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江湖诗派”概念本身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它又特别具有生命力和辐射力，新时期以来的古代文学史书写只要提到南宋中后期诗坛，必然要以“江湖诗派”作为叙述基点与展开平台。这也带来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即此概念像一束强光那样，在照亮了南宋中后期诗坛图景中游士阶层的诗歌创作的同时，不自觉地遮蔽了它周边的相对暗淡一些的区域，从而使得人们对于整个南宋中后期诗坛完整而真实的图景出现了某种认识偏差，特别是晚宋士大夫的诗歌创作被严重忽视。这种偏差最具代表性的表述之一，就是所谓的“诗人边缘化”[40]。诗人真的在南宋中后期（一般以宋宁宗嘉定元年作为标志年）边缘化了吗？我们不妨检讨一番。
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基本赞同“诗歌边缘化”的表述，[41]而反对“诗人边缘化”的说法。几乎所有持南宋中后期诗人边缘化观点的学者，都看到了以“江湖诗派”为代表的那批中下层诗人在南宋政权中被排斥的遭遇。他们认为由于科举制度的强势、理学的官学化以及诗祸的发生等“反诗”的力量，造成了诗人地位远不如前。晚宋时期不少的材料，确实明确地指出当时的诗人遭遇不好，刘克庄就曾经说：
本朝文治过唐远甚，经义词赋之士，悉尊宠用事，惟诗人遇合者少。内而公卿，外而强大诸侯，穷贵极富，致士满门，类多抵掌谈功名、飞笔作笺记者，未尝容一诗人也。[42]
将诗人描述成完全被抛弃于世的状态。类似的说法还很多，不再引述。但是，这里面涉及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就是“诗人”。什么是诗人？同样先看一则刘克庄的材料，他在《跋刘澜诗集》中说：
诗必与诗人评之。今世言某人贵名揭日月，直声塞穹壤，是名节人也；某人性理际天渊，源派传濂洛，是学问人也；某人窥姚、姒，逮《庄》《骚》，摘屈、宋，熏班、马，是文章人也；某人万里外建侯，某人立谈取卿相，是功名人也。此数项人者，其门挥汗成雨，士群趋焉，诗人亦携诗往焉。然主人不习为诗，于诗家高下深浅未尝涉其藩墙津涯，虽强评，要未抓着痒处。[43]
刘克庄在这里区分了诗人、学问人（学者）、文章人（文人）、功名人（官僚）四种身份，学者、文人、官僚自然也写诗，但并非他眼中的“诗人”，可见诗人是有所特指的。再看宋末遗民郑思肖《中兴集自序》所言：
思肖生于理宗盛治之朝，又侍先君子结庐西湖上，与四方伟人交游，所见所闻广大高明，皆今人梦寐不到之境。中年命于涂炭，泊影鬼区。仰怀理宗时朝野之臣，中夜倒指，尝数一二名相：崔公与之、李公宗勉……阃臣：孟公珙、彭公大雅……名臣：徐公元杰、蔣公重珍……道学：真公德秀、赵公汝谈……文臣：李公心传、洪公咨夔……诗人：徐抱独逸、戴石屏复古、敖臞庵陶孙、赵东阁汝回、冯深居去非、叶靖逸绍翁、周伯弼、卢柳南方春、翁宾旸孟寅、曾苍山几、杜北山汝能、翁石龟逢龙、柴仲山望、严月涧中和、李雪林、严华谷粲、吴樵溪陵、严沧浪羽、阮宾中秀实、章雪崖康、孙花翁惟信。其他贤能名宦、豪杰人物、老师宿儒、仁人义士，僻在遐方异县、深山穷谷，诚匪车载斗量所可尽。如斯诸君子，落落参错天下，当时气焰，何其盛哉![44]
郑思肖回顾了理宗朝的大批“朝野之臣”，并区分身份为名相、阃臣、名臣、道学、文臣和诗人六类。其中名相、阃臣、名臣大抵属于刘克庄所言的“功名人”（官僚），道学则是“学问人”（学者），文臣可看做“文章人”（文人），而刘、郑两人所言的“诗人”概念所指基本一致。郑思肖罗列了一串串名单，在上文所引省略部分就有我们熟悉的晚宋文学家吴潜、王迈、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刘克庄等，但均不在“诗人”之列。核查郑思肖眼中的“诗人”名单，我们看到这批人基本都是江湖之士，类似今日的专业诗人。换言之，在晚宋历史语境中，“诗人”特指那些没有仕进的、专擅诗歌创作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而入仕的高级士大夫即使诗歌写得再好，也不是“诗人”。既然在晚宋时期“诗人”本就已经定义为那些社会边缘的专业诗人，又何来“诗人边缘化”之说？以这样的材料再去印证“边缘化”，恰好落入了循环论证的陷阱。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循环论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江湖诗派”的概念让学界对江湖诗人投注了太多的目光，而忘记了今日之“诗人”与当时之“诗人”是两个概念，毕竟，在今天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把几乎所有留下诗歌作品的士人都视作诗人。而晚宋特殊语境下的“诗人”概念，则强调专业化的诗歌创作者，这一独特的内涵，乃是对集官僚、学者、文人而三位一体的那种宋代典型士大夫的解构，并非诗人的边缘化。
