自的诗歌成就又并不太高，他们作为个体在文学史上几乎难以获得特别的关注，而“江湖诗派”的名称可以将个体的力量整合在一起，在诗文评和文学史书写中，起到了以简驭繁的作用，同时也提供了把握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便捷途径。 最后，民国学者将陈起的《江湖集》与“江湖诗派”挂钩，虽未得其髓，但提出了解释文学现象的新角度——出版。纵观中国文学史，在此之前并没有哪个文学现象能像江湖诗人群体那样和书籍出版结合得这般紧密，而特别值得考虑的是，正是在南宋时期，出版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真实可感地影响了当时文学作品的书写与接受。就这一点来说，民国学者对“江湖诗派”概念的“误读”，具有另一层面的价值。 于此可见“江湖诗派”一词具有重要的学术内涵，不可轻易废止。有学者提出可用“江湖诗人群体”来代替“江湖诗派”，这种建议在某些场合可以接受，但“江湖诗人群体”一词只凸显了诗人身份的特殊性，目前尚无概括诗风和提示出版与文学之关系的意味。 然而，认真审视反对“江湖”称派的意见，我们又不得不对它的意涵作某些修正与再阐释。费君清曾提出江湖诗人队伍有五大不同，诗人籍贯不同、师法对象不同、诗歌风格不同、诗人人品不同、诗名大小不同[39]，这五点都是确论，但尚未厘清这个概念的积弊所在。就本人的主张来说，理想的“江湖诗派”概念或可考虑作如下调整： 一、不应该再以严格的文学流派来定位“江湖诗派”，也就是说应该放弃确立宗主、划定成员、标榜理论的惯常思路，转而将其视为一个南宋中后期某种独特诗风的集中体现者，在一定程度上沿袭四库馆臣使用这个概念时的“风格论”。非常明显的是，以严格的文学流派标准衡量，本来就无法定位“江湖”是“诗派”，包括张宏生、费君清诸位先生在内都认同这个观点，但仍有不少学者斤斤于此派领袖是谁，成员多少，实在是矛盾。 二、就某位具体的诗人是否属于“江湖诗派”这个问题来说，应摆脱《江湖集》是否收录某位作家的思路，而以诗风和身份两个因素考量其归属，所谓诗风与身份，无非就是他是不是主要写作“江湖体”的作品，他的社会身份是否属“游士”阶层。相应地，应当区分“江湖诗人”与“江湖诗派”两个概念的异同，前者只是表示诗人身份，而后者在身份之外又添入了诗风因素。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探讨《江湖集》对江湖诗人群体产生的作用及其文学史意义，以及对“江湖诗人群体”中其他诗风的探讨。 三、与上相关，我们不应该以静态的角度来定位“江湖诗派”，它和有《江西宗派图》的“江西诗派”明确划定成员性质迥异，当视其为一个动态不居的文学派别，成员可进可出，随着诗人的主流诗风和社会身份的改变而改变，是一个诗风相对稳定，人员构成有所变化的文学群体。 四、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在摆脱目前所见《江湖小集》《南宋群贤小集》等书名单的基础上，不应该泛化“江湖诗派”的范围，无限扩大它在南宋中后期诗坛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泯灭其他诗人群体的意义。换言之，应该缩小“江湖诗派”的囊括范围，不具备游士身份、不以写作“江湖体”作品为主的诗人，应当视其主要身份和作品风格给予正确的诗史定位。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就当前某种趋向来看，学界几乎将南宋中后期的绝大部分诗人甚至词人都冠上了“江湖”的帽子，“江湖”一词因而也成为了不具有诗学意味，而只是与“庙堂”相对的普泛概念，这种泛化的做法，并不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南宋中后期诗坛走向，看清“江湖诗派”真正的位置。
天津图书馆藏 清嘉庆六年顾修读画斋刻本 《南宋群贤小集九十种》
如果以上所言可以得到学界认可，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对“江湖诗派”作如下界说：所谓江湖诗派，是活跃在南宋中后期的诗人群体，他们创作上主要追摹晚唐，以姚、贾为矩矱，工于五律、七绝，诗风清俊纤巧，用语时有率俗滑薄之弊，《江湖集》所收时人作品，在风格上总体表现出此派诗风特点。这一派的成员以江湖游士为骨干，随着诗人社会身份的转变而时有出入，未可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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