与江湖诗人被“江湖诗派”概念照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中后期那些依然具备“三位一体”典型士大夫特点的诗人被遮蔽了，这批诗人更无所谓“边缘化”之说了。如稍早一点的有裘万顷、危稹、曹彦约（1157—1228）、陈宓（1171—1230）、赵汝鐩（1172—1246）、洪咨夔（1176—1236）、郑清之（1176—1251）、程公许（1182—1250）、杜范（1182-1245）、林希逸（1193—1271）、吴潜（1195-1262）、方岳（1199-1262），稍晚一些的有陈著（1214—1297）、姚勉（1216-1262）等等，他们都是位至中高层的官僚，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参与国家枢纽的运作，这批官僚型士大夫的诗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都并不弱于江湖诗人，只是由于我们囿于成见，一方面将这些诗人中如裘万顷、危稹、赵汝鐩、林希逸、方岳等视为“江湖诗派”的成员，一方面又将陈宓、郑清之、洪咨夔、陈著、姚勉等都排除在诗人之外，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因此在研究视野之外，从而造成了对晚宋诗坛全景的漠视。事实上，只有在以集官僚、学者、文人于一体的“士大夫”照映下，以游士为身份特征的南宋“江湖诗人”才具有特殊的历史意味；可以假设，倘若没有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与游士身份的知识人形成强烈对比，那么像唐代的李白、杜甫又何尝不能算作普泛意义上的“江湖”诗人呢？然而如果将李白、杜甫都理解成“江湖诗人”，恐怕与我们一般的认知出入太大。质言之，承认并强调科举士大夫在自北宋到南宋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重要地位，才是准确理解南宋中后期江湖游士作为新兴诗人群体价值的重要背景和参照坐标。
南宋中后期士大夫的诗歌成就，较之北宋的欧、苏、王、黄自然远远不如，较之南宋前、中期的周必大、范成大、陆游、杨万里也存在差距。此时的士大夫群体，多以官僚或学者的面貌留在历史书写之中，似乎失去了原有的文学光彩，但他们的文学作品数量仍然十分可观，取得的艺术成就亦不可轻视。他们的诗歌虽然在创新性上略显不足，却仍是宋诗艺术嬗变的关键一环，也是晚宋诗坛图景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譬如其中郑清之、洪咨夔、林希逸三人，作为南宋中后期的重要士大夫，郑侧重于官僚身份，洪和林侧重于学者身份，实则诗歌创作均有不俗的表现。
郑清之于嘉定十年（1217）进士及第，后协助史弥远废太子竑，拥立理宗，历官参知政事、右丞相兼枢密使、左丞相等，是晚宋政坛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他的诗作被收入陈起的《江湖集》而留存下来。因其过于突出的政治身份，没有人因此而将他视为江湖诗人。郑清之在政治上极力推崇庆历、元祐，他主导的端平更化，更有“小元祐”之称。他的诗歌也追摹元祐时期的苏黄诗学，我们今日可读到他350余首诗作，无论内容题材还是艺术风格，都表现出与江湖诗人迥异的审美趋向[45]。钱锺书先生在《容安馆札记》中评其作云：“事料广博，机趣洋溢，澜翻不竭，去其驳者滑者，诚斋佳处每一遭耳。”[46]《安晚堂诗集》中的唱酬次韵、以诗为戏、喜好用典、气尚排奡等诗艺特点，明显继承了北宋苏、黄的士大夫诗学趣味，这与郑清之作为高级官员的身份非常吻合。
洪咨夔留下的作品更丰富，超过千首。他于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登第，累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加端明殿学士，为政之暇“研穷经史，驰骛艺文” [47]，撰有《春秋说》三十卷、《两汉诏令》三十卷、《两汉诏令擥抄》一百卷等经史著作，是南宋中后期重要的士大夫。他的诗歌风标卓异，俨然成家，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选其诗作四题五首，入选数量比较可观，并评价其诗作“近江西派的风格，也受了些杨万里的影响，往往有新巧的比喻”，又认为他的《狐鼠》一诗“也许宋代一切讥刺朝政的诗里，要算这一首骂得最淋漓痛快、概括周全”[48]。钱先生在其手稿《容安馆札记》中也曾写道：“舜俞诗事料富有，机调轻快，颇近方秋厓，工巧固远逊，而佻滑之态亦不若其甚，盖西江卷轴稍参以诚斋活法者。”[49]断语非常中肯，点出了他和江西诗风、诚斋活法的继承关系。
比他们稍晚一些的林希逸，因《江湖集》收入了他的《竹溪十一稿诗选》而常被列入“江湖诗派”，实则无论就身份还是诗风而言，都不符合“江湖诗派”的标准。他是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进士，官直至中书舍人，而且著有《易讲》《春秋传》《考工记解》《老子鬳斋口义》《庄子鬳斋口义》《列子鬳斋口义》等学术著作，是典型的官僚、学者、诗人三位一体的士大夫。他的诗歌“槁干中含华滋，萧散中藏严密，窘狭中见纡徐”[50]，总体而言，既表现出善于属辞比事的特点，又能刻画描摹，时有清新之作。钱锺书先生不但在《谈艺录》中极为推崇林希逸“能运使义理语，作为精致诗”，还曾指出：“竹溪诗妥致而能流活，为理语作诗之最工者，庶几以刘潜夫之笔写邵尧夫之旨，刻画风物，亦复新切。”[51]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不容小觑。
这批官僚士大夫的诗作都具有“事料广博”、“事料富有”等特点，继承了以“苏黄”为代表的元祐诗风而又有所损益变化，依然保持了典型宋调“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的传统，其创新性与变革性虽不强烈，却也是对当时空疏轻薄、佻滑狭促的江湖诗风的反拨。正是由于“江湖诗派”概念的强势，使得他们或被忽视，或被错置，从而造成了文学史书写中对南宋中后期传统士大夫诗歌创作的漠视。[52]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南宋理学（或称“道学”）的兴盛和官方化，理学对士大夫阶层乃至全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元学案》等书在叙述南宋学派时，也会将知名士大夫归入某个理学门派，有的学者据此便将这批士大夫全部看作是理学诗人[53]，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钱锺书先生曾经指出“攀附洛闽道学”“乃南宋之天行时气病也”：
山谷已常作道学语，如“孔孟行世日杲杲”、“窥见伏羲心”、“圣处工夫”、“圣处策勋”之类，屡见篇什……曾茶山承教于胡康侯，吕东莱问道于杨中立，皆西江坛坫而列伊洛门墙……名家如陆放翁、辛稼轩、洪平斋、赵章泉、韩涧泉、刘后村等，江湖小家如宋自适、吴锡畴、吴龙翰、毛翊、罗与之、陈起辈，集中莫不有数篇“以诗为道学”，虽闺秀如朱淑真未能免焉。至道学家遣兴吟诗，其为“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更不待言。（参见《宋诗选注》论刘子翚）[54]
正如钱先生所指出的，南宋中后期无论是诗坛领袖还是江湖小家，无论江西末流还是闺秀诗人，大家都可能在诗歌创作中“作道学语”，但这和真正的理学诗人却有质的不同。当时以真德秀（1178-1235）、魏了翁（1178-1237）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家，诗学崇尚“濂洛风雅”，尤为推崇邵雍，俨然理学诗人楷模，这一派诗人甚至被称作“击壤派”[55]。他们的诗歌创作由于风格的平质尚实，内容的议论说理，在艺术层面常被否定，“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56]，却也是晚宋诗歌版图的独特风景。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在序中特别说明其旨趣云：“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57]他曾委托刘克庄协助编选，却与刘克庄在选诗标准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实际上也折射出理学诗人独具一格的审美意趣。毋庸置疑，士大夫阶层中的理学家群体，肯定是南宋中后期不可忽视的诗歌力量，这在金履祥的《濂洛风雅》中更有突出的承传脉络，但如果把沾染了理学色彩的士大夫都视为理学诗人，就未免因太过粗略而模糊了内部的差异。